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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县的古镇碛口，沉睡了半个世纪后，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炒作唤醒了。它是黄河古码头，晋商西大门。晋商的发展与黄河水运有着密切关系，“迁有无而化居者，商也”。山西濒临黄河，晋商得益黄河水运，碛口码头作为晋商西大门，成为连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我们今天研究晋商文化，应为黄河漕运与碛口码头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黄河中游的水旱码头
晋陕大峡谷上下千里之遥，碛口所以能成为晋商通行的水陆码头，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独特：
一是大同碛天堑。大同碛位于湫水河注入黄河处。这儿黄河河床突然下倾，形成约3，5米的落差，再加湫水河山洪暴发时夹带着大量泥沙巨石，堆积卡塞在黄河的河道里，形成明礁林立、暗礁无数的险滩，当地人称“二碛”，这就是黄河上著名的大同碛。这儿正是黄河在丛山峡谷中转弯的地方，河道由400多米宽，突然缩成80多米，黄河水在巨石堆里穿行，拼命挣扎，激起千层巨浪，咆哮声如晴天霹雳。黄河行船谈“碛”色变，哪个艄公敢冒险载货闯“碛”呢！于是碛口就形成古代黄河河运中，船只必须靠岸卸货转为陆运的集散码头了。
二是有天然良好的码头。船筏靠岸，必须有个固定的码头。碛口坐落在大同碛的上游，面向黄河，背靠卧虎山，大同碛就是一个天然的“拱水坝”，迫使黄河主河道长期流经碛口镇脚下，平水期水面宽也有350—500米，近岸水深可达60厘米，可以浮起载重的大船，并同时可停泊二三百艘，所以是，良好的天然码头。
三是有陆路外运的良好孔道。古代陆路交通主要靠骆驼与骡马驮运。碛口因地处富饶的百里湫川，有着充足的人力和畜力，且道路相对易行，因而水路运来的大批货物都能及时转运出去。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考察碛口后说：“晋陕大峡谷万山罗列，口外物资河运转陆运，运到晋商大本营汾、平、祁……碛口是最近最佳选择。周而碛口亦谓晋商发祥地之一，也是晋商的西大门。”
连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
古代黄河漕运一直十分繁忙，特别是明清两代，边关烽烟四起，战事不断，明初设“九边”重镇，屯兵近百万。碛口处于西通秦陇、东连燕赵、北达蒙古、南接中原的位置，边关所需军饷粮草以及西北少数民族与内地交流物产，大都要经过黄河至碛口转运，所以碛口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当时河运都是官办，碛口码头虽然帐篷连营，骡马成队，但周围的百姓除了出苦力赚脚钱，并无太大的实惠。明初实行“开中制”，向边关地区送粮食物资，由官运变为招商。为了吸引商人参加漕运，商人可以根据自己向边关运送粮食的多少及远近，向朝廷换取“盐引”，即垄断的销盐权，以此谋利。正是这一“运饷换引”的改革，使黄河漕运变得利益丰厚了。运盐销盐本小利大，不少商人靠销盐权几年内便发迹成为大户。距碛口5华里的侯台镇，当时就发展成为重要的商贸中心。清乾隆年间，湫河水冲毁了侯台镇，碛口很快替代侯台镇成为晋商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碛口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边疆的稳定，商贸的发展。时至明嘉庆年间，北方少数民族瓦刺、俺答还继续南犯，他们谋求内地与边境的通商，均遭明王朝拒绝。隆庆五年(1571)，蒙族俺答汗几次骚扰山西内地，阁僚张四维、大同总督王崇古上奏隆庆帝，请答复俺答汗要求开辟边疆贸易的愿望，隆庆帝同意了，封俺签汗为顺义王，蒙边封贡通市。从此，内、外蒙及陕甘北部才出现了和睦气氛，经济得以发展，像包头一样的城市才繁荣起来。
