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父亲打电话来跟我说他拥有了一个农场的时候，我脑海里立刻浮现了《走出非洲》电影开篇里那个苍凉深情的女声“在非洲的贡嘎山脚下曾经有一个农场”。当然了，父亲的农场不可能和剧中女主角凯伦广袤的非洲农场相提并论，但父亲的农场也在一座山脚下——根据他的描述，他和另两个同伴租下了家乡大半座西山，用来种植经济作物。父亲提起西山朝南的斜坡上还有一片梨树林，在树林间还可以搭建窝棚饲养家畜。
在中国大地上，几乎在每一个小城，人们总会把某一座山毫无想象力地按方位来命名：西山、南山……父亲说的西山，是站在我家房屋平台上看得到的小城西郊的山脉。高原的山粗犷，轮廓并不圆润;树木参差地隐藏在夕照里，让西山像一羽扇形的翅膀，围起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坝子。坝子就是高原上四面环山的山间小盆地，坝子稳稳当当像一个平底锅子，让人们在其间奔走往来，安家劳作;偶尔站在道路中心往隔着很多座山的地方打电话，“从三川坝子上来，翻过垭口就是啦！
我记得那片被称为“西山”的小城郊区，除了大片农田之外，还有一个村庄匍匐在山脚，当东边山日出时，村庄里被石灰粉刷过的白色屋宅被刷上了一层柔和的淡金色，整座西山就透出人烟安详的暖和。暮霭落向西山的时候，大群的鸽子追逐着晚霞和树林的剪影，有时鸽哨伴着风声，整个坝子都要被那声音带得7飞起来。我小时候经常站在露台上眯着眼看那些鸽子盘旋，其中有一群曾是父亲养过的信鸽，它们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敏锐方向力，和忠诚——有一度父亲出门较多，想解散鸽群不再饲养，于是将信鸽卖给了其他信鸽爱好者。其中几只鸽子被卖向无数重山后的遥远的坝子后，在几周后突然返还。父亲抚摸着鸽羽，老泪纵横。鸽子有信，人何以堪？就是这样，我们的鸽子从西山盘旋、飞越和返还。几年之后，一些鸽子寿终正寝，我离开了家乡，父亲则告诉我他租下了西山近一百亩的农田。
“那么大一片西山，您打算種什么呢？”
“魔芋，这几年云南各地都在种植魔芋呢。”
“魔芋？种那么多拿来干嘛？卖得出去吗？”
“人家抢着要呢，每年都有外地老板来收购，我们只需要从地里挖出来就有人来收了。魔芋啊，是联合国认定的保健食品。现在发达国家，譬如日本这些国家中小学学生的营养餐里每天都要配魔芋制品呢。”
说到魔芋，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一棵棵麻杆儿的植物，而是热气腾腾的魔芋豆腐。老家的早集上每天都会有阿婆挑着担子卖魔芋豆腐，灰黑色的魔芋豆腐，切成大小均匀的砖头方块，不用秤重，一块钱一块。阿婆手脚麻利地将魔芋豆腐往塑料袋里一装，绾个活结便递到你手里。回家只需焯水，凉拌可以、煮食可以，还可以切片烫火锅。可是，我打小就不爱吃这黏滑的食物，觉得它特别寡味，吃进肚里觉得简直是在脏腑里刮油。母亲却爱吃魔芋豆腐，她说既营养又减肥，那当然，寡而刮油啊——中年女性和小女孩儿的味觉差异和食物偏好是否真是出于岁月的施洗呢？不得而知，只是民以食为天，随着经济发展，如果不是人们的餐饮水准已然从果腹的需求转向追求营养和健康，寡味的魔芋也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不可或缺的佐餐食物;那么多的山峦野地又怎么会被开垦成田地呢？
让一个站了几十年讲台的老知识分子重新光脚下地，手握锄镐、头戴斗笠变成农民，我真有点想象不出那握惯了粉笔的双手是如何捉住魔芋幼种，一个个按进土里;是不是像在试卷上打钩呢？我也想象不出那曾经开满野波斯菊的西山半坡是如何被规整成一方方田地，顺着纵向的山脉种植了一沟沟魔芋。
开始的时候，地表上除了隆起的小土丘什么都还看不出来，魔芋幼种其实就是小酒杯那么大的小个头魔芋。圆形的根茎被埋进刚翻培过的潮湿土壤里，等待着农人的侍弄和天地的滋养。如何买种、耕地、浸种、种植，这一切我都无缘目睹，只是隔三差五听父亲在电话里兴致昂扬地描述起他的农场和耕作。我感觉自己像一只飞离了家乡的信鸽，在遥远的天边盘旋，俯瞰着西山的风吹草动。而父亲则长久地埋首于那片沙质的土地。他告诉我魔芋种子需要选择芽眼饱满、没有损伤的“小孩拳头”，在种植前还需要将所有种子放在药剂中杀菌消毒;魔芋的果实，也就是根茎则会在大半年的生长周期中长到大斗碗或小瓷盆那么大。还有，最重要的是顺着雨水流的方向理顺每一块田地的排水沟。魔芋这样的根茎植物最怕淤水，一但得上那种传染性的枯萎病，就会从根部烂到叶片。等人们发现魔芋叶子萎黄时已经来不及了，它的根茎溃烂不说，还会大面积的相互感染……如此种种，我发现父亲这个老知识分子已经蜕变成一个新时代、科技型的农民了，满嘴都是魔芋种植的相关信息，而我只是一只远远窥视的鸽子，在黄昏时分往想象中被魔芋覆盖的西山投去零星的一瞥。
父亲的农场一天天有模有样起来，当然，是在他的描述里。譬如说，魔芋开始冒芽了，出芽率很高;天气也很配合，一场场小雨又翻晒几天。我了解云南的海拔和气候，百度百科也告诉我，海拔1700米以上、半阴半阳的山地环境适宜花魔芋的种植。西山的春天，总是蒙着稀薄湿润的雾气，它和大多数云南的山地一样，像一只俯卧的大动物，静静吐纳着春雨和回暖的温度里复苏的气息。父亲说，种魔芋的时候，每天日不出即作，天黑前不歇，连午饭都是由母亲他们送到农场里去。我诧异道：我的神呢，就你们个人能种近一百亩地？父亲大笑起来，怎么可能，当然是雇佣了西山脚下村庄里的农民，按天计算报酬。农民租出了自己的田地，然后变成雇佣短工，按时领取报酬，不需要对收成负责，这倒是现代农村很有意思的变迁。也绝不像《走出非洲》里的伯爵夫人那样，需要到土著酋长那里寻求当地居民的帮助来开疆拓土、种植咖啡。
