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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镛，字序东，号西圃，安徽芜湖人，屡试不第，仍奋志科名，是《范进中举》中“范进”的现实原型。雍正十三年（1735年）中举，乾隆四年（1739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北直武强县（今属河北）知县，山西洪洞县、乐平县（今昔阳县）知县，湖北宜昌府知府。任乐平知县六年间，大力整饬弊政，捐修城署宫祠，创办沾城书院，廉政爱民，“视邑事为家事”，被百姓赞为“清映冰壶、明空玉镜”，并入载县、州、省三级地方志书，成为名重一方的一代名宦。
穷经皓首，屡试不第，为《范进中举》原型
范进是个书呆子，50多岁还屡试不中，一直被岳父胡屠户斥骂为“现世宝穷鬼”“烂忠厚没用的人”。胡屠户多次叹息将女儿嫁了个没用的苦人家，一年连猪油也过不了几次嘴，等等。在这位盛气凌人的岳丈面前，唯唯诺诺的范进毫无人格尊严可言。但最终“文曲星下凡”，考中举人。皓首书生又一下子经不住特大喜讯的刺激而发疯。这段跌宕起伏的情节由于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故事选自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它把延续了1000多年的中国科举制下多数学子的命运作了生动描述，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共鸣。
据考证，《儒林外史》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大都取材于真人真事，有关的故事情节也都事出有因，有案可稽。早在清代，该书首次刻印时，金和（吴敬梓的侄孙女婿，也是提供刻印费用的人物之一）就在《儒林外史跋》中说：书中人物“或象形谐声，或虚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并直称范进士姓陶。这篇流传至今的文章，由于作者与吴家特殊的亲戚关系，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以后又有平步青的《霞外攟屑》等大量清人笔记对《儒林外史》的重要人物作了原型的披露。《霞外攟屑》卷九说：范进的现实原型就是“芜湖陶西圃镛”。
陶镛是清朝乾隆年间芜湖县学（位于今芜湖儒林街）的老秀才、“书痴”，乾隆四年中进士。吴敬梓之所以把他托名范进，是因为古汉语“陶范”一词连用，意指铸造青铜器的陶制模子。范即是陶的廋词，范进是隐指陶镛这样的人竟成了进士。
陶镛的老家在芜湖县陶屋基，他幼年读书发奋，功名心切，由于读书过急，落下痰厥之症，经常发羊癫疯。他的丈人是一个杀猪的屠户。儒林街的菜市场，经常传出“胡屠户”斥骂女婿陶镛的吼声。当陶镛真的考取举人了，胡屠户对他的态度马上又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称这是自己的眼力，等等。女婿高中举人，喜极生悲，突然发疯，是这位平时见了就让女婿发怵的丈人，用一个巴掌把这病医好的。
在《范进中举》中，胡屠户骂范进“尖嘴猴腮”。而陶镛的长相也的确不敢恭维。据他的同年进士庄有恭（乾隆四年状元，历任江苏、浙江、湖北、福建巡抚）在《小仓山房文集》说：陶镛“貌不逾中人，踽踽廉谨，乃其诗若不称其为人者然”。
