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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脚步渐近，这一大会也被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节点。为弥补横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巨大“鸿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将120多位国家领导人邀请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希望通过领导人发挥政治推动力，使得各国能够顺利在巴黎就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安排达成一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在峰会全会上发表题为《凝聚共识落实行动 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讲话，既展现了中国低碳发展的决心，介绍了中国低碳发展的规划，也明确了中国对于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立场。
“CBDR”引各方博弈
对于2015年巴黎会议，张高丽提出了三点要求，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要坚持公约框架，遵循公约原则。2015年协议的谈判进程和最终结果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BDR）、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加强公约规定和承诺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
从这一排序不难看出，“坚持公约框架，坚持CBDR”是中国在新的气候变化协议谈判中的核心诉求，而这一原则也正是全球各国激烈博弈的焦点。
19 9 2年6月，首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上第一个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会议期间提交各国签署。公约明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共同”意指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同舟共济，谁也逃不开气候变化的恶果；“区别”则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划分”。考虑到目前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过去400年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无约束排放造成，且其具备更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因此安排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
国际社会随后开始以公约框架和CBDR为基础，构建起现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体系。《京都议定书》是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成果。
1997年底，《京都议定书》在日本通过。《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在“第一承诺期”（2008-2012）的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指标，并要求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所需的资金及技术支持。而作为区别，发展中国家则被要求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减排。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随后的日子里，发达国家始终在想方设法动摇CBDR原则，试图模糊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现实论”和“成长论”。“成长论”的鼓吹者认为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已经逐渐成长成为“发达国家”，需要打破“区别”，适用于同样的减排标准；“现实论”则是认为在全球二氧化碳减排远不能满足于控制温度上升幅度所需要的量级时，需要将减排重点放在当前的排放大国上。
无论是“现实论”还是“成长论”，都难以绕开一个“期限错配”的逻辑漏洞，即用当前的排放来掩盖和推脱历史责任。
在波兰气候大会上，巴西谈判代表就曾尖锐地反击说，“气候变化是今天发生的事情造成的？这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位代表指出，当前气候变化的恶果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无约束排放二氧化碳的历史现实造成的，是发达国家应承担的责任。
不过，相比于相对抽象的历史责任，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无力现状更容易让人感到焦虑，正因为如此，各国在南非德班决定开启“德班平台”，争取通过该平台的工作，在2015年达成一个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新协议将基于公约，并适用于所有缔约国。
目前，发达国家正抓住“适用于所有缔约国”的要求，希望在新协议不再有“区别”的安排，从而“杀死”CBDR。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CBDR不容动摇，既然新协议是基于公约，当然应该基于CBDR这一公约本身的基石。发达国家“杀死”CBDR的同时，也会“杀死”其自身的历史欠账。
谈判恐成“狗熊掰棒子”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频繁强调发达国家的历史欠账，并非只是道义之争那么简单，其涉及各方博弈新协议的一个核心问题：旧的体系为什么行不通？
在这一问题上，发达国家的解释是旧体系“力度不够”，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被强制性减排；但发展中国家对此的解释是已有协议“落实不好”，在他们看来，当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困境源于发达国家疲弱的减排力度和始终是“空头支票”的资金支持。
发展中国家强调，如果发达国家不解决历史欠账问题，其对新协议的诉求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如果无法解决落实问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就会陷入“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的窘境，新的协议的重要性也会大大降低。
这一点上正是发达国家在谈判中的软肋。就《京都议定书》来说，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首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世界上少数以日本地名命名的国际重要条约，该议定书曾被日本视为本国的荣耀。2009年，日本在哥本哈根作出了“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5%的承诺”。
然而，在坎昆气候大会，日本谈判代表却在多个场合接连使用“never”（永不）的强硬字眼，表达不继续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强烈意愿。政府间国际组织南方中心（South Center）主任许国平当时曾惊呼：“刚长大的孩子被亲生母亲直接送进天堂”。
