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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物质充盈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人与人之间逐渐变得冷漠，在衡量人际关系时利益得失成为重要指标，人与人之间单纯的交往关系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博弈权衡的“交易关系”。这种现象实际上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延伸，也就是说，这种人际关系的扭曲其实质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因此，采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才能更好地分析、解决现实中所存在的人际关系扭曲现象。
关键词：市场经济；交往；人际关系；异化
一、“人与人的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劳动开始，在分析過程中提出了“四个规定”，逐层递进，层层推演，最后收归于“人与人的异化”。而人与人的异化实际上就是指人际关系的非常态化。想要更清楚地分析和运用人与人的异化这一理论，就先要整理清楚得以推理出“规定四”的前三条规定的逻辑演进。
马克思首先指出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劳动者就越贫穷，“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1]P47而且“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类世界也正比例地落价”[1]P47因此，劳动产品是同劳动对立的。这就造成劳动者为劳动产品所奴役的局面，也就是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产生。在此之后马克思又指出，对于劳动者而言属于外在的东西的劳动是被迫和非自愿的，所以并不能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肯定自己，反而很可能否定自己。因此，相应的给劳动者造成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相反地，劳动者只有在劳动之外才能感受到自由和幸福，于是这种外在的劳动便不是劳动者自己的劳动，这就是劳动者与自身劳动（生命活动）的异化关系。根据前两条规定，马克思推出了第三条规定：人作为类存在物，其类本质应该是区别于动物的，但是“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使“人所具有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的生活对他来说成了手段”[1]P51进而造成了人同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最后，马克思指出，当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出去之后，就直接导致人同其自身的异化，而且“当人与自己本身相对立的时候，那么其他人也与他相对立”[1]P51。
虽然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不得不承认，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异化现象同样存在且十分严重，人们迫于生计而参与社会生产，很自然地无可选择地被工作（劳动）所束缚，虽然物质生活水平逐日提高，但是自由度和幸福感却并没有随之增加。更为严重的是，社会关系正向着趋利性方向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被社会地位、财富损益、利害关系等所利用和包裹，人与人之间的单纯的交往关系逐渐被功利性的交往关系所取代。因此，异化理论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同样适用，想要尽快解决这些异化现象，需要结合理论进行更深一层次的分析。
二、“单向度的人”
物质利益的不可或缺和有限性使得异化现象广泛存在于物质不够充盈的社会中。“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经济利益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道德价值核心将自我否定、自我消解”[3]P67。马克思曾经这样说“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所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4]P80在繁复且反复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忙碌到以忙碌为目的而别无他愿，因为忙碌所带来的直接效益是物质（财富），这恰是生存所必须的（也是大多数人所最关心的），于是物质（财富）成了忙碌的唯一追求。用马克思的话来理解，当物质（财富）存在于别人的世界中时，人就会试图得到和别人等同或者起码是接近的份额，于是投身工作以求可以实现愿望，这里物质（财富）的吸引性就是马克思所说“非人的力量”，于是人变成“单向度的人”——“失去了精神的旨趣与追求”[4]P81，物质（财富）追求成为一切。
到这时，还不能算是马克思所说的“统治一切”，也不足以引起人际关系的扭曲和失衡。再进一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为人与人的交往带来一种新的模式，成为新的人际关系类型。这种新的模式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当物质（财富）追求与这种新的方式不谋而合的时候，就威胁到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用来交换，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待价而沽，包括爱情、友情、信任、德性……人与人的关系很自然地成为物质交换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根据利害关系进行择友，制定远近亲属的标准，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的标准也就此变成了他能够带来何等利益，最可怕的是人们在给别人贴上筹码标签的同时，在别人给自己贴上筹码标签的时候，其自身也为自己贴上了筹码标签，开始以自身的所谓“价值”为自己募得新的人际交往。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人们都变成了物质利益的附属却浑然不知。马克思在《手稿》中就已经指出：“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5]P29至此，“非人的力量”实现了对一切的统治。
在现阶段的中国，这些异化现象出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侵蚀着每个人的心。权力、地位和贪念最终取代友谊和善良，“人们的社交需要渐渐地变成了一种利益需求，人们开始失去一种集体的归属感，因此，个人的感情渐渐地被压缩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利益空间里，尽管人们得到了更多的物质财富，但人的精神却越来越空虚。”[6]P59所以，消除异化，让人际关系回归正常十分重要。
三、“合理的交往行为”
