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毕业后的两年，兜兜转转了几个工作之地，又回到了巴掌大的县城西渡，曾听人说，西渡不过两条街罢了。不知道的人乍一听，这人口气不小，其实在本地人眼里，也就一条新正街，一条蒸阳大道。而如今这两条街不断地扩散，拆旧建新，开辟新的版图，西渡不是原来的那个西渡了。
　　一座小城将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融合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在这里，你可以看见繁华的购物商场里停留着驻足的人群，也可以扫到小区门口站着三三两两卖自家新鲜菜的乡里人，我曾见到公交车上就有一个妇女从脚下的篮子里抽出一把青菜，装进一个红色塑料袋，十分爽快地说：“不用称哩，一斤还有多。”然后递给买菜的乘客。
　　少时读书，逢三逢八去街上赶集，已然觉得那条街如此漫长，装得下方圆十里人的热闹与欢腾，再偶尔乘车去镇上，只觉得走不完。下了车，走过一座桥，往前就是超市，曲兰中学，镇政府，邮政银行，再往前是本地名人船山先生的墓庐附近，经过洪市镇，而后就到了县城西渡。
　　读初中时，在镇上偶遇一班上同学，她告诉我，坐车去西渡耍。印象中她是一个文静的女生，说话轻声细语，像一只蚊子般吐出细软又迷人的声音。她对这次远行流露出期待，眼神里溢出欣喜，那时在我们的眼里，县城是遥远而富饶的存在，仿佛能陡然变出很多新奇的事物，这些在乡村是罕见的。纵然乡村与西渡的方言有些许差异，一说出我们是船山故居曲兰镇那边来的，对方立马恍然大悟。船山先生晚年隐居三十年的地方自然不会是闹市，我们仿佛近水楼台先得月，沾了先生的一点光，那高调的语气倒不像是乡里人了。
　　因为报考了公费师范生，我和几个同学单独被拎到了西渡进行中考。遥远的记忆闸门一旦打开，往事就止不住地涌现出来，那时的我如此在乎一场考试的输赢，自从初二叛逆期以来，我的成绩不可避免地下降，倒也不是断崖式下跌，只是别人一举冲刺的时候我还在弥补漏洞，考完数学，我的心情像未理清的线团，一团糟，那时只觉得天迅速地黑下来了，试卷后面的大题仍然毫无思绪，胡乱写了一通。数学考试一结束，我一人躲在宿舍的楼梯僻静处给家人打电话，望着外面一望无际的篮球场、红色塑胶跑道和星星点点的行人，对比之下，我所读的初中只有一栋教学楼，来到了这座陌生的迷宫，穿越长长的迷雾，才能摘取殷殷切切期盼的果实。
　　在打电话的间隙里，带队的老师发现我失踪了，连忙发动同学去找，她们找遍了周围的几个寝室，还跑去了附近的食堂和几栋教学楼，都没能见到我的人影。在这座迷宫里，一个人消失，仿佛是一瞬间的事，人山人海里去找一个人，如大海捞针，很多时候是徒劳无功的。
　　在乡下，黄龙山的那边还是不知名的山峰，或巍峨挺拔，或清峻秀丽，找一个人，远远地喊一声，从群山之中传来回声，“哎！”就表示应着了。走在西渡，不知名的高楼后面还是楼宇，曰小区，曰购物街，曰医院……扯着嗓子喊人，天知道会引来多少人注目，于是只好一栋楼一栋楼煞费苦心地跑，挨个找一个丢失的人。
　　好在我毫发无伤地回来了。她们装作若无其事地对此事闭口不提。据说那个带队的女老师急坏了，火急火燎地打电话给领导报告自己的失职。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从同学口里听说的。
　　也许是习惯了站在顶端，便多少生出压迫与危机感，学生时代的评价更多注重成绩，一旦成绩出现下滑，多少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直到羞愧地埋下了头。
　　中考九百一十一分，总算过了初试分数线，紧接着进行笔试，面试，过关斩将，跑到西渡体检，密密麻麻的人群挤满了医院的走廊，大多数家长领着孩子在排队，他们总是叽叽喳喳的，如刚出了笼子的鸟一般咋呼，学生们则是一只只沉默的羔羊，听着家长们纷纷不止的议论。猛然听到医生念到我的名字，周围的家长都齐刷刷地望向我，“真大气！”“没想到是个女孩。”我的名字在大庭广众下被议论，这还是第一回，在乡下习惯了被叫小名，哪怕我的男同学在家被叫成“细妹子”，也是大人的事，没人质疑这些习惯成自然的叫法。
