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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知识是培养智慧的必要条件。但现代性知识阻碍人们追求智慧,所以,突破现代性知识框架的局限,建构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知识框架,是培养生态智慧的必要条件。
生态哲学是吸取了生态学知识营养的新哲学,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是未来时代的时代精神。它将指引人们去追求生态智慧。生态哲学的要点如下:
一、生机论自然观。与迄今为止仍占主导地位的物理主义自然观相对,生机论自然观不认为大自然只是物理实在的总和,而认为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是生生不息的,如普利高津所说的,“在大自然中可能性比实在性更加丰富。”
二、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科学不应以发现自然的终极定律为目标,而应该以确保人类安全和理解自然为目标。回顾现代科学进步的轨迹和科技应用的后果,我们既能看到它带来的知识爆炸、技术发明和生活便利,又能看到它所导致的毁灭人类和地球生物圈的可能的危险。试图沿着现代科技进步的方向前进而只享受它所带来的便利却回避它所带来的危险是幼稚的想法。谦逊理性主义力倡科技的生态学转向:由征服万物的科技转向保护地球、确保民生的科技,即放弃满足各类野心家之野心的研究项目(通常都耗资巨亿),而大力研发绿色科技、低碳科技、生态科技。谦逊理性主义也呼吁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仅有科技所提供的客观知识不足以培养智慧。理性并不局限于科技领域的实验和计算,也可体现为人文领域的切问近思,体现为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体现为对德行和境界的追求,即体现为儒家所极为重视的修身。唯当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融合起来时,才能培养起大智慧。
三、自然主义价值论。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教条,据此,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科学与伦理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是完全不同的;用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去为伦理规范辩护是无效的。这个教条既严重阻碍了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也严重阻碍了现代伦理学研究。美国著名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其多部著作中对这一教条进行了系统反驳。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克里考特(J. Baird Callicott )在对大地伦理和地球伦理的系统论证中则决然摒弃了这一教条,旗帜鲜明地捍卫了自然主义价值论。根据自然主义价值论,事实与价值是互相渗透的,科学技术是有其价值预设和价值导向的,伦理学是可以获得合理论证的,伦理学与实证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可以互相支持的,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是有内在关联的。克里考特所精心论证的地球伦理就体现了自然科学与哲学伦理学的融合 。
四、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现代道德观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才有道德资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道德关系,非人存在者没有道德资格,人与非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道德关系。当代生态哲学正着力阐述并论证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非人存在者也有道德资格,人类对非人存在者应该担负道德责任。利奥波德首倡且为克里考特所精细论证的大地伦理则强调,人类有维护生态健康的道德责任 。
五、辩证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过分凸显了个人的权利,而弱化甚至遮蔽了个人对社会和地球生物圈的责任。生态哲学不仅强调个人不可独立于社会,还强调人类不可独立于地球生物圈。每个人都生活在多层级的共同体中(如,家庭、工作单位、社区、社会和生态系统)。个人和共同体总处于互动关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系统也是人类所属的共同体,利奥波德称其为“大地共同体” ,所以,每个人不仅对社会负有责任,对大地共同体也负有责任。在70亿人的人均生态足迹过大的今天,人人都有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责任。
六、人文主义社会观(发展观)。迄今为止,人们认为发展的根本标志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根据生态学,我们很容易明白,物质财富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当物质财富的增长达到极限时,只能谋求社会的综合发展。生态哲学主张以人文主义去界定发展,即不把物质财富增长看作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把由财富分配不公到财富分配公平也看作一种发展,把由严重社会冲突走向社会和谐也看作一种发展,把由社会道德败坏走向社会道德提升也看作一种发展,把由文化贫乏走向文化繁荣也看作一种发展。如此理解发展,我们才会明白,当物质财富增长达到极限时,社会仍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七、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生活观和幸福观。现代性的基石是独断理性主义,其要害则是物质主义价值观、生活观和幸福观。在物质主义的影响之下,多数人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幸福就在创造财富、拥有财富、消费财富。现代社会似乎是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但价值多元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多种价值观背后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似乎也逐渐呈现价值多元化趋势。但有人认为,当下中国的价值观是“高度统一”的,这种“高度统一”的价值观就是“以权钱为中心”的价值观 。说价值观高度统一不太确切,但说物质主义是今日中国的主导性价值观没错。这个主导性价值观既是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也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根源。浸淫于物质主义,我们便因贪婪而不可能获得智慧,因无法割舍“大量消费”而不可能诚心地节能减排,从而不可能驱散雾霾,降低污染。
现代性之所以阻碍了人类追求智慧,主要因为两点:一是其独断理性主义激起了人类的狂妄,使人类失去了应有的谦逊,狂妄的人们不可能有智慧。二是其物质主义激起了人类的贪婪,贪婪的人也不可能有智慧,佛教劝人戒贪、嗔、痴,戒贪第一,就因为贪婪的人不可能获得佛学的智慧。
在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指引下,我们才可能获得生态智慧。那么什么是生态智慧?
