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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次APEC峰会相比，9月9日在悉尼落幕的第15次APEC会议显得格外地抢眼。这次会议不仅将其多年倡导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理念推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而且首次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节能、减排等重大问题上达成鲜明的共识，从而使国际社会朝着“共创可持续未来”的目标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市场便利化的成绩单
成立了近17年的APEC始终将贸易、投资的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作为其发展、壮大的支柱。特别是三年前在印度尼西亚茂物通过的《茂物宣言》正式提出了“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与投资”的目标后，APEC成员为实现大家庭的愿景不约而同地作着共同的努力。
资料表明，仅最近五年，APEC各成员国之间的平均关税水平降低了5%，而且按照既定的釜山路线图，APEC成员国都承诺在2010年之前将彼此平均关税再减少5%，其中，发达成员应不迟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应不迟于2020年实现上述目标。不仅如此，亚太地区次区域和双边贸易安排也快速发展，亚太经合组织绝大多数成员如今都是一个或几个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者，这些贸易协定的签署，有力地推进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开放和一体化的进程。亚太经合组织已成为一个由诸多次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交织在一起的集合体。
APEC成员国无疑是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成果的直接分享者。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进出口货物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平均运输天数目前约为21天，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之间的这一数字仅为14天。正是借助于这种自由化的市场力量，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以来，该地区的经济产值总量已经增加了两倍， 21个成员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37万亿美元。在此期间，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人均收入由5205美元升至14000美元，增长幅度将近170%，远远高于同期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
强劲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贫困人口的减少、医疗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公共基本服务的改善等。此外，APEC成员的消费者也从贸易壁垒的减少中直接受益，得以享受更为廉价的进口商品。更为重要的是，APEC的出现和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加深了亚太地区人民如同一个大家庭般的归属感。
更加难得的是，APEC是亚太地区惟一将众多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因此，无论是在推进全球还是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统计资料表明，目前APEC成员国的人口占了整个世界的42%，GDP占整个世界的53%，贸易量占整个世界贸易量的48%。某种意义上而言，该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决定和左右着全球的市场自由化的进程。而一个客观的数字是，由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安排，目前已经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高达3700亿美元。
熨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
尽管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致力于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方面都作出了努力，但必须承认，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集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于一体的区域性组织，各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不同，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利益诉求有很大差异，这使得各方在关税减让、投资保护等敏感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难度加大。不仅如此，亚太经合组织以“自愿的、单边的”合作模式为主，辅之以集体行动来推动本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这种合作方式也带来了一个缺点，即启动合作容易，深化合作难。
从具体的市场状态分析，据澳大利亚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向亚太经合组织提交的一份题为《减少境内投资障碍》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亚太地区的境内投资障碍主要来自政策与法律层面。一些成员的政策、法律、法规和程序规定过于烦琐，或对财产权的规定不明晰，造成了不利于投资的环境。还有一些成员的司法体系不健全，也成为投资障碍。报告说，境内投资障碍过多导致投资成本与风险增加，尽管亚太经合组织不少低收入成员的境内投资机会丰富，投资需求旺盛，但由于投资障碍过多，这些成员的本地储蓄许多都被用于在投资成本与风险较低的高收入国家或地区投资。报告为此指出，亚太地区目前仍然面临着全球贸易不平衡、保护主义、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挑战。而作为本次APEC会议的集大成——《悉尼宣言》则承诺，APEC成员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道路上将作出更大的努力。
从近期看，推进亚太经合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首先必须促成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由于在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多哈回合谈判去年7月被迫宣布中止。今年2月，多哈回合谈判在日内瓦恢复。如果10月中旬的多哈回合谈判依然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APEC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会受到极大的阻挠和延缓。
从长远分析，亚太经合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必须进行大范围的行政和管理改革。这些措施包括改善市场准入、提高办事效率、增强贸易信息透明度和减少对竞争和创新的障碍等。
第二，强化APEC经济方面的功能。目前的APEC组织一定程度上偏离成立时强调的经济合作宗旨，政治和安全内容日益增加，因此，APEC组织目前处于改革的重要阶段，其未来的重要选择之一就是要以APEC为桥梁，把太平洋东西两岸联结起来，使APEC在实现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实现APEC的“扩容”。目前，作为经济后起之秀的亚洲经济大国——印度以及南美经济强国——哥伦比亚等都还徘徊在APEC之外，而且这些国家也提出了加入的申请。积极吸收这些国家作为成员国，对于APEC而言不仅具有地理意义，而且也能增强区域经济的辐射力和新元素。
第四，尽可能消除经济落差。亚太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世界，其中有最富有的经济体美国，人均GDP是四万多美元，同时还有东南亚的一些经济后进的经济体，人均才四五百美元。这样大的一个差距，很难按照一个调子来行动，按照一个规则来行动。因此，除了市场化安排之外，在APEC成员内加强经济援助至关重要。