　　面对那些如潮水般奔涌而至的质疑声，我猛然发觉蕴藏在自己身上的隐秘期望。无论是乡村还是县城，社会由一个个小家庭构成，而男性则是家庭中的主心骨和顶梁柱——在乡村表现得更甚，传宗接代是每个家庭的必选项。正因如此，家人寄希望于我，可惜我是个女孩，于是沿用了一个男性化的名字，我将背负着这个名字背后的期望在世间行走。即便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无数人涌入了西渡，不少人的想法中仍然根深蒂固地盘踞着这种念想，扎根于泥土，紧紧攀附着地表。
　　终于迈到了最后一关——签合同。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在一座县城的乡镇生老病死是很自然的事。八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漫长而煎熬的，在西渡的教育局，我签下了一份年轻的承诺，那时我十五岁，像订一张白纸一样，将我的青春与这座小城联系在了一起，以这座小城为圆心，所有签订合同的人都将在毕业之后散落到周围的乡镇教书，星星点点，填补空缺的岗位。
　　我的学妹K，家中多姐妹，天赋异禀，是教师眼中的“好苗子”，因为家境贫困，不得已选择了这条路，学成之后，性情暴烈的她不愿执行当初的承诺，竟从高楼一跃而下，摔成了重伤，至今躺在医院里。这只是一个极端的案例，现实境况是极少数人赔偿了一大笔违约金，更多的年轻人留在了西渡周边的乡镇，在安稳的生活与实现价值中践行着年少时签下的承诺书。

二

　　初见到老胡，是在船山先生的墓地旁。老胡风尘仆仆从西渡赶来，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升至了头顶，个子比我略矮，颇有些学者风范。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船山先生的墓地，费了些工夫才找到这旮旯之地，作为一个本地人，着实有些惭愧。墓地位于曲兰镇湘西村大罗山的半山腰，我跟着老胡的步子向上爬，越往上走，树木越是青翠欲滴，参天的大树笔直挺立，一排排卫兵似的守护这座大罗山。大学时曾读过船山先生的传记，里面提到船山先生生前写下的最后一首诗，题为《绝笔诗》。
　　荒郊三徑绝，亡国一臣孤。
　　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 　　差足酬清夜，人间一字无。
　　寥寥几十字，读完以后只剩下悲怆与感伤，在明末清初的乱世，船山先生颠沛流离，两度丧妻，在这一偏僻之地隐居三十余载，坚守反清复明的政治理想，他的高风亮节在我懵懂的年纪刻印下了痕迹。
　　老胡在三座小山丘似的墓地前停了下来，在墓碑前摆放水果，点燃手中的三炷香。此时，绚丽的烟花在空中炸裂的声音顿时响彻云霄，老胡手握三炷香，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身体弯成九十度，形成标准的直角。
　　说起老胡的身份，他还是个西渡来的领导，担任衡阳县王船山研究室的主任。当年他还是县五中的一名老师，发表了不少作品，出版过一本关于船山先生的散文集，因此被“钦点”去挑起研究室的大任。他想借调我去研究室帮忙，并表示会办好手续。犹豫再三，我心中的天平向之倾斜了。
　　赶到西渡，我从小车上卸下满满当当的物品，搬离已耗费我诸多的精力，再卸到伯母家的楼上，一个人仿佛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软塌塌地躺在沙发上。有时，命运于我而言，竟是如此吊诡，这些林林总总的家当承载着对后续生活的期望，它们和我都不会料到将停留多久，再往何处去。
　　我租住在伯母的家里，每天步行去王船山研究室，一进元培学校的校门，再右转，就可以看到研究室的木制标牌。镂空的木制窗户透进照射进来的细碎的阳光，办公桌上的木制架子悬挂着几支毛笔，宣传架上则印着船山先生的《示子侄》，还有一架古琴摆放在沙发与办公桌之间。走进里面，心似乎也变得空旷起来了，浓厚的古风气息打破了我对以往办公室的惯有印象。
　　往往我是第一个进办公室的，老胡偶尔在县政府办公。老胡乐观地对我说：“以后你就是编辑部主任了，另外一个借调来的老师是财务部兼外联部主任。”我用力挤出尴尬的笑容，镂空木窗照射进来的阳光打在脸上，显得有些悲壮。
