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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亚、e租宝等骗局警示：
责编：陈惟杉
“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今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做出上述指示。他同时就维护金融安全提出6项任务。
其中一条便是“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既要学会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要学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监管意识，提高监管效率”。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进入专业化、技术化、指数化，那么对金融人才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要做好金融工作就离不开金融人才，但现阶段，无论是从省到地市，还是从地市到县乡，普遍缺少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尤其迫切需要充实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干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徐鹏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目前全国一些省市的党政领导班子中“内行”不多，创新不力，因而发展不平衡。
金融人才占比不到公务员总数的1%
徐鵬程本人曾先后在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任金融高管，在2010年至2013年被中组部和团中央以博士服务团成员身份选派江西省鹰潭市挂职副市长。“党政班子中严重缺乏知识型和专家型的领导和干部，更缺乏具体的‘操盘手’，尤其是缺乏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他说。
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公务员总人数为717.1万人，公务员与非公务员的比例为1∶192。“从数量上来说，公务员队伍不算小，但由于历史原因，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够高，特别是1993年以前直接过渡到公务员编制的人，一般文化水平较低。而在现有公务员队伍中，金融类公务员和人才则更少，占比还不到公务员总数的1%。”
“当前搞工作的重点就是做好经济工作，无论工业和农业，都需要金融支撑。一个地方经济要发展，离不开金融的积累和支持，金融总量的大小、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往往决定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徐鹏程认为，领导干部的专业知识要提高，不能满足于做“万金油”干部。
虽然领导干部会有金融知识的相关培训班，“但对于没有任何经济、金融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来说，培训学习其实很难。”有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举例说，多年前中央党校曾经举办金融班，某省份的一位省级领导参加了一段时间后，因年龄较大、相关知识短缺，接受能力有限，“实在太痛苦了”，半途就让省政府秘书长来参加了。
徐鹏程说，“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发展历史，我国金融业人才的积累时间较短，人才占人口和人力资源的比例远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目前来看，各地的金融都是一个短板。”
金融人才总数多，但党政领导干部中缺少“内行”？
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却认为，我国培养的金融人才并不少，“不管是大学、研究机构还是金融机构，金融人才都很充足，无论从学历角度还是实践角度，金融人才并不是很缺。”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曾做过统计，“尤其是省一级领导干部，有很多经济学博士。”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6月5日，全国31个省份的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可查到明确学历履历的，有经济学专业背景或有相关金融部门机构工作经历的干部有105人。其中，北京市、天津市和吉林省最多，均为7人，有多位有经济学博士和硕士学位;重庆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次之，有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干部均为6人。但记者也发现，有金融工作经历的省级领导干部比较少，为数不多的几位包括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曾任央行行长助理、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青海省副省长田锦尘曾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等。
“目前金融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一般性人才过剩，高级人才短缺。现在在金融机构中基础性人才基本上能满足需要，但缺少行业领军人才。”徐鹏程说，他认同当前金融人才总量并不少的观点，但党政领导干部中缺少“内行”，“根据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中应该配有1-2名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副职，这样才能突破经济发展中资金瓶颈的制约。”
徐鹏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亟须补充金融人才的是地市一级的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省一级的更多的是宏观范畴，具体贯彻执行需要地市一级去落实，上面的政策到这里要有一个更进一步消化和细化的过程，所以这一级非常关键，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就更需要专业人才。”
泛亚、e租宝骗局都是市长书记不懂金融惹的祸？
“由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中懂金融和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偏少，当各种各样的金融风险出现时，不少干部就手足无措，不能把握市场的走向，从而也不可能正确地参与市场、管理市场和科学地驾驭市场。”徐鹏程说。
一位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懂金融，也会让一些决策失误，造成风险隐患，比如地方上一些政府招商引进的项目，最后成为非法集资，造成群体性事件。