到了清康乾盛世，三代帝王平边乱，拓疆土，更促进了西北边疆与内地的贸易。当时，货物往来主要靠黄河水运，碛口占据着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很快就繁荣起来。据史料记载，乾隆八年(1743)，山西巡抚刘于义向朝廷奏请以碛口为水早转运码头，从归化平原运粮食接济汾州、太原。刘于义在奏折中说：“黄河船筏一岁中止可运六个月，三月、四月、五月、七月、八月、九月可以运米，惟六月中风涛太大，十月以后天气寒冷，难于转运。”刘于义还在奏折中建议用“牛皮混沌”，混沌“最为捷，虽惊涛骇浪中，从无倾覆之患”。
碛口人把蒙盐叫做“红盐”。蒙盐产于河套吉兰泰池，晋北人多食其盐。乾隆四十五年(1780)，耽心蒙盐由水路运到碛口之后与山西河东盐发生产销矛盾，所以只许由陆路运输，其“道远费贵”。乾隆五十一年(1786)，山西巡抚伊桑河阿趁乾隆帝到五台山礼佛，上奏乾隆“请改蒙盐为水运”，并在碛口贮岸，零星售贩，不得载至卞游。乾隆把奏折交部议之后允准了。吉兰泰盐池同时产食用碱，也经碛口转运。
河套地区盛产甘草、枸杞等药材以及皮毛、胡麻油等，都要经黄金水道运往碛口，再运到晋中乎川，特别是胡麻油，是晋中平川食用油与点灯用油的主要来源。碛口有句民谣：“碛口街里尽是油，油篓垒成七层楼，骡马骆驼驮不尽，三天不运满街流。”还说：“碛口三天不发油，汾州城里黑黢黢。”
据《晋商巨族二百年》载，清末的一年，祁县乔家大院的乔景仪垄断了包头的麻油，用船筏往碛口运送，点点抛撒的麻油将700里黄河染得处处飘香，闪闪发光。后来酿成全国最大的麻油大战，官司打到慈禧太后那里，以乔景仪屈死告终。
晋商活动的“小都会”
民国6年(1917)《临县志》载：“碛口之名已古，而碛口镇之名则自清乾嘉间始著，咸丰初移汾州府通判焉，又设厘税局。光绪三十三年(1874)移置通判于东胜厅，复设临县巡检。民国裁巡检，设县佐，并设榷运局，厘税局依旧。”
碛口这一水旱码头，早在清初就由永宁州与临县各管其半，咸丰初又派来汾州府的通判汪韶光驻碛口，设三府衙门并设厘税局，这充分说明碛口当时经济十分繁荣，各级统治者都想分享这块肥肉。
久远的繁荣，无资料可考，而民国初年的昌盛，则有“重修黑龙庙碑记”佐证。民国5年至民国8年(1916—1919)，碛口黑龙庙进行了大规模的落架重修。其碑碣记载，本镇施银商号有351家，另有汾州府、祁县、孝义、交城、平遥、文水、介休、临县以及绥德、西包头、河口、河曲、保德、府谷、下三交、柳林等施银商号共271家。这样多的外地商贾在碛口赞助，更说明碛口是晋商云集的“小都会”。另据百岁老人王森(1906年生)回忆：碛口在民国初年，船筏天天来，驼铃昼夜响，热闹繁华，人称小天津。碛口当时有400多家字号，大字号的老板或坐庄的大都是外地人，有孔祥熙的烟草专卖店，有高平人开的分金炉，有祁县乔家开的票号，还有36家粮油店，坐庄的大都也是东路人。本地最富的叫陈晋之，人称“陈百万”，在榆林、包头都有其字号。
民国15年(1926)9月，由山西教育厅编辑处编辑的初级小学补习科用《商业课本》第一册第28课“碛口”记载：
碛口所来去的货物，约计如下：
西路：来货皮、毛、碱；去货布匹、棉花、生铁货、瓷器。
东路：来货河南布、洋布、省南棉花、熟铁货；去货皮、毛、油、碱、粉条、粉皮。
南路：来无货；去货小米、麦、豆。
北路：来货油、盐、鄂套碱、杂粮；去货无。
据上所述南路无来货，北路无去货，俱是因为黄河水运不能用木板船上行的缘故。
抗战期间，日军八犯碛口，再加抗日民主政府为了筹集军饷，在“四大号召”运动中，推行极左的路线，因而许多大商巨贾纷纷逃往西北国统区，碛口一时萧条冷落。然而，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碛口又发展起20多家公营企业。抗战胜利后，流落在外的巨商有的又回到故里，开张营业，使碛口再次成为晋西北对外贸易的4个主要镇(碛口、娄烦、巡镇、保德)之一。