象伟宁教授说:生态智慧就是在那些经过时间考验、造福万代的生态工程和研究背后的生态理念、原理、策略以及方法,生态智慧对当代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规划、设计和管理具有普世性的指导意义。生态智慧是在生态学和生态哲学指引下而养成的判断能力、直觉能力、实践能力和生命境界(涵盖德行)。生态智慧与人的生命和实践“不可须臾离”。仅把生态学或生态哲学当做谋生或谋求功名利禄的手段,不意味着你具有生态智慧。仅能熟记生态学和生态哲学教科书的内容也不意味着你有生态智慧。仅当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基本知识和理念内化为你的判断能力、直觉能力、实践能力和生命境界时,你才有生态智慧。
生态智慧是正确的生活之道(a way of life),这种生活之道,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当越来越多的人有生态智慧且最有生态智慧的人们走向领导岗位时,生态文明建设就会水到渠成。
生态哲学是吸取了生态学知识营养的新哲学,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是未来时代的时代精神。它将指引人们去追求生态智慧。生态哲学的要点如下:
一、生机论自然观。与迄今为止仍占主导地位的物理主义自然观相对,生机论自然观不认为大自然只是物理实在的总和,而认为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是生生不息的,如普利高津所说的,“在大自然中可能性比实在性更加丰富。”
二、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科学不应以发现自然的终极定律为目标,而应该以确保人类安全和理解自然为目标。回顾现代科学进步的轨迹和科技应用的后果,我们既能看到它带来的知识爆炸、技术发明和生活便利,又能看到它所导致的毁灭人类和地球生物圈的可能的危险。试图沿着现代科技进步的方向前进而只享受它所带来的便利却回避它所带来的危险是幼稚的想法。谦逊理性主义力倡科技的生态学转向:由征服万物的科技转向保护地球、确保民生的科技,即放弃满足各类野心家之野心的研究项目(通常都耗资巨亿),而大力研发绿色科技、低碳科技、生态科技。谦逊理性主义也呼吁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仅有科技所提供的客观知识不足以培养智慧。理性并不局限于科技领域的实验和计算,也可体现为人文领域的切问近思,体现为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体现为对德行和境界的追求,即体现为儒家所极为重视的修身。唯当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融合起来时,才能培养起大智慧。
三、自然主义价值论。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教条,据此,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科学与伦理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是完全不同的;用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去为伦理规范辩护是无效的。这个教条既严重阻碍了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也严重阻碍了现代伦理学研究。美国著名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其多部著作中对这一教条进行了系统反驳。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克里考特(J. Baird Callicott )在对大地伦理和地球伦理的系统论证中则决然摒弃了这一教条,旗帜鲜明地捍卫了自然主义价值论。根据自然主义价值论,事实与价值是互相渗透的,科学技术是有其价值预设和价值导向的,伦理学是可以获得合理论证的,伦理学与实证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可以互相支持的,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是有内在关联的。克里考特所精心论证的地球伦理就体现了自然科学与哲学伦理学的融合 。
四、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现代道德观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才有道德资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道德关系,非人存在者没有道德资格,人与非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道德关系。当代生态哲学正着力阐述并论证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非人存在者也有道德资格,人类对非人存在者应该担负道德责任。利奥波德首倡且为克里考特所精细论证的大地伦理则强调,人类有维护生态健康的道德责任 。
