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使全球瞩目。但到了90年代,却一路萧条,GDP甚至出现负增长,各项改革收效甚微。因此,20世纪90年代被日本视为“失去的十年”。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怎么了？除去政治、经济等因素外,原本风光一时的日本企业文化是否也出了问题？
一、日本民族文化的寻根:“座文化”
日本民族的“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缩小至能触摸到肌肤的聚会文化,用“茶道”的专业用语来讲,就是“设座”,目的是求得主客一体的同感。为了获得这样的效果,与座者都要成为“茶道”中的演员。韩国李御宁在《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中曾经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景:在日本,人们把茶室主人的演技称为“主人态”,把客人的演技称为“客人态”。主人的姿态主要表现在端茶、点茶等细小动作上,客人一方则遵循着喝茶的一套程式——用欣赏的眼神看茶器、用固定的台词和主人交谈。受招待的客人可以在点茶的全过程中深刻体会主人是如何真心待客的,而主人也能从客人那种恭恭敬敬的品茶动作中充分体会他的心情。所以,“座”既不是主人的,也不是客人的,而是命运共同体的连接点,主人并不仅仅是为客人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讲,茶文化是一种聚会文化。聚会中,特定的狭小空间（四张半榻榻米）拉近了所有在座者的情感距离,达到了“一致”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茶仍成“茶道”:只要“茶道”的程式不变,仍然具有同样的效果。此时,茶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含义,追求的只是“茶道”这种氛围。这种“座”文化具有神奇的魔力,日本的“家族式管理”、“团队精神”、“凝聚力”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发源于此。
但是,在“座”文化中,由于日本民族主流文化刻意提倡内部“一致”与“同一”,使所有与座者都成了演员。每个人都必须抑制自己的部分言行（因为他的言行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甚至为求得团体的认可而进行表演。有人说,“日本人是团体动物”,此话不假。在当今世界主要民族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日本民族那样刻意追求团体一致。它的优点不用赘述,而它的缺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某些方面,它的缺点已经抵消了由优点带来的好处。
企业文化属于亚文化范畴,而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无时无刻不受到本国母文化的深远影响。日本企业文化最有特色的活力部分莫过于“团队精神”、“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工会”,而这些都与“茶道”与“设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受其消极影响。例如:
第一,决策时过于追求一致,往往需要从上到下各个环节、各个层次一致认同,从而导致决策速度缓慢、协调“费用”昂贵。最严重的是:很多有创造潜力、有长远眼光的想法最终都成为“一致”的牺牲品。
第二,营销时热衷于在自己与消费者之间设“座”,想尽一切办法使顾客满意,拘泥于一切细微处。营销过于偏重“拉式”策略,而忽视“推式”策略。这样,一方面难以对顾客需求进行引导,另一方面产品缺乏创新。再者,由于一些消费者热衷于追求自身的忠诚,买入很多自己并不适用的商品,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需求。
第三,企业与工会的关系比较和谐,企业工会在协调雇员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日本工人很少罢工的原因。但这也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人力资源很难通过市场调节来达到优化配置。
第四,受雇佣方与雇佣者亲密一体,终身雇佣,“座”文化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终身雇佣虽然保证了受雇佣方强烈的归属感,但毕竟还是弊大于利。一些员工进入企业后,竞争意识薄弱,危机感迟钝,再加上实行“年功序列制”,上进动力明显不足。另外,“年功序列”很有论资排辈的意味,使一些年轻有为的人很少在他们最具创造力的阶段获得重要的职位来发挥自己的才华。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些外国研究者对日本的终身雇佣制青睐有加的时候,日本岛内却兴起一股逆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就业时选择更高的流动性,而不是终身雇佣。
二、日本民族文化的新困境
自身文化的异化与迷失
尽管有很多国家正在学习日本企业文化,但日本企业文化赖以产生、发展的日本民族文化却出现了异化和迷惘的趋势。如今,在日本有一种强烈的想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认可的愿望。我们在日本到处可见青年人染黄发、说英语,对日本传统习俗持一种反叛蔑视的态度;到处可见日本人对白种人真诚友好,对黄种人、黑种人表面上点头鞠躬,骨子里却充满了日式虚伪。