就在陶镛中举后第二年，即乾隆元年（1736年），吴敬梓路过芜湖并短暂停留。在两位老乡——道士王昆霞、名士朱乃吾的陪同下，游玩了在芜湖极富盛名的儒林街。其时，还在满街争说陶举人。陶镛苦其半生，由发愤读书而读书发疯的事迹，给吴敬梓这位早已对科举制度嫉之如仇的安徽老乡留下了深刻印象。吴敬梓是安徽省全椒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望族，22岁时考取秀才，由于父亲早逝、族人欺负争产而导致他对社会由愤愤不平到厌恶憎恨，并开始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早早将祖产挥霍一空，被乡里作为败家子的典型而“传为子弟戒”。清雍正七年（1729年），已经破产的吴敬梓到滁州府参加科举考试，由于试官听信人们对他“文章大好人大怪”的闲言闲语而不予录收，甚至他屈辱地“匍匐乞收”仍被无情斥逐，从而自尊尽失。如果不是有这些对科举考试和社会现实的切肤之痛，他看待陶镛中举或许更多的会是一份恻隐之心，而不是极尽嘲讽。
事实上，范进中举的故事并不是个案。科举入仕作为学子跻身官场的最重要途径，需要通过县试、府试、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乡试、会试、殿试等数十场考试的层层关卡，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也并不为过。这也就是为什么考场会出现如此多的年迈学子的原因。如著名学者王鸣盛的父亲是一位老秀才（生员），屡试不第，当王鸣盛已入仕做高官时，他仍“扶杖应试”。一次，在他参加生员岁科试时，主考官是王鸣盛的同年，见他入场，便起身作揖道：“老年伯正当婆娑风月，何自苦为？”老人正色道：“君过矣。大丈夫奋志科名，当自得之，若藉儿辈福，遽自暴弃，我甚耻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科广东乡试时，甚至出现了102岁的老生员。像这样一辈子读书、一辈子应试者，在清代不乏其人，白首生童俨然成为一种考场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吴敬梓在创作《儒林外史》时，会将这种现象作为一种典型，大加笔伐的原因。
视县如家，冰壶玉镜，成清代山西名宦
陶镛的科举考试历经坎坷，但前滞后顺，中举后仅四年就进士及第，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后，经过武强县知县、洪洞县知县的历练，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又调任乐平县知县。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离任，陶镛总计在乐平任职六年。
陶镛在乐平的六年，正是地方不平静的六年。据民国《昔阳县志·祥异》记载，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乐平大风，庄稼受损严重；二十三年六月，赵壁、丰稔等村遭受雨雹，庄稼受损严重；二十四年春，大旱数月，至闰六月二十日始有雨。侯家坻、黄得寨等村遭受蝗灾。当年秋冬，即遭大饥荒，每斗米售价五百文，每斗糠售价四十文，百姓被迫外出逃荒。二十五年春，因上年饥馑兼瘟疫大作，死尸枕藉，逃亡过半。
乐平县本来就是穷乡僻壤，加之连年天灾，百姓生活困苦不堪。陶镛以百姓疾苦为己任，遇旱抗旱，逢蝗灭蝗，而且还设法晓谕县绅捐谷施粥，出粟平粜，帮助百姓渡过难关。
陶镛还“周巡四境，采风问俗”，一举革除了常年困扰百姓的柏井驿的弊政，为此，全县士绅公立《陶邑侯德政碑记》，称：“人人感说，户户讴歌，莫不为我公得人庆。” 《乐平县志》还收录了他关于驿务繁苛的一段议论，他说：“柏井驿实为晋东首冲也。……平常无事，办运草豆，稽查马匹，购备食物，悉出于贫僻之区，假诸仆隶之手，而大差经临，用马骡至二三百匹头以至千匹头，茭刍供亿，凌杂纷繁，加之借地行差，多事掣肘，以致送往迎来，官民交瘁。司土者欲抚恤穷檐必至误差，欲逢迎差使必至病民。其间斟酌调济，少不经意，误害实多。噫，杜少陵之石壕吏、元道州之舂陵行，诗歌俱在，良堪三复。”将柏井驿的病民扰民，与揭露赋税繁杂、官吏严刑催逼的《石壕吏》《舂陵行》相提并论，刚直正义之气溢于言表。
陶镛还多次带头捐俸，兴废举坠。据《乐平县志》《平定州志》记载，其历年主要建设有：
