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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但在中国相关实证研究仍不多见。本文以南昌市三个处在不同城镇化阶段的社区为研究对象，从就业空间、购物空间、娱乐休闲活动空间三方面对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社区依附程度大致随着城镇化程度的逐渐减弱而依次递增，二者呈现反相关的趋势。结果表明，伴随城镇化的推进，社区居民的社区依附程度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地方感逐渐减弱。
[关键词]城镇化；乡村社区；地方感；社区依附；南昌市
[DOI]10.13939/j.cnki.zgsc.2015.43.211
1 引 言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迈入新的阶段以及“记得住乡愁”的新型城镇化要求的提出，我国有关人与地方的研究方兴未艾[1]。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2]，地方感的研究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尤其体现在地方的主导意义和地理体验质量的探索等方面。
在国内，地方感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题越来越得到学者的重视，虽然在目前部分研究结果还存在一定的出入，但与地方感相关的概念、地方感的维度等内容已经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归纳[3]。在实证研究方面，有关研究集中在旅游研究及相关领域，主要涉及游客对旅游地的地方感与依恋感[4]，游客对旅游地的认知[5、6]，地方认同、地方依赖与资源保护观点之间的关系[7]，移民对宗教场所的地方感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8]。
除了在旅游方面的研究之外，部分学者在城市化对于乡村社区居民地方感的影响方面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9、10]，但还并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实际的案例，逐步归纳总结出其中的规律。
2 数据与方法
笔者于2015年4月份利用周末时间在南昌的城市边缘区、城乡交接区、城市远郊区依次选取了三个城镇化影响程度不同的乡村社区：桃岭村、胡坊村、大士院（见下图），这三个社区依次是由乡村就地转化为城市居住区的社区、半城镇化的乡村和受城镇化影响较小的乡村。根据三个社区居民的总数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182份，其中桃岭村43份，胡坊村66份，大士院73份。
三个乡村社区所在位置
3 城镇化改变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结构
“社区依附”指人们在获取生活资源（生计、社会、文化资源）方面与社区的联系，联系强则为社区依附性强[9]。社区依附程度是社区地方感的重要指标，城镇化对乡村社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社区居民空间流动性增强，各种生计生活空间对所居住社区依赖程度减弱。本文从就业空间、购物空间、娱乐休闲活动空间三方面分析其社区依附性的变化，即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结构的变化。
3.1 就业空间的变化
城镇化的实质是人的城镇化，是农业人口非农化的过程。伴随着非农用地向农用地入侵，乡村社区的生产功能逐渐丧失，乡村居民主动或被动选择从事非农业活动，这必然带来社区居民就业空间与社区的分离。
笔者通过实地简单随机抽样调查，对三个社区居民就业空间分布进行了频率统计。调查显示，超过75%的桃岭村村民在社区内务农，而仅10%的大士院居民在社区内就业，绝大多数在社区外的不同地点从事非农业活动。由此可见，随着城镇化影响的增强，从事非农工作的人口比例在增加，居民就业空间逐步和社区分离。
3.2 购物活动空间的变化
传统农业社区居民的日常消费基本在社区附近的集市，城镇化使得居民消费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调查发现，城镇化影响程度不同，会导致居民消费活动空间大小不同，购物活动场所数目不同。
从购物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大士院居民的购物活动空间由社区里的便利店购物扩展到大型的百货商场，并且更加倾向于中心城市的高級商业中心，而桃岭村80%以上村民的购物活动空间仅仅局限于社区附近的商店。
从购物场所的数目来看，大士院居民的购物地点更多，购物场所的选择更加多样，而桃岭村村民的购物场所就显得格外单一，60%以上的村民只有两个购物场所。
3.3 娱乐休闲活动空间的变化
从理论上推断，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城市社区的居民应倾向选择在社区外的场所进行娱乐休闲活动，如酒吧街和特定的会所，因为他们对于社区内部的休闲活动场所的依附性并不强[9]。乡村社区居民受到城镇化影响后，是否也如此？笔者通过这三个社区简单的频率统计发现，越靠近城市中心区的居民，选择在中心区休闲娱乐的比例越高，大士院居民在南昌市区休闲娱乐的比例高达75%以上，而桃岭村村民则多数只能选择在社区内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处于城与乡之间的胡坊村，选择在附近乡镇或县城进行休闲娱乐活动的比例和购物场数相比于其他两个村是最高的，这主要跟胡坊村与市中心距离不远不近的区位和交通有关。
4 结 论
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居民的日常空间结构与社区的关系为社区依附程度大致随着城镇化程度的逐渐减弱而依次递增，二者呈现反相关的趋势。事实上，三个社区受城镇化的影响程度的差异是城镇化引起的职业、收入的差异在空间上的重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原本均质的乡村社区变得异质化。
具体表现出以下特征：①在城镇化范围之外的地区，人们大多以农业活动为主，娱乐活动相对单一，活动范围较小，且购物距离较长。这时对社区的地方感相对较高。②在城市边缘地区，城镇化进程正在波及这些区域，居民的生活方式、经济活动正在发生较大的改变，这些社区内的居民应该呈现出不同的地方感表现，这些源于不同人们自身观念的差异。③处于市区内的社区，居民主要从事非农业的经济活动，同时具有比较广泛的娱乐活动项目。在城镇化的影响下，不同社区之间的社区活动趋于相似，社区特征减弱，居民的地方感也相应减弱。
参考文献：
[1]常江，谢涤湘，黄健文.西方国家社区依恋研究[J].热带地理，2015，35（4）：507-514.