共同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作为第15次APEC会议的最大亮点也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悉尼宣言》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了一致性认识。而且悉尼会议是首次把气候变化列入峰会的中心议题并能取得如此圆满的成果实属不易。
据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政府座谈小组提出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的100年中，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升高0.7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一项报告认为，如果各国在未来50年中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每年就将有高达3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全球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为直接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例如化石燃料燃烧和生物质燃烧直接向大气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甲烷等，工业生产过程也能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和甲烷。其中二氧化碳是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为此，两年前已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从2008至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但是，布什政府一方面并不主張通过政府的强制措施实现减排，而且还试图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减排国的范围之内。
的确，任何地区和国家都没有权利永久逃避此类义务。因为，对于任何地区和国家而言，如果只顾自身利益，最终也逃不过全球变暖的惩罚。资料表明，目前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能源消费占世界总量的60%，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APEC成员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并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但是，APEC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仍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温室气体的减排又必须充分考虑和保证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减贫努力得以继续，而如果让这些工业革命明显迟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发达国家同步或同等份额的减排和限排义务，肯定有失公允。
基于以上客观情况，《悉尼宣言》不仅在总体上提出了降低亚太地区能源强度和增加森林面积的具体战略和目标，而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提倡不同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可以有不同方式的安排。特别是对于清洁能源的开发，《宣言》也主张在满足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减少温室效应以及大气污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悉尼宣言》被看成是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方面的“重要里程碑”。《宣言》的一系列提议不仅可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共识，并且最终会成为全球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2012年后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安排打好了基础。
中国，APEC经济合作的中流砥柱
自从1991年11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之后，其在APEC中的地位和分量不断得到提升和张扬。APEC成立之初，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议将这一共同体命名为 “大家庭”，以区分欧盟等其他经济体，随即得到了成员国的广泛认可。直至今天，大家庭精神始终贯穿于APEC成员的言行之中。2003年，胡锦涛主席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强调：APEC成员之间“应坚持以尊重差异、平等互利、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为主要特点的合作方式，对“和而不同”的“APEC模式”作出了充分的阐释，2006年胡锦涛在越南河内提出“构建和谐亚太”的主张，先后得到了广泛的赞同。2007年悉尼峰会上，胡锦涛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并被正式写进《悉尼宣言》。
政治地位和话语权的凸显主要取决于中国在APEC经济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力量。正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的一份有关投资自由化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在消除投资壁垒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报告援引世界银行发表的报告称，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在了世界前列，政府加快了市场准入、增加了对投资者的保护，并减少了国际贸易领域的繁文缛节。除此之外，中國还采取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加强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措施。“改革的成果让世界有目共睹”。该报告强调，正是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使得中国获得全球投资伙伴的更大关注。
事实强烈地佐证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报告的内容。自从中国参加了APEC以后，中国对外关税从15.3%下降到现在的9.8%，APEC成员的产品进入中国的门槛不断降低。不仅如此，在APEC里面，中国还积极地开展了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特别是对东盟的一些经济后进国家，中国提供了许多的援助，如大湄公河计划、泛亚铁路，还有一些连接双方的高速公路；中国还免除了像缅甸、柬埔寨、老挝这样一些经济体的所欠债务，有力地彰显了一个经济大国的风范。
无疑，中国是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最大收益国之一。目前，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三以上与APEC成员进行，流入中国的直接投资中，80%以上来自亚太地区。在上海，2.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有2万多家来自APEC经济体，进出口贸易的68%和海外投资企业的40%也在这一地区。美国的一份报告称：APEC的建立使中国的GDP增长2.5%；澳大利亚的一份报告甚至认为这一数字是4%至5%。
APEC是一个不同文明合作的大舞台，应该为世界提供一个构建和谐世界的样板模式，未来留给中国的选择也许更加精彩。由此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在APEC中继续完成两大任务：一是进一步落实中国政府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推动APEC成员经济体间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缩小成员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差距；二是与APEC成员在迎接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的广泛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确保APEC所有成员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编辑：卢小平