自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城墙由于年久失修，多次发生坍塌，动辄十余丈，陶镛带头捐修。
乾隆二十三年，将圮坏的公署二堂左厢房捐俸改建为书屋三间；捐修申明亭；捐修添建文庙东西庑各四间，将棂星门改建为大成坊，添造东西角门，重修泮池、石桥；添建名宦祠、乡贤祠更衣亭；重修文昌书院；重建祭器库，添建乐器库、盥洗所、焚帛所于大殿两廊。
乾隆二十四年，倡捐重修狐突庙显泽龙王祠、风云雷雨等祠；重修育婴堂、八蜡祠、狐公大王庙、蜡神庙。
乾隆二十五年，重修关帝庙。
乾隆二十六年，倡捐重修忠孝祠、节烈祠。
乾隆二十七年，捐俸倡修文庙东经义斋、西治事斋；重修尊经阁、教谕宅、社稷坛、风云雷雨坛、先农坛。
可谓因革创变，琳琅满目。乐平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张鹤云称：“我邑侯芜湖陶公来莅兹土，甫下车，锐以兴废举坠为己任。……邑士民颂召父杜母焉。”百姓称其“秉性慈祥，宽猛互济，其所以抚绥乐邑者美不胜记”。
大力兴学，惓惓乐育，创办沾城书院
陶镛经历过漫长的寒窗苦读，辛苦备尝，因而入仕后，对兴学育士的理解和重视也大异于常人。在担任武强、洪洞知县时，他就“尤以振兴学校为己任”。在听讼审案之余，常常聚集诸生，讲论文义，“为之口讲指画弗倦”“以故两邑爱之如慈母，复戴之如严父焉”。
调任乐平县后，由于乐平地处太行山上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属于冲要县份，“军书旁午，日无宁刻”，但陶镛仍然对兴学育士倾注了很大热情。他曾说：“朝廷设官所以为民，而士为四民之首，薰其德而善良，故教化行实有以补司牧之所未逮。”可见，他不是单纯地为兴学而兴学，还把兴学当作培育风气、化民辅治的一种手段。
文庙中的文昌祠，一直是乐平县历代生员的求学之处。乾隆十九年（1754年），时任知县鹿师祖重修文昌祠，起盖后楼，撤去戏台，并将文昌祠改为文昌书院，但大体上还是县学的延续。陶镛到任仅半年，就着手整修文昌书院，他捐俸银并倡谕绅士募资200余金，重修或添建县学东西斋、明伦堂、尊经阁及教谕宅，使“讲学有地”“莅事得所”。五月兴工，仲秋告竣。他又从生员中选拔优秀学子进入书院读书，亲自校阅课程，日讲指画。光绪《平定州志》卷六“政迹篇”，载其“按月亲课，给饭食以赡生童，镌课卷以示奖励”。陶镛认为，书院之名一般取典于本地人文历史、山川名胜，而“文昌书院”却以神祠命名，“殊不驯雅”。他以乐平县境内有沾山、沾水，“沾水青兰”为县“八景之一”，遂改名为沾城书院。
兴学之要，首在“择师以立之表”，其次“督课以严其规”“奖赏以劝其成”。陶镛在洪洞时，曾聘请浙东名士杨廷杓到洪洞担任其子的私人教师。陶、杨二人在讲学、公务之余，樽酒论文，志趣相投，彼此引为知己。不久，陶镛调任乐平知县，杨廷杓也随同前往，仍为家庭塾师。陶镛在沾城书院，亲自主持课会，每次都要根据学生作文“手定甲乙，多方奖诱”。时间一久，考虑到所辖的柏井驿为晋东第一要冲，军情、驿务常常应接不暇。为了不误学生学业，陶镛先公后私，又捐俸聘请杨廷杓出任沾城书院院长，专任督课之责。杨廷杓叹道：“人情莫不私其子，而君以所期于其子者移而属之一邑，于乐人士意诚厚矣。……予固知君于乐人士期待者又非浅也。”
杨廷杓为了不辜负陶镛“惓惓乐育之意”，搬出县署官舍，吃住在书院，与诸生朝夕相处。乐平虽然地处偏僻，但自古以来敦诗书、悦礼乐，学生目睹老知县又捐俸糈，又葺垣舍，现在又将家庭塾师请来主持书院，更加“爱之戴之，欢欣鼓蹈”。学生谨朴无华，焚膏继晷，陶镛与杨廷杓也循循善诱，悉心授业，学生学业大进，文章灿然可观。一年后，又精选其中30余首上等作文，辑成《沾城书院课艺》，刻版付印，以示鼓励。
