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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拥挤的人群里，齐红抓住扶手，露出了一条条深深的刀疤。人们瞅着他，立即躲向一边。伤痕是23年前留下的，尽管这样的目光多年来已司空见惯，可还是激起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他没法和别人解释，就像一生所经历过的无数事情，总是始于理想，终于荒诞。
齐红，1米85左右的块头，不说话的时候，是一副严肃而戒备的神情，而当他开口说话，你能感受到他密集的思索。我是通过一则登在《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知道他的，在那则报道中，他揭露了道成公司（声称开创了“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打击患者、欺世盗名、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不是揭露，而是揭示真相，”齐红纠正我。在山东一座城市里，我和齐红聊了几天，其中很多内容没法在这时告诉你们。这次仅仅要说的是，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的事情。这发生在2011年。
窃听成风
双腿一软，瘫坐地上，久久不能说话——齐红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为官员拆出窃听器时，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那是他始料不及的，更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官场上传开了名声。
熟人才是通行证。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出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比方说，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领导讲话“话中带话”，他们都会找到齐红。最忙碌的一周，他拆出了四十多个。
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官场窃听成风”的信息——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
“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他说。这让在座的人震惊，在山东一带，这样的现象前所未闻，他们纷纷感慨——人心是不可靠的。
齐红思虑得更多，“公务员队伍相互收集黑材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还对朋友们说：“我要对你们的安全做个检测，我想想办法，你们等着吧……” 没过几天，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
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焦点”人物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就像这一位，手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
“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这位“处级”还一脸轻松开玩笑。但很快，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两个窃听器、一个针孔摄像头，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
“脸顿时煞白了，直勾勾望着天花板”，他的两三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对齐红说，不可能是家人装的，情人“藏得很深啊”。
冷静之后是应对。接下来一周，他频繁拜访上级，给他们送礼，终于得到“点拨”——某副手能力超群，应该调去更富挑战性的岗位。他豁然开朗，将副手调离。
忧心忡忡
间谍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在查出前二三十个窃听偷拍器时，齐红忍不住想：朋友们待一块时，各抒己见，指点江山，谈起腐败还同仇敌忾。回归官场后，他们是怎样的形象？又是如何成为“腐败一员”的？
起初，他还带着了解中国官场、窥探人性另一面的好奇心。可当渐渐深入他们的隐私，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
他谈到一位朋友，一个总是风度翩翩、侃侃而談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他打了个比喻——“像国家领导人”。一次闲聊中，对方调侃着说：“怎么不帮我检查检查，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
接下来，又是一串转折。齐红果真在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还看到了一张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脸，“突然间给你的感觉是皮肤都皱起来了，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辐射到了。”二十多天后，他找到齐红，严肃地说：“我承认，我有两个情人。我马上终止交往！”
可是，他为什么要特意向齐红交代呢？我想齐红也会有这个窘迫的疑问。在其他场合，有人冲他惊呼，老子没有贪污！有人还得表演出冷静。但齐红并不是愚蠢的观众，他当时就想，为什么你的反应变得迟钝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
至于那位风度翩翩的朋友，他记得自己只是难为情地回答，“这是你的私生活问题，如果她们让你感觉很美好，或是充满了激情，你仍然可以继续……甚至你都可以忘掉有过我这个朋友……”齐红叹了一口气，补充说，“那是他的自由。”又继续讲起了一名局长的故事。
与“厅级”不同，这名局长迅速接受了结果，并断定：情人装了窃听器。随后他和情人果断分手。
“太厌恶了，”再提起此事时，局长仍咬牙切齿。听多了石榴裙下栽跟头的故事，他甚至怀疑起情人的背景，“是不是被谁安插在身边的？是不是被利用了？”压抑和不安之感，长久笼罩着他。
此后，齐红看到了更多。当场大骂某人是狗背后捅刀子的，心脏病发作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齐红赶到医院，看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却不能主动发问，也不能劝导，谁也不愿把问题戳破。
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能松一口气吧？可不！他们忧心忡忡，成天怀疑，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
“要不要告诉他呢”。慢慢地，当齐红检测到窃听偷拍器，他都在心里犹豫一番—— 不说，不知他们会走上哪条路？我不愿看到凄惨的事发生。说了，看到这么多的表情，得病的，沉默的，我还得去安慰他们。但安慰的话也没法说，总不能问你做了什么你交代吧你捐了吧？”
还有隐约的怀疑眼神——你这样给我们检测，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目的？啊？
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他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见到了他。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但齐红又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校长只笑笑说，谁能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谁对他使用这些东西？意图是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被搞掉了，另一帮人上来了，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在我们官场互相斗争当中，这样的手段扩大化以后，会普遍引起官员们一种怎样的心态？是能约束住他们做事，还是使他们更加狡猾？如果它们来自官场的恶势力，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齐红的思考还未找到答案，他又发现，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 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要接受来自同伴的考验，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