《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作者柏杨在接受采访时说:“整个人类文化正在走向宽容。”可是,这话却不可用在日本人身上。有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能反省,就不会进步;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反省,就不会走向未来。”而日本恰恰是一个不愿反省、也不敢反省的民族。德国总理可以在被纳粹屠杀的死难者纪念碑前屈膝跪倒,承认“我有罪”;日本首相却可以一面忙着参拜靖国神社,一面叫嚣“我有功”。
即便在正常时期,日本那种狭小地域的局限、自身资源的匮乏、日益明显的生存压力、泡沫经济与政治侏儒的强烈反差等等,都使得日本民族文化有些异样。余杰先生在《丑陋的牡丹花,丑陋的日本人》中有这样一段话:“三岛由纪夫是二十世纪日本第一流的作家,他有一篇小说《牡丹》在日本岛内好评如潮。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侵华战争。他除了培植数百株牡丹花外别无所好。究其原因,每一株牡丹都象征着一名当年他所杀害的年轻美貌的中国姑娘。就是这样一个变态魔王,在三岛笔下却成为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综观人类数千个群族,惟有丑陋的日本人才能宁静超然地欣赏这些丑陋的牡丹花。”
文化拙于交流形成的封闭
日本是一个岛国,但却没有形成海洋文化。岛国的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日本人谨小慎微、狭隘封闭的民族性格。主动地向外推广兜售本国文化,一直是近期欧美国家对外政策的一大支柱。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仍在此项上投入巨资。相反,日本却并没有这么做。中国的优秀人才移民到日本的比起到美国的要少得可怜,有些人即便去了,也往往因日本人的排外而最后返回中国。于是,很多人感慨:“日本的确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但不过是把贸易放在国际交流中,在文化上却实行锁国政策。”一言以蔽之,日本没有向世界敞开胸怀。
日本文化有缩小的趋势
日本文化有缩小的趋势,这种趋势充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已经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按照日本人的传统观念,公司规模大了就容易变得抽象,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会越来越困难。因此,尽管日本也有一些大企业,但往往都采取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具体表现在:上层管理者必须直接接触各个部门的具体负责人,“亲自到工厂和现场”或“直接会见顾客”。毫无疑问,公司高层适当从事如上工作是必要的。但在日本,以上活动已经成了为“设座”而必须进行的活动。由于刻意耗费时间、始终关注细微之处,直接造成对整体大局的把握能力明显不足。波特指出:日本公司普遍缺乏战略、缺少创新。日本企业的成功模式往往建立在比它的竞争对手更好的基本管理方法上,公司能同时实现最高质量和最低成本。日本公司取得竞争优势往往是通过提高经营效率,而忽视制定有效战略。日本企业在经营上很容易趋同,尤其是几家企业争夺同一资源时,往往用残酷无情和思想单一的努力来换取最佳生产,导致竞争趋同。相比之下,强大的创新战略正是美国重新取得绝对优势的原因。
三、结论与启示
可以看出,日本民族文化在发育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固有缺陷。这就直接决定了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企业文化先天不足,“茶道”、“设座”就是其深层反映。日本企业往往拘泥过多,灵气不足,缺乏创新,忽视战略。从某种角度讲,日本的经济衰退是合理而必然的结果。在日本原有经济框架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前,日本企业文化取得了短暂的辉煌。而在现今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后,隐藏在日本企业深处的危机终于爆发,与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美国企业逐渐拉大了距离。因此,日本必须深刻反省其文化的缺失,才有望重振经济雄风。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意识到,21世纪前半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目前,我国企业大都比较弱小,企业文化也正在形成,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灵魂”指导作用还不够明显。因此,如何“扬弃”本民族文化,汲取国外先进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文化,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潜心研究的问题。有很多迹象表明,现今的中国非常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例如:同样是一个注重文凭的社会;同样是儒家文化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样是向欧美国家积极引进、学习先进文化、技术、管理方法;同样是经济高速发展,创造奇迹（日本GDP增长速度为10%左右,中国约为8%）;同样是处于企业文化正在形成、增强的阶段。中日两国的国情当然有所不同,但“民族文化的迷失会直接导致企业文化先天不足”这一事实仍对我国企业具有很大的警示作用。
