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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泽，“二战”炮火的引爆点，如今它的名字是格但斯克。
因为米诺什（1911—2004，波兰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编者注）的缘故，波兰一直是我的梦想之地，仅次于拥有赫拉巴尔、哈维尔、哈谢克和卡夫卡的捷克。多年前，我就做好了波兰的攻略，号称东欧最美城市的克拉科夫、历史悠久又饱经沧桑的首都华沙、中世纪古城托伦和海畔要塞格但斯克，堪称波兰最值得一游的城市。
这种无力感并非孩子奥斯卡独有，也是但泽人的共同写照。他们被大时代裹挟，在战争中流离，他们无所依靠，包括上帝。也正因此，奥斯卡自身反倒被赋予了一种先知的形象。在他出生的瞬间，见到了灯泡和飞蛾，他厌恶这种昏暗腐朽，想退回到母亲的子宫。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厌恶，当时正逢“一战”与“二战”之间，人类还不知道灾难未曾过去，一个婴儿却洞悉一切。
《铁皮鼓》能够成为“‘二战’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源于它基于荒诞的批判性，以及政治隐喻的无处不在。“黑厨娘”就是一个重要隐喻，这首“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你有罪，你有罪，你的罪孽最大”的儿歌，每每在奥斯卡感到恐惧时响起。比如小时候被一群孩子逼迫喝尿水砖头末浑汤时，他就称对方为“做汤的厨子们”。书末，30岁生日的奥斯卡在回忆中又提到了黑厨娘。“黑厨娘”的隐喻，多少有点类似《平凡的邪恶》。被大时代裹挟的人们，往往也是大时代的帮凶。黑厨娘就是人类内心的阴暗面，如影随形，唯有直面这原罪，方可得到救赎。“但泽三部曲”里的那些血腥屠杀、阴暗龌龊，但泽人既是受害者，也是秩序的破坏者。
耶稣与撒旦的投射同样是隐喻，奥斯卡心里有一个能让他震碎玻璃的撒旦，也可以说是希特勒的投射。可他手上的铁皮鼓，则让他俨然以耶稣化身。这种矛盾挣扎是人性本身挣扎的写照，而这种挣扎面对如影随形的黑厨娘时，则避无可避。经历也许让格拉斯更能洞悉人性善恶，不惜在毁誉参半的评价中直言。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50年后的今天，在回忆波兰的这场苦难和德国的耻辱时，我们虽然已经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但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丝毫减轻身负的罪责，这种不是能用语言消除的沉积物。即使有朝一日通过新的努力补偿了我们的罪过，羞愧也依然存在。”这种意识使得他对耶稣和上帝充满嘲讽，并让奥斯卡取代耶稣，敲起了铁皮鼓。
格拉斯构筑的魔幻世界，在《铁皮鼓》中便已形成。荒诞的情节与冷静的叙事并存，则是格拉斯个人最显著的风格。书中的一系列死亡都是如此，直到父亲马策拉特吞下党卫军徽章、被苏军打死后，奥斯卡才迎来了人生的转变——他被迫长大，无法一直保持在三岁时的样子，不管他多么厌恶这个世界。
在那之前，他主动选择了停止生长，以三岁的身躯抵御成人世界，一旦被干涉就震碎玻璃。也正因此，原本适龄加入纳粹的他，仍可以作为这个荒诞世界的旁观者。但在现实中，格拉斯无法回到三岁，也没有那个红白相间的铁皮鼓。 被迫长大的奥斯卡，其经历似乎与现实中的格拉斯别无二致，他长大了，当上了石匠，有了收入，租了房子，生活变得稳定。只是，他也像格拉斯那样，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往，直到他重新拿起了铁皮鼓。