“被查出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齐红说。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在查出窃听器后，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條，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
“就像做错事害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没事，自己人，”再次和齐红见面时，这名官员已恢复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饭。
无论如何，总得为自己辩护一番。他们大多诉诸身不由己的浮沉感。齐红举例说，言辞大致是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人，在工作中绝对没有重大问题，但是你说，小小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现在的工作哪能那么严格呢？人家送了点礼，过生日送了点钱，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像焦裕禄同志一样拒绝呢？这是不行的。要是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只能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交往、一种交流，现在的情形下，要是不这样就没法工作了吧？”
应对之道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饭桌上，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现在嫉妒心这么重，又安窃听器，又装偷拍机，说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我躺在床上，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干脆这样，我也不掌权了。但是你说，我当局长，辞职也不实际，还涉及到整体利益，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嫉妒、减少别人的攻击，我把权分了，就没人恨我了。”
“这不过是自我掩饰”，齐红说，饭桌上的人都听出了怨言，“没有权力，还怎么腐败？”
随着检测的深入，他开始对这一切习以为常。重新建立是非标准，用以区分人群。
他说，对于“明显的坏蛋”，他会坚决拒绝帮其检测的要求，虽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有一次，他帮一个官员在车里查出窃听器后，对方不愿接受事实，当场争辩说：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不可能安装在我这的，因为我从来不说任何违反党的要求的话。
“你能做到吗？你别狂，我会让你不再这样说话。”齐红和他争执起来。
“你要使用窃听器吗？”他反问。
“我不用这么初级的办法。哪天我把你在某种场合私密环境下说的话拿出来给你听。但是你绝对不允许告我，咱俩签一个协议，敢不敢试一试？”
齐红看他转着眼珠沉默了，便接着说：“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在这方面我比你知道得更多，就像党内的事我不如你，其它的事你不如我。”听罢，这名“优秀”官员哈哈笑起来，称自己在开玩笑。
另一名局长则在看到拆出来的窃听器后，轻松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装的。“他觉得自己在单位太受欢迎，不会有人监督他的，因为全单位都被他带动起来搞腐败，每个员工都得到很多好处”。
齐红提醒他，国家还是有法律的。
“我在我们单位，就我说了算！我说的就是规章制度！”
这些时候，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
“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惊恐的反应。无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齐红说。
（实习记者麦静文对本文亦有贡献）
齐红，1米85左右的块头，不说话的时候，是一副严肃而戒备的神情，而当他开口说话，你能感受到他密集的思索。我是通过一则登在《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知道他的，在那则报道中，他揭露了道成公司（声称开创了“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打击患者、欺世盗名、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不是揭露，而是揭示真相，”齐红纠正我。在山东一座城市里，我和齐红聊了几天，其中很多内容没法在这时告诉你们。这次仅仅要说的是，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的事情。这发生在2011年。
窃听成风
双腿一软，瘫坐地上，久久不能说话——齐红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为官员拆出窃听器时，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那是他始料不及的，更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官场上传开了名声。
熟人才是通行证。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出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比方说，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领导讲话“话中带话”，他们都会找到齐红。最忙碌的一周，他拆出了四十多个。
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官场窃听成风”的信息——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
“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他说。这让在座的人震惊，在山东一带，这样的现象前所未闻，他们纷纷感慨——人心是不可靠的。
齐红思虑得更多，“公务员队伍相互收集黑材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还对朋友们说：“我要对你们的安全做个检测，我想想办法，你们等着吧……” 没过几天，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
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焦点”人物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就像这一位，手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
“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这位“处级”还一脸轻松开玩笑。但很快，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两个窃听器、一个针孔摄像头，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
“脸顿时煞白了，直勾勾望着天花板”，他的两三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对齐红说，不可能是家人装的，情人“藏得很深啊”。
冷静之后是应对。接下来一周，他频繁拜访上级，给他们送礼，终于得到“点拨”——某副手能力超群，应该调去更富挑战性的岗位。他豁然开朗，将副手调离。
忧心忡忡
间谍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在查出前二三十个窃听偷拍器时，齐红忍不住想：朋友们待一块时，各抒己见，指点江山，谈起腐败还同仇敌忾。回归官场后，他们是怎样的形象？又是如何成为“腐败一员”的？
起初，他还带着了解中国官场、窥探人性另一面的好奇心。可当渐渐深入他们的隐私，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