市场便利化的成绩单
成立了近17年的APEC始终将贸易、投资的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作为其发展、壮大的支柱。特别是三年前在印度尼西亚茂物通过的《茂物宣言》正式提出了“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与投资”的目标后，APEC成员为实现大家庭的愿景不约而同地作着共同的努力。
资料表明，仅最近五年，APEC各成员国之间的平均关税水平降低了5%，而且按照既定的釜山路线图，APEC成员国都承诺在2010年之前将彼此平均关税再减少5%，其中，发达成员应不迟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应不迟于2020年实现上述目标。不仅如此，亚太地区次区域和双边贸易安排也快速发展，亚太经合组织绝大多数成员如今都是一个或几个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者，这些贸易协定的签署，有力地推进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开放和一体化的进程。亚太经合组织已成为一个由诸多次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交织在一起的集合体。
APEC成员国无疑是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成果的直接分享者。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进出口货物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平均运输天数目前约为21天，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之间的这一数字仅为14天。正是借助于这种自由化的市场力量，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以来，该地区的经济产值总量已经增加了两倍， 21个成员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37万亿美元。在此期间，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人均收入由5205美元升至14000美元，增长幅度将近170%，远远高于同期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
强劲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贫困人口的减少、医疗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公共基本服务的改善等。此外，APEC成员的消费者也从贸易壁垒的减少中直接受益，得以享受更为廉价的进口商品。更为重要的是，APEC的出现和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加深了亚太地区人民如同一个大家庭般的归属感。
更加难得的是，APEC是亚太地区惟一将众多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因此，无论是在推进全球还是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统计资料表明，目前APEC成员国的人口占了整个世界的42%，GDP占整个世界的53%，贸易量占整个世界贸易量的48%。某种意义上而言，该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决定和左右着全球的市场自由化的进程。而一个客观的数字是，由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安排，目前已经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高达3700亿美元。
熨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
尽管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致力于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方面都作出了努力，但必须承认，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集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于一体的区域性组织，各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不同，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利益诉求有很大差异，这使得各方在关税减让、投资保护等敏感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难度加大。不仅如此，亚太经合组织以“自愿的、单边的”合作模式为主，辅之以集体行动来推动本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这种合作方式也带来了一个缺点，即启动合作容易，深化合作难。
从具体的市场状态分析，据澳大利亚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向亚太经合组织提交的一份题为《减少境内投资障碍》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亚太地区的境内投资障碍主要来自政策与法律层面。一些成员的政策、法律、法规和程序规定过于烦琐，或对财产权的规定不明晰，造成了不利于投资的环境。还有一些成员的司法体系不健全，也成为投资障碍。报告说，境内投资障碍过多导致投资成本与风险增加，尽管亚太经合组织不少低收入成员的境内投资机会丰富，投资需求旺盛，但由于投资障碍过多，这些成员的本地储蓄许多都被用于在投资成本与风险较低的高收入国家或地区投资。报告为此指出，亚太地区目前仍然面临着全球贸易不平衡、保护主义、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挑战。而作为本次APEC会议的集大成——《悉尼宣言》则承诺，APEC成员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道路上将作出更大的努力。
从近期看，推进亚太经合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首先必须促成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由于在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多哈回合谈判去年7月被迫宣布中止。今年2月，多哈回合谈判在日内瓦恢复。如果10月中旬的多哈回合谈判依然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APEC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会受到极大的阻挠和延缓。
从长远分析，亚太经合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必须进行大范围的行政和管理改革。这些措施包括改善市场准入、提高办事效率、增强贸易信息透明度和减少对竞争和创新的障碍等。
第二，强化APEC经济方面的功能。目前的APEC组织一定程度上偏离成立时强调的经济合作宗旨，政治和安全内容日益增加，因此，APEC组织目前处于改革的重要阶段，其未来的重要选择之一就是要以APEC为桥梁，把太平洋东西两岸联结起来，使APEC在实现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实现APEC的“扩容”。目前，作为经济后起之秀的亚洲经济大国——印度以及南美经济强国——哥伦比亚等都还徘徊在APEC之外，而且这些国家也提出了加入的申请。积极吸收这些国家作为成员国，对于APEC而言不仅具有地理意义，而且也能增强区域经济的辐射力和新元素。
第四，尽可能消除经济落差。亚太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世界，其中有最富有的经济体美国，人均GDP是四万多美元，同时还有东南亚的一些经济后进的经济体，人均才四五百美元。这样大的一个差距，很难按照一个调子来行动，按照一个规则来行动。因此，除了市场化安排之外，在APEC成员内加强经济援助至关重要。
共同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作为第15次APEC会议的最大亮点也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悉尼宣言》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了一致性认识。而且悉尼会议是首次把气候变化列入峰会的中心议题并能取得如此圆满的成果实属不易。