[2]唐文跃.九寨沟旅游者地方感对资源保护态度的影响[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20（5）：574-578.
[3]龚花，毛端谦.国内地方依恋研究综述[J].江西科技师范大报，2013（3）：77-82.
[4]周慧玲.旅游者“场所依恋”的形成机制及实证研究——以都江堰为例[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5]刘春燕，周曼诗，曾过生，等.旅游者地方感对旅游者忠诚度的影响研究——以旅游者满意度为中介变量[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2）：217-221.
[6]汪芳，黄晓辉，俞曦.旅游地地方感的游客认知研究[J].地理学报，2009，64（10）：1267-1277.
[7]唐文跃，张捷，罗浩.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与资源保护态度的关系——以西递、宏村、南屏为例[J].旅游学刊，2008，23（10）：87-92.
[8]黄嘉玲，何深静.非洲裔移民在穗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基于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实证研究[J].热带地理，2014，34（3）：308-318.
[9]吴莉萍，周尚意.城市化对乡村社区地方感的影响分析——以北京三个乡村社区为例[J].北京社会科学，2009（2）：30-35.
[10]陈桂秋.城镇化过程中的广西壮族生态文化地方感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4（2）：25-27.
[关键词]城镇化；乡村社区；地方感；社区依附；南昌市
[DOI]10.13939/j.cnki.zgsc.2015.43.211
1 引 言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迈入新的阶段以及“记得住乡愁”的新型城镇化要求的提出，我国有关人与地方的研究方兴未艾[1]。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2]，地方感的研究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尤其体现在地方的主导意义和地理体验质量的探索等方面。
在国内，地方感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题越来越得到学者的重视，虽然在目前部分研究结果还存在一定的出入，但与地方感相关的概念、地方感的维度等内容已经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归纳[3]。在实证研究方面，有关研究集中在旅游研究及相关领域，主要涉及游客对旅游地的地方感与依恋感[4]，游客对旅游地的认知[5、6]，地方认同、地方依赖与资源保护观点之间的关系[7]，移民对宗教场所的地方感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8]。
除了在旅游方面的研究之外，部分学者在城市化对于乡村社区居民地方感的影响方面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9、10]，但还并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实际的案例，逐步归纳总结出其中的规律。
2 数据与方法
笔者于2015年4月份利用周末时间在南昌的城市边缘区、城乡交接区、城市远郊区依次选取了三个城镇化影响程度不同的乡村社区：桃岭村、胡坊村、大士院（见下图），这三个社区依次是由乡村就地转化为城市居住区的社区、半城镇化的乡村和受城镇化影响较小的乡村。根据三个社区居民的总数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182份，其中桃岭村43份，胡坊村66份，大士院73份。
三个乡村社区所在位置
3 城镇化改变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结构
“社区依附”指人们在获取生活资源（生计、社会、文化资源）方面与社区的联系，联系强则为社区依附性强[9]。社区依附程度是社区地方感的重要指标，城镇化对乡村社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社区居民空间流动性增强，各种生计生活空间对所居住社区依赖程度减弱。本文从就业空间、购物空间、娱乐休闲活动空间三方面分析其社区依附性的变化，即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结构的变化。
3.1 就业空间的变化
城镇化的实质是人的城镇化，是农业人口非农化的过程。伴随着非农用地向农用地入侵，乡村社区的生产功能逐渐丧失，乡村居民主动或被动选择从事非农业活动，这必然带来社区居民就业空间与社区的分离。