一、日本民族文化的寻根:“座文化”
日本民族的“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缩小至能触摸到肌肤的聚会文化,用“茶道”的专业用语来讲,就是“设座”,目的是求得主客一体的同感。为了获得这样的效果,与座者都要成为“茶道”中的演员。韩国李御宁在《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中曾经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景:在日本,人们把茶室主人的演技称为“主人态”,把客人的演技称为“客人态”。主人的姿态主要表现在端茶、点茶等细小动作上,客人一方则遵循着喝茶的一套程式——用欣赏的眼神看茶器、用固定的台词和主人交谈。受招待的客人可以在点茶的全过程中深刻体会主人是如何真心待客的,而主人也能从客人那种恭恭敬敬的品茶动作中充分体会他的心情。所以,“座”既不是主人的,也不是客人的,而是命运共同体的连接点,主人并不仅仅是为客人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讲,茶文化是一种聚会文化。聚会中,特定的狭小空间（四张半榻榻米）拉近了所有在座者的情感距离,达到了“一致”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茶仍成“茶道”:只要“茶道”的程式不变,仍然具有同样的效果。此时,茶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含义,追求的只是“茶道”这种氛围。这种“座”文化具有神奇的魔力,日本的“家族式管理”、“团队精神”、“凝聚力”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发源于此。
但是,在“座”文化中,由于日本民族主流文化刻意提倡内部“一致”与“同一”,使所有与座者都成了演员。每个人都必须抑制自己的部分言行（因为他的言行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甚至为求得团体的认可而进行表演。有人说,“日本人是团体动物”,此话不假。在当今世界主要民族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日本民族那样刻意追求团体一致。它的优点不用赘述,而它的缺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某些方面,它的缺点已经抵消了由优点带来的好处。
企业文化属于亚文化范畴,而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无时无刻不受到本国母文化的深远影响。日本企业文化最有特色的活力部分莫过于“团队精神”、“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工会”,而这些都与“茶道”与“设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受其消极影响。例如:
第一,决策时过于追求一致,往往需要从上到下各个环节、各个层次一致认同,从而导致决策速度缓慢、协调“费用”昂贵。最严重的是:很多有创造潜力、有长远眼光的想法最终都成为“一致”的牺牲品。
第二,营销时热衷于在自己与消费者之间设“座”,想尽一切办法使顾客满意,拘泥于一切细微处。营销过于偏重“拉式”策略,而忽视“推式”策略。这样,一方面难以对顾客需求进行引导,另一方面产品缺乏创新。再者,由于一些消费者热衷于追求自身的忠诚,买入很多自己并不适用的商品,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需求。
第三,企业与工会的关系比较和谐,企业工会在协调雇员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日本工人很少罢工的原因。但这也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人力资源很难通过市场调节来达到优化配置。
第四,受雇佣方与雇佣者亲密一体,终身雇佣,“座”文化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终身雇佣虽然保证了受雇佣方强烈的归属感,但毕竟还是弊大于利。一些员工进入企业后,竞争意识薄弱,危机感迟钝,再加上实行“年功序列制”,上进动力明显不足。另外,“年功序列”很有论资排辈的意味,使一些年轻有为的人很少在他们最具创造力的阶段获得重要的职位来发挥自己的才华。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些外国研究者对日本的终身雇佣制青睐有加的时候,日本岛内却兴起一股逆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就业时选择更高的流动性,而不是终身雇佣。
二、日本民族文化的新困境
自身文化的异化与迷失
尽管有很多国家正在学习日本企业文化,但日本企业文化赖以产生、发展的日本民族文化却出现了异化和迷惘的趋势。如今,在日本有一种强烈的想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认可的愿望。我们在日本到处可见青年人染黄发、说英语,对日本传统习俗持一种反叛蔑视的态度;到处可见日本人对白种人真诚友好,对黄种人、黑种人表面上点头鞠躬,骨子里却充满了日式虚伪。