据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政府座谈小组提出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的100年中，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升高0.7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一项报告认为，如果各国在未来50年中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每年就将有高达3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全球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为直接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例如化石燃料燃烧和生物质燃烧直接向大气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甲烷等，工业生产过程也能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和甲烷。其中二氧化碳是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为此，两年前已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从2008至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但是，布什政府一方面并不主張通过政府的强制措施实现减排，而且还试图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减排国的范围之内。
的确，任何地区和国家都没有权利永久逃避此类义务。因为，对于任何地区和国家而言，如果只顾自身利益，最终也逃不过全球变暖的惩罚。资料表明，目前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能源消费占世界总量的60%，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APEC成员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并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但是，APEC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仍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温室气体的减排又必须充分考虑和保证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减贫努力得以继续，而如果让这些工业革命明显迟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发达国家同步或同等份额的减排和限排义务，肯定有失公允。
基于以上客观情况，《悉尼宣言》不仅在总体上提出了降低亚太地区能源强度和增加森林面积的具体战略和目标，而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提倡不同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可以有不同方式的安排。特别是对于清洁能源的开发，《宣言》也主张在满足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减少温室效应以及大气污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悉尼宣言》被看成是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方面的“重要里程碑”。《宣言》的一系列提议不仅可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共识，并且最终会成为全球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2012年后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安排打好了基础。
中国，APEC经济合作的中流砥柱
自从1991年11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之后，其在APEC中的地位和分量不断得到提升和张扬。APEC成立之初，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议将这一共同体命名为 “大家庭”，以区分欧盟等其他经济体，随即得到了成员国的广泛认可。直至今天，大家庭精神始终贯穿于APEC成员的言行之中。2003年，胡锦涛主席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强调：APEC成员之间“应坚持以尊重差异、平等互利、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为主要特点的合作方式，对“和而不同”的“APEC模式”作出了充分的阐释，2006年胡锦涛在越南河内提出“构建和谐亚太”的主张，先后得到了广泛的赞同。2007年悉尼峰会上，胡锦涛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并被正式写进《悉尼宣言》。
政治地位和话语权的凸显主要取决于中国在APEC经济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力量。正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的一份有关投资自由化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在消除投资壁垒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报告援引世界银行发表的报告称，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在了世界前列，政府加快了市场准入、增加了对投资者的保护，并减少了国际贸易领域的繁文缛节。除此之外，中國还采取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加强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措施。“改革的成果让世界有目共睹”。该报告强调，正是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使得中国获得全球投资伙伴的更大关注。
事实强烈地佐证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报告的内容。自从中国参加了APEC以后，中国对外关税从15.3%下降到现在的9.8%，APEC成员的产品进入中国的门槛不断降低。不仅如此，在APEC里面，中国还积极地开展了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特别是对东盟的一些经济后进国家，中国提供了许多的援助，如大湄公河计划、泛亚铁路，还有一些连接双方的高速公路；中国还免除了像缅甸、柬埔寨、老挝这样一些经济体的所欠债务，有力地彰显了一个经济大国的风范。
无疑，中国是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最大收益国之一。目前，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三以上与APEC成员进行，流入中国的直接投资中，80%以上来自亚太地区。在上海，2.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有2万多家来自APEC经济体，进出口贸易的68%和海外投资企业的40%也在这一地区。美国的一份报告称：APEC的建立使中国的GDP增长2.5%；澳大利亚的一份报告甚至认为这一数字是4%至5%。
APEC是一个不同文明合作的大舞台，应该为世界提供一个构建和谐世界的样板模式，未来留给中国的选择也许更加精彩。由此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在APEC中继续完成两大任务：一是进一步落实中国政府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推动APEC成员经济体间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缩小成员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差距；二是与APEC成员在迎接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的广泛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确保APEC所有成员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编辑：卢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