当自我审判与德国历史牵扯在一起，《铁皮鼓》就在荒诞中呈现出深刻意味。纳粹并非起初就以邪恶姿态呈现，它改善人们的生活，以此得到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支持，然后才是举国狂热、举国炮灰。至于奥斯卡，格拉斯说他“是他所处时代的一面镜子，他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从不愿长大的心态中产生的兽性、幼稚性以及犯罪——这些涉及整整一个时期——他是所有这一切的表现”。
《铁皮鼓》里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洋葱地窖，奥斯卡在里面弹奏。人们想为历史和经历而哭泣，但怎么也哭不出来，于是老板为每个人端上一块小木板、一把刀和一个洋葱，人们开始一层层剥洋葱，直至被刺激出几滴眼泪。
在书中，奥斯卡曾说“这个世纪日后总会被人称作无泪的世纪，尽管处处有如许多的苦痛”，只是这一切都敌不过一个洋葱。晚年的格拉斯将洋葱这个意象变成了一本书，写下了引起争议的自传《剥洋葱》。他说：“洋葱有好多层皮。层层何其多，剥掉重又生。你去切洋葱，它会让你流眼泪。只有去剥皮，洋葱才会吐真言。在我童年结束前后发生的一切，都在用事实叩门，这过程比你希望的更糟糕，它时而要你这样讲，时而要你那样说，最后使你误入歧途，谎话连篇。”
真实的格拉斯，年少生活并不亚于奥斯卡的荒诞。10岁时，他用榴弹片交换糖果，帮母亲讨债然后去看电影，也是那一年，他加入了少年团。17岁那年，他主动报名参军，成为党卫军的一员，他的训练生涯伴随着德军的全线溃退，以至于军旅生活变得极为短暂。他用防毒面具装果酱，结果面具被炸坏，果酱流了一裤子，被人误当成重伤员……
他并未在《剥洋葱》里写下自己的一生，仅仅叙述到32岁为止。那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那一年，他完成了《铁皮鼓》，并从此声名显赫，告别了旧日生活。
公布纳粹经历后，格拉斯受到了广泛抨击，有人认为他反思太迟，有人视之为新书炒作，但我仍认为他的真诚无可置疑。就如他多年前曾写过的那样，“每个人都对历史有责任”，将人们引入历史歧途的，也许并非独裁者，并非持枪者，并非威权，而是自己。
如果一切到此为止，或许是个遗憾，但第二部自传《盒式相机》似乎是个弥补。在《盒式相机》中，格拉斯淡化了政治，以纯净的笔触讲述自己32岁之后的生活，那是功成名就，儿女满堂，也有各种不幸与矛盾。
这才是完整的格拉斯。他曾写道：“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
回忆的宏大呈现是历史，德国人总是纠结于历史。对于这个严谨的民族而言，历史很少会以虚幻的模式呈现，反倒会成为一种无可逃避的责任。
格拉斯是这种责任感的代表，“但泽三部曲”的荒诞呈现是一面，《我的世纪》则是另一面。这部由100篇短篇组成的作品，是格拉斯眼中的德国史，涵盖了两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希特勒掌权、1936年奥运会、“二战”后重建、1953年的东德工人暴动、1962年的艾希曼审判，直至两德统一。百年历史就这样一一呈现，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剥洋葱？
格拉斯的写作生涯，似乎就是一个不断剥洋葱的过程。但剥洋葱的痛苦并非常人可以直面，也许他更贪恋的是另一个很多层的东西——《铁皮鼓》中外祖母布朗斯基的四层裙子。
年轻时的布朗斯基是一个穷苦的农村姑娘，她有五条阔大的裙子，样式和颜色无异。她平时总穿着四条，“昨天穿在最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今天贴身穿着；昨天贴着皮肤的那一条，今天可以让别人看到它的式样”。每个星期五，她会把换下来的那条最脏的裙子洗好，晾干熨平，然后将备用的第五条裙子穿在最外面，干干净净去做礼拜。