在多哈气候大会上，日本政府更是把“在1990年基础减排25%”这一减排目标修改为“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3.8%”。调整后的目标，相当于在19 9 0年基础上增加3.1%。不减反增的排放目标让日本受到各方指责。
令人担忧的是，言而无信并非个案。2011年，加拿大在无法完成减排承诺的情况下，干脆直接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发达国家的“空头支票”
相较于自身疲弱的减排力度，发达国家在资金支持上的承诺更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根据各方在此前谈判中达成的协议，发达国家应在2010年至2012年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并从2013年起开始提供长期资金。到2020年，长期资金应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水平。
然而这一承诺几乎一致停在发达国家谈判代表的嘴中。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就曾嘲讽说，所谓的快速启动资金既不“快速”也还没有“启动”。然而在联合国气候峰会召开之际，发展中国家依然不知道钱在哪里。
近几年来，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倒是曾陆续宣布过自身的出资计划，但发展中国家和NGO组织对此并不买账。在他们看来，现有资金池中所谓的快速启动资金至少存在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新瓶装老酒”。NGO组织乐施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仅有33%的快速启动资金可以被认为是新的，而最多只有24%的资金是额外增加的。其余的是哥本哈根会议前各国就已经承诺的拨款。
其次是“有偿支持”，上述报告指出，43%已知的快速启动资金以资助金的方式发出，而绝大多数的资金则是贷款的性质，发展中国家必须按不同程度的利息水平来偿还款项。
“一笔资金、多个标签”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硕表示，一些发达国家把他们双边对外援助等款项，也贴上了“快速启动资金”的标签。该机构专家Ruth Davis强调，这种对资金份额和用途的过度“包装”，影响了快速启动资金的清晰度和透明度，也给评估承诺的兑现情况和资金的实际使用效果带来严重困难。
相比于“快速启动资金”的“有名无实”，发达国家承诺从2013年启动的“长期资金”到现在也还是未见踪影。
在此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一个环保组织就用一场真人秀表达了他们对发达国家的不满：6位参与者在T恤上分别写上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名称以及这些灾害所带来的损失数字，走到一位身着西装、头戴高帽的“银行经理”身边。这位银行经理面无表情，伸手指了指旁边的空碗，“绿色气候资金帮不了你，里面没有钱，现在是空的”。
正因为如此，在强调CBDR后，张高丽在纽约对新协议提出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兑现各自承诺，巩固互信基础。各方要落实已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发达国家要提高减排力度，落实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承诺。”
中国兑现承诺显决心
在明确未来协议基础、督促发达国家兑现资金承诺后，张高丽在第三点要求中谈了中国对气候谈判的愿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从实际出发研究提出2020年后的行动目标，采取更加有力的应对措施，切实加强务实合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张高丽代表中国承诺，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愿与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同舟共济，负起责任，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共创人类美好明天。
在此次会议上，其他国家的元首也纷纷表明了自身的态度。不过，这样的景象仅仅具备象征意义，对于推动谈判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价值，毕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任何国家都不会站在人类命运的对面。因此，察其言还需观其行，要评价一个国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所做的努力，不仅要看如何表态，关键还是要看其行动。
相比于日本、加拿大等不诚信的“跳船者”，中国此番明确承诺将兑现本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所作出的“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张高丽介绍说，2013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碳排放强度已下降28.5%，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亿吨。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兑现已有承诺，中国也没有回避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在未来需要承担的责任。
张高丽表态说，中国是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任务艰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今后中国将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中国将尽快提出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碳排放强度要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要显著提高，森林蓄积量要显著增加，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
争取二氧化碳尽早达到峰值的承诺，意味着中国也将采取措施，争取尽早将减排努力从推动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占比升级为推动二氧化碳绝对排放量的减少。而中国官方近期的一系列举动也显示了其正朝着这一目标努力。
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前，中国发布了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规划。规划首度明确了一些关键行业的具体减排任务：到2020年，中国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50%、铁路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降低15%、民航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1%。为此，中国将致力于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并计划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此外，规划要求将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指标纳入政府统计指标体系，建立健全涵盖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适应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要求的基础统计体系。业内人士分析说，此举正是中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基础工程之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在峰会全会上发表题为《凝聚共识落实行动 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讲话，既展现了中国低碳发展的决心，介绍了中国低碳发展的规划，也明确了中国对于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立场。