笔者通过实地简单随机抽样调查，对三个社区居民就业空间分布进行了频率统计。调查显示，超过75%的桃岭村村民在社区内务农，而仅10%的大士院居民在社区内就业，绝大多数在社区外的不同地点从事非农业活动。由此可见，随着城镇化影响的增强，从事非农工作的人口比例在增加，居民就业空间逐步和社区分离。
3.2 购物活动空间的变化
传统农业社区居民的日常消费基本在社区附近的集市，城镇化使得居民消费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调查发现，城镇化影响程度不同，会导致居民消费活动空间大小不同，购物活动场所数目不同。
从购物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大士院居民的购物活动空间由社区里的便利店购物扩展到大型的百货商场，并且更加倾向于中心城市的高級商业中心，而桃岭村80%以上村民的购物活动空间仅仅局限于社区附近的商店。
从购物场所的数目来看，大士院居民的购物地点更多，购物场所的选择更加多样，而桃岭村村民的购物场所就显得格外单一，60%以上的村民只有两个购物场所。
3.3 娱乐休闲活动空间的变化
从理论上推断，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城市社区的居民应倾向选择在社区外的场所进行娱乐休闲活动，如酒吧街和特定的会所，因为他们对于社区内部的休闲活动场所的依附性并不强[9]。乡村社区居民受到城镇化影响后，是否也如此？笔者通过这三个社区简单的频率统计发现，越靠近城市中心区的居民，选择在中心区休闲娱乐的比例越高，大士院居民在南昌市区休闲娱乐的比例高达75%以上，而桃岭村村民则多数只能选择在社区内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处于城与乡之间的胡坊村，选择在附近乡镇或县城进行休闲娱乐活动的比例和购物场数相比于其他两个村是最高的，这主要跟胡坊村与市中心距离不远不近的区位和交通有关。
4 结 论
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居民的日常空间结构与社区的关系为社区依附程度大致随着城镇化程度的逐渐减弱而依次递增，二者呈现反相关的趋势。事实上，三个社区受城镇化的影响程度的差异是城镇化引起的职业、收入的差异在空间上的重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原本均质的乡村社区变得异质化。
具体表现出以下特征：①在城镇化范围之外的地区，人们大多以农业活动为主，娱乐活动相对单一，活动范围较小，且购物距离较长。这时对社区的地方感相对较高。②在城市边缘地区，城镇化进程正在波及这些区域，居民的生活方式、经济活动正在发生较大的改变，这些社区内的居民应该呈现出不同的地方感表现，这些源于不同人们自身观念的差异。③处于市区内的社区，居民主要从事非农业的经济活动，同时具有比较广泛的娱乐活动项目。在城镇化的影响下，不同社区之间的社区活动趋于相似，社区特征减弱，居民的地方感也相应减弱。
参考文献：
[1]常江，谢涤湘，黄健文.西方国家社区依恋研究[J].热带地理，2015，35（4）：507-514.
[2]唐文跃.九寨沟旅游者地方感对资源保护态度的影响[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20（5）：574-578.
[3]龚花，毛端谦.国内地方依恋研究综述[J].江西科技师范大报，2013（3）：77-82.
[4]周慧玲.旅游者“场所依恋”的形成机制及实证研究——以都江堰为例[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5]刘春燕，周曼诗，曾过生，等.旅游者地方感对旅游者忠诚度的影响研究——以旅游者满意度为中介变量[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2）：217-221.
[6]汪芳，黄晓辉，俞曦.旅游地地方感的游客认知研究[J].地理学报，2009，64（10）：1267-1277.
[7]唐文跃，张捷，罗浩.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与资源保护态度的关系——以西递、宏村、南屏为例[J].旅游学刊，2008，23（10）：87-92.
[8]黄嘉玲，何深静.非洲裔移民在穗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基于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实证研究[J].热带地理，2014，34（3）：308-318.
[9]吴莉萍，周尚意.城市化对乡村社区地方感的影响分析——以北京三个乡村社区为例[J].北京社会科学，2009（2）：30-35.
[10]陈桂秋.城镇化过程中的广西壮族生态文化地方感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4（2）：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