　　老胡毕竟是老胡，动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去其他部门拉赞助，谈下了几千块钱。他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此举在外人看来甚至有些不屑，大意是觉得研究室一穷二白，快揭不开锅了。研究室虽是宣传部下的一个部门，批下来的经费却寥寥无几，老胡守着这个清水衙门一坐就是二三十余年，苦行僧似的筹措经费，找人做事。据说原本研究室考进了一个研究生，却被其他部门看中借调出去了，便只剩下了老胡一个光杆司令。
　　某学刊编辑交给老胡一个任务——从船山先生的著作中找出八十条名言的出处。老胡一听还有上千元的稿费，立马应承下来，把此项艰巨的任务派给了我。船山先生遗作皆为古文，十五本著作足有八百余万字，我将这些厚重的书籍按序列并成一排，开始寻找第一句：“天下之物无涯，吾之格之也有涯。”翻动的书页哗啦啦地回响在宽敞的办公室，像是替时间的指针在发出声音。
　　有次办公室的打印机没有墨，印出来的纸张像被吃了一大块，留下空白的痕迹，我将此事报告给了老胡。第二天老胡手里拿了一份材料，需要复印二十张，我掀开打印机，把硒鼓拿出来，摇了几下，继续复印，好些纸张空白了一大半。老胡让我接着摇，我对老胡说：“你自己动手吧，丰衣足食。”老胡倒听出了这话里明显的讽刺意味，上下左右摇了几下，又接着不停地甩动硒鼓。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又可以打印了，老胡颇有成就感，又重新向我解读了一遍船山精神，“船山先生当初连写字的纸都是向别人借的，脚踩木屐，头打雨伞，在石船山下著书立说……”在老胡的熏陶之下，他们说我讲起船山先生口若悬河，像源源不断的河流往外倾倒，大有滔滔不绝之势。
　　下班时，老胡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的小电驴骑到了门口，紧接着在我的视线里绝尘而去，留下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他天天骑着这辆小电驴走街串巷，丝毫不在意别人讶异的目光。老胡是没有汽车的，很早之前和他去办事，他提议我们走路去吧。我跟他在正午时间顶着头上的熊熊烈日，穿过喧嚣的购物广场，路过蒸水河，再拐入一条寂静的街道，总算到达了目的地，本以为不远，却足足走了大半个钟头，心想这老胡可真接地气，一点没有领导的范儿。
　　然而沒过多久，由于手续问题，我搬离了西渡，趁着闲下来的时间申请了去东南亚支教的项目。一年后从菲律宾支教回国，我再次融入了西渡的怀抱，依然在伯母家租住。工作日的早晨，下楼，一路小跑，去追赶一辆公交车，招手示意，钻进甲壳虫似的1路公交车。车子一路风驰电掣，在街道上疾风般穿行，若是不吱声，车是不会每站都象征性地停一下的，司机只顾往前开，任性而随意。若是不招手，即便有人傻傻地站在站台等，司机也仿佛没看见人似的，急速而行，“嗖”的一声开走了，留下意味深长的背影。
　　走进县委的院子，建筑风格还流露着八九十年代的气息，整齐排列的红砖配以白色的“美缝”，房顶则铺就着古老而朴素的青瓦，红砖房对面则是我所在的办公楼，不过这幢三层的办公楼稍有不同的是，粉了白墙，屋顶是用混凝土浇筑的平顶，缺少了鲜明而富有特色的艺术感。
　　在一切旧的建筑里，总蕴藏着时代遗留下的文化气息，它们如此深厚地埋藏在一砖一瓦里，与外界的日新月异形成了强烈对比。从喧嚣的闹市中走进这个院子，仿佛寻找到一种归属，独有的寂静像一道墙隔开了外界的嘈杂。
　　我的工作常是纷繁而驳杂的，却又分工明确，事情像长了腿似的总会跑着找上门来。作为一名学习人员，我接替了单位休产假的同事的工作，工作内容分成诸多板块，其中工商联这一块主要是和企业对接。每到举办活动前，办公室的电话就忙碌地运转了起来，我负责通知企业负责人参会，其中不乏西渡知名大型企业，也有人数寥寥的小公司。有时打电话过去，对方表示已经退休了，有的则推脱说自己的作坊里就几个人，实在走不开，至于他们的真实情况我也是知之甚少，一遍遍地满怀期待打电话，重复申述开会的时间与地点，讲完时喉咙已变干，急切需要清冽的水分来滋润舌尖。
