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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沈复的生活纪实之作，深受读者的喜爱和学者的推崇，并被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此书“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的痕迹。”
杨引传于同治末年(1874年)前发现只有头四卷的《浮生六记》手抄残本，遂于光绪三年(1877年)翻印流传。1936年，世界书局突然刊出六卷本的足本。其后，关于后两卷的真伪即聚讼不断，
世界书局足本前有赵苕狂的评介文章云：同乡王均卿(文濡)先生，是一位笃学好古的君子，最近，“无意中在冷摊上得到了《浮生六记》的一个钞本，一翻阅其内容，竟是首尾俱全；连很久已佚去的五、六两卷，也都赫然在内。”又说：“至于这个本子，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是不是和沈三白的原本相同?我因为没有得到其他的证据，不敢怎样的武断得!但我相信王均卿先生是一位诚实君子，至少在他这一方面，大概不致有作伪的吧?”
《中山记历》是假冒的
足本卷五《中山记历》开头写道：“介山(赵文楷的号)驰书约余偕行……禀商吾父，允以随往。从客凡五人，王君文浩、秦君元钧、缪君颂、杨君华才，其一即余也。”
赵文楷出使琉球中山国，受命于嘉庆四年(1799年)秋，回国则在嘉庆五年(1800年)。赵是正使，副使为李鼎元。据李所撰《使琉球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此书)记载，此行赵文楷的随员(称为从客)有王文浩、秦元钧、缪颂三人，李的从客为杨华才；从客中并无沈复其人。而据卷三《坎坷记愁》载，其时沈复因连年无馆，“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内，三日所进，不敷一日所出。”妻子陈芸带病刺绣《心经》以贴补家用。沈复分身无术，怎能随赵文楷出使中山国呢?
不过沈复后来又去过中山国。据陈文述《颐道堂文钞》卷四<<送齐北瀛太史、费西墉给谏奉使册封琉球诗序》以及端木国瑚《太鹤山人诗集》卷六《送齐北瀛太史奉册封琉球》，可知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清廷又曾应琉球世子之请，派殿撰翰林齐鲲(字北瀛)为正使、费西墉为副使，东渡册封。卷四《浪游记快》末，记明丁卯(嘉庆十二年)秋，沈复随同石韫玉入都。石因案降调翰林院，次年恰逢与石同在翰林供职的齐鲲受命。沈复得石的推荐，才作为从客，随使琉球。
石韫玉曾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写过一首题为《沈三白{琉球观海图)》的诗(载《独学庐全集》三稿《晚香楼集》)：“中山瀛海外，使者赋皇华。……万里波涛壮，防来助笔花。”可知沈复确实去过琉球，绘过《琉球观海图》。
足本的《中山记历》的内容十之八九抄自李鼎元的《使琉球记》。两书完全相同的段落如：
“……午刻，移泊鳌门。申刻，庆云见于西方，五色轮团，适与楼船旗帜，上下辉映。……”
“十一日午刻，见姑米山。山共八岭，岭各一二峰，或断或续。未刻，大风暴雨如注……”
《中山记历》中，有的是据《使琉球记》的内容稍加改动而成。如写至归程，于温州南遇海盗船，—夜激战，“梦中闻舟人哗曰：到官塘矣。惊起。从客皆一夜不眠。语余曰：‘险至此，汝尚能睡耶?’余问其状，曰：‘每侧则蓬皆卧水。一浪盖船，则船身入水。……其不覆者，幸耶!’余笑应之曰：‘设覆，君等能免乎?余入黑甜乡，未曾目击其险，岂非幸乎!’”两书的记述一样，但在《使琉球记》中，以上对话发生在李鼎元和赵文楷之间；在《中山记历》中，假冒者采用移花接木的方法，竟变成沈复和从客之间的对话了。
《养生记道》也是假冒的
中国传统养生的理论和方法源远流长，形成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足本《养生记道》中不少内容，都摘引于前人著作和文献资料，如：林鉴堂先生《安心诗》六首、玉华子曰、孙真人《卫生歌》、蔡(真)西山卫生歌、杨廉夫《路逢三叟》词、程明道先生曰、张敦复先生尝言等。
该卷抄袭曾国藩(1811－1872)颐养方面的日记十余条(载《曾文正公全集》)，经稍加增减后，即以沈复自道的形式出现。试举三例请读者比较：
