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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18年，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材正式投入使用。相比于先前的人教版语文教材，部编版语文教材在单元结构、知识体系和选文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中国现当代小说的选文在部编版教材中略有变动，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选取的作家较少，不利于学生现代文学史观的形成;选文偏向传统小说，不利于学生现代小说观念的培育。
关键词：部编版 九年级 中国现当代小说 问题
在语文教学中，语文教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规限着语文教师的教学内容，而且指引着学生的阅读选择。在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选文数量占据了选文总数的半壁江山。相比于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上都更加契合当下社会，也更容易为中学生所理解与接受。小说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门类，无论是内容的广度，思想的深度还是技巧的繁复，都是散文、诗歌、戏剧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的选文就显得格外重要。选择什么内容的小说，不仅制约着学生对文学的理解，而且影响着人文精神的培育。2018年出版的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材，在单元结构、知识体系和选文内容上都与以往的人教版语文教材有较大不同，其中的中国现当代小说选文问题，也值得进一步分析探讨。
一.选文情况
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小说的选篇上，九年级上下两册都是采用“现代 当代”的选文模式。其中，鲁迅的小说独占了现代小说的位置，而当代小说的位置则分别被三位作家所占据。《故乡》和《孔乙己》是影响了数代人的经典课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在语文教材中无疑处于“定篇”的地位，无论哪个版本的教材，都绕不开这两篇不朽之作。根据部编版教材总主编温儒敏先生的说法，这正是坚持了教材编写的“守正”立场[1]。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小说的选文中，部编版九年级下册教材用阿城的小说《溜索》替换了原来人教版教材中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这反映出部编版教材的选文倾向——一是加强了对本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重视程度，二是提升了对新时期作家作品的体认程度。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国门的重新打开，各种西方文学思潮纷至沓来，“文革”十年间备受打压的作家们也开始重新提笔进行文学创作，形成了“五四”之后又一个文学高峰期。曹文轩、阿城、刘绍棠正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入选语文教材，正体现了部编版语文教材的选文原则——经典性与时代性的并存。
二.选文问题
1.选取作家较少，不利于现代文学史观的形成
语文是语言和文学的有机统一，语文学科承担着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的重任。入选语文教科书的文学篇目，都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语文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负担着普及文学史的任务。如同中国古代文学绕不开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绕不开“五四”新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然而，在九年级上下两册教材中，现当代小说的选文是值得商榷的。从上文的统计数据来看，选文失衡的情况并没有完全解决。
毫无疑问，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名气最大，成就最高，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故乡》和《孔乙己》脍炙人口，是“五四”新文学的标杆性作品。然而，九年级教材中的现代文学只选取鲁迅的作品，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这样容易窄化学生的文学视野。如同中国古代文学，讲习唐诗必提李白、杜甫、白居易;讲习宋词必提苏轼、柳永、李清照;讲习元曲必提关汉卿、马致远。在现代文学史上，除了鲁迅之外，郁达夫、茅盾、老舍、沈从文、巴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家，他们的作品无疑是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典范。如郁达夫的《薄奠》，茅盾的《林家铺子》，老舍的《月牙儿》，沈从文的《萧萧》，巴金的《憩园》，都是历来广受赞誉的作品。从“文质兼美”和“适宜教学”的选文标准来看，这些作品理应在语文教材中占有一席之地。语文教材的编排空间是有限的，但选文范围却是宽广的。单一地选取鲁迅的小说而忽视其他经典作家的作品，并不利于中学生现代文学史观的形成。近年来，中学语文教材对鲁迅作品的删减，其意图并非削弱鲁迅的经典地位，而是试图对这种现象进行纠偏。