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位著名诗人叫王之涣，他那首《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极有名。但唐人薛用弱在《集异记》里把王之涣写成“王涣之”，还有人把他的名字写成“王涣”。到底这位诗人的名字中有无“之”字，是“之涣”还是“涣之”，引得文学研究者争论不休。
　　再如晋代书法家王羲之，七子分别名献之、凝之、操之等，全带“之”。不仅如此，其孙辈及以下也有很多人名中有“之”字。据研究者统计，王羲之家族5代人中共有72人的名字中带“之”。这发生在重避讳的古代社会，是让人很难理解的。
　　一位著名史学家认为，王氏家族信道教，“之”字是道教的标志。此说不确。事实上，早在道教产生之前的先秦时代，人名中就多有带“之”“施”之类字眼者。如春秋时期有名曰“介之推”者，《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其他如《论语》将“孟反”写成“孟之反”，《孟子》将“孟舍”写成“孟施舍”。
　　汉代以后依然如此。汉代有个农学家叫氾胜之，他写了我国古代一本重要的农学著作《氾胜之书》，《汉书·艺文志》“农家”中将其记为“氾胜之十八篇”。但后人引用，多作“氾胜”而略去“之”字，比如唐人贾公彦称“汉时农书有数家，氾胜为上”，宋《郡斋读书志》记“采氾胜种树之书”。王羲之家族诸名字中带“之”者，“之”字也都可以省略，如王献之又称王献（见《初学记》），王彪之又称王彪（见《太平御览》），王悦之又作王悦（见《宋书》）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那么，古代人名中的“之”字何以有时加有时不加，这个“之”字又究竟起着什么作用呢？
　　其实古人早有解释。汉赵岐注《孟子》云：“孟，姓；舍，名；施，发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则但曰舍。”晋人杜预注《左传》云：“介推，文公微臣。之，语助。”这里说的“语助”“发音”都是指“意内而言外”（许慎语）之“词”，是只在书面语中出现而口语中并不存在的“非口语成分”。也就是说，口语中的人名是没有“之”字的，带“之”的只是书面语写法。在阅读时，这个“之”字可以读出来，此谓“发音”，又称“发声”。至于“之”字在书面语中有时加有时不加，主要根据作者行文的需要而定。南齐著名文学家颜延之，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两次只称“颜延”：“张眎擿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颜延《杨瓒》，自比《马督》。”钟嵘《诗品》序亦如是：“颜延论文，精而难晓。”这几处只写“颜延”而略去“之”字，就是为了前后文对仗的需要。
　　“之”字除了可加可不加，还可以颠倒位置。如《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亦作颜推之，其实他的名字在口语中只是“颜推”二字而已。王献之口语中称王献，书面语中也称“王之献”。唐《张节墓志》中有“王之献之竹，列在池亭；陶渊明之柳，莳于门径”之语，前一句是引羲之、献之合书“鹅池”的典故。此处“献之”倒为“之献”，也是修辞的需要，以避免“之之”连用。
　　杨伯峻先生曾提出：“‘介之推’本名‘介推’，‘之’字是加进去的；《孟子》之‘孟施舍’本名孟舍，‘施’字是加进去的。古人说话或行文的时候，为图语句的整齐、声音的节奏，可以加一个不相干的字到句中去。”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古人读书谓之“诵”，也就是有节奏地朗读，诗歌如此，散文亦如此。但口语是不讲节奏的，故文人为文，常在口语中加入虚字，以求语句整齐，产生节奏感。“之”字就是最常用的一个虚字，它在句中只起音节作用，并无实义。
　　不但人名如此，一些山水名、地名在书写时也可加“之”，口语中则没有“之”。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由此可见山的名字是“不周山”。但同书《西山经》部分又加了个“之”，称“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后来《淮南子·天文训》亦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除“不周之山”，《山海经》中还有“招摇之山”“岳崇之山”“箕尾之山”“青丘之山”等山名，都是书面语写法，口语中皆无“之”字。
　　现代学者大多把“之”字理解为结构助词“的”，认为“不周之山”就是“（叫）不周的山”，而“不周山”是“不周之山”的省称。其实误矣。“不周山”不是“不周之山”的省略，口语中的山名是没有“之”字的。不但古代如此，现代依然如此；山水名如此，地名亦如此。因为山水名、地名是百姓口语中的日常用语，不可能有只用于书面语的“之”字。
　　宋代开封朱雀门上的匾额写着“朱雀之门”，曾让宋太祖纳闷，问：“那个‘之’字有什么用？”他不明白百姓口语中的“朱雀门”在这里为什么多了个“之”字。对这个问题，不但武人出身的赵匡胤不懂，有些文人也不理解。朱熹《四书集注》引赵岐注，謂“孟施舍，施是发语声”，他的门徒就提出疑问：“有何例可按？”朱熹回答说：“此是古注说，后面只称‘舍’可见。”并举例说：“如孟之反、舟之侨、尹公之他之类。”惜朱子只云“古注说”并举出了几个先秦人名的例子为证，但对“之”字究竟起什么作用并没有解释清楚。由此可见，对古代人名中“之”字的“足句”功能，宋代已有人渐渐不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