父亲的农场有声有色地生长着，据说田垄上的一树树梨花似雪又凋谢了。魔芋幼苗喝饱了雨水，在艳阳中争先恐后直往上窜。父亲的合伙人建议在山边的窝棚前后围出一块空地养鸡养鸭，都被父亲否决了，这么多亩的魔芋已经很难管理，辛苦得只能在田间端着碗吃午饭，混合型农场就更要天天吃“黑晚饭”了。黑晚饭是老家的土话，意思是天黑了才能吃上晚饭，农人们常用它来表达起早摸黑下地干活的辛苦。父亲这位老知识分子亦感到以前未退休前，上个晚自习、天不亮去带学生早操根本算不了啥，农民才是真正土里刨食，劳心劳力。好在有农民儿子的底子，他乐在其中，从不叫苦。据母亲说，父亲每日骑着电动车穿过西山村落到田间去，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认识他，还会跟他打招呼，“冯老师出工啦？今天来得早哇！”“冯老师啊，都退休了，拿着退休工资呢，用不着这么辛苦啊！” 种植经济作物，却不一定关乎经济之事，这一点，老知识分子和非洲大地上的凯伦女士倒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只是这一切跟陶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大相径庭。归隐易，耕田难啊，每天关心粮食和蔬菜绝不是可以坐在家中，饮茶作赋，遥望西山就可得的。父亲说，天天踩在湿滑的泥地里，雨鞋都穿烂一双了。
我亲眼看到父亲的农场时，已是云南最丰沛的雨季，七月。我当然不是专程回家观光父亲的农场的，现代的生活方式总是将我们趋向无谓的奔忙和远程的实时交流，有时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生活在什么时空，总觉得一切在眼前又很渺远。当母亲电话通知我祖母病危时，我还在闷热的杭州出差。古人“一日千里”的想象，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早已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我当即网购了飞回老家的机票，即日启程。我像儿时的那一群信鸽，飞过夏天飞过西山，翅膀的羽毛却无法触摸到山棱和地表新鲜的露水。我们借助科技生活得太远太深，像沉浸在一个又一个泡沫和幻梦里，以至于无法用手切实轻轻抚摸亲人的面庞。
祖母的手瘦细硌人，体温黯淡。九十多岁的老人就是一尊寂静的神;或者像一株凝结成化石的植物，通晓地下的黑暗，日常的锋芒和光辉。祖母从前常常坐在老家门前的松树底下，有飞机从头顶飞过时她就问父亲，我是不是坐飞机走的，我哪时会再回来。祖母的一生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她在这里耕作、养育、病痛，从不停歇，九十多岁还在魔芋地里打猪草。直到为了拔一棵魔芋杂草时她坐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
一个旧式农人的一生就像一棵魔芋，不管把它栽种在哪里，都竭尽全力汲水饮露，结实生长。它不仅要让自己活着，还要荫蔽自己的子孙，长出粗壮结实的旁枝和根茎。祖母的身体像一盏老旧的铜灯，火焰微弱，日渐熄灭，我伏在床边嗅到了若有若无的冷清。请来的老医生在屋外对着父亲摇头叹息，“太老了，高寿了，儿孙都到面前，老太太很有福气了。家人都要想得开，人的寿筵总是有限……”
祖母不分时辰地昏睡又清醒，清醒又昏睡。她知道我是谁、父亲是谁，但她不知道我们是赶回来的，仿佛我们从未离开过这里。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黑夜什么时候是天明。我怀疑在临终之人那里，时间已经不复存在，它只是一种模糊的幻象，像一把刮刀把一个人一生中所有经过的地方和事物切碎、揉拢，化为一团笼罩在床榻上方的气流。这时候的时间只是呼吸，她呼吸一次，我们的心便“咔嗒”一下，像秒针磕在石头上。
父亲骑着他的电动车载着我，从傍晚的小路奔向他的农场——祖母缠绵病榻，农场里的事务被父亲暂时放手，由另外的合伙人沉默地承担起来。然而，他突然想起驮着我去看农场，也许是一阵短暂地抽离。我们从祖母呼吸的气流里腾出身来，看到了长势蓬勃的半山魔芋。父亲的农场第一次坦陈在我眼前，是被无数次犁耙、锄头、双手、杀草剂规约过的山麓，是被一行行魔芋小伞一样铺展着的砂质黑土，是生的欲望满涨，它们捱过漫长的時日终于血脉贲张来到太阳底下。
父亲说看上去绿得发黑的那一小片就是长势最好的魔芋，收成肯定差不了。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是斜坡背阴处的长条田垄，梨树像天然的篱笆挡住了它们蛇皮斑纹般的杆儿，看得出来，它们的杆儿很粗壮才能支撑起墨绿的大伞叶子。再往上看，黄绿色的魔芋是从贫瘠土里长出来的，瘦削矮小。父亲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朝山上走的那一片本来就是新垦的生地。曾经的农人搭建的窝棚在梨树下荒废着，据说梨子成熟的时候得来守夜。而现下，梨子也已经有小碗那么大了，枝条无止境地垂向土壤。都是厚皮的雪梨，成熟期很晚，小钵盂那么大的个头，春节时上市会被争相追捧。
我茫然地站在一大片魔芋中央，我见过太多农场田地也见过比这更具规模的作物，唯独不像站在父亲的农场里这样不知所措。没有兴奋、没有欢喜，莫非是祖母的病痛困扰了我？我这样想着，父亲已经走到水沟边检查地里的排水情况去了。高原的雨季来临，大雨通常是在半夜的梦寐中瓢泼而来，像豪爽的少数民族汉子，端起一缸酒来“咕咕”喝下，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天明时，云头遮不住漫无边际的蓝，只是排水不好的山坳里，魔芋就被昨夜的急雨围困了。正在发育的根茎只具备了盆钵的形状而非真正的容器，它们无法承受太多的淤水。这就是种植魔芋为什么要选择沙地、斜坡的缘故。