想要消除异化，就要尝试寻找合理的交往方式。马克思曾说：“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被一方看成并理解为请求、哀诉，从而被看成屈辱，所以使用它时就带有羞耻和被唾弃的感情；它被另一方理解为不知羞耻或神经错乱，从而遭到驳斥。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4]P80在此也许可以将马克思的意思理解为，语言是消除异化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但是，很显然想要消除异化绝非单单改变语言那么简单。哈贝马斯曾经以语言为重要基点提出一套完整的交往体系，笔者认为可以加以借鉴以消除异化。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首先是一种不以主体的自我目的理性为前提，而旨在互相理解以达到共识的行为。所以消除异化的重点还是落在要使人们摒弃企图在交往中获取利益的念头，而把着眼点重新放回到交往本身上。在哈贝马斯看来，整个交往过程的重点应该在于“理解”和“达成共识”，为此他提出三项有效性要求，“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合法行为及其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体经验的表达具有真诚性”[2]P100所以，在端正意图后，延续“真”才是正常的人际交往所要求的。
很多哲学家试图寻找过合理的人际交往方式，“非目的性”是一个不约而同的前提。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理论中指出交往中所形成的无论是社会活动还是社会规则都是“非计划性”的，这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中“非目的性”是相一致的。他强调人们的交往不应该是因目的而起的，目的性交往不应该存在于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在非商业关系中应该是这样的，这种交往不以“求得”为目的，没有预期的计划，而是一种人情或理念的沟通。这也应该是在合理交往中，人与人应该有的关系原则。
在非商业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应有“利益”牵扯，人们能够摆脱“利益”驱动，在平等的基础上而形成稳定关系，这样所形成的社会人际关系才是社会生活中合理交往中所应有的。
当然，必须明确上面所说的这种合理交往不包含上下级等专属工作關系的交往，上下级等专属的工作社会关系是要区别于社会生活中普通的人际交往关系要另当别论的。因为它涉及到专属工作领域的工作成败及效率问题。这样说自然不是说这些工作专属社会关系可以涉及个人利益，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摆脱社会中某一个小的集体的利益，所以，在这些专属个人关系中利益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尤其是在上下级的工作关系中，人与人的部分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种特殊的情况是被允许的。也就是说，最求合理的交往关系不是要打破所有物质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对利益需求予以照顾），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分属于生活世界和系统世界中的同一个体，在不同世界中应该注意不同的身份体现。即作为个体的人必须分清场合、环境，工作中上下级的不平等状态绝对不允许带入和渗透到纯粹的生活交往领域，而纯粹的生活交往必须坚持“非目的性”（或者最起码是非物质利益目的）原则。（作者单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2]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上海人们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 罗克全.道德与利益追求的双重消解——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的辩证法指向[M].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11）：67-72.
[4] 成海鹰.人的尊严与人的异化[J].哲学动态，2012（3）：77-82.
[5] 何中华.论马克思语境中的“自主活动”[J].东岳论丛，2012（4）：28-34.
[6] 赵志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与人的幸福感关系研究[J].现代妇女，2014（12）：59-60.
关键词：市场经济；交往；人际关系；异化
一、“人与人的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劳动开始，在分析過程中提出了“四个规定”，逐层递进，层层推演，最后收归于“人与人的异化”。而人与人的异化实际上就是指人际关系的非常态化。想要更清楚地分析和运用人与人的异化这一理论，就先要整理清楚得以推理出“规定四”的前三条规定的逻辑演进。
马克思首先指出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劳动者就越贫穷，“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1]P47而且“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类世界也正比例地落价”[1]P47因此，劳动产品是同劳动对立的。这就造成劳动者为劳动产品所奴役的局面，也就是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产生。在此之后马克思又指出，对于劳动者而言属于外在的东西的劳动是被迫和非自愿的，所以并不能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肯定自己，反而很可能否定自己。因此，相应的给劳动者造成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相反地，劳动者只有在劳动之外才能感受到自由和幸福，于是这种外在的劳动便不是劳动者自己的劳动，这就是劳动者与自身劳动（生命活动）的异化关系。根据前两条规定，马克思推出了第三条规定：人作为类存在物，其类本质应该是区别于动物的，但是“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使“人所具有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的生活对他来说成了手段”[1]P51进而造成了人同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最后，马克思指出，当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出去之后，就直接导致人同其自身的异化，而且“当人与自己本身相对立的时候，那么其他人也与他相对立”[1]P51。
虽然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不得不承认，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异化现象同样存在且十分严重，人们迫于生计而参与社会生产，很自然地无可选择地被工作（劳动）所束缚，虽然物质生活水平逐日提高，但是自由度和幸福感却并没有随之增加。更为严重的是，社会关系正向着趋利性方向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被社会地位、财富损益、利害关系等所利用和包裹，人与人之间的单纯的交往关系逐渐被功利性的交往关系所取代。因此，异化理论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同样适用，想要尽快解决这些异化现象，需要结合理论进行更深一层次的分析。
二、“单向度的人”