清代，县里的生员求学有两条渠道，除书院外还有“县儒学”。县儒学的主持称教谕，其职责是“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并协助知县举行春秋祭孔大典。乾隆二十二年，山西乡宁人乔泽洪与陶镛同期调往乐平县，担任教谕。乔泽洪为恩贡出身，年届七旬，为文坛名宿，也是陶镛振兴沾城书院的得力助手。4年后，乔洪泽致仕归家，陶镛写下《送乔广文归里序》相赠，叙述了二人“一时相得之盛”。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二十五，陶镛就召集诸生会讲督课。“春日方长，扃门气静”，90余位诸生济济一堂。陶镛不禁感慨系之，作诗以纪其胜。诗曰：
春到山城淑气盈，讲堂开处集群英。
岭头畟畟松风起，雪后涓涓涧水鸣。
何意论文当政暇，须知入理在心清。
白岩迥出云霄外，指点前型策后生。
天道酬勤，有志竟成。陶镛在乐平县历经数年苦心孤诣，培育文风，振兴士气，终于收到“风气骎骎日上，频年科甲联登”的效果。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初九重阳节，陶镛携吴鹤亭、沈东湖二位同学登蒙山，题诗曰：
六年宦此逢重九，出谷重登第一峰。
高下原田秋获响，纡回石径藓苔封。
塞鸿乍豁云边眼，霜叶遥霑醉后容。
拟似东坡老居士，归途二客尚余从。
陶镛在知县任上，曾三次被选为山西乡试的同考官，在乡试中协同主考、总裁阅卷，史称其“三聘同考，搜罗称得士”。以后，又调任宜昌府知府，因老病去职，“杜门不妄交接，惟日以诗书自娱”。
余 绪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陶镛的功绩既体现在官职的升迁中，也传布于百姓的口碑中，这在清代乾隆以后的地方志书中历历可见。“临别而思教泽，则沐泽必深；去任而知戴德，则感德倍挚。”光绪《山西通志·名宦录》载：“陶镛，字序东，芜湖进士。知乐平县。精明恺悌。岁旱，劝谕绅士平粜，民食以济。倡修庙学，葺治沾城书院，以次及西门鱼鳞坡并城门，以资保障、利行旅。粮无重耗，讼无停滞。编审升汰公明，士民有‘清映冰壶、明空玉镜’之颂”。甚至2000年版《昔阳教育志》的“人物传”，也是从“陶镛传”开始的。
比陶镛小20多岁的吴敬梓天不假年，年仅54岁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5年后，陶镛调任乐平县，巨细必亲，嘉谋善政，赫然为一代名宦。这与当年芜湖儒林街上那个群口相传的“屠户女婿”形象早已大异其趣。当然，这一切吴敬梓是没法看到了
穷经皓首，屡试不第，为《范进中举》原型
范进是个书呆子，50多岁还屡试不中，一直被岳父胡屠户斥骂为“现世宝穷鬼”“烂忠厚没用的人”。胡屠户多次叹息将女儿嫁了个没用的苦人家，一年连猪油也过不了几次嘴，等等。在这位盛气凌人的岳丈面前，唯唯诺诺的范进毫无人格尊严可言。但最终“文曲星下凡”，考中举人。皓首书生又一下子经不住特大喜讯的刺激而发疯。这段跌宕起伏的情节由于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故事选自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它把延续了1000多年的中国科举制下多数学子的命运作了生动描述，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共鸣。
据考证，《儒林外史》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大都取材于真人真事，有关的故事情节也都事出有因，有案可稽。早在清代，该书首次刻印时，金和（吴敬梓的侄孙女婿，也是提供刻印费用的人物之一）就在《儒林外史跋》中说：书中人物“或象形谐声，或虚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并直称范进士姓陶。这篇流传至今的文章，由于作者与吴家特殊的亲戚关系，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以后又有平步青的《霞外攟屑》等大量清人笔记对《儒林外史》的重要人物作了原型的披露。《霞外攟屑》卷九说：范进的现实原型就是“芜湖陶西圃镛”。
