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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是中国新文学界的最有希望者。郑学稼论曹禺,主要集中在《论〈雷雨〉》和《评〈北京人〉》两文,他认为《雷雨》是五四运动的文学传统被"拉丁化"毁灭后唯一的花朵,但并非"暴露大家庭的罪恶"、"煽动阶级斗争"的作品,其中对中国乌托邦主义者的讽刺或指摘,非常动人。而《北京人》的创作,不但人物性格未能充分刻画,和客观的现实也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