《中国经济周刊》曾报道过非法集资超400亿、涉及22万人的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2010年，泛亚作为昆明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由政府批准设立。2010年12月27日，昆明市政府印发《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交易市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并成立由分管金融副市长任组长的监管委员会，对交易所进行监管。在2011年4月21日泛亚的“成立暨开市庆典”上，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敲响了开市第一锣。 然而，同样的模式，在辽宁却被喊停了。在昆明获得成功以后，泛亚将该模式也复制到了辽宁。据辽宁当地媒体报道，沈阳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辽宁泛亚金属交易有限公司的这项投资不属于审批项目范畴内，其经营行为涉嫌非法集资，金融办会同服务业委员会对其进行调查。2014年9月，辽宁泛亚该项业务被喊停，同时发布公告通知客户，清退处理交易资金。
同样，非法集资500多亿的“e租宝”，在初期也有“政府站台”的影子。时任蚌埠市委书记周春雨曾多次到钰诚控股集团、e租宝公司考察并表示，蚌埠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e租宝在推动本市互联网金融发展方面所做工作。直到2015年，蚌埠市政府才意识到e租宝发展的高风险，开始对钰诚集团进行多轮调查，钰诚集团将总部搬到了北京。2015年12月16日，e租宝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2016年1月警方公布e租宝非法集资500多亿。
而在重庆，近年来非法集资立案数、涉案金额持续下降，针对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较多，涉及地域广、人员多、风险大的现状，重庆相关部门坚持每月开展非法集资案件风险排查研判，对全市涉及P2P业务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排查。此前曾长期任重庆市市长的黄奇帆有“金融市长”之称，他曾说，互联网金融要有负面清单，在筹资方面，要确定“三个不许”的原则，包括不许设置固定回报、高息揽储;不许乱集资，坚决打击乱集资;不许自设“资金池”，资金必须由第三方托管。“这些要求，是金融业领域的基本规矩，不能探索几年再总结经验，一开始就应立好规矩。”
“实际上，不仅是非法集资监管不力，在地方债务方面，也因缺少专业金融人才而造成风险。”徐鹏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虽然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高负债率已使一些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包袱，个部地区还超过了债务负担的警戒线。”
“有些不懂金融的市委书记、市长，只要能进来钱，就千方百计地找钱，只要钱到了地市的口袋，就敢花。融资不能把杠杆放太大，杠杆放太大了成本吃不消，这将来对国家、对地方都是极不负责任的。现在地方融资，想要达到恰到好处的规模效应，太需要专业人才了。”徐鹏程说。
领导干部不懂金融，除了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外，也可能制约地区发展速度。
在鹰潭市几年的挂职工作经历，让徐鹏程对此有深刻体会，资金配置到哪里，物资、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就会在哪里聚集。“由于省、市、县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偏少，缺乏通过金融运作放大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的能力，使金融在经济调整和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大打折扣。”徐鹏程说，“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在资本运作方面都是短板，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直接制约发展的速度。一些发达地区已经有较完善的资本市场，较好地解决了发展中资金的瓶颈问题，这也是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所在。”
一位在地方掛职的干部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他在某市挂职时，主要负责当地某个板块在香港上市的工作，“就差最后半公里了，主要领导换了，新任领导对金融知识懂的不多，觉得没有必要上市，让项目功亏一篑，这让当地坐失多少良机啊！”
实际上，上市公司在地区贡献、影响越来越大。据Wind资讯数据，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按城市来看，北京282家、上海236家、深圳232家、杭州93家、广州78家，前20位城市上市公司总数达1600家，超过A股总数的一半。在前20名的城市中，除去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不乏绍兴、汕头、台州、无锡这样位于东南沿海的二三线城市，其上市公司数量均达到30家左右。
而如果从省份上来看，广东省以473家的绝对数遥遥领先位居第一，浙江333家、江苏317家紧随其后。
破解“多”与“少”矛盾的关键
一方面，我国有大量的优秀金融人才;另一方面，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又缺乏金融人才。这个“多”与“少”的矛盾如何解决？
竹立家认为，这需要决策机制的进一步科学、透明。“有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里，不是没有专业的金融人才，但是决策过程中没有按照程序，负责的领导拍脑袋办事，就造成了决策的不科学。”他表示，可以进一步加大干部人才交流机制，让金融人才流动到更多需要的岗位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在推进金融人才挂职工作，比如湖南省选派41名金融人才挂职任市县区党政副职，山东省印发《关于加强全省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四川省选派121名金融干部人才到地方和省直部门及省属企业挂职，贵州省集中引进104名金融人才每个市州县班子配一名，等等。
但也有到地方挂职的金融人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挂职”有时候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挂职时间都比较短，与当地官员系统也很难很快融入，“你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理念和认识不一样，人家整个系统都排斥你，很难把工作进行下去。”
徐鹏程认为，解决这个矛盾，需要探索建立地方党政班子与金融机构人才交流制度，有计划地选拔金融机构中层以上干部与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相互交叉挂职任职，积极推动省、市、县政府和金融机构派员到金融机构总部挂职锻炼，增强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同时，具体的干部政策应适当向懂金融运作的管理人才倾斜。
“不懂金融运作的管理者领导地方发展经济，尽管身后有各种高参，但这都不能替代管理者个人的职业判断。”徐鹏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懂市场运作的管理者领导地方发展经济，他们就能准确地理解和分析经济形势，从市场的角度给予重视和解决，与单一的政工出身的政府组成人员形成互补，有利于优化领导班子结构。”