父亲已经爬到半山坡，他弓着背用手拔杂草，还穿着白日里的灰黑色西裤，忘记了更换。处在逆光里，远远看上去他的身影虽然在奋力投人，依然像一株不和谐的木本植物，无法与这个农场融为一体。我知道这么多的时日，这么多棵魔芋长大，父亲淌过多少汗水，手上磨起多少老茧;但对于这里，我们都像一个陌生的造访者。我甚至不知道我和父亲一起拔除的杂草会不会在几场雨后又重新盖过魔芋。我们在土地上从事的一切，对于自然界而言，仅仅出于人类的欲望和知觉;我们用自己的方式造访自然，明知道它未必接纳我们。
“小心，不要直接用手去拔魔芋杆儿。”我知道触摸到汁液手会过敏，又麻又痒。但父亲说有几沟魔芋已经有了烂叶子的迹象，必须清除掉。他连根挖起一个魔芋给我看，才有小碗口那么大，但长出根茎的那一侧已经腐烂掉。“看来还是得病了，这个太难避免了。天时要坐得好啊！天天这样下雨可不行。”父亲一边拔去发黄的魔芋，一边叹气。我抬头看看天，黑暗已经快要来了，云团正在向西边堆积。东边是空荡荡的一片，没有多余的晴朗，也没有金色霞光。“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不知道今晚后半夜是否还有雨水突降，只是这西边山的另一面山脊，每天早上都有无数人踩着露水提着小锹在寻找：每一场夜半的雨都为他们带来惊喜和财富，今年的鸡枞、牛肝菌等野生菌子价格又创新高。
我的手已经完全麻木了，草汁混合着魔芋的黏液让我常年握笔打字的手像被马蜂叮了无数针，膨胀了数倍。父亲说，隔着小河的对岸也是农场的一部分，我们只打理了十分之一不到。我突然感到一阵绝望。这么广阔的农场，看似繁荣，一旦成为己有，日复一日的劳作就像巨大的黑洞，让人沦陷。可是我们也就是这样，在日升月落、不断劳作中度过的我们的人生。想到秋天的收成，才会感到有所寄望和投奔，于是春夏的守望和冬天的苦熬都似乎只是为那种收获的愉悦做铺垫。我也很难想象当年那个过惯了浮华奢侈生活的伯爵夫人凯伦是如何委身于她的贡嘎山和咖啡种植园。不知她是否想过，这漫长的人生是否真能在广阔的种植园里用日复一日的耕作和收成来度过？ 年逾九十的人也许就不会再像我一般提问了，她只会昏然摸索着我的手，模糊地问我那些来看望她的人是谁、从哪里回来。时间对于已经没有时间的人来说已经构不成问题。而我，孜孜不倦地关心着这大片的魔芋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可以被全部挖掘、堆积、卖往隔着大洋的国度;也仿佛只有收成才能缓解在这冗长耕作中付出的艰难和等待。
西部高原上的天黑总是来得晚一些，我和父亲穿过一片烟草地返家。还看得清烟草已经大量冒出花穗，这是烤烟季即将开始的征兆，也是雨水频繁浇灌的结果。外乡来租地种植烟草的女人蹲在路边吃饭，她站起来和父亲打招呼，“冯老师，好多天不见你啊！”父亲减速，喏喏应答着，说家里老人家生病了。女人端着碗站着说，“那是得招呼着些（方言，意即照顾），就是最近雨水太多了，你看看——”周邊全是她家高过人头的烟草地，“都不断窜苔开花了，我看你们的魔芋地也是草长得比魔芋还深了！”父亲说，“那啷个办呢？种庄稼就是靠天吃饭。”父亲的祖籍是四川，他没有在四川出生，也没在那儿生活过一天，但口音中天然继承了川腔;从这一点上来说，人类的基因记忆比植物顽固而难以进化。魔芋、烟草却是换一方水土就不再是如此长势，正所谓“橘生准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吧。
吃黑晚饭的女人应该对靠天吃饭习以为常了，他们家是外地人，口音生涩，据说她家是第三年在这里租地种植烟草了。按她的话来讲就是：“冯老师，你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家娃儿还得等到我们盘田（意即种田）交学费咯！”父亲骑着车滑进烟草地中间的水泥路，我感到他的脊背承受着夜色的虚空和气压，他忧心忡忡。我明白他的心像钟摆，在西边的农场和东边的病榻上来回摆动。云团朝东边天移动、堆厚，看样子过不来多久又要有大雨当头。云雨、死生这些都是天意之事，人活在世间，纵有万般能耐，也只能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一介凡人。
其实，山没有移动，坝子也并未改变太多。像小时候一样，站在我家阳台上就可以望见父亲的农场，模糊地隐匿在背光的山脚。这个坝子平淡无奇，信鸽会飞回，雨水会汇成河流，老人会死去，山地会被种上经济作物……我眯着眼看着西边山最高的山梁，一排排树在暮光中站成黑暗的剪影。古代的帝王们每年都要在天坛祭天，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民间也会有各种各样祈雨祭天的仪式。对于一个农业大国而言，再没有什么比“风调雨顺”更值得庄重祈祷了。我们关于龙的图腾崇拜，不仅是因为龙是灵兽之首、君者的象征，更因为龙王是司雨司水的神，是民间最为崇拜、最需要仰仗的神灵。无论科技多么进步，人们还是要回到土地去，人怎么可能离开长出作物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土壤呢？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里，未来人类被迫放弃高科技，回归农民生涯以挽救种类濒危的农作物不得不说是一种清醒地警示。