全国解放以后，随着公路铁路交通的发展，河运萧条了，碛口闭塞了，逝去的繁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碛口沉睡了，睡了足足半个世纪，而且睡得很深，她没有更换外部世界时尚的“新衣”，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碛口逐渐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重视，人们不仅观赏她的古街、古店、古码头，而且也来研究她那深厚的文化内涵……
(责编 穆雯瑛)
黄河中游的水旱码头
晋陕大峡谷上下千里之遥，碛口所以能成为晋商通行的水陆码头，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独特：
一是大同碛天堑。大同碛位于湫水河注入黄河处。这儿黄河河床突然下倾，形成约3，5米的落差，再加湫水河山洪暴发时夹带着大量泥沙巨石，堆积卡塞在黄河的河道里，形成明礁林立、暗礁无数的险滩，当地人称“二碛”，这就是黄河上著名的大同碛。这儿正是黄河在丛山峡谷中转弯的地方，河道由400多米宽，突然缩成80多米，黄河水在巨石堆里穿行，拼命挣扎，激起千层巨浪，咆哮声如晴天霹雳。黄河行船谈“碛”色变，哪个艄公敢冒险载货闯“碛”呢！于是碛口就形成古代黄河河运中，船只必须靠岸卸货转为陆运的集散码头了。
二是有天然良好的码头。船筏靠岸，必须有个固定的码头。碛口坐落在大同碛的上游，面向黄河，背靠卧虎山，大同碛就是一个天然的“拱水坝”，迫使黄河主河道长期流经碛口镇脚下，平水期水面宽也有350—500米，近岸水深可达60厘米，可以浮起载重的大船，并同时可停泊二三百艘，所以是，良好的天然码头。
三是有陆路外运的良好孔道。古代陆路交通主要靠骆驼与骡马驮运。碛口因地处富饶的百里湫川，有着充足的人力和畜力，且道路相对易行，因而水路运来的大批货物都能及时转运出去。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考察碛口后说：“晋陕大峡谷万山罗列，口外物资河运转陆运，运到晋商大本营汾、平、祁……碛口是最近最佳选择。周而碛口亦谓晋商发祥地之一，也是晋商的西大门。”
连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
古代黄河漕运一直十分繁忙，特别是明清两代，边关烽烟四起，战事不断，明初设“九边”重镇，屯兵近百万。碛口处于西通秦陇、东连燕赵、北达蒙古、南接中原的位置，边关所需军饷粮草以及西北少数民族与内地交流物产，大都要经过黄河至碛口转运，所以碛口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当时河运都是官办，碛口码头虽然帐篷连营，骡马成队，但周围的百姓除了出苦力赚脚钱，并无太大的实惠。明初实行“开中制”，向边关地区送粮食物资，由官运变为招商。为了吸引商人参加漕运，商人可以根据自己向边关运送粮食的多少及远近，向朝廷换取“盐引”，即垄断的销盐权，以此谋利。正是这一“运饷换引”的改革，使黄河漕运变得利益丰厚了。运盐销盐本小利大，不少商人靠销盐权几年内便发迹成为大户。距碛口5华里的侯台镇，当时就发展成为重要的商贸中心。清乾隆年间，湫河水冲毁了侯台镇，碛口很快替代侯台镇成为晋商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碛口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边疆的稳定，商贸的发展。时至明嘉庆年间，北方少数民族瓦刺、俺答还继续南犯，他们谋求内地与边境的通商，均遭明王朝拒绝。隆庆五年(1571)，蒙族俺答汗几次骚扰山西内地，阁僚张四维、大同总督王崇古上奏隆庆帝，请答复俺答汗要求开辟边疆贸易的愿望，隆庆帝同意了，封俺签汗为顺义王，蒙边封贡通市。从此，内、外蒙及陕甘北部才出现了和睦气氛，经济得以发展，像包头一样的城市才繁荣起来。
到了清康乾盛世，三代帝王平边乱，拓疆土，更促进了西北边疆与内地的贸易。当时，货物往来主要靠黄河水运，碛口占据着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很快就繁荣起来。据史料记载，乾隆八年(1743)，山西巡抚刘于义向朝廷奏请以碛口为水早转运码头，从归化平原运粮食接济汾州、太原。刘于义在奏折中说：“黄河船筏一岁中止可运六个月，三月、四月、五月、七月、八月、九月可以运米，惟六月中风涛太大，十月以后天气寒冷，难于转运。”刘于义还在奏折中建议用“牛皮混沌”，混沌“最为捷，虽惊涛骇浪中，从无倾覆之患”。