责编：陈惟杉
“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今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做出上述指示。他同时就维护金融安全提出6项任务。
其中一条便是“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既要学会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要学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监管意识，提高监管效率”。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进入专业化、技术化、指数化，那么对金融人才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要做好金融工作就离不开金融人才，但现阶段，无论是从省到地市，还是从地市到县乡，普遍缺少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尤其迫切需要充实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干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徐鹏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目前全国一些省市的党政领导班子中“内行”不多，创新不力，因而发展不平衡。
金融人才占比不到公务员总数的1%
徐鵬程本人曾先后在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任金融高管，在2010年至2013年被中组部和团中央以博士服务团成员身份选派江西省鹰潭市挂职副市长。“党政班子中严重缺乏知识型和专家型的领导和干部，更缺乏具体的‘操盘手’，尤其是缺乏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他说。
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公务员总人数为717.1万人，公务员与非公务员的比例为1∶192。“从数量上来说，公务员队伍不算小，但由于历史原因，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够高，特别是1993年以前直接过渡到公务员编制的人，一般文化水平较低。而在现有公务员队伍中，金融类公务员和人才则更少，占比还不到公务员总数的1%。”
“当前搞工作的重点就是做好经济工作，无论工业和农业，都需要金融支撑。一个地方经济要发展，离不开金融的积累和支持，金融总量的大小、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往往决定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徐鹏程认为，领导干部的专业知识要提高，不能满足于做“万金油”干部。
虽然领导干部会有金融知识的相关培训班，“但对于没有任何经济、金融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来说，培训学习其实很难。”有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举例说，多年前中央党校曾经举办金融班，某省份的一位省级领导参加了一段时间后，因年龄较大、相关知识短缺，接受能力有限，“实在太痛苦了”，半途就让省政府秘书长来参加了。
徐鹏程说，“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发展历史，我国金融业人才的积累时间较短，人才占人口和人力资源的比例远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目前来看，各地的金融都是一个短板。”
金融人才总数多，但党政领导干部中缺少“内行”？
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却认为，我国培养的金融人才并不少，“不管是大学、研究机构还是金融机构，金融人才都很充足，无论从学历角度还是实践角度，金融人才并不是很缺。”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曾做过统计，“尤其是省一级领导干部，有很多经济学博士。”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6月5日，全国31个省份的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可查到明确学历履历的，有经济学专业背景或有相关金融部门机构工作经历的干部有105人。其中，北京市、天津市和吉林省最多，均为7人，有多位有经济学博士和硕士学位;重庆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次之，有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干部均为6人。但记者也发现，有金融工作经历的省级领导干部比较少，为数不多的几位包括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曾任央行行长助理、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青海省副省长田锦尘曾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等。
“目前金融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一般性人才过剩，高级人才短缺。现在在金融机构中基础性人才基本上能满足需要，但缺少行业领军人才。”徐鹏程说，他认同当前金融人才总量并不少的观点，但党政领导干部中缺少“内行”，“根据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中应该配有1-2名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副职，这样才能突破经济发展中资金瓶颈的制约。”
徐鹏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亟须补充金融人才的是地市一级的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省一级的更多的是宏观范畴，具体贯彻执行需要地市一级去落实，上面的政策到这里要有一个更进一步消化和细化的过程，所以这一级非常关键，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就更需要专业人才。”
泛亚、e租宝骗局都是市长书记不懂金融惹的祸？
“由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中懂金融和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偏少，当各种各样的金融风险出现时，不少干部就手足无措，不能把握市场的走向，从而也不可能正确地参与市场、管理市场和科学地驾驭市场。”徐鹏程说。
一位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懂金融，也会让一些决策失误，造成风险隐患，比如地方上一些政府招商引进的项目，最后成为非法集资，造成群体性事件。