这四层裙子曾经庇护了被警察追捕的外祖父，也庇护了奥斯卡。土豆色的裙子就是但泽的卡舒贝，那里是格拉斯生命的起点，也是他的依归。从这一点来说，世间的伟大作家，都殊途同归。
因为米诺什（1911—2004，波兰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编者注）的缘故，波兰一直是我的梦想之地，仅次于拥有赫拉巴尔、哈维尔、哈谢克和卡夫卡的捷克。多年前，我就做好了波兰的攻略，号称东欧最美城市的克拉科夫、历史悠久又饱经沧桑的首都华沙、中世纪古城托伦和海畔要塞格但斯克，堪称波兰最值得一游的城市。
这种无力感并非孩子奥斯卡独有，也是但泽人的共同写照。他们被大时代裹挟，在战争中流离，他们无所依靠，包括上帝。也正因此，奥斯卡自身反倒被赋予了一种先知的形象。在他出生的瞬间，见到了灯泡和飞蛾，他厌恶这种昏暗腐朽，想退回到母亲的子宫。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厌恶，当时正逢“一战”与“二战”之间，人类还不知道灾难未曾过去，一个婴儿却洞悉一切。
《铁皮鼓》能够成为“‘二战’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源于它基于荒诞的批判性，以及政治隐喻的无处不在。“黑厨娘”就是一个重要隐喻，这首“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你有罪，你有罪，你的罪孽最大”的儿歌，每每在奥斯卡感到恐惧时响起。比如小时候被一群孩子逼迫喝尿水砖头末浑汤时，他就称对方为“做汤的厨子们”。书末，30岁生日的奥斯卡在回忆中又提到了黑厨娘。“黑厨娘”的隐喻，多少有点类似《平凡的邪恶》。被大时代裹挟的人们，往往也是大时代的帮凶。黑厨娘就是人类内心的阴暗面，如影随形，唯有直面这原罪，方可得到救赎。“但泽三部曲”里的那些血腥屠杀、阴暗龌龊，但泽人既是受害者，也是秩序的破坏者。
耶稣与撒旦的投射同样是隐喻，奥斯卡心里有一个能让他震碎玻璃的撒旦，也可以说是希特勒的投射。可他手上的铁皮鼓，则让他俨然以耶稣化身。这种矛盾挣扎是人性本身挣扎的写照，而这种挣扎面对如影随形的黑厨娘时，则避无可避。经历也许让格拉斯更能洞悉人性善恶，不惜在毁誉参半的评价中直言。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50年后的今天，在回忆波兰的这场苦难和德国的耻辱时，我们虽然已经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但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丝毫减轻身负的罪责，这种不是能用语言消除的沉积物。即使有朝一日通过新的努力补偿了我们的罪过，羞愧也依然存在。”这种意识使得他对耶稣和上帝充满嘲讽，并让奥斯卡取代耶稣，敲起了铁皮鼓。
格拉斯构筑的魔幻世界，在《铁皮鼓》中便已形成。荒诞的情节与冷静的叙事并存，则是格拉斯个人最显著的风格。书中的一系列死亡都是如此，直到父亲马策拉特吞下党卫军徽章、被苏军打死后，奥斯卡才迎来了人生的转变——他被迫长大，无法一直保持在三岁时的样子，不管他多么厌恶这个世界。
在那之前，他主动选择了停止生长，以三岁的身躯抵御成人世界，一旦被干涉就震碎玻璃。也正因此，原本适龄加入纳粹的他，仍可以作为这个荒诞世界的旁观者。但在现实中，格拉斯无法回到三岁，也没有那个红白相间的铁皮鼓。 被迫长大的奥斯卡，其经历似乎与现实中的格拉斯别无二致，他长大了，当上了石匠，有了收入，租了房子，生活变得稳定。只是，他也像格拉斯那样，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往，直到他重新拿起了铁皮鼓。
当自我审判与德国历史牵扯在一起，《铁皮鼓》就在荒诞中呈现出深刻意味。纳粹并非起初就以邪恶姿态呈现，它改善人们的生活，以此得到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支持，然后才是举国狂热、举国炮灰。至于奥斯卡，格拉斯说他“是他所处时代的一面镜子，他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从不愿长大的心态中产生的兽性、幼稚性以及犯罪——这些涉及整整一个时期——他是所有这一切的表现”。
