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素质高吗？
　　“真没素质！”这是许多北京人对外地人常挂在嘴边的评价。那么北京人素质如何呢?
　　我，一个躲在北京屋檐下，低着头谋生计的外地人想告诉北京人：我非常希望从你们的言行中看到高素质的光芒，然而却不断地遭遇失望。
　　且看警察。你到我家来查暂住证，你常常不是敲门，轻轻地；而是擂门，重重地。你总不能温和地跟我说话，而是声音高八度地训话，以这种方式来显示你作为警察的威严。你可以打心底瞧不顺眼我们这些来自外乡的穷苦人，但做人的起码礼貌你该懂，该遵从一点。我知道，在首长视察时、在应付上级检查时，你总是笑魇如花。
　　尽管谁都知道，你对待外地人的态度“不怎么的”，但你并不是对所有的外地人都那么不客气：比如外国人，他们虽比我们“外”得更远，你对他们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你知道如何做，能给来自外国的外地人留一个中国警察的好印象。你为什么不能也留给中国人一个好印象呢？
　　我想告诉你：不管你出入的场所多么豪华，着装多么高档，举止多么高雅，英语多么流畅，只要你对接触到的对象按三六九等进行排序，并以迥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对待，我会永远拒绝承认你的素质高。
　　再看记者。谁都知道，获得记者从业资格，通常要求是大学本科，按说素质不会太低，可不尽然。我常能从北京本埠的一些报纸的报道中感觉到一些人低劣的身影。
　　以前报上常有这种报道：某鸟园一只鸟飞走了，报纸发动所有读者提供线索，并可抽出连续半个月时间，以及大量版面来追寻这只鸟的行踪和下落。为此，不惜动用亢奋的语调叙述和评论，以示人这种高贵动物对大自然的亲善与爱意。可是，对外地人，你们的同胞或同类—一个占全市人口1/4的群体—对他们为谋生所付出的艰辛与伤痛，以及遭受的侵害与不公，时常是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冷漠。
　　请看有一则这样的报道：北京市某街道为了让坐完十几年牢狱的京籍重犯能得到迅速的就业安置，安抚他们，强行把原先由外地人经营的摊位收回(所谓“腾岗”)。依常识就能判断：从法律角度讲，这是非法的、违宪的行为；从道德上讲，这是损人的、缺德的表现。而某报记者是如何报道这件事的呢？他该会作出一个批评性报道吧?不，他以完全赞扬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意图：这个街道的做法好，为维护首都社会稳定做了实事！
　　作为记者，如果你为了饭碗计而不愿指出街道决策者的过分、霸道或非法，那么，这个不怪你。但你把一种公然施行的暴力—权势暴力当作榜样来宣扬，这不能让我佩服你的素质高。
　　且看市民。当许多国家的城市居民为自己的国家给每个人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而自豪、为非歧视原则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得到实现而自豪时，我们许多的北京市民却在为自己拥有特权、拥有排斥他人(主要是农村人)的发展机会而自得，为自己生为城里人的身份而窃喜。
　　我想说，依出身而萌生自豪，是可笑的，浅薄的。世界遍行法则是仰仗奋斗，而不是仰仗出身所取得的一切。
　　许多北京人还是不明白，他们享受到的繁荣来自哪里？在这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行政性的资源优先调配。如果没有外来因素—资本、智慧、劳力的流入，不知这里会是怎样？
　　在贫富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孩子所在的班上进了一个外来卖菜者的孩子,一个拾破烂者的孩子，他们同处一室受教，你能教导你的孩子如何尊重穷人、你能阻止自己的孩子对贫弱者的欺侮或攻击吗?
　　如果不能，我会感叹你“唉，就这素质”—就像你时常有事没事摇着头，感叹我的素质一样。
　　这里我说的“素质低”，与你接受学校教育年限的关联不大。上述列举，其共通之处在于：起码的平等意识的欠缺。这是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一个立志成为国际化的城市、作为一个现代人最不应欠缺的一种素质。平等地对待任何人，可归结为是一种善。你若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你用高音喇叭天天在我耳边狂喊：“请记住，北京是中国的首善之区!”我也会坚定地认为：在这个被命名“首善之区”的地方，我并没有看到太多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