　　会议地点设在高新区管委会，我乘坐同事的车去开会，临到院子，看到立在不远处的保安郑重地敬了个礼，着实惊了一下，再往前看去，一栋崭新的现代化办公楼矗立在空旷的地上，显得恢弘而大气，一切都是崭新的，连人的气息也透露着新鲜。下车后，我面对眼前这栋从未来过的高楼，想到这几年，西渡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面积的扩展，很多旧的东西也已经慢慢在失去了，我们流连于各种新事物，感叹于它的精美绝伦，又在这基础之上建立起新的链接新的感情，这是城市文明推动的必然结果。而我们只是随时代洪流奔涌的一滴水，前行着，滚动着，漂在一片无涯的混沌之中。 　　“这里的装修风格很现代化，我们办公楼还是老样子。”同事感慨地说道。与此同时，我盯着地上闪着亮光的地板，似乎像玻璃般映出自己的影子，不染一丝尘埃，干净得像是刚刚洗过。
　　进入会议室，各负责人接踵而至，按照自己的水牌落座，整个会议室里装下了三四十人的呼吸声，还有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交谈声。会议开始之初，大家都屏声静气地听着发言，接下来到了自由发言的时间。王经理接过了话筒，她染着黄色的短发，穿一身深色的西装，给人一种干练又利索之感，先谦虚地说自己在众企业代表中不过是小有成就，后表明自己是西渡房地产协会的会长，靠着自己殷实的家底本可以衣食无忧，安心过小日子。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投资了房地产行业，一块地跑了四年都没拿下房产证，做企业的光环背后是操碎了的心和日益增多的白发。她说话的语速拿捏得当，说到动情之处，令人生出共情之心，待她讲完，会议室里响起了阵阵潮水般的掌声。
　　会议室的气氛始终是沉重的，像是在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那些忧伤与压抑从他们的口中被倾吐，我成了一个倾听者，像收音机背后的听众一样接收到众多的不顺经历与故事。各行各业都充满着艰辛，尤其在今年，这些企业开工晚，为复工复产做了不少诸如采买口罩、消毒、配合走访等准备工作，他们的眼神和发言里透露出“难”这个字眼，一改往日的神采奕奕。
　　后来在管委会的另一个办公室，又举办了县工商联的一个交流活动。赵经理作为得阳鞋业的区总经理发言，一开头就用方言微笑着讲道：“我是西渡人哦。”与王经理字字珠玑不同，她的语气平和，姿势和神情都透出女性的柔情，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我们公司在国内外都有工厂，西渡分公司有员工三千多人，疫情期间储备了一个月以上的医疗物资……作为一名家乡人，我一定会把西渡的这个分公司建设得更好，为家乡的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赵经理走下台，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有人在台下赞许地讲道，她曾独自一人背上背包去国外谈合作，甚至都不用带翻译。于是又响起一阵掌声，犹如春风化雨般落在人们的心里。
　　我像一个光明正大的偷听者，窃取了企业家的许多秘密，深觉企业发展之艰难。西渡的企业多由生于斯长于斯的员工组成，他们黄牛般辛勤劳动，靠着微薄的工资赡养年迈的父母，供自己的小孩读书。每个人都是身处其中的一颗螺丝钉，以滚烫的青春岁月浇筑冰冷的机器。偌大的西渡，有的企业被淘汰，有的企业牢牢把握住时机，而怀揣着情怀的企业家在这一方水土筑梦，也扎下游子的根。
　　像我最喜欢的作家史铁生一样，十多年来他数次搬家，兜兜转转总在地坛的周围，他感到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而工作这几年来，我也总兜兜转转在西渡，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我认识了老胡、王经理、赵经理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仅一面之缘，在折返与离开之间奔波，西渡见证了我初入职场的青涩，也瞥见我慢慢磨掉自己的一部分棱角。在职业的转换中接触到更多的人与事物，我仍然只观测到西渡的冰山一角，随着不断深入，一座小城的万千气象在我眼前铺展开来。