《铁皮鼓》里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洋葱地窖，奥斯卡在里面弹奏。人们想为历史和经历而哭泣，但怎么也哭不出来，于是老板为每个人端上一块小木板、一把刀和一个洋葱，人们开始一层层剥洋葱，直至被刺激出几滴眼泪。
在书中，奥斯卡曾说“这个世纪日后总会被人称作无泪的世纪，尽管处处有如许多的苦痛”，只是这一切都敌不过一个洋葱。晚年的格拉斯将洋葱这个意象变成了一本书，写下了引起争议的自传《剥洋葱》。他说：“洋葱有好多层皮。层层何其多，剥掉重又生。你去切洋葱，它会让你流眼泪。只有去剥皮，洋葱才会吐真言。在我童年结束前后发生的一切，都在用事实叩门，这过程比你希望的更糟糕，它时而要你这样讲，时而要你那样说，最后使你误入歧途，谎话连篇。”
真实的格拉斯，年少生活并不亚于奥斯卡的荒诞。10岁时，他用榴弹片交换糖果，帮母亲讨债然后去看电影，也是那一年，他加入了少年团。17岁那年，他主动报名参军，成为党卫军的一员，他的训练生涯伴随着德军的全线溃退，以至于军旅生活变得极为短暂。他用防毒面具装果酱，结果面具被炸坏，果酱流了一裤子，被人误当成重伤员……
他并未在《剥洋葱》里写下自己的一生，仅仅叙述到32岁为止。那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那一年，他完成了《铁皮鼓》，并从此声名显赫，告别了旧日生活。
公布纳粹经历后，格拉斯受到了广泛抨击，有人认为他反思太迟，有人视之为新书炒作，但我仍认为他的真诚无可置疑。就如他多年前曾写过的那样，“每个人都对历史有责任”，将人们引入历史歧途的，也许并非独裁者，并非持枪者，并非威权，而是自己。
如果一切到此为止，或许是个遗憾，但第二部自传《盒式相机》似乎是个弥补。在《盒式相机》中，格拉斯淡化了政治，以纯净的笔触讲述自己32岁之后的生活，那是功成名就，儿女满堂，也有各种不幸与矛盾。
这才是完整的格拉斯。他曾写道：“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
回忆的宏大呈现是历史，德国人总是纠结于历史。对于这个严谨的民族而言，历史很少会以虚幻的模式呈现，反倒会成为一种无可逃避的责任。
格拉斯是这种责任感的代表，“但泽三部曲”的荒诞呈现是一面，《我的世纪》则是另一面。这部由100篇短篇组成的作品，是格拉斯眼中的德国史，涵盖了两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希特勒掌权、1936年奥运会、“二战”后重建、1953年的东德工人暴动、1962年的艾希曼审判，直至两德统一。百年历史就这样一一呈现，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剥洋葱？
格拉斯的写作生涯，似乎就是一个不断剥洋葱的过程。但剥洋葱的痛苦并非常人可以直面，也许他更贪恋的是另一个很多层的东西——《铁皮鼓》中外祖母布朗斯基的四层裙子。
年轻时的布朗斯基是一个穷苦的农村姑娘，她有五条阔大的裙子，样式和颜色无异。她平时总穿着四条，“昨天穿在最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今天贴身穿着；昨天贴着皮肤的那一条，今天可以让别人看到它的式样”。每个星期五，她会把换下来的那条最脏的裙子洗好，晾干熨平，然后将备用的第五条裙子穿在最外面，干干净净去做礼拜。
这四层裙子曾经庇护了被警察追捕的外祖父，也庇护了奥斯卡。土豆色的裙子就是但泽的卡舒贝，那里是格拉斯生命的起点，也是他的依归。从这一点来说，世间的伟大作家，都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