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崇敬的老师陈元晖先生不幸逝世已五周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眼前，他的谆谆教诲仍牢记心间，他的遗愿仍鞭策着我，激励着我。
　　陈老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他有多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先后在陕北延安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从事教育工作，担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兼附中校长长达七年之久。他长期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工作。他曾深情地回顾到：“我在1930年秋季进师范学校开始学教育学，到现在已过了一轮甲子，到1990年整整六十年。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和建国后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都是以教育学为我的主要研究项目。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也是以教教育学为主。”
　　事实上，陈老在学术上的贡献不限于教育学：他在心理学、中外教育史和哲学领域都有脍炙人口的著述问世。他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学术造诣和治学风格是人所公认的。陈老有时也戏称自己是“杂家”。然而，一个人果能“杂”而又成“家”，谈何容易!陈老确实是杂而成家了。他的《心理学的方法学》、《论冯特》，以及有关巴甫洛夫和皮亚杰的研究在心理学界享誉甚高；他的《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有关杜威和马赫主义的批判，在中外教育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有关康德哲学的研究在海内外都有影响，并两度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康德哲学研究年会。
　　然而，陈老始终认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教育学。他一生奋斗，执着追求的目标还是提高教育学的学术质量和科学水平。1984年以后直至1989年，先后六年多时间，写出了《对教育学的若干新思考》，包括了教育学不是记问之学而是使人聪明之学，科学与教育学；“一般系统论”与教育学；康德与西方近代教育学，教育实践与教育科学；读书观察
　　实验；“人才学”还是教育学；教育研究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看过去，更要面向未来等十余篇专论，广泛运用哲学、心理学、中外教育史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进展，推进教育学学科建设。他多次说：1964年我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调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工作，有人说我的工作调动是“改行”，我自己不这么看。哲学和教育学不是两种不同的“行业”，而是“同行”。教育学如果不同哲学结合，就失去理论基础，缺乏理论基础的学科，就不成其为科学。巴尔扎克在《幻灭》一书中说：“要像莫里哀那样，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同样的道理也可以适用于教育学，要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教育学。教育学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的境地就是由于它忽视哲学。陈老曾风趣地说：我手中有建国后出版的教育学一百余本，大同小异，千人一面，多是没有教育思想的教育学，原因就在于作者缺乏个人独立哲学思考的勇气和能力。他反复吟诵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小说中邓蒂斯与法利亚的一段对话，指出：哲学——它就是基督踏在脚下升上天去的五色彩云。陈老痴情地说：我学哲学并不是“改行”，我也是想为教育学寻找一朵彩云，把它托上天去。
　　我作为陈老的学生，听着这番教诲，似有所悟。原来他一生苦心求索，都是在寻找能把教育学托上天空去的彩云。
　　80年代末，他又不断地讲，要写一部《中国教育学史》。他说：教育学要提高不能单靠借鉴外国人，要善于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教育学也不是只有西方人搞的一种模式。写《中国教育学史》不仅可以提高我国教育学的学术科学水平，而且具有世界意义，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我们知道，当时的陈老已身患绝症，而且年逾古稀。他还在执着地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另一朵彩云。
　　陈老十分清楚自己的病情，也深知写《中国教育学史》工程浩大。他多次说：现在订计划不可能太长，只能按月、按年，万一完不成，你们大家接着做下去。我先写一头一尾，两头夹击，中间部分能写多少，不好妄求，要看马克思什么时候让我去报到，这也要服从“组织安排”!
　　令人庆幸的是，1991年，陈老顺利写完了他所谓的Ⅸ中国教育学史》的“尾”，这就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刊出的《中国教育学七十年》。接着他又拖着病弱的身躯，开始撰写《中国教育学史》的“头”——《<礼记>新读》。在他告别人生前的两个月，已顺利完成了近十万字的手稿。然而无情的病魔再次向他袭来，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离开了他的书桌，躺在医院的病榻上。陈老在弥留之际还关心着这个未完成的“头”，并表达了他最后的愿望，希望这部未完的书稿能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希望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学者继续完成他未竟的研究，继续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陈老一生都在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他离开了我们，然而在天空中飘动的朵朵彩云间，我们仿佛仍然看到他的身影和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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