因此，在选文上如何平衡鲁迅的小说与其他现代作家的小说，仍旧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相比于年代较早的“五四”新文学，新时期文学由于距今时间较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尚未被经典化，因而当代文学的选文标准更偏向于“时代性”。七年级下册引进了近年来声名大噪的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带上她的眼睛》，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可以看出教材编写者有意顺应时下的文学潮流。然而，在九年级上下册中，當代名气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莫言的小说却并未入选。不可否认的是，曹文轩，阿城，刘绍棠都是当代十分优秀的作家，曹文轩的儿童文学，阿城和刘绍棠的寻根小说都在当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教材有限的编排空间里，悬置了中国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是否有失妥当？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2.偏向传统小说，不利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培育
尽管“故事性”“情节化”“因果性”始终是小说的基本文体特征，但二十世纪以降，传统小说的文体特征愈发受到挑战。许道军先生在《大学创意写作·文学写作篇》一书中指出：“现代小说出现向人物内心发掘、淡化情节、有意强化故事意义的趋势，出现了许多探索人物内心世界的心理小说、意识流小说，甚至精神分析小说。”[2]遗憾的是，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的小说选文并没有反映出这种趋势，选取的依然是以人物、情节、环境为核心的传统小说。可以说，语文界与文学界实际上处于断裂状态。
课文是教师教学的凭借，也是学生学习的对象，选取什么样的小说作为课文，决定了教师教习的文体知识，也决定了学生的认知图式。现代小说的缺位，使得教材中的小说选文缺乏阅读难度，造成了教师与学生的思维固化，认为小说只有一种样式，都必须具有人物、情节、环境、主题这“四大件”。这也导致了教师教习小说的程式化，学生分析小说的格式化。王荣生先生在《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一书中提到：“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的教授曾举过一个例子：他所接触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拿到小说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老师，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什么？’那位教授说，捧起一篇小说，不是用自己的心去触摸它、去感受它，而是习惯性地执意去‘概括’、往往还是套用某种现成的公式去‘概括’所谓的‘主题’，那么这种人已经与文学无缘了。”[3]此番话的矛头无疑直指中学语文教育，而其根源便在于语文教材所传递的文学观念。试观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材的单元导语：“学习这个单元，要学会梳理小说情节，试着从不同角度分析人物形象，并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理解小说的主题。”（九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学习本单元，要在梳理情节、分析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对作品的内容、主题有自己的看法，理解小说的社会意义。”（九年级下册第二单元），都旨在引导学生从知人论世的角度，通过人物、情节、环境、主题去解读小说，由此也反映出入选教材的课文都是契合这一解读倾向的传统小说。
语文特级教师邓彤在《小说阅读和小说教学》一文中指出：“一篇小说可以没有精彩的人物，也可以没有复杂的情节，但是不能没有叙述，叙述是小说中最关键的东西。”[4]也就是说，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和叙述时间才是解读小说的关键要素。课文作为被解读的文本，更应以此三要素作为选择依据。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尚未经受足够的时间检验，能否达到入选语文教材的标准还有待商榷，那么已经被经典化的鲁迅小说则应有足够的说服力。《示众》通过诙谐的笔调刻画了各种看客的丑陋面目，整篇小说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主要人物，只聚焦于一个视点：看客围观犯人;《幸福的家庭》以一个青年作家构思小说时的意识流动与妻子的抱怨、孩子的吵闹相互交错，在理想与现实的比照中对“幸福的家庭”这一命题进行了解构;《弟兄》在张沛君进退维谷的心理、恐怖阴暗的梦境和捉摸不定的现实之间相互穿梭，通过虚实相映构成一种强烈的反讽。这些小说在叙事上无疑都异于传统小说，挑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具有一定的阅读难度，人物、情节、环境、主题的分析方式在此也显得苍白无力，使得师生必须重新审视小说文本的解读方式。因此，语文教材的选文，应积极地与文学界对接，适当地选取具有现代理念与技法的小说，如此才能更新教师与学生的小说观念，也有利于推动语文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温儒敏.“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色与使用建议[J]. 课程.教材.教法，2016，36（11）：6.
[2]葛红兵，许道军主编.创意写作书系·大学创意写作·文学写作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70.
