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31日晚上，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来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并在次日的头版头条上刊登了扰乱人心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股“文革”邪火将社会各个层面都煽动了。
　　人民日报的日常工作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乱作一团。编辑部原有的一批存稿不能刊用了，老作家、老作者一时摸不着头脑不敢贸然投稿，稿源顿时大成问题。编辑们一要稿件填版，二来也要表现得更加“革命”，于是纷纷走出大门，到部队、工厂、农村去约稿，“工农兵”投稿则优先刊用。
　　由于工作秩序被打乱，更由于前来人民日报的工作组以阶级斗争为纲，拼命挖掘“黑线”，结果很快就出现了“6·11事件”，让人啼笑皆非。
　　6月10日，文艺部编辑拼当天版面，值班编辑是一年前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报社的解波，负责指导她的中年编辑朱宝珍拿来一幅速写画，让她拼在次日的版面上。这幅画的名字叫《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作者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工人李锦德，画面为两幅，其中一幅表现的是一群工人围坐在一起，中间放着一块写有毛主席语录的黑板，其中有一人在读报，表现的是宣传时事方面的内容。按照当时文艺部的工作流程，这幅画、已经过组长或值班副主任的审阅，是放进了“准备发表”的卷宗里面的。
　　解波按指导编辑的意见办，计算好字数，画出版样，经文艺部值班副主任聂真看过，同意在下午下班前交车间排版。
　　晚上解波继续当班拼版，这天排版时间拖得很长，直到11日凌晨3时左右才下班。一切还算正常，解波回到单身宿舍休息。
　　11日午饭后，为准备上夜班，解波在宿舍里又睡了一会儿。下午大约两点过后，有人大声拍打她的房门，大声说：“不好了，今天的报纸出大错了，发生‘反革命事件’了!你怎么还在屋里睡觉。”
　　解波惊醒了，赶紧出来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想到，就是她负责拼版的第6版出了大事，版面上的两幅画被确认为“反动”!
　　原来，前一晚用上版面的速写画可以多解。画面读报人手中是一张展开的纸，上面只写清楚了“人民日报”4个字，文章内容用一排排虚点来表示；而在另一处的黑板上，则写着“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字样，而所谓“黑帮分子”的话并没有在画面上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要登出来也是不可能的)。读者打开报纸，看到《义愤填膺看黑话》的手写标题，细看画面，是找不到“黑话”的，只能联想到“黑话”被引载到了《人民日报》上。但画中的报纸上除了毛泽东语录之外并没有别的字，如果直愣愣地傻推，就可以推理为这段“语录”就是黑话，这还了得!
　　已被乍起的“文革”风暴搅得神经紧张的读者们，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很紧很紧，到了普遍神经过敏的地步。这天的报纸发行不久，编辑部的电话就响成了一片，人们纷纷质问说，《人民日报》刊登了“黑画”。这时候，报纸早已经发了出去，已是覆水难收。
　　6月11日早上8时开始，就有年轻工人、学生读者陆续来到当时位于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大门口，声讨“黑画”。后来，人群中干脆打出了大标语：“强烈控诉人民日报黑帮反毛主席的滔天罪行”、“把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黑手揪出来”。到午后，人民日报社门外渐成声势，躁动的读者将大门前挤得满满当当。
　　惊醒过来的解波赶紧跑上办公大楼四层的文艺部编辑部去找聂真。聂真有自己的单独办公室，屋里有一个长沙发，他正神情沮丧地半躺在沙发上，看到解波进来，他说：“没有想到，革命革了几十年，老革命成了反革命。”
　　这句话说得很低沉，把解波吓了一跳，眼泪不由夺眶而出。
　　得知了报纸“出事”的消息，跟随陈伯达前来的“记者团”成员胡良民来到分管的文艺部，看看文艺部主任张潮的动静。此时的张潮早成了惊弓之鸟，他用毛笔写了“多想”两个字，压在桌上的玻璃板下，以时时提醒自己。此时看到胡良民进屋，张潮马上站了起来，表示为今天的事情深感不安。
　　胡良民对张潮说，今天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来发生在你们文艺部，但根子是在“上面”。这时，解波也在张潮的办公室里，向他解释今天版面的前前后后。听胡良民一说，认为所指是总编辑、并兼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吴冷西，心中大有不平，心直口快地说：“我来到报社不到一年，吴冷西我认都不认识，我的错误和他有什么关系?”