五、辩证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过分凸显了个人的权利,而弱化甚至遮蔽了个人对社会和地球生物圈的责任。生态哲学不仅强调个人不可独立于社会,还强调人类不可独立于地球生物圈。每个人都生活在多层级的共同体中(如,家庭、工作单位、社区、社会和生态系统)。个人和共同体总处于互动关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系统也是人类所属的共同体,利奥波德称其为“大地共同体” ,所以,每个人不仅对社会负有责任,对大地共同体也负有责任。在70亿人的人均生态足迹过大的今天,人人都有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责任。
六、人文主义社会观(发展观)。迄今为止,人们认为发展的根本标志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根据生态学,我们很容易明白,物质财富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当物质财富的增长达到极限时,只能谋求社会的综合发展。生态哲学主张以人文主义去界定发展,即不把物质财富增长看作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把由财富分配不公到财富分配公平也看作一种发展,把由严重社会冲突走向社会和谐也看作一种发展,把由社会道德败坏走向社会道德提升也看作一种发展,把由文化贫乏走向文化繁荣也看作一种发展。如此理解发展,我们才会明白,当物质财富增长达到极限时,社会仍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七、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生活观和幸福观。现代性的基石是独断理性主义,其要害则是物质主义价值观、生活观和幸福观。在物质主义的影响之下,多数人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幸福就在创造财富、拥有财富、消费财富。现代社会似乎是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但价值多元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多种价值观背后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似乎也逐渐呈现价值多元化趋势。但有人认为,当下中国的价值观是“高度统一”的,这种“高度统一”的价值观就是“以权钱为中心”的价值观 。说价值观高度统一不太确切,但说物质主义是今日中国的主导性价值观没错。这个主导性价值观既是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也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根源。浸淫于物质主义,我们便因贪婪而不可能获得智慧,因无法割舍“大量消费”而不可能诚心地节能减排,从而不可能驱散雾霾,降低污染。
现代性之所以阻碍了人类追求智慧,主要因为两点:一是其独断理性主义激起了人类的狂妄,使人类失去了应有的谦逊,狂妄的人们不可能有智慧。二是其物质主义激起了人类的贪婪,贪婪的人也不可能有智慧,佛教劝人戒贪、嗔、痴,戒贪第一,就因为贪婪的人不可能获得佛学的智慧。
在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指引下,我们才可能获得生态智慧。那么什么是生态智慧?
象伟宁教授说:生态智慧就是在那些经过时间考验、造福万代的生态工程和研究背后的生态理念、原理、策略以及方法,生态智慧对当代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规划、设计和管理具有普世性的指导意义。生态智慧是在生态学和生态哲学指引下而养成的判断能力、直觉能力、实践能力和生命境界(涵盖德行)。生态智慧与人的生命和实践“不可须臾离”。仅把生态学或生态哲学当做谋生或谋求功名利禄的手段,不意味着你具有生态智慧。仅能熟记生态学和生态哲学教科书的内容也不意味着你有生态智慧。仅当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基本知识和理念内化为你的判断能力、直觉能力、实践能力和生命境界时,你才有生态智慧。
生态智慧是正确的生活之道(a way of life),这种生活之道,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当越来越多的人有生态智慧且最有生态智慧的人们走向领导岗位时,生态文明建设就会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