《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作者柏杨在接受采访时说:“整个人类文化正在走向宽容。”可是,这话却不可用在日本人身上。有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能反省,就不会进步;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反省,就不会走向未来。”而日本恰恰是一个不愿反省、也不敢反省的民族。德国总理可以在被纳粹屠杀的死难者纪念碑前屈膝跪倒,承认“我有罪”;日本首相却可以一面忙着参拜靖国神社,一面叫嚣“我有功”。
即便在正常时期,日本那种狭小地域的局限、自身资源的匮乏、日益明显的生存压力、泡沫经济与政治侏儒的强烈反差等等,都使得日本民族文化有些异样。余杰先生在《丑陋的牡丹花,丑陋的日本人》中有这样一段话:“三岛由纪夫是二十世纪日本第一流的作家,他有一篇小说《牡丹》在日本岛内好评如潮。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侵华战争。他除了培植数百株牡丹花外别无所好。究其原因,每一株牡丹都象征着一名当年他所杀害的年轻美貌的中国姑娘。就是这样一个变态魔王,在三岛笔下却成为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综观人类数千个群族,惟有丑陋的日本人才能宁静超然地欣赏这些丑陋的牡丹花。”
文化拙于交流形成的封闭
日本是一个岛国,但却没有形成海洋文化。岛国的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日本人谨小慎微、狭隘封闭的民族性格。主动地向外推广兜售本国文化,一直是近期欧美国家对外政策的一大支柱。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仍在此项上投入巨资。相反,日本却并没有这么做。中国的优秀人才移民到日本的比起到美国的要少得可怜,有些人即便去了,也往往因日本人的排外而最后返回中国。于是,很多人感慨:“日本的确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但不过是把贸易放在国际交流中,在文化上却实行锁国政策。”一言以蔽之,日本没有向世界敞开胸怀。
日本文化有缩小的趋势
日本文化有缩小的趋势,这种趋势充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已经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按照日本人的传统观念,公司规模大了就容易变得抽象,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会越来越困难。因此,尽管日本也有一些大企业,但往往都采取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具体表现在:上层管理者必须直接接触各个部门的具体负责人,“亲自到工厂和现场”或“直接会见顾客”。毫无疑问,公司高层适当从事如上工作是必要的。但在日本,以上活动已经成了为“设座”而必须进行的活动。由于刻意耗费时间、始终关注细微之处,直接造成对整体大局的把握能力明显不足。波特指出:日本公司普遍缺乏战略、缺少创新。日本企业的成功模式往往建立在比它的竞争对手更好的基本管理方法上,公司能同时实现最高质量和最低成本。日本公司取得竞争优势往往是通过提高经营效率,而忽视制定有效战略。日本企业在经营上很容易趋同,尤其是几家企业争夺同一资源时,往往用残酷无情和思想单一的努力来换取最佳生产,导致竞争趋同。相比之下,强大的创新战略正是美国重新取得绝对优势的原因。
三、结论与启示
可以看出,日本民族文化在发育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固有缺陷。这就直接决定了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企业文化先天不足,“茶道”、“设座”就是其深层反映。日本企业往往拘泥过多,灵气不足,缺乏创新,忽视战略。从某种角度讲,日本的经济衰退是合理而必然的结果。在日本原有经济框架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前,日本企业文化取得了短暂的辉煌。而在现今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后,隐藏在日本企业深处的危机终于爆发,与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美国企业逐渐拉大了距离。因此,日本必须深刻反省其文化的缺失,才有望重振经济雄风。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意识到,21世纪前半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目前,我国企业大都比较弱小,企业文化也正在形成,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灵魂”指导作用还不够明显。因此,如何“扬弃”本民族文化,汲取国外先进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文化,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潜心研究的问题。有很多迹象表明,现今的中国非常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例如:同样是一个注重文凭的社会;同样是儒家文化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样是向欧美国家积极引进、学习先进文化、技术、管理方法;同样是经济高速发展,创造奇迹（日本GDP增长速度为10%左右,中国约为8%）;同样是处于企业文化正在形成、增强的阶段。中日两国的国情当然有所不同,但“民族文化的迷失会直接导致企业文化先天不足”这一事实仍对我国企业具有很大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