他谈到一位朋友，一个总是风度翩翩、侃侃而談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他打了个比喻——“像国家领导人”。一次闲聊中，对方调侃着说：“怎么不帮我检查检查，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
接下来，又是一串转折。齐红果真在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还看到了一张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脸，“突然间给你的感觉是皮肤都皱起来了，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辐射到了。”二十多天后，他找到齐红，严肃地说：“我承认，我有两个情人。我马上终止交往！”
可是，他为什么要特意向齐红交代呢？我想齐红也会有这个窘迫的疑问。在其他场合，有人冲他惊呼，老子没有贪污！有人还得表演出冷静。但齐红并不是愚蠢的观众，他当时就想，为什么你的反应变得迟钝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
至于那位风度翩翩的朋友，他记得自己只是难为情地回答，“这是你的私生活问题，如果她们让你感觉很美好，或是充满了激情，你仍然可以继续……甚至你都可以忘掉有过我这个朋友……”齐红叹了一口气，补充说，“那是他的自由。”又继续讲起了一名局长的故事。
与“厅级”不同，这名局长迅速接受了结果，并断定：情人装了窃听器。随后他和情人果断分手。
“太厌恶了，”再提起此事时，局长仍咬牙切齿。听多了石榴裙下栽跟头的故事，他甚至怀疑起情人的背景，“是不是被谁安插在身边的？是不是被利用了？”压抑和不安之感，长久笼罩着他。
此后，齐红看到了更多。当场大骂某人是狗背后捅刀子的，心脏病发作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齐红赶到医院，看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却不能主动发问，也不能劝导，谁也不愿把问题戳破。
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能松一口气吧？可不！他们忧心忡忡，成天怀疑，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
“要不要告诉他呢”。慢慢地，当齐红检测到窃听偷拍器，他都在心里犹豫一番—— 不说，不知他们会走上哪条路？我不愿看到凄惨的事发生。说了，看到这么多的表情，得病的，沉默的，我还得去安慰他们。但安慰的话也没法说，总不能问你做了什么你交代吧你捐了吧？”
还有隐约的怀疑眼神——你这样给我们检测，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目的？啊？
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他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见到了他。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但齐红又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校长只笑笑说，谁能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谁对他使用这些东西？意图是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被搞掉了，另一帮人上来了，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在我们官场互相斗争当中，这样的手段扩大化以后，会普遍引起官员们一种怎样的心态？是能约束住他们做事，还是使他们更加狡猾？如果它们来自官场的恶势力，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齐红的思考还未找到答案，他又发现，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 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要接受来自同伴的考验，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
“被查出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齐红说。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在查出窃听器后，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條，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
“就像做错事害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没事，自己人，”再次和齐红见面时，这名官员已恢复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饭。
无论如何，总得为自己辩护一番。他们大多诉诸身不由己的浮沉感。齐红举例说，言辞大致是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人，在工作中绝对没有重大问题，但是你说，小小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现在的工作哪能那么严格呢？人家送了点礼，过生日送了点钱，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像焦裕禄同志一样拒绝呢？这是不行的。要是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只能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交往、一种交流，现在的情形下，要是不这样就没法工作了吧？”
应对之道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饭桌上，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现在嫉妒心这么重，又安窃听器，又装偷拍机，说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我躺在床上，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干脆这样，我也不掌权了。但是你说，我当局长，辞职也不实际，还涉及到整体利益，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嫉妒、减少别人的攻击，我把权分了，就没人恨我了。”
“这不过是自我掩饰”，齐红说，饭桌上的人都听出了怨言，“没有权力，还怎么腐败？”
随着检测的深入，他开始对这一切习以为常。重新建立是非标准，用以区分人群。
他说，对于“明显的坏蛋”，他会坚决拒绝帮其检测的要求，虽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有一次，他帮一个官员在车里查出窃听器后，对方不愿接受事实，当场争辩说：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不可能安装在我这的，因为我从来不说任何违反党的要求的话。
“你能做到吗？你别狂，我会让你不再这样说话。”齐红和他争执起来。
“你要使用窃听器吗？”他反问。
“我不用这么初级的办法。哪天我把你在某种场合私密环境下说的话拿出来给你听。但是你绝对不允许告我，咱俩签一个协议，敢不敢试一试？”
齐红看他转着眼珠沉默了，便接着说：“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在这方面我比你知道得更多，就像党内的事我不如你，其它的事你不如我。”听罢，这名“优秀”官员哈哈笑起来，称自己在开玩笑。
另一名局长则在看到拆出来的窃听器后，轻松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装的。“他觉得自己在单位太受欢迎，不会有人监督他的，因为全单位都被他带动起来搞腐败，每个员工都得到很多好处”。
齐红提醒他，国家还是有法律的。
“我在我们单位，就我说了算！我说的就是规章制度！”
这些时候，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
“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惊恐的反应。无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齐红说。
（实习记者麦静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