陶镛是清朝乾隆年间芜湖县学（位于今芜湖儒林街）的老秀才、“书痴”，乾隆四年中进士。吴敬梓之所以把他托名范进，是因为古汉语“陶范”一词连用，意指铸造青铜器的陶制模子。范即是陶的廋词，范进是隐指陶镛这样的人竟成了进士。
陶镛的老家在芜湖县陶屋基，他幼年读书发奋，功名心切，由于读书过急，落下痰厥之症，经常发羊癫疯。他的丈人是一个杀猪的屠户。儒林街的菜市场，经常传出“胡屠户”斥骂女婿陶镛的吼声。当陶镛真的考取举人了，胡屠户对他的态度马上又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称这是自己的眼力，等等。女婿高中举人，喜极生悲，突然发疯，是这位平时见了就让女婿发怵的丈人，用一个巴掌把这病医好的。
在《范进中举》中，胡屠户骂范进“尖嘴猴腮”。而陶镛的长相也的确不敢恭维。据他的同年进士庄有恭（乾隆四年状元，历任江苏、浙江、湖北、福建巡抚）在《小仓山房文集》说：陶镛“貌不逾中人，踽踽廉谨，乃其诗若不称其为人者然”。
就在陶镛中举后第二年，即乾隆元年（1736年），吴敬梓路过芜湖并短暂停留。在两位老乡——道士王昆霞、名士朱乃吾的陪同下，游玩了在芜湖极富盛名的儒林街。其时，还在满街争说陶举人。陶镛苦其半生，由发愤读书而读书发疯的事迹，给吴敬梓这位早已对科举制度嫉之如仇的安徽老乡留下了深刻印象。吴敬梓是安徽省全椒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望族，22岁时考取秀才，由于父亲早逝、族人欺负争产而导致他对社会由愤愤不平到厌恶憎恨，并开始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早早将祖产挥霍一空，被乡里作为败家子的典型而“传为子弟戒”。清雍正七年（1729年），已经破产的吴敬梓到滁州府参加科举考试，由于试官听信人们对他“文章大好人大怪”的闲言闲语而不予录收，甚至他屈辱地“匍匐乞收”仍被无情斥逐，从而自尊尽失。如果不是有这些对科举考试和社会现实的切肤之痛，他看待陶镛中举或许更多的会是一份恻隐之心，而不是极尽嘲讽。
事实上，范进中举的故事并不是个案。科举入仕作为学子跻身官场的最重要途径，需要通过县试、府试、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乡试、会试、殿试等数十场考试的层层关卡，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也并不为过。这也就是为什么考场会出现如此多的年迈学子的原因。如著名学者王鸣盛的父亲是一位老秀才（生员），屡试不第，当王鸣盛已入仕做高官时，他仍“扶杖应试”。一次，在他参加生员岁科试时，主考官是王鸣盛的同年，见他入场，便起身作揖道：“老年伯正当婆娑风月，何自苦为？”老人正色道：“君过矣。大丈夫奋志科名，当自得之，若藉儿辈福，遽自暴弃，我甚耻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科广东乡试时，甚至出现了102岁的老生员。像这样一辈子读书、一辈子应试者，在清代不乏其人，白首生童俨然成为一种考场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吴敬梓在创作《儒林外史》时，会将这种现象作为一种典型，大加笔伐的原因。
视县如家，冰壶玉镜，成清代山西名宦
陶镛的科举考试历经坎坷，但前滞后顺，中举后仅四年就进士及第，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后，经过武强县知县、洪洞县知县的历练，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又调任乐平县知县。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离任，陶镛总计在乐平任职六年。