三

　　下班后，我拦下一辆公交车。车子犹如一艘巨大的轮船在黑暗中穿行，道路两边的路灯像是一座座灯塔，泛出一束束温暖的光线。透过公交车的玻璃，我看见远处橙黄色的灯光照亮雕像的落寞，县三中前的这个轻钢型建筑雷打不动地矗立在三岔路口的中央，汽车飞速驶过它的身旁，周遭都是过客，而它则在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中成为永恒的存在。
　　坐在离车门较近的座位上，我的思绪却停留在刚刚浏览的购物页面上，正纠结于该买哪一款翻盖棉质手套。一大波寒潮正预谋赶来，凉风似乎无孔不入，企图钻进温热的皮肤取暖，在包裹得严丝合缝后，我还需要一双厚厚的手套包裹住裸露在外面的双手。
　　下车，刚走了没几步，一抬头，碰到一辆摩托车从黑暗中猛地冲出原有的行驶轨道，撞上了直行的摩托车，隐隐看见被撞的那个妇女套了一件黑色波点的加厚防护衣，她整个人在车上没有动弹，估计左腿受伤了。黑暗中的那个男的大声嚷嚷，“妈的，这天黑得这么早。”好像光亮该为他停留得更久一些似的，最好还要有明晃晃的路灯照亮暗夜里所有的道路。
　　我停下了步伐，鬼使神差掏出手机，按下了快门，蓦然闪起橘黄色的闪光灯。我像个小偷似的仓促而逃，再来看拍下的照片，已模糊得不成影像，一大片空旷的黑色背景中擦出了长条形的光影，炫紫色，鹅卵黄，金灰棕，这些绚丽的色彩令我心有余悸，回想起当时下车的一幕，没有一辆突如其来的摩托车将我撞飞已是万幸。
　　我的大学老师曾向我们讲述她母亲的那起交通事故，好像又将它从时间的河流里拎出来，重新上演了一遍。她的母亲坐了几十年的公交车，从未出过事，在那个沐着温暖光束的下午，走下车，刚落地，这时，从暗地里蹿出来一辆飞速行驶的摩托车，她母亲的身体轻如一片羽毛悬在了空中，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度，随后又重重地摔落到水泥地上，脑袋里泵出鲜红的温热血浆。
　　每当行走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我感到暗处潜藏的危险蠢蠢欲动着，伺机寻一个恰当的时辰制造一场车祸，滚动的车轮扬起日子的灰塵，每次炸裂都是内心深处的一场雪崩。对于那些一窜而过的车子我总是保有警惕，也不敢再骑上只有两只轮子的摩托车，它们失去平衡时更加令人胆战心惊，骑车人犹如待宰的羔羊飞出去，随后身子紧贴在大地上奄奄一息。
　　远离了这场事故的发生地，我的身体在灼烧，一寸一寸自内而外地发烫，惊魂未定地矗立在红绿灯旁，倒数的时间也一寸一寸地溜走了。在寻常的夜晚，我曾与许多街头的夜行人擦身而过，每个人都步履匆匆，而卖货的大爷骑着破旧的三轮车在这条街上晃晃荡荡地逡巡，走得那样寂静而缓慢，他也不吆喝，沉默得如同一尊被三轮车拉出来的雕像，招摇过市地走街串巷。夜晚的街上总是不缺故事，日子越发寒冷，人性的温情与人际的冷漠并存，我既是个人故事中的主角，也是他人生活中的配角，生活这场戏剧不会让观众太失望，也不至于绝望，身处凛冽的冷风之中，复苏的春天便是日子的盼头。
　　我走进小区，猛然被一阵急切的声音叫住，回头一看，门卫室的叔叔推开门走了出来，喊道：“妹子，你伯母的快递。”我和他不过是这个地方最熟悉的陌生人，见过，却叫不上名字，保持着克制的距离，而从天南海北寄来的快递将我们联系到了一起。伯母离开西渡去往广州已经一两个月了，每次来门卫室，我替伯母拿上三四个快递，再抱着回到楼上，久而久之，叔叔每逢看到伯母的快递，总是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等我来拿。 　　我跟他进了门，里面坐着三个约有四五十岁的男人，他们围着火炉烤着火，亲切的谈笑声充盈着小小的门卫室，温暖的橘黄色火光溢在了每个人的脸上。在这个狭窄的房间里，我的气息也逐渐变得温暖，张开五指，灵活地在记事本上翻找我伯母的名字，替她写上日期和领取的时间，向叔叔道了一声谢，转身又走进冷风中。