[3]王荣生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147.
[4]王荣生主编.参与式语文教师培训资源·小说教学教什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4.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关键词：部编版 九年级 中国现当代小说 问题
在语文教学中，语文教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规限着语文教师的教学内容，而且指引着学生的阅读选择。在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选文数量占据了选文总数的半壁江山。相比于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上都更加契合当下社会，也更容易为中学生所理解与接受。小说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门类，无论是内容的广度，思想的深度还是技巧的繁复，都是散文、诗歌、戏剧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的选文就显得格外重要。选择什么内容的小说，不仅制约着学生对文学的理解，而且影响着人文精神的培育。2018年出版的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材，在单元结构、知识体系和选文内容上都与以往的人教版语文教材有较大不同，其中的中国现当代小说选文问题，也值得进一步分析探讨。
一.选文情况
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小说的选篇上，九年级上下两册都是采用“现代 当代”的选文模式。其中，鲁迅的小说独占了现代小说的位置，而当代小说的位置则分别被三位作家所占据。《故乡》和《孔乙己》是影响了数代人的经典课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在语文教材中无疑处于“定篇”的地位，无论哪个版本的教材，都绕不开这两篇不朽之作。根据部编版教材总主编温儒敏先生的说法，这正是坚持了教材编写的“守正”立场[1]。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小说的选文中，部编版九年级下册教材用阿城的小说《溜索》替换了原来人教版教材中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这反映出部编版教材的选文倾向——一是加强了对本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重视程度，二是提升了对新时期作家作品的体认程度。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国门的重新打开，各种西方文学思潮纷至沓来，“文革”十年间备受打压的作家们也开始重新提笔进行文学创作，形成了“五四”之后又一个文学高峰期。曹文轩、阿城、刘绍棠正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入选语文教材，正体现了部编版语文教材的选文原则——经典性与时代性的并存。
二.选文问题
1.选取作家较少，不利于现代文学史观的形成
语文是语言和文学的有机统一，语文学科承担着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的重任。入选语文教科书的文学篇目，都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语文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负担着普及文学史的任务。如同中国古代文学绕不开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绕不开“五四”新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然而，在九年级上下两册教材中，现当代小说的选文是值得商榷的。从上文的统计数据来看，选文失衡的情况并没有完全解决。
毫无疑问，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名气最大，成就最高，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故乡》和《孔乙己》脍炙人口，是“五四”新文学的标杆性作品。然而，九年级教材中的现代文学只选取鲁迅的作品，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这样容易窄化学生的文学视野。如同中国古代文学，讲习唐诗必提李白、杜甫、白居易;讲习宋词必提苏轼、柳永、李清照;讲习元曲必提关汉卿、马致远。在现代文学史上，除了鲁迅之外，郁达夫、茅盾、老舍、沈从文、巴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家，他们的作品无疑是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典范。如郁达夫的《薄奠》，茅盾的《林家铺子》，老舍的《月牙儿》，沈从文的《萧萧》，巴金的《憩园》，都是历来广受赞誉的作品。从“文质兼美”和“适宜教学”的选文标准来看，这些作品理应在语文教材中占有一席之地。语文教材的编排空间是有限的，但选文范围却是宽广的。单一地选取鲁迅的小说而忽视其他经典作家的作品，并不利于中学生现代文学史观的形成。近年来，中学语文教材对鲁迅作品的删减，其意图并非削弱鲁迅的经典地位，而是试图对这种现象进行纠偏。因此，在选文上如何平衡鲁迅的小说与其他现代作家的小说，仍旧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相比于年代较早的“五四”新文学，新时期文学由于距今时间较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尚未被经典化，因而当代文学的选文标准更偏向于“时代性”。