晴雨、生存、死亡，自然必定有它的秩序和教诲。我的祖母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凌晨阖然长逝。我走进黑暗的雨水，为祖母去厨房端一盆热水擦手擦脸。雨是水不灭的精魂，它默然连接了天与地的消息;继而在大地上蜿蜒，塑造着大地的面貌。
祖母的丧礼简单隆重，活到九十多岁的老人就是根深叶旺的大树，风吹起来，无数叶片赶来送她。寿终正寝的喜丧在乡间没有沉重的悲伤，更像是一种对后人的祝福。许多年轻有力的小伙子争抢着去扛祖母的寿棺。他们血气方刚、温暖有力，抬起寿棺不费劲地穿过叔父家的魔芋地。所有魔芋都为他们弯腰而不怕折断。祖母的坟茔是与祖父合葬的大墓，逝去多年的祖父也许已经在地下等待良久。当祖母的棺木慢慢落进土穴，我恍然觉得人类埋葬的方式是否也是一种祷告，希望那些离开我们的人能像植物一样能在土里重生，能在来年与我们相见？诗人离离曾在《祭父帖》里写“光穿不透的地方，再不要去了/比如地下。我再也不会借着土的力量，/把我们分开。”我们也深深知道土的力量不能让死者复生，但我们在上面行走、祈愿，用种植的方式，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新生。当父亲和叔父用一杯杯土将祖母埋在地下，我想着她会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形态生长，也许会是父亲农场里的任何一棵魔芋，或者是屋后的一棵桃树。她作为人的缘分已经圆满。
作家虹影曾讲过她在英国看心理医生，以期解决自己生活中承受的痛苦。医生问她你是否经历过一个亲人的死。她说她的亲友谁谁谁都去世了。医生说，不不，是你是否守候和经历过一个人死的过程。祖母的离去让我想起了这位英国医生的话，当你能切实面对和体会死亡，你才能理解我们生存、劳作的意义，也能感到我们执着的空无。我在父亲的车上小心翼翼地提到了祖母，父亲平静地说，在生的时候好好看顾，走了之后丧礼什么的都是做给活人看的了。魔芋地果然在几天内疯狂长出了无数杂草，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无论魔芋还是杂草，都想顺应天时地理，活得尽心尽力。
父亲在魔芋地里站着，看了又看。他也没有弯身拔草，只说过一段时间，等天气好一些再用除草剂吧。“又要下雨了，回去吧。”路过烟草地时已经有雨丝落进脖子里;旁边的烤烟房里传来浓郁的烤烟味儿，热烘烘的。是时候了，烟草的归宿就是被一叶叶采摘下来，捆绑成一扎一扎，在烤炉里烘干，最后卷成一捆捆焦黄的烟叶送往制烟厂。种植者劳碌大半年也许只是为了赚取钱财养家糊口，但是这其间哪一样付出真的可以只用金钱来衡量和买断呢。就像父亲的农场、凯伦女士的种植园，无论盈亏，他们都是选择一种方式，为了活得更好、更像自己。魔芋是不会变成烟草的，人埋在土壤里也不会再长出人来，我们纵有无尽的想象和愿望，但可以选择的其实非常有限，在土地上劳作就跟向天祈雨一样。所以，我对父亲说，不要太在意这些杂草，这里本来就是它们的地盘。
我还想说，不要太在意收成，这是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但我看着父亲疲惫的脸没有说出口。靠天吃饭真的是最困难最没有把握的，所以农民大规模地离开土地到城市去，依靠科技和商业文明运转的流水线虽然也不能让人变得足够富有和更具保障，但起码能保证不被旱涝雨雪所困扰，也不需要在大于瓢泼的夜晚打着电筒，在田地里排水挖沟。人类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本能让我们不再向土地苦苦求索，同时也让我们扩张性地破坏着土地，卖地建房、造桥修路、种植转基因作物、重金属超标的工业废水直接淌向良田……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云南金沙江边的涛源镇有一片实验基地，这位科学家终其一生的科研的理想就在于让土地能产出更多的粮食养活我们的人民。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其实追溯问题的根源可以回到土地上去，我们国家原本就是一个粮食难以自给自足的国度，哪怕全部的农田种上庄稼。更何况，我们的许多良田已经颓圮;太多农民抛弃农田去往钢筋水泥的森林。很多高科技的种植技术和手段让现代农业规避了有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和风险，却无法让荒废的土地重新振兴。我们被卡在水泥里，要仰望星空，却不顾脚下的土地。
父亲回到土地的初衷我不得而知，他也许只是排解退休生涯中的空闲，不是有意觉察人类进程中的困境。但他是幸运的，他拥有了百亩土地，他可以在耕作的艰辛、喜悦和失落中理解土地给予我们的一切。在一次又一次造访、远眺父亲的农场时，我也对土地、自然、生死也有了一些全新的感悟。
我带着这些感悟回到了我所工作的城市。在这里，农田只在偏远的郊区出现，大多用于种植热带经济作物。人们像搭积木一样的野心和速度塑造着城市的空间。每天我们关心股票走势、GDP、异国的政权更……只有父亲，仍然会在电话里讲述他的农场，母亲则学会了新的通讯工具一微信。我可以通过图片看到魔芋萎黄的山坡，也可以看到即将进入收成的土地。父亲心神黯然，他说，古话都说，有重孝的年头运势是不好的，可能是真的吧。今年雨水过浓，魔芋腐烂太多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我闭上眼就像信鸽飞过西山，注视那一片被翻拣过的土地，被薄薄的露水打湿。它们都曾属于我父亲，是他的农场。也许我应该劝慰父亲，就像《走出非洲》里的原住民在咖啡种植园被大火烧毁的时候通知凯伦女士时一样。