《中国经济周刊》曾报道过非法集资超400亿、涉及22万人的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2010年，泛亚作为昆明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由政府批准设立。2010年12月27日，昆明市政府印发《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交易市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并成立由分管金融副市长任组长的监管委员会，对交易所进行监管。在2011年4月21日泛亚的“成立暨开市庆典”上，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敲响了开市第一锣。 然而，同样的模式，在辽宁却被喊停了。在昆明获得成功以后，泛亚将该模式也复制到了辽宁。据辽宁当地媒体报道，沈阳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辽宁泛亚金属交易有限公司的这项投资不属于审批项目范畴内，其经营行为涉嫌非法集资，金融办会同服务业委员会对其进行调查。2014年9月，辽宁泛亚该项业务被喊停，同时发布公告通知客户，清退处理交易资金。
同样，非法集资500多亿的“e租宝”，在初期也有“政府站台”的影子。时任蚌埠市委书记周春雨曾多次到钰诚控股集团、e租宝公司考察并表示，蚌埠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e租宝在推动本市互联网金融发展方面所做工作。直到2015年，蚌埠市政府才意识到e租宝发展的高风险，开始对钰诚集团进行多轮调查，钰诚集团将总部搬到了北京。2015年12月16日，e租宝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2016年1月警方公布e租宝非法集资500多亿。
而在重庆，近年来非法集资立案数、涉案金额持续下降，针对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较多，涉及地域广、人员多、风险大的现状，重庆相关部门坚持每月开展非法集资案件风险排查研判，对全市涉及P2P业务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排查。此前曾长期任重庆市市长的黄奇帆有“金融市长”之称，他曾说，互联网金融要有负面清单，在筹资方面，要确定“三个不许”的原则，包括不许设置固定回报、高息揽储;不许乱集资，坚决打击乱集资;不许自设“资金池”，资金必须由第三方托管。“这些要求，是金融业领域的基本规矩，不能探索几年再总结经验，一开始就应立好规矩。”
“实际上，不仅是非法集资监管不力，在地方债务方面，也因缺少专业金融人才而造成风险。”徐鹏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虽然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高负债率已使一些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包袱，个部地区还超过了债务负担的警戒线。”
“有些不懂金融的市委书记、市长，只要能进来钱，就千方百计地找钱，只要钱到了地市的口袋，就敢花。融资不能把杠杆放太大，杠杆放太大了成本吃不消，这将来对国家、对地方都是极不负责任的。现在地方融资，想要达到恰到好处的规模效应，太需要专业人才了。”徐鹏程说。
领导干部不懂金融，除了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外，也可能制约地区发展速度。
在鹰潭市几年的挂职工作经历，让徐鹏程对此有深刻体会，资金配置到哪里，物资、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就会在哪里聚集。“由于省、市、县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偏少，缺乏通过金融运作放大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的能力，使金融在经济调整和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大打折扣。”徐鹏程说，“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在资本运作方面都是短板，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直接制约发展的速度。一些发达地区已经有较完善的资本市场，较好地解决了发展中资金的瓶颈问题，这也是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所在。”
一位在地方掛职的干部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他在某市挂职时，主要负责当地某个板块在香港上市的工作，“就差最后半公里了，主要领导换了，新任领导对金融知识懂的不多，觉得没有必要上市，让项目功亏一篑，这让当地坐失多少良机啊！”
实际上，上市公司在地区贡献、影响越来越大。据Wind资讯数据，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按城市来看，北京282家、上海236家、深圳232家、杭州93家、广州78家，前20位城市上市公司总数达1600家，超过A股总数的一半。在前20名的城市中，除去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不乏绍兴、汕头、台州、无锡这样位于东南沿海的二三线城市，其上市公司数量均达到30家左右。
而如果从省份上来看，广东省以473家的绝对数遥遥领先位居第一，浙江333家、江苏317家紧随其后。
破解“多”与“少”矛盾的关键
一方面，我国有大量的优秀金融人才;另一方面，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又缺乏金融人才。这个“多”与“少”的矛盾如何解决？
竹立家认为，这需要决策机制的进一步科学、透明。“有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里，不是没有专业的金融人才，但是决策过程中没有按照程序，负责的领导拍脑袋办事，就造成了决策的不科学。”他表示，可以进一步加大干部人才交流机制，让金融人才流动到更多需要的岗位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在推进金融人才挂职工作，比如湖南省选派41名金融人才挂职任市县区党政副职，山东省印发《关于加强全省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四川省选派121名金融干部人才到地方和省直部门及省属企业挂职，贵州省集中引进104名金融人才每个市州县班子配一名，等等。
但也有到地方挂职的金融人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挂职”有时候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挂职时间都比较短，与当地官员系统也很难很快融入，“你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理念和认识不一样，人家整个系统都排斥你，很难把工作进行下去。”
徐鹏程认为，解决这个矛盾，需要探索建立地方党政班子与金融机构人才交流制度，有计划地选拔金融机构中层以上干部与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相互交叉挂职任职，积极推动省、市、县政府和金融机构派员到金融机构总部挂职锻炼，增强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同时，具体的干部政策应适当向懂金融运作的管理人才倾斜。
“不懂金融运作的管理者领导地方发展经济，尽管身后有各种高参，但这都不能替代管理者个人的职业判断。”徐鹏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懂市场运作的管理者领导地方发展经济，他们就能准确地理解和分析经济形势，从市场的角度给予重视和解决，与单一的政工出身的政府组成人员形成互补，有利于优化领导班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