　　走进伯母的房子，堆在餐厅旁的几十个快递还没有拆，垒起了一座小山丘，它们似乎在等待我的伯母回来，我又扔了三个进去，纸盒与纸盒之间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往大海里扔了一块石头，不一会儿，它们就互相融合了。我把我的身体也融进了这间屋子，独自一人在房间里走动，打开一顶吊灯，又摁亮一盏台灯，今夜，我需要更多的光亮来充盈这间空荡荡的房子，走进我干涸的内心。
　　我莫名地怀念在乡下度过的无数个日夜，在我儿时久居的乡下，晚上一出门，看见满天繁星悬在天际，还有一只只绿色的萤火虫在黑夜里飞舞，整个夜晚都被这童话般的梦境照亮。

四

　　西渡作为县城散发着它的特有气息，人与人之间疏离而又亲切，不至于热情到让人窒息，也不至于冷漠到不近人情，它洋溢着恰到好处的人情味，也汇聚了繁华与便利。而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排斥着县城从早到晚的喧嚣，有限的热爱只装得下那一方小小的乡土，唯独偏爱没有刻意雕琢的大自然，怀念无拘无束、天真到烂漫的童年。
　　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西渡，也不断有人悄无声息地离开。我来了，西渡张开双臂迎接我；飞向了更远的远方，西渡待在原地祝福我。它以近乎虔诚的包容拥抱着每一个奔向它的人，像一座拱桥似的连接起城市与乡村，桥尾是一望无际金黄的稻田，一陣微风吹过，涌动着不断绵延、不断漫展的稻浪，而桥头是层层叠叠、高低不一的楼宇，霓虹灯闪烁炫目的五彩灯光，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迷离鬼魅的气息。
　　行走在蒸水河畔，像漫步在为这座小城所系的一条柔软腰带之上，一条河在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里永恒地流淌。黄昏渐渐降临，金黄色的夕阳晕染在远处的天空，我站在桥上，时间在此刻凝固了一般，也许蒸水河传说中的金牛会从水中一跃而上，慢悠悠地游荡在蒸水河畔。美丽的传说中，贪图金子的财主曾斥巨资在河湾买下一大块地，守株待兔般日夜守候金牛的现身，终于，那一天来了，财主逗出河中的金牛，谁知却被金牛拖进了蒸水河里。在财富与金钱的抉择之中，必须有所取舍，财主急忙松开了抱住金牛的双手，奋力游到岸边，捡回了奄奄一息的一条性命。我望着波光粼粼的河面闪着金子般的光辉，心想金牛什么时候会再出现呢？
　　其实，关于蒸水河里金牛的传说不过是人的杜撰，但我仍旧痴迷于它的童话色彩，古老的传说在平淡的生活里注入一味调味剂，调动所有人的想象，为童年的孩子构造出一个传奇的王国，让不再轻易流泪的成年人再次抵达内心的柔软，一切寄托都埋藏在一条奔腾不息的河里了。
　　我不再带有偏见而开始正视这座小城，它包罗万象却又生生不息，在变与不变之间完成了近十年的蜕变。在这里我经历了人生中许多值得纪念的时刻。经历人生中第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怀着敬意阅读船山先生的遗作，数次走进新华书店只为读完一本小说集，感受本地企业家的家乡情怀与背后的艰辛，以及遇到和我一样匆匆的夜行人。关于西渡林林总总的碎片化印象拼凑出我眼中的这座小城，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如此深刻地去理解它，我不仅是一个多年来短暂停留的过客，更是一个历史长河中的见证者。
　　当我站在这冰山一角观望有限视野里的林海雪原，西渡更多的故事等着更多热爱它的人去挖掘，请原谅一个迟钝的人对于故乡这个词的理解太过狭窄吧。转眼十年间，我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座默默无闻的小城，每一次离开，都成了匆匆的奔赴。它就在这儿等我，怀着初见时的热情，一次次拥我入怀中，又一次次目送我远去，那不断拉长的视线，越过山川与河流，有如慈父的眼神般柔和，又有如晨曦的光束落入了我晶莹的瞳孔。
　　责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