　　但这会儿已经容不得张潮、聂真和解波等人多想，中央工作组通知，召开全社员工大会，勒令签字付印的值班副总编辑胡绩伟检查。
　　这天的版样确是由胡绩伟在6月10日深夜或11日凌晨签字付印的。当时工艺所限，他审阅的大样上有一片空白，是为工人画作预留的地方。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画作由部主任审阅通过，在夜班初审第一次大样时并不将画作贴到空白处。偏巧的是，从5月31日陈伯达前来人民日报夺权以后，白天连续开会，晚上又要上夜班，胡绩伟有些坚持不下去了，想下班早一点儿，能够稍稍睡一会儿，因此他在没有画面贴到最后大样之前就签字付印了。
　　按程序检查，如果说“6·11”版面有事的话，与几个人有关，但是胡绩伟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在全社员工紧急大会上表态说：“希望大家不要责怪文艺部的同志，这次严重的事故我全部承担责任，要坐牢我胡绩伟去坐牢。”
　　胡绩伟接着检查说，自己的工作粗枝大叶，平时对编辑思想工作做得不够，业务上要求不严，以致铸成这次大错，给党报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愿意接受任何党的纪律处分。他还给当天的事故上纲上线说，人民日报出错，不是业务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报社的运动必须搞好，工作也必须搞好。(袁茂余《“6·11”反革命事件引发的风波》，见《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选编》2008年总第26期)
　　对“黑画”的追查是工作组负责的，提出这两幅“黑画”为“反革命事件”的理由有三条。一是画面上有22个工人开批判会，却把毛主席语录放在中间，这不是批判领袖语录吗?二是下面一幅画上有标语，原作中这标语是红色的，可是印在报纸上成了黑色的，这就把红色标语说成了“黑话”(至于以当时的印刷条件来说还不能套色将这标语印成红色就不去管它了)。三是画作中为什么要把一幅标语分为上下两截，这不是故意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拦腰砍断吗?
　　随后由工作组负责，对这件事继续追查，确定从工作层面来说，审稿通过的副主任聂真为第一责任人，聂真随即“靠边站”。画板编辑朱宝珍是第二责任人，落实拼版的解波为第三责任人，责令写出检查。(2007年8月31日在北京访问解波的记录)
　　对此时已掌控人民日报大权的工作组来说，严厉追查“6·11”事件乃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为它说明报社的高层领导是有严重问题的，证明这个地方果然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当天傍晚，唐平铸主持全社大会，宣布今天在报纸版面上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工作组在大会上宣布，立即停止胡绩伟的工作作检查，此后继续组织批斗会。
　　这时胡绩伟说了几句辩解的话。他说，第一，大家围着毛主席的语录牌开批判会，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不能说是在批毛主席语录。第二，目前报社印厂没有套红设备，一切红色的字和画，经照相制版后印出来都是黑的。再说，报上常把毛主席的话排成黑体字，是为了重视，引人注意，怎么能说是把毛主席的话印成黑话呢?第三，报上印出来的是作者的原画，从创作来说，作者把口号写得很大，一行写不下就写成两行，是为了突出口号，不能说就是什么“腰斩”。
　　工作组哪里肯听胡绩伟的辩解，坚持要胡绩伟写出“深刻检查”。
　　到了被逼急的时候，胡绩伟涌现出一些“黑色幽默”，于是顺着工作组的意思，在6月11日深夜写出了检查，第一段这样写道：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我对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分子长期不认识，甚至为吴冷西的错误辩护，妄图保护他过关，堕落成为顽固的保皇派。特别是在我主持报纸的几天中，报上连续出错，6月11日报上出现反革命图画，在中央党报上公开刊登辱骂毛主席的画，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我犯了现行反革命的罪行。
　　不过，胡绩伟在检查书中又写道：“尽管我的错误实际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我确实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这就很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了。他的检讨书写得很长，交由收阅者自己去判断。
　　对“6·11反革命黑画事件”的追查是非常荒唐的，给人民日报的正常工作造成了严重混乱，陈伯达的“夺权”意图得到进一步实现，也给后代人认识“文化大革命”的荒谬留下了一份绝好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