七年级下册引进了近年来声名大噪的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带上她的眼睛》，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可以看出教材编写者有意顺应时下的文学潮流。然而，在九年级上下册中，當代名气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莫言的小说却并未入选。不可否认的是，曹文轩，阿城，刘绍棠都是当代十分优秀的作家，曹文轩的儿童文学，阿城和刘绍棠的寻根小说都在当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教材有限的编排空间里，悬置了中国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是否有失妥当？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2.偏向传统小说，不利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培育
尽管“故事性”“情节化”“因果性”始终是小说的基本文体特征，但二十世纪以降，传统小说的文体特征愈发受到挑战。许道军先生在《大学创意写作·文学写作篇》一书中指出：“现代小说出现向人物内心发掘、淡化情节、有意强化故事意义的趋势，出现了许多探索人物内心世界的心理小说、意识流小说，甚至精神分析小说。”[2]遗憾的是，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的小说选文并没有反映出这种趋势，选取的依然是以人物、情节、环境为核心的传统小说。可以说，语文界与文学界实际上处于断裂状态。
课文是教师教学的凭借，也是学生学习的对象，选取什么样的小说作为课文，决定了教师教习的文体知识，也决定了学生的认知图式。现代小说的缺位，使得教材中的小说选文缺乏阅读难度，造成了教师与学生的思维固化，认为小说只有一种样式，都必须具有人物、情节、环境、主题这“四大件”。这也导致了教师教习小说的程式化，学生分析小说的格式化。王荣生先生在《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一书中提到：“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的教授曾举过一个例子：他所接触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拿到小说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老师，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什么？’那位教授说，捧起一篇小说，不是用自己的心去触摸它、去感受它，而是习惯性地执意去‘概括’、往往还是套用某种现成的公式去‘概括’所谓的‘主题’，那么这种人已经与文学无缘了。”[3]此番话的矛头无疑直指中学语文教育，而其根源便在于语文教材所传递的文学观念。试观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材的单元导语：“学习这个单元，要学会梳理小说情节，试着从不同角度分析人物形象，并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理解小说的主题。”（九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学习本单元，要在梳理情节、分析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对作品的内容、主题有自己的看法，理解小说的社会意义。”（九年级下册第二单元），都旨在引导学生从知人论世的角度，通过人物、情节、环境、主题去解读小说，由此也反映出入选教材的课文都是契合这一解读倾向的传统小说。
语文特级教师邓彤在《小说阅读和小说教学》一文中指出：“一篇小说可以没有精彩的人物，也可以没有复杂的情节，但是不能没有叙述，叙述是小说中最关键的东西。”[4]也就是说，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和叙述时间才是解读小说的关键要素。课文作为被解读的文本，更应以此三要素作为选择依据。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尚未经受足够的时间检验，能否达到入选语文教材的标准还有待商榷，那么已经被经典化的鲁迅小说则应有足够的说服力。《示众》通过诙谐的笔调刻画了各种看客的丑陋面目，整篇小说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主要人物，只聚焦于一个视点：看客围观犯人;《幸福的家庭》以一个青年作家构思小说时的意识流动与妻子的抱怨、孩子的吵闹相互交错，在理想与现实的比照中对“幸福的家庭”这一命题进行了解构;《弟兄》在张沛君进退维谷的心理、恐怖阴暗的梦境和捉摸不定的现实之间相互穿梭，通过虚实相映构成一种强烈的反讽。这些小说在叙事上无疑都异于传统小说，挑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具有一定的阅读难度，人物、情节、环境、主题的分析方式在此也显得苍白无力，使得师生必须重新审视小说文本的解读方式。因此，语文教材的选文，应积极地与文学界对接，适当地选取具有现代理念与技法的小说，如此才能更新教师与学生的小说观念，也有利于推动语文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温儒敏.“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色与使用建议[J]. 课程.教材.教法，2016，36（11）：6.
[2]葛红兵，许道军主编.创意写作书系·大学创意写作·文学写作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70.
[3]王荣生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147.
[4]王荣生主编.参与式语文教师培训资源·小说教学教什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4.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