其一：曾国藩辛酉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的一条日记：“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虑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卜…．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养生记道》：“放翁胸次广大，盖与渊明、乐天、尧夫、子赡等同其旷逸。其于养生之道，千言万语，真可谓有道之士，此后当玩索陆诗，正可疗余之病。”
其二：曾国藩癸亥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的一条日记：“余少时读书，见先君子于日入之后上灯之前，小睡片刻，夜则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旧入后，于竹床上小睡，灯后治事，果觉清爽。余于起居饮食，……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
足本《养生记道》：“余少时见先君子，于午餐之后小睡片刻，灯后治事精神焕发。余近日亦思法之，午餐后，于竹床小睡，入夜果觉清爽。益信吾父之所为，一一皆可为法。”
其三：曾国藩写于庚午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的一条日记：“阅《范文正集》……中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请宽心将息’云云。乃劝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养生记道》：“范文正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请宽心将息’云云。(以下全同)”
曾国藩的日记是由他的门人王启原于1876年(光绪二年)编辑的。其时沈复如在世，应为114岁。(据卷一《闺房记乐》，沈复生于乾隆癸未，即公元1763年。)何况杨引传是在同治末年(1874年)前发现业已写成的《浮生六记》手抄残本的，此时曾国藩的日记尚未正式付印。写成在前的《浮生六记》中，竟出现付印在后的曾国藩的日记中的内容，岂非咄咄怪事！可见足本的卷六也是后人编造的。
王均卿如果不知实情，而以足本出版之，那只是个学识的水平问题；他本人也是个上当受骗者。如果足本的后两卷确是由他策划伪造的，那他就是一个造假的“小人”了。
目前，还有不少出版社在翻印足本《浮生六记》。我建议：在书中应对后两卷的真伪作一说明，以免对读者产生误导。
作者单位：苏州市一中
杨引传于同治末年(1874年)前发现只有头四卷的《浮生六记》手抄残本，遂于光绪三年(1877年)翻印流传。1936年，世界书局突然刊出六卷本的足本。其后，关于后两卷的真伪即聚讼不断，
世界书局足本前有赵苕狂的评介文章云：同乡王均卿(文濡)先生，是一位笃学好古的君子，最近，“无意中在冷摊上得到了《浮生六记》的一个钞本，一翻阅其内容，竟是首尾俱全；连很久已佚去的五、六两卷，也都赫然在内。”又说：“至于这个本子，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是不是和沈三白的原本相同?我因为没有得到其他的证据，不敢怎样的武断得!但我相信王均卿先生是一位诚实君子，至少在他这一方面，大概不致有作伪的吧?”
《中山记历》是假冒的
足本卷五《中山记历》开头写道：“介山(赵文楷的号)驰书约余偕行……禀商吾父，允以随往。从客凡五人，王君文浩、秦君元钧、缪君颂、杨君华才，其一即余也。”
赵文楷出使琉球中山国，受命于嘉庆四年(1799年)秋，回国则在嘉庆五年(1800年)。赵是正使，副使为李鼎元。据李所撰《使琉球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此书)记载，此行赵文楷的随员(称为从客)有王文浩、秦元钧、缪颂三人，李的从客为杨华才；从客中并无沈复其人。而据卷三《坎坷记愁》载，其时沈复因连年无馆，“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内，三日所进，不敷一日所出。”妻子陈芸带病刺绣《心经》以贴补家用。沈复分身无术，怎能随赵文楷出使中山国呢?