物质利益的不可或缺和有限性使得异化现象广泛存在于物质不够充盈的社会中。“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经济利益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道德价值核心将自我否定、自我消解”[3]P67。马克思曾经这样说“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所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4]P80在繁复且反复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忙碌到以忙碌为目的而别无他愿，因为忙碌所带来的直接效益是物质（财富），这恰是生存所必须的（也是大多数人所最关心的），于是物质（财富）成了忙碌的唯一追求。用马克思的话来理解，当物质（财富）存在于别人的世界中时，人就会试图得到和别人等同或者起码是接近的份额，于是投身工作以求可以实现愿望，这里物质（财富）的吸引性就是马克思所说“非人的力量”，于是人变成“单向度的人”——“失去了精神的旨趣与追求”[4]P81，物质（财富）追求成为一切。
到这时，还不能算是马克思所说的“统治一切”，也不足以引起人际关系的扭曲和失衡。再进一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为人与人的交往带来一种新的模式，成为新的人际关系类型。这种新的模式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当物质（财富）追求与这种新的方式不谋而合的时候，就威胁到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用来交换，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待价而沽，包括爱情、友情、信任、德性……人与人的关系很自然地成为物质交换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根据利害关系进行择友，制定远近亲属的标准，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的标准也就此变成了他能够带来何等利益，最可怕的是人们在给别人贴上筹码标签的同时，在别人给自己贴上筹码标签的时候，其自身也为自己贴上了筹码标签，开始以自身的所谓“价值”为自己募得新的人际交往。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人们都变成了物质利益的附属却浑然不知。马克思在《手稿》中就已经指出：“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5]P29至此，“非人的力量”实现了对一切的统治。
在现阶段的中国，这些异化现象出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侵蚀着每个人的心。权力、地位和贪念最终取代友谊和善良，“人们的社交需要渐渐地变成了一种利益需求，人们开始失去一种集体的归属感，因此，个人的感情渐渐地被压缩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利益空间里，尽管人们得到了更多的物质财富，但人的精神却越来越空虚。”[6]P59所以，消除异化，让人际关系回归正常十分重要。
三、“合理的交往行为”
想要消除异化，就要尝试寻找合理的交往方式。马克思曾说：“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被一方看成并理解为请求、哀诉，从而被看成屈辱，所以使用它时就带有羞耻和被唾弃的感情；它被另一方理解为不知羞耻或神经错乱，从而遭到驳斥。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4]P80在此也许可以将马克思的意思理解为，语言是消除异化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但是，很显然想要消除异化绝非单单改变语言那么简单。哈贝马斯曾经以语言为重要基点提出一套完整的交往体系，笔者认为可以加以借鉴以消除异化。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首先是一种不以主体的自我目的理性为前提，而旨在互相理解以达到共识的行为。所以消除异化的重点还是落在要使人们摒弃企图在交往中获取利益的念头，而把着眼点重新放回到交往本身上。在哈贝马斯看来，整个交往过程的重点应该在于“理解”和“达成共识”，为此他提出三项有效性要求，“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合法行为及其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体经验的表达具有真诚性”[2]P100所以，在端正意图后，延续“真”才是正常的人际交往所要求的。
很多哲学家试图寻找过合理的人际交往方式，“非目的性”是一个不约而同的前提。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理论中指出交往中所形成的无论是社会活动还是社会规则都是“非计划性”的，这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中“非目的性”是相一致的。他强调人们的交往不应该是因目的而起的，目的性交往不应该存在于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在非商业关系中应该是这样的，这种交往不以“求得”为目的，没有预期的计划，而是一种人情或理念的沟通。这也应该是在合理交往中，人与人应该有的关系原则。
在非商业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应有“利益”牵扯，人们能够摆脱“利益”驱动，在平等的基础上而形成稳定关系，这样所形成的社会人际关系才是社会生活中合理交往中所应有的。
当然，必须明确上面所说的这种合理交往不包含上下级等专属工作關系的交往，上下级等专属的工作社会关系是要区别于社会生活中普通的人际交往关系要另当别论的。因为它涉及到专属工作领域的工作成败及效率问题。这样说自然不是说这些工作专属社会关系可以涉及个人利益，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摆脱社会中某一个小的集体的利益，所以，在这些专属个人关系中利益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尤其是在上下级的工作关系中，人与人的部分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种特殊的情况是被允许的。也就是说，最求合理的交往关系不是要打破所有物质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对利益需求予以照顾），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分属于生活世界和系统世界中的同一个体，在不同世界中应该注意不同的身份体现。即作为个体的人必须分清场合、环境，工作中上下级的不平等状态绝对不允许带入和渗透到纯粹的生活交往领域，而纯粹的生活交往必须坚持“非目的性”（或者最起码是非物质利益目的）原则。（作者单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2]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上海人们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 罗克全.道德与利益追求的双重消解——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的辩证法指向[M].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11）：67-72.
[4] 成海鹰.人的尊严与人的异化[J].哲学动态，2012（3）：77-82.
[5] 何中华.论马克思语境中的“自主活动”[J].东岳论丛，2012（4）：28-34.
[6] 赵志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与人的幸福感关系研究[J].现代妇女，2014（12）：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