碛口人把蒙盐叫做“红盐”。蒙盐产于河套吉兰泰池，晋北人多食其盐。乾隆四十五年(1780)，耽心蒙盐由水路运到碛口之后与山西河东盐发生产销矛盾，所以只许由陆路运输，其“道远费贵”。乾隆五十一年(1786)，山西巡抚伊桑河阿趁乾隆帝到五台山礼佛，上奏乾隆“请改蒙盐为水运”，并在碛口贮岸，零星售贩，不得载至卞游。乾隆把奏折交部议之后允准了。吉兰泰盐池同时产食用碱，也经碛口转运。
河套地区盛产甘草、枸杞等药材以及皮毛、胡麻油等，都要经黄金水道运往碛口，再运到晋中乎川，特别是胡麻油，是晋中平川食用油与点灯用油的主要来源。碛口有句民谣：“碛口街里尽是油，油篓垒成七层楼，骡马骆驼驮不尽，三天不运满街流。”还说：“碛口三天不发油，汾州城里黑黢黢。”
据《晋商巨族二百年》载，清末的一年，祁县乔家大院的乔景仪垄断了包头的麻油，用船筏往碛口运送，点点抛撒的麻油将700里黄河染得处处飘香，闪闪发光。后来酿成全国最大的麻油大战，官司打到慈禧太后那里，以乔景仪屈死告终。
晋商活动的“小都会”
民国6年(1917)《临县志》载：“碛口之名已古，而碛口镇之名则自清乾嘉间始著，咸丰初移汾州府通判焉，又设厘税局。光绪三十三年(1874)移置通判于东胜厅，复设临县巡检。民国裁巡检，设县佐，并设榷运局，厘税局依旧。”
碛口这一水旱码头，早在清初就由永宁州与临县各管其半，咸丰初又派来汾州府的通判汪韶光驻碛口，设三府衙门并设厘税局，这充分说明碛口当时经济十分繁荣，各级统治者都想分享这块肥肉。
久远的繁荣，无资料可考，而民国初年的昌盛，则有“重修黑龙庙碑记”佐证。民国5年至民国8年(1916—1919)，碛口黑龙庙进行了大规模的落架重修。其碑碣记载，本镇施银商号有351家，另有汾州府、祁县、孝义、交城、平遥、文水、介休、临县以及绥德、西包头、河口、河曲、保德、府谷、下三交、柳林等施银商号共271家。这样多的外地商贾在碛口赞助，更说明碛口是晋商云集的“小都会”。另据百岁老人王森(1906年生)回忆：碛口在民国初年，船筏天天来，驼铃昼夜响，热闹繁华，人称小天津。碛口当时有400多家字号，大字号的老板或坐庄的大都是外地人，有孔祥熙的烟草专卖店，有高平人开的分金炉，有祁县乔家开的票号，还有36家粮油店，坐庄的大都也是东路人。本地最富的叫陈晋之，人称“陈百万”，在榆林、包头都有其字号。
民国15年(1926)9月，由山西教育厅编辑处编辑的初级小学补习科用《商业课本》第一册第28课“碛口”记载：
碛口所来去的货物，约计如下：
西路：来货皮、毛、碱；去货布匹、棉花、生铁货、瓷器。
东路：来货河南布、洋布、省南棉花、熟铁货；去货皮、毛、油、碱、粉条、粉皮。
南路：来无货；去货小米、麦、豆。
北路：来货油、盐、鄂套碱、杂粮；去货无。
据上所述南路无来货，北路无去货，俱是因为黄河水运不能用木板船上行的缘故。
抗战期间，日军八犯碛口，再加抗日民主政府为了筹集军饷，在“四大号召”运动中，推行极左的路线，因而许多大商巨贾纷纷逃往西北国统区，碛口一时萧条冷落。然而，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碛口又发展起20多家公营企业。抗战胜利后，流落在外的巨商有的又回到故里，开张营业，使碛口再次成为晋西北对外贸易的4个主要镇(碛口、娄烦、巡镇、保德)之一。
全国解放以后，随着公路铁路交通的发展，河运萧条了，碛口闭塞了，逝去的繁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碛口沉睡了，睡了足足半个世纪，而且睡得很深，她没有更换外部世界时尚的“新衣”，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碛口逐渐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重视，人们不仅观赏她的古街、古店、古码头，而且也来研究她那深厚的文化内涵……
(责编 穆雯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