“发生了什么事？”
“夫人，你最好去看看，我想，是上帝来了。”
也许，是上帝来了。
在中国大地上，几乎在每一个小城，人们总会把某一座山毫无想象力地按方位来命名：西山、南山……父亲说的西山，是站在我家房屋平台上看得到的小城西郊的山脉。高原的山粗犷，轮廓并不圆润;树木参差地隐藏在夕照里，让西山像一羽扇形的翅膀，围起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坝子。坝子就是高原上四面环山的山间小盆地，坝子稳稳当当像一个平底锅子，让人们在其间奔走往来，安家劳作;偶尔站在道路中心往隔着很多座山的地方打电话，“从三川坝子上来，翻过垭口就是啦！
我记得那片被称为“西山”的小城郊区，除了大片农田之外，还有一个村庄匍匐在山脚，当东边山日出时，村庄里被石灰粉刷过的白色屋宅被刷上了一层柔和的淡金色，整座西山就透出人烟安详的暖和。暮霭落向西山的时候，大群的鸽子追逐着晚霞和树林的剪影，有时鸽哨伴着风声，整个坝子都要被那声音带得7飞起来。我小时候经常站在露台上眯着眼看那些鸽子盘旋，其中有一群曾是父亲养过的信鸽，它们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敏锐方向力，和忠诚——有一度父亲出门较多，想解散鸽群不再饲养，于是将信鸽卖给了其他信鸽爱好者。其中几只鸽子被卖向无数重山后的遥远的坝子后，在几周后突然返还。父亲抚摸着鸽羽，老泪纵横。鸽子有信，人何以堪？就是这样，我们的鸽子从西山盘旋、飞越和返还。几年之后，一些鸽子寿终正寝，我离开了家乡，父亲则告诉我他租下了西山近一百亩的农田。
“那么大一片西山，您打算種什么呢？”
“魔芋，这几年云南各地都在种植魔芋呢。”
“魔芋？种那么多拿来干嘛？卖得出去吗？”
“人家抢着要呢，每年都有外地老板来收购，我们只需要从地里挖出来就有人来收了。魔芋啊，是联合国认定的保健食品。现在发达国家，譬如日本这些国家中小学学生的营养餐里每天都要配魔芋制品呢。”
说到魔芋，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一棵棵麻杆儿的植物，而是热气腾腾的魔芋豆腐。老家的早集上每天都会有阿婆挑着担子卖魔芋豆腐，灰黑色的魔芋豆腐，切成大小均匀的砖头方块，不用秤重，一块钱一块。阿婆手脚麻利地将魔芋豆腐往塑料袋里一装，绾个活结便递到你手里。回家只需焯水，凉拌可以、煮食可以，还可以切片烫火锅。可是，我打小就不爱吃这黏滑的食物，觉得它特别寡味，吃进肚里觉得简直是在脏腑里刮油。母亲却爱吃魔芋豆腐，她说既营养又减肥，那当然，寡而刮油啊——中年女性和小女孩儿的味觉差异和食物偏好是否真是出于岁月的施洗呢？不得而知，只是民以食为天，随着经济发展，如果不是人们的餐饮水准已然从果腹的需求转向追求营养和健康，寡味的魔芋也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不可或缺的佐餐食物;那么多的山峦野地又怎么会被开垦成田地呢？
让一个站了几十年讲台的老知识分子重新光脚下地，手握锄镐、头戴斗笠变成农民，我真有点想象不出那握惯了粉笔的双手是如何捉住魔芋幼种，一个个按进土里;是不是像在试卷上打钩呢？我也想象不出那曾经开满野波斯菊的西山半坡是如何被规整成一方方田地，顺着纵向的山脉种植了一沟沟魔芋。
开始的时候，地表上除了隆起的小土丘什么都还看不出来，魔芋幼种其实就是小酒杯那么大的小个头魔芋。圆形的根茎被埋进刚翻培过的潮湿土壤里，等待着农人的侍弄和天地的滋养。如何买种、耕地、浸种、种植，这一切我都无缘目睹，只是隔三差五听父亲在电话里兴致昂扬地描述起他的农场和耕作。我感觉自己像一只飞离了家乡的信鸽，在遥远的天边盘旋，俯瞰着西山的风吹草动。而父亲则长久地埋首于那片沙质的土地。他告诉我魔芋种子需要选择芽眼饱满、没有损伤的“小孩拳头”，在种植前还需要将所有种子放在药剂中杀菌消毒;魔芋的果实，也就是根茎则会在大半年的生长周期中长到大斗碗或小瓷盆那么大。还有，最重要的是顺着雨水流的方向理顺每一块田地的排水沟。魔芋这样的根茎植物最怕淤水，一但得上那种传染性的枯萎病，就会从根部烂到叶片。等人们发现魔芋叶子萎黄时已经来不及了，它的根茎溃烂不说，还会大面积的相互感染……如此种种，我发现父亲这个老知识分子已经蜕变成一个新时代、科技型的农民了，满嘴都是魔芋种植的相关信息，而我只是一只远远窥视的鸽子，在黄昏时分往想象中被魔芋覆盖的西山投去零星的一瞥。
父亲的农场一天天有模有样起来，当然，是在他的描述里。譬如说，魔芋开始冒芽了，出芽率很高;天气也很配合，一场场小雨又翻晒几天。我了解云南的海拔和气候，百度百科也告诉我，海拔1700米以上、半阴半阳的山地环境适宜花魔芋的种植。西山的春天，总是蒙着稀薄湿润的雾气，它和大多数云南的山地一样，像一只俯卧的大动物，静静吐纳着春雨和回暖的温度里复苏的气息。父亲说，种魔芋的时候，每天日不出即作，天黑前不歇，连午饭都是由母亲他们送到农场里去。我诧异道：我的神呢，就你们个人能种近一百亩地？父亲大笑起来，怎么可能，当然是雇佣了西山脚下村庄里的农民，按天计算报酬。农民租出了自己的田地，然后变成雇佣短工，按时领取报酬，不需要对收成负责，这倒是现代农村很有意思的变迁。也绝不像《走出非洲》里的伯爵夫人那样，需要到土著酋长那里寻求当地居民的帮助来开疆拓土、种植咖啡。