陶镛在乐平的六年，正是地方不平静的六年。据民国《昔阳县志·祥异》记载，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乐平大风，庄稼受损严重；二十三年六月，赵壁、丰稔等村遭受雨雹，庄稼受损严重；二十四年春，大旱数月，至闰六月二十日始有雨。侯家坻、黄得寨等村遭受蝗灾。当年秋冬，即遭大饥荒，每斗米售价五百文，每斗糠售价四十文，百姓被迫外出逃荒。二十五年春，因上年饥馑兼瘟疫大作，死尸枕藉，逃亡过半。
乐平县本来就是穷乡僻壤，加之连年天灾，百姓生活困苦不堪。陶镛以百姓疾苦为己任，遇旱抗旱，逢蝗灭蝗，而且还设法晓谕县绅捐谷施粥，出粟平粜，帮助百姓渡过难关。
陶镛还“周巡四境，采风问俗”，一举革除了常年困扰百姓的柏井驿的弊政，为此，全县士绅公立《陶邑侯德政碑记》，称：“人人感说，户户讴歌，莫不为我公得人庆。” 《乐平县志》还收录了他关于驿务繁苛的一段议论，他说：“柏井驿实为晋东首冲也。……平常无事，办运草豆，稽查马匹，购备食物，悉出于贫僻之区，假诸仆隶之手，而大差经临，用马骡至二三百匹头以至千匹头，茭刍供亿，凌杂纷繁，加之借地行差，多事掣肘，以致送往迎来，官民交瘁。司土者欲抚恤穷檐必至误差，欲逢迎差使必至病民。其间斟酌调济，少不经意，误害实多。噫，杜少陵之石壕吏、元道州之舂陵行，诗歌俱在，良堪三复。”将柏井驿的病民扰民，与揭露赋税繁杂、官吏严刑催逼的《石壕吏》《舂陵行》相提并论，刚直正义之气溢于言表。
陶镛还多次带头捐俸，兴废举坠。据《乐平县志》《平定州志》记载，其历年主要建设有：
自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城墙由于年久失修，多次发生坍塌，动辄十余丈，陶镛带头捐修。
乾隆二十三年，将圮坏的公署二堂左厢房捐俸改建为书屋三间；捐修申明亭；捐修添建文庙东西庑各四间，将棂星门改建为大成坊，添造东西角门，重修泮池、石桥；添建名宦祠、乡贤祠更衣亭；重修文昌书院；重建祭器库，添建乐器库、盥洗所、焚帛所于大殿两廊。
乾隆二十四年，倡捐重修狐突庙显泽龙王祠、风云雷雨等祠；重修育婴堂、八蜡祠、狐公大王庙、蜡神庙。
乾隆二十五年，重修关帝庙。
乾隆二十六年，倡捐重修忠孝祠、节烈祠。
乾隆二十七年，捐俸倡修文庙东经义斋、西治事斋；重修尊经阁、教谕宅、社稷坛、风云雷雨坛、先农坛。
可谓因革创变，琳琅满目。乐平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张鹤云称：“我邑侯芜湖陶公来莅兹土，甫下车，锐以兴废举坠为己任。……邑士民颂召父杜母焉。”百姓称其“秉性慈祥，宽猛互济，其所以抚绥乐邑者美不胜记”。
大力兴学，惓惓乐育，创办沾城书院
陶镛经历过漫长的寒窗苦读，辛苦备尝，因而入仕后，对兴学育士的理解和重视也大异于常人。在担任武强、洪洞知县时，他就“尤以振兴学校为己任”。在听讼审案之余，常常聚集诸生，讲论文义，“为之口讲指画弗倦”“以故两邑爱之如慈母，复戴之如严父焉”。
调任乐平县后，由于乐平地处太行山上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属于冲要县份，“军书旁午，日无宁刻”，但陶镛仍然对兴学育士倾注了很大热情。他曾说：“朝廷设官所以为民，而士为四民之首，薰其德而善良，故教化行实有以补司牧之所未逮。”可见，他不是单纯地为兴学而兴学，还把兴学当作培育风气、化民辅治的一种手段。
文庙中的文昌祠，一直是乐平县历代生员的求学之处。乾隆十九年（1754年），时任知县鹿师祖重修文昌祠，起盖后楼，撤去戏台，并将文昌祠改为文昌书院，但大体上还是县学的延续。陶镛到任仅半年，就着手整修文昌书院，他捐俸银并倡谕绅士募资200余金，重修或添建县学东西斋、明伦堂、尊经阁及教谕宅，使“讲学有地”“莅事得所”。五月兴工，仲秋告竣。他又从生员中选拔优秀学子进入书院读书，亲自校阅课程，日讲指画。光绪《平定州志》卷六“政迹篇”，载其“按月亲课，给饭食以赡生童，镌课卷以示奖励”。陶镛认为，书院之名一般取典于本地人文历史、山川名胜，而“文昌书院”却以神祠命名，“殊不驯雅”。他以乐平县境内有沾山、沾水，“沾水青兰”为县“八景之一”，遂改名为沾城书院。