“CBDR”引各方博弈
对于2015年巴黎会议，张高丽提出了三点要求，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要坚持公约框架，遵循公约原则。2015年协议的谈判进程和最终结果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BDR）、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加强公约规定和承诺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
从这一排序不难看出，“坚持公约框架，坚持CBDR”是中国在新的气候变化协议谈判中的核心诉求，而这一原则也正是全球各国激烈博弈的焦点。
19 9 2年6月，首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上第一个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会议期间提交各国签署。公约明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共同”意指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同舟共济，谁也逃不开气候变化的恶果；“区别”则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划分”。考虑到目前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过去400年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无约束排放造成，且其具备更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因此安排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
国际社会随后开始以公约框架和CBDR为基础，构建起现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体系。《京都议定书》是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成果。
1997年底，《京都议定书》在日本通过。《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在“第一承诺期”（2008-2012）的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指标，并要求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所需的资金及技术支持。而作为区别，发展中国家则被要求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减排。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随后的日子里，发达国家始终在想方设法动摇CBDR原则，试图模糊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现实论”和“成长论”。“成长论”的鼓吹者认为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已经逐渐成长成为“发达国家”，需要打破“区别”，适用于同样的减排标准；“现实论”则是认为在全球二氧化碳减排远不能满足于控制温度上升幅度所需要的量级时，需要将减排重点放在当前的排放大国上。
无论是“现实论”还是“成长论”，都难以绕开一个“期限错配”的逻辑漏洞，即用当前的排放来掩盖和推脱历史责任。
在波兰气候大会上，巴西谈判代表就曾尖锐地反击说，“气候变化是今天发生的事情造成的？这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位代表指出，当前气候变化的恶果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无约束排放二氧化碳的历史现实造成的，是发达国家应承担的责任。
不过，相比于相对抽象的历史责任，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无力现状更容易让人感到焦虑，正因为如此，各国在南非德班决定开启“德班平台”，争取通过该平台的工作，在2015年达成一个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新协议将基于公约，并适用于所有缔约国。
目前，发达国家正抓住“适用于所有缔约国”的要求，希望在新协议不再有“区别”的安排，从而“杀死”CBDR。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CBDR不容动摇，既然新协议是基于公约，当然应该基于CBDR这一公约本身的基石。发达国家“杀死”CBDR的同时，也会“杀死”其自身的历史欠账。
谈判恐成“狗熊掰棒子”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频繁强调发达国家的历史欠账，并非只是道义之争那么简单，其涉及各方博弈新协议的一个核心问题：旧的体系为什么行不通？
在这一问题上，发达国家的解释是旧体系“力度不够”，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被强制性减排；但发展中国家对此的解释是已有协议“落实不好”，在他们看来，当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困境源于发达国家疲弱的减排力度和始终是“空头支票”的资金支持。
发展中国家强调，如果发达国家不解决历史欠账问题，其对新协议的诉求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如果无法解决落实问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就会陷入“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的窘境，新的协议的重要性也会大大降低。
这一点上正是发达国家在谈判中的软肋。就《京都议定书》来说，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首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世界上少数以日本地名命名的国际重要条约，该议定书曾被日本视为本国的荣耀。2009年，日本在哥本哈根作出了“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5%的承诺”。
然而，在坎昆气候大会，日本谈判代表却在多个场合接连使用“never”（永不）的强硬字眼，表达不继续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强烈意愿。政府间国际组织南方中心（South Center）主任许国平当时曾惊呼：“刚长大的孩子被亲生母亲直接送进天堂”。
在多哈气候大会上，日本政府更是把“在1990年基础减排25%”这一减排目标修改为“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3.8%”。调整后的目标，相当于在19 9 0年基础上增加3.1%。不减反增的排放目标让日本受到各方指责。