父亲的农场有声有色地生长着，据说田垄上的一树树梨花似雪又凋谢了。魔芋幼苗喝饱了雨水，在艳阳中争先恐后直往上窜。父亲的合伙人建议在山边的窝棚前后围出一块空地养鸡养鸭，都被父亲否决了，这么多亩的魔芋已经很难管理，辛苦得只能在田间端着碗吃午饭，混合型农场就更要天天吃“黑晚饭”了。黑晚饭是老家的土话，意思是天黑了才能吃上晚饭，农人们常用它来表达起早摸黑下地干活的辛苦。父亲这位老知识分子亦感到以前未退休前，上个晚自习、天不亮去带学生早操根本算不了啥，农民才是真正土里刨食，劳心劳力。好在有农民儿子的底子，他乐在其中，从不叫苦。据母亲说，父亲每日骑着电动车穿过西山村落到田间去，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认识他，还会跟他打招呼，“冯老师出工啦？今天来得早哇！”“冯老师啊，都退休了，拿着退休工资呢，用不着这么辛苦啊！” 种植经济作物，却不一定关乎经济之事，这一点，老知识分子和非洲大地上的凯伦女士倒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只是这一切跟陶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大相径庭。归隐易，耕田难啊，每天关心粮食和蔬菜绝不是可以坐在家中，饮茶作赋，遥望西山就可得的。父亲说，天天踩在湿滑的泥地里，雨鞋都穿烂一双了。
我亲眼看到父亲的农场时，已是云南最丰沛的雨季，七月。我当然不是专程回家观光父亲的农场的，现代的生活方式总是将我们趋向无谓的奔忙和远程的实时交流，有时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生活在什么时空，总觉得一切在眼前又很渺远。当母亲电话通知我祖母病危时，我还在闷热的杭州出差。古人“一日千里”的想象，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早已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我当即网购了飞回老家的机票，即日启程。我像儿时的那一群信鸽，飞过夏天飞过西山，翅膀的羽毛却无法触摸到山棱和地表新鲜的露水。我们借助科技生活得太远太深，像沉浸在一个又一个泡沫和幻梦里，以至于无法用手切实轻轻抚摸亲人的面庞。
祖母的手瘦细硌人，体温黯淡。九十多岁的老人就是一尊寂静的神;或者像一株凝结成化石的植物，通晓地下的黑暗，日常的锋芒和光辉。祖母从前常常坐在老家门前的松树底下，有飞机从头顶飞过时她就问父亲，我是不是坐飞机走的，我哪时会再回来。祖母的一生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她在这里耕作、养育、病痛，从不停歇，九十多岁还在魔芋地里打猪草。直到为了拔一棵魔芋杂草时她坐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
一个旧式农人的一生就像一棵魔芋，不管把它栽种在哪里，都竭尽全力汲水饮露，结实生长。它不仅要让自己活着，还要荫蔽自己的子孙，长出粗壮结实的旁枝和根茎。祖母的身体像一盏老旧的铜灯，火焰微弱，日渐熄灭，我伏在床边嗅到了若有若无的冷清。请来的老医生在屋外对着父亲摇头叹息，“太老了，高寿了，儿孙都到面前，老太太很有福气了。家人都要想得开，人的寿筵总是有限……”
祖母不分时辰地昏睡又清醒，清醒又昏睡。她知道我是谁、父亲是谁，但她不知道我们是赶回来的，仿佛我们从未离开过这里。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黑夜什么时候是天明。我怀疑在临终之人那里，时间已经不复存在，它只是一种模糊的幻象，像一把刮刀把一个人一生中所有经过的地方和事物切碎、揉拢，化为一团笼罩在床榻上方的气流。这时候的时间只是呼吸，她呼吸一次，我们的心便“咔嗒”一下，像秒针磕在石头上。
父亲骑着他的电动车载着我，从傍晚的小路奔向他的农场——祖母缠绵病榻，农场里的事务被父亲暂时放手，由另外的合伙人沉默地承担起来。然而，他突然想起驮着我去看农场，也许是一阵短暂地抽离。我们从祖母呼吸的气流里腾出身来，看到了长势蓬勃的半山魔芋。父亲的农场第一次坦陈在我眼前，是被无数次犁耙、锄头、双手、杀草剂规约过的山麓，是被一行行魔芋小伞一样铺展着的砂质黑土，是生的欲望满涨，它们捱过漫长的時日终于血脉贲张来到太阳底下。
父亲说看上去绿得发黑的那一小片就是长势最好的魔芋，收成肯定差不了。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是斜坡背阴处的长条田垄，梨树像天然的篱笆挡住了它们蛇皮斑纹般的杆儿，看得出来，它们的杆儿很粗壮才能支撑起墨绿的大伞叶子。再往上看，黄绿色的魔芋是从贫瘠土里长出来的，瘦削矮小。父亲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朝山上走的那一片本来就是新垦的生地。曾经的农人搭建的窝棚在梨树下荒废着，据说梨子成熟的时候得来守夜。而现下，梨子也已经有小碗那么大了，枝条无止境地垂向土壤。都是厚皮的雪梨，成熟期很晚，小钵盂那么大的个头，春节时上市会被争相追捧。
我茫然地站在一大片魔芋中央，我见过太多农场田地也见过比这更具规模的作物，唯独不像站在父亲的农场里这样不知所措。没有兴奋、没有欢喜，莫非是祖母的病痛困扰了我？我这样想着，父亲已经走到水沟边检查地里的排水情况去了。高原的雨季来临，大雨通常是在半夜的梦寐中瓢泼而来，像豪爽的少数民族汉子，端起一缸酒来“咕咕”喝下，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天明时，云头遮不住漫无边际的蓝，只是排水不好的山坳里，魔芋就被昨夜的急雨围困了。正在发育的根茎只具备了盆钵的形状而非真正的容器，它们无法承受太多的淤水。这就是种植魔芋为什么要选择沙地、斜坡的缘故。