兴学之要，首在“择师以立之表”，其次“督课以严其规”“奖赏以劝其成”。陶镛在洪洞时，曾聘请浙东名士杨廷杓到洪洞担任其子的私人教师。陶、杨二人在讲学、公务之余，樽酒论文，志趣相投，彼此引为知己。不久，陶镛调任乐平知县，杨廷杓也随同前往，仍为家庭塾师。陶镛在沾城书院，亲自主持课会，每次都要根据学生作文“手定甲乙，多方奖诱”。时间一久，考虑到所辖的柏井驿为晋东第一要冲，军情、驿务常常应接不暇。为了不误学生学业，陶镛先公后私，又捐俸聘请杨廷杓出任沾城书院院长，专任督课之责。杨廷杓叹道：“人情莫不私其子，而君以所期于其子者移而属之一邑，于乐人士意诚厚矣。……予固知君于乐人士期待者又非浅也。”
杨廷杓为了不辜负陶镛“惓惓乐育之意”，搬出县署官舍，吃住在书院，与诸生朝夕相处。乐平虽然地处偏僻，但自古以来敦诗书、悦礼乐，学生目睹老知县又捐俸糈，又葺垣舍，现在又将家庭塾师请来主持书院，更加“爱之戴之，欢欣鼓蹈”。学生谨朴无华，焚膏继晷，陶镛与杨廷杓也循循善诱，悉心授业，学生学业大进，文章灿然可观。一年后，又精选其中30余首上等作文，辑成《沾城书院课艺》，刻版付印，以示鼓励。
清代，县里的生员求学有两条渠道，除书院外还有“县儒学”。县儒学的主持称教谕，其职责是“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并协助知县举行春秋祭孔大典。乾隆二十二年，山西乡宁人乔泽洪与陶镛同期调往乐平县，担任教谕。乔泽洪为恩贡出身，年届七旬，为文坛名宿，也是陶镛振兴沾城书院的得力助手。4年后，乔洪泽致仕归家，陶镛写下《送乔广文归里序》相赠，叙述了二人“一时相得之盛”。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二十五，陶镛就召集诸生会讲督课。“春日方长，扃门气静”，90余位诸生济济一堂。陶镛不禁感慨系之，作诗以纪其胜。诗曰：
春到山城淑气盈，讲堂开处集群英。
岭头畟畟松风起，雪后涓涓涧水鸣。
何意论文当政暇，须知入理在心清。
白岩迥出云霄外，指点前型策后生。
天道酬勤，有志竟成。陶镛在乐平县历经数年苦心孤诣，培育文风，振兴士气，终于收到“风气骎骎日上，频年科甲联登”的效果。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初九重阳节，陶镛携吴鹤亭、沈东湖二位同学登蒙山，题诗曰：
六年宦此逢重九，出谷重登第一峰。
高下原田秋获响，纡回石径藓苔封。
塞鸿乍豁云边眼，霜叶遥霑醉后容。
拟似东坡老居士，归途二客尚余从。
陶镛在知县任上，曾三次被选为山西乡试的同考官，在乡试中协同主考、总裁阅卷，史称其“三聘同考，搜罗称得士”。以后，又调任宜昌府知府，因老病去职，“杜门不妄交接，惟日以诗书自娱”。
余 绪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陶镛的功绩既体现在官职的升迁中，也传布于百姓的口碑中，这在清代乾隆以后的地方志书中历历可见。“临别而思教泽，则沐泽必深；去任而知戴德，则感德倍挚。”光绪《山西通志·名宦录》载：“陶镛，字序东，芜湖进士。知乐平县。精明恺悌。岁旱，劝谕绅士平粜，民食以济。倡修庙学，葺治沾城书院，以次及西门鱼鳞坡并城门，以资保障、利行旅。粮无重耗，讼无停滞。编审升汰公明，士民有‘清映冰壶、明空玉镜’之颂”。甚至2000年版《昔阳教育志》的“人物传”，也是从“陶镛传”开始的。
比陶镛小20多岁的吴敬梓天不假年，年仅54岁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5年后，陶镛调任乐平县，巨细必亲，嘉谋善政，赫然为一代名宦。这与当年芜湖儒林街上那个群口相传的“屠户女婿”形象早已大异其趣。当然，这一切吴敬梓是没法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