令人担忧的是，言而无信并非个案。2011年，加拿大在无法完成减排承诺的情况下，干脆直接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发达国家的“空头支票”
相较于自身疲弱的减排力度，发达国家在资金支持上的承诺更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根据各方在此前谈判中达成的协议，发达国家应在2010年至2012年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并从2013年起开始提供长期资金。到2020年，长期资金应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水平。
然而这一承诺几乎一致停在发达国家谈判代表的嘴中。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就曾嘲讽说，所谓的快速启动资金既不“快速”也还没有“启动”。然而在联合国气候峰会召开之际，发展中国家依然不知道钱在哪里。
近几年来，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倒是曾陆续宣布过自身的出资计划，但发展中国家和NGO组织对此并不买账。在他们看来，现有资金池中所谓的快速启动资金至少存在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新瓶装老酒”。NGO组织乐施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仅有33%的快速启动资金可以被认为是新的，而最多只有24%的资金是额外增加的。其余的是哥本哈根会议前各国就已经承诺的拨款。
其次是“有偿支持”，上述报告指出，43%已知的快速启动资金以资助金的方式发出，而绝大多数的资金则是贷款的性质，发展中国家必须按不同程度的利息水平来偿还款项。
“一笔资金、多个标签”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硕表示，一些发达国家把他们双边对外援助等款项，也贴上了“快速启动资金”的标签。该机构专家Ruth Davis强调，这种对资金份额和用途的过度“包装”，影响了快速启动资金的清晰度和透明度，也给评估承诺的兑现情况和资金的实际使用效果带来严重困难。
相比于“快速启动资金”的“有名无实”，发达国家承诺从2013年启动的“长期资金”到现在也还是未见踪影。
在此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一个环保组织就用一场真人秀表达了他们对发达国家的不满：6位参与者在T恤上分别写上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名称以及这些灾害所带来的损失数字，走到一位身着西装、头戴高帽的“银行经理”身边。这位银行经理面无表情，伸手指了指旁边的空碗，“绿色气候资金帮不了你，里面没有钱，现在是空的”。
正因为如此，在强调CBDR后，张高丽在纽约对新协议提出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兑现各自承诺，巩固互信基础。各方要落实已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发达国家要提高减排力度，落实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承诺。”
中国兑现承诺显决心
在明确未来协议基础、督促发达国家兑现资金承诺后，张高丽在第三点要求中谈了中国对气候谈判的愿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从实际出发研究提出2020年后的行动目标，采取更加有力的应对措施，切实加强务实合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张高丽代表中国承诺，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愿与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同舟共济，负起责任，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共创人类美好明天。
在此次会议上，其他国家的元首也纷纷表明了自身的态度。不过，这样的景象仅仅具备象征意义，对于推动谈判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价值，毕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任何国家都不会站在人类命运的对面。因此，察其言还需观其行，要评价一个国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所做的努力，不仅要看如何表态，关键还是要看其行动。
相比于日本、加拿大等不诚信的“跳船者”，中国此番明确承诺将兑现本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所作出的“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张高丽介绍说，2013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碳排放强度已下降28.5%，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亿吨。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兑现已有承诺，中国也没有回避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在未来需要承担的责任。
张高丽表态说，中国是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任务艰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今后中国将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中国将尽快提出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碳排放强度要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要显著提高，森林蓄积量要显著增加，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
争取二氧化碳尽早达到峰值的承诺，意味着中国也将采取措施，争取尽早将减排努力从推动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占比升级为推动二氧化碳绝对排放量的减少。而中国官方近期的一系列举动也显示了其正朝着这一目标努力。
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前，中国发布了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规划。规划首度明确了一些关键行业的具体减排任务：到2020年，中国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50%、铁路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降低15%、民航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1%。为此，中国将致力于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并计划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此外，规划要求将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指标纳入政府统计指标体系，建立健全涵盖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适应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要求的基础统计体系。业内人士分析说，此举正是中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基础工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