父亲已经爬到半山坡，他弓着背用手拔杂草，还穿着白日里的灰黑色西裤，忘记了更换。处在逆光里，远远看上去他的身影虽然在奋力投人，依然像一株不和谐的木本植物，无法与这个农场融为一体。我知道这么多的时日，这么多棵魔芋长大，父亲淌过多少汗水，手上磨起多少老茧;但对于这里，我们都像一个陌生的造访者。我甚至不知道我和父亲一起拔除的杂草会不会在几场雨后又重新盖过魔芋。我们在土地上从事的一切，对于自然界而言，仅仅出于人类的欲望和知觉;我们用自己的方式造访自然，明知道它未必接纳我们。
“小心，不要直接用手去拔魔芋杆儿。”我知道触摸到汁液手会过敏，又麻又痒。但父亲说有几沟魔芋已经有了烂叶子的迹象，必须清除掉。他连根挖起一个魔芋给我看，才有小碗口那么大，但长出根茎的那一侧已经腐烂掉。“看来还是得病了，这个太难避免了。天时要坐得好啊！天天这样下雨可不行。”父亲一边拔去发黄的魔芋，一边叹气。我抬头看看天，黑暗已经快要来了，云团正在向西边堆积。东边是空荡荡的一片，没有多余的晴朗，也没有金色霞光。“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不知道今晚后半夜是否还有雨水突降，只是这西边山的另一面山脊，每天早上都有无数人踩着露水提着小锹在寻找：每一场夜半的雨都为他们带来惊喜和财富，今年的鸡枞、牛肝菌等野生菌子价格又创新高。
我的手已经完全麻木了，草汁混合着魔芋的黏液让我常年握笔打字的手像被马蜂叮了无数针，膨胀了数倍。父亲说，隔着小河的对岸也是农场的一部分，我们只打理了十分之一不到。我突然感到一阵绝望。这么广阔的农场，看似繁荣，一旦成为己有，日复一日的劳作就像巨大的黑洞，让人沦陷。可是我们也就是这样，在日升月落、不断劳作中度过的我们的人生。想到秋天的收成，才会感到有所寄望和投奔，于是春夏的守望和冬天的苦熬都似乎只是为那种收获的愉悦做铺垫。我也很难想象当年那个过惯了浮华奢侈生活的伯爵夫人凯伦是如何委身于她的贡嘎山和咖啡种植园。不知她是否想过，这漫长的人生是否真能在广阔的种植园里用日复一日的耕作和收成来度过？ 年逾九十的人也许就不会再像我一般提问了，她只会昏然摸索着我的手，模糊地问我那些来看望她的人是谁、从哪里回来。时间对于已经没有时间的人来说已经构不成问题。而我，孜孜不倦地关心着这大片的魔芋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可以被全部挖掘、堆积、卖往隔着大洋的国度;也仿佛只有收成才能缓解在这冗长耕作中付出的艰难和等待。
西部高原上的天黑总是来得晚一些，我和父亲穿过一片烟草地返家。还看得清烟草已经大量冒出花穗，这是烤烟季即将开始的征兆，也是雨水频繁浇灌的结果。外乡来租地种植烟草的女人蹲在路边吃饭，她站起来和父亲打招呼，“冯老师，好多天不见你啊！”父亲减速，喏喏应答着，说家里老人家生病了。女人端着碗站着说，“那是得招呼着些（方言，意即照顾），就是最近雨水太多了，你看看——”周邊全是她家高过人头的烟草地，“都不断窜苔开花了，我看你们的魔芋地也是草长得比魔芋还深了！”父亲说，“那啷个办呢？种庄稼就是靠天吃饭。”父亲的祖籍是四川，他没有在四川出生，也没在那儿生活过一天，但口音中天然继承了川腔;从这一点上来说，人类的基因记忆比植物顽固而难以进化。魔芋、烟草却是换一方水土就不再是如此长势，正所谓“橘生准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吧。
吃黑晚饭的女人应该对靠天吃饭习以为常了，他们家是外地人，口音生涩，据说她家是第三年在这里租地种植烟草了。按她的话来讲就是：“冯老师，你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家娃儿还得等到我们盘田（意即种田）交学费咯！”父亲骑着车滑进烟草地中间的水泥路，我感到他的脊背承受着夜色的虚空和气压，他忧心忡忡。我明白他的心像钟摆，在西边的农场和东边的病榻上来回摆动。云团朝东边天移动、堆厚，看样子过不来多久又要有大雨当头。云雨、死生这些都是天意之事，人活在世间，纵有万般能耐，也只能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一介凡人。
其实，山没有移动，坝子也并未改变太多。像小时候一样，站在我家阳台上就可以望见父亲的农场，模糊地隐匿在背光的山脚。这个坝子平淡无奇，信鸽会飞回，雨水会汇成河流，老人会死去，山地会被种上经济作物……我眯着眼看着西边山最高的山梁，一排排树在暮光中站成黑暗的剪影。古代的帝王们每年都要在天坛祭天，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民间也会有各种各样祈雨祭天的仪式。对于一个农业大国而言，再没有什么比“风调雨顺”更值得庄重祈祷了。我们关于龙的图腾崇拜，不仅是因为龙是灵兽之首、君者的象征，更因为龙王是司雨司水的神，是民间最为崇拜、最需要仰仗的神灵。无论科技多么进步，人们还是要回到土地去，人怎么可能离开长出作物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土壤呢？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里，未来人类被迫放弃高科技，回归农民生涯以挽救种类濒危的农作物不得不说是一种清醒地警示。
晴雨、生存、死亡，自然必定有它的秩序和教诲。我的祖母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凌晨阖然长逝。我走进黑暗的雨水，为祖母去厨房端一盆热水擦手擦脸。雨是水不灭的精魂，它默然连接了天与地的消息;继而在大地上蜿蜒，塑造着大地的面貌。