不过沈复后来又去过中山国。据陈文述《颐道堂文钞》卷四<<送齐北瀛太史、费西墉给谏奉使册封琉球诗序》以及端木国瑚《太鹤山人诗集》卷六《送齐北瀛太史奉册封琉球》，可知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清廷又曾应琉球世子之请，派殿撰翰林齐鲲(字北瀛)为正使、费西墉为副使，东渡册封。卷四《浪游记快》末，记明丁卯(嘉庆十二年)秋，沈复随同石韫玉入都。石因案降调翰林院，次年恰逢与石同在翰林供职的齐鲲受命。沈复得石的推荐，才作为从客，随使琉球。
石韫玉曾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写过一首题为《沈三白{琉球观海图)》的诗(载《独学庐全集》三稿《晚香楼集》)：“中山瀛海外，使者赋皇华。……万里波涛壮，防来助笔花。”可知沈复确实去过琉球，绘过《琉球观海图》。
足本的《中山记历》的内容十之八九抄自李鼎元的《使琉球记》。两书完全相同的段落如：
“……午刻，移泊鳌门。申刻，庆云见于西方，五色轮团，适与楼船旗帜，上下辉映。……”
“十一日午刻，见姑米山。山共八岭，岭各一二峰，或断或续。未刻，大风暴雨如注……”
《中山记历》中，有的是据《使琉球记》的内容稍加改动而成。如写至归程，于温州南遇海盗船，—夜激战，“梦中闻舟人哗曰：到官塘矣。惊起。从客皆一夜不眠。语余曰：‘险至此，汝尚能睡耶?’余问其状，曰：‘每侧则蓬皆卧水。一浪盖船，则船身入水。……其不覆者，幸耶!’余笑应之曰：‘设覆，君等能免乎?余入黑甜乡，未曾目击其险，岂非幸乎!’”两书的记述一样，但在《使琉球记》中，以上对话发生在李鼎元和赵文楷之间；在《中山记历》中，假冒者采用移花接木的方法，竟变成沈复和从客之间的对话了。
《养生记道》也是假冒的
中国传统养生的理论和方法源远流长，形成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足本《养生记道》中不少内容，都摘引于前人著作和文献资料，如：林鉴堂先生《安心诗》六首、玉华子曰、孙真人《卫生歌》、蔡(真)西山卫生歌、杨廉夫《路逢三叟》词、程明道先生曰、张敦复先生尝言等。
该卷抄袭曾国藩(1811－1872)颐养方面的日记十余条(载《曾文正公全集》)，经稍加增减后，即以沈复自道的形式出现。试举三例请读者比较：
其一：曾国藩辛酉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的一条日记：“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虑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卜…．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养生记道》：“放翁胸次广大，盖与渊明、乐天、尧夫、子赡等同其旷逸。其于养生之道，千言万语，真可谓有道之士，此后当玩索陆诗，正可疗余之病。”
其二：曾国藩癸亥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的一条日记：“余少时读书，见先君子于日入之后上灯之前，小睡片刻，夜则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旧入后，于竹床上小睡，灯后治事，果觉清爽。余于起居饮食，……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
足本《养生记道》：“余少时见先君子，于午餐之后小睡片刻，灯后治事精神焕发。余近日亦思法之，午餐后，于竹床小睡，入夜果觉清爽。益信吾父之所为，一一皆可为法。”
其三：曾国藩写于庚午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的一条日记：“阅《范文正集》……中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请宽心将息’云云。乃劝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养生记道》：“范文正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请宽心将息’云云。(以下全同)”
曾国藩的日记是由他的门人王启原于1876年(光绪二年)编辑的。其时沈复如在世，应为114岁。(据卷一《闺房记乐》，沈复生于乾隆癸未，即公元1763年。)何况杨引传是在同治末年(1874年)前发现业已写成的《浮生六记》手抄残本的，此时曾国藩的日记尚未正式付印。写成在前的《浮生六记》中，竟出现付印在后的曾国藩的日记中的内容，岂非咄咄怪事！可见足本的卷六也是后人编造的。
王均卿如果不知实情，而以足本出版之，那只是个学识的水平问题；他本人也是个上当受骗者。如果足本的后两卷确是由他策划伪造的，那他就是一个造假的“小人”了。
目前，还有不少出版社在翻印足本《浮生六记》。我建议：在书中应对后两卷的真伪作一说明，以免对读者产生误导。
作者单位：苏州市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