祖母的丧礼简单隆重，活到九十多岁的老人就是根深叶旺的大树，风吹起来，无数叶片赶来送她。寿终正寝的喜丧在乡间没有沉重的悲伤，更像是一种对后人的祝福。许多年轻有力的小伙子争抢着去扛祖母的寿棺。他们血气方刚、温暖有力，抬起寿棺不费劲地穿过叔父家的魔芋地。所有魔芋都为他们弯腰而不怕折断。祖母的坟茔是与祖父合葬的大墓，逝去多年的祖父也许已经在地下等待良久。当祖母的棺木慢慢落进土穴，我恍然觉得人类埋葬的方式是否也是一种祷告，希望那些离开我们的人能像植物一样能在土里重生，能在来年与我们相见？诗人离离曾在《祭父帖》里写“光穿不透的地方，再不要去了/比如地下。我再也不会借着土的力量，/把我们分开。”我们也深深知道土的力量不能让死者复生，但我们在上面行走、祈愿，用种植的方式，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新生。当父亲和叔父用一杯杯土将祖母埋在地下，我想着她会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形态生长，也许会是父亲农场里的任何一棵魔芋，或者是屋后的一棵桃树。她作为人的缘分已经圆满。
作家虹影曾讲过她在英国看心理医生，以期解决自己生活中承受的痛苦。医生问她你是否经历过一个亲人的死。她说她的亲友谁谁谁都去世了。医生说，不不，是你是否守候和经历过一个人死的过程。祖母的离去让我想起了这位英国医生的话，当你能切实面对和体会死亡，你才能理解我们生存、劳作的意义，也能感到我们执着的空无。我在父亲的车上小心翼翼地提到了祖母，父亲平静地说，在生的时候好好看顾，走了之后丧礼什么的都是做给活人看的了。魔芋地果然在几天内疯狂长出了无数杂草，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无论魔芋还是杂草，都想顺应天时地理，活得尽心尽力。
父亲在魔芋地里站着，看了又看。他也没有弯身拔草，只说过一段时间，等天气好一些再用除草剂吧。“又要下雨了，回去吧。”路过烟草地时已经有雨丝落进脖子里;旁边的烤烟房里传来浓郁的烤烟味儿，热烘烘的。是时候了，烟草的归宿就是被一叶叶采摘下来，捆绑成一扎一扎，在烤炉里烘干，最后卷成一捆捆焦黄的烟叶送往制烟厂。种植者劳碌大半年也许只是为了赚取钱财养家糊口，但是这其间哪一样付出真的可以只用金钱来衡量和买断呢。就像父亲的农场、凯伦女士的种植园，无论盈亏，他们都是选择一种方式，为了活得更好、更像自己。魔芋是不会变成烟草的，人埋在土壤里也不会再长出人来，我们纵有无尽的想象和愿望，但可以选择的其实非常有限，在土地上劳作就跟向天祈雨一样。所以，我对父亲说，不要太在意这些杂草，这里本来就是它们的地盘。
我还想说，不要太在意收成，这是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但我看着父亲疲惫的脸没有说出口。靠天吃饭真的是最困难最没有把握的，所以农民大规模地离开土地到城市去，依靠科技和商业文明运转的流水线虽然也不能让人变得足够富有和更具保障，但起码能保证不被旱涝雨雪所困扰，也不需要在大于瓢泼的夜晚打着电筒，在田地里排水挖沟。人类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本能让我们不再向土地苦苦求索，同时也让我们扩张性地破坏着土地，卖地建房、造桥修路、种植转基因作物、重金属超标的工业废水直接淌向良田……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云南金沙江边的涛源镇有一片实验基地，这位科学家终其一生的科研的理想就在于让土地能产出更多的粮食养活我们的人民。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其实追溯问题的根源可以回到土地上去，我们国家原本就是一个粮食难以自给自足的国度，哪怕全部的农田种上庄稼。更何况，我们的许多良田已经颓圮;太多农民抛弃农田去往钢筋水泥的森林。很多高科技的种植技术和手段让现代农业规避了有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和风险，却无法让荒废的土地重新振兴。我们被卡在水泥里，要仰望星空，却不顾脚下的土地。
父亲回到土地的初衷我不得而知，他也许只是排解退休生涯中的空闲，不是有意觉察人类进程中的困境。但他是幸运的，他拥有了百亩土地，他可以在耕作的艰辛、喜悦和失落中理解土地给予我们的一切。在一次又一次造访、远眺父亲的农场时，我也对土地、自然、生死也有了一些全新的感悟。
我带着这些感悟回到了我所工作的城市。在这里，农田只在偏远的郊区出现，大多用于种植热带经济作物。人们像搭积木一样的野心和速度塑造着城市的空间。每天我们关心股票走势、GDP、异国的政权更……只有父亲，仍然会在电话里讲述他的农场，母亲则学会了新的通讯工具一微信。我可以通过图片看到魔芋萎黄的山坡，也可以看到即将进入收成的土地。父亲心神黯然，他说，古话都说，有重孝的年头运势是不好的，可能是真的吧。今年雨水过浓，魔芋腐烂太多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我闭上眼就像信鸽飞过西山，注视那一片被翻拣过的土地，被薄薄的露水打湿。它们都曾属于我父亲，是他的农场。也许我应该劝慰父亲，就像《走出非洲》里的原住民在咖啡种植园被大火烧毁的时候通知凯伦女士时一样。
“发生了什么事？”
“夫人，你最好去看看，我想，是上帝来了。”
也许，是上帝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