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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和东盟国家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2013年8月21—23日，在广西防城港市举行的第七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上，来自中国和东盟10国的政府官员、扶贫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企业界代表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围绕城镇化进程中的减贫问题，进行了政策和实践经验交流，并就如何增强社会包容性、探讨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行了热烈讨论，积极寻求城镇化进程中减贫难题的破解之道。
城乡一体化下的“困境”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的无序性使得就业难问题日渐突显，同时造成了“贫困地带”的出现，还带来了经济和地域不平等以及社会排斥等问题。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说，针对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中国正按照统筹城乡、共同发展的基本思路，多部门合作，从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职业安全权、社会保障权、教育培训权、子女教育权与居住权等方面出发，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并轨、农民工就业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完善，提升能力，完善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中国城市贫困可能上升的倾向。
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执行协调部副主任Aizul Fidy建议，应提高流动人口的支付能力，解决生活成本上升问题；加大力度扩大技能培训、再培训的机会，加快劳动市场信息传达；提高女性和年轻人在商业中的地位；鼓励城镇农耕和农业活动；促进中小企业和非正规部门商业的发展。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经济所副所长高国力认为，我国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应关注人口膨胀与无序流动问题，为流动人口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创造“三创”环境。应合理统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注重就业机会提供和创业平台打造；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和人才开发，借外力创新、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多种方式加快发展，提升城镇化的技术含量和创新意识；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培育自主品牌，促进创新技术大规模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增强产业和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区域中心项目专家Omar Siddique谈到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时说，部分贫困区域的城镇化还造成了许多贫困与不公问题：如收入低下，收入不定，临时工多，经济资产低，难以融资，工作环境差；缺乏社交网络；不当或不足的教育和技能培训；缺乏机遇导致权利被剥夺；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构成变化，强壮的青年人在全球四处迁移；直接遭受外部冲击；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使某部分群体产生了贫困感等。
柬埔寨在探索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劳动力转移方面，积累了一些有效经验。近年来，柬埔寨发展同泰国、老挝、越南的边境地区就业合作，比如在国内西部和北部进行的泰国—柬埔寨边境发展项目和柬埔寨-老挝-越南边境发展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是创造就业岗位（职业培训中心）和促进投资。“然而，由于实体和社会经济条件差，难以开展社会和经济活动；缺乏社区/村庄领导人开展活动；农村居民克服当前困难改变状况的精神不足；为消除贫困实施的农村发展项目/计划资金不足等因素，柬埔寨的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农村医疗卫生处处长Bun Kheang说。
“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城市移民将会越来越多。”澳大利亚人口与移民研究中心主任Graeme Hugo说，中国和东盟应采取措施，鼓励人口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双向流动，减少农民工在参与城市经济建设中的壁垒，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满足不同农民工群体的需求，同时积极加强贫困地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促进资源共享。
据悉，中国与东盟已在减贫领域展开积极合作。在东盟各国的支持下，中国正在修建打破双边“自然壁垒”的泛亚高速铁路，中国通往越南的多条边境高速公路亦在加快修建或已经开通，包括山村、城镇相互学习计划在内的10余个减贫合作项目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积极推进。
城镇化进程中的减贫对策
快速城镇化除了带来流动人口的就业难题，也带来了基础设施服务、基本公共区域环境缺乏，社会保障空白等问题。据调查，中国2.6亿农民工群体在居住状况、权益保障等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四成外出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和住房补贴，农民工被拖欠薪资、工伤保险等问题突出。在东盟国家，容纳了大量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贫民窟面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进一步扩大。
目前，东盟与中国正竭力提高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的权益与福利，过去更多倾向于农村减贫的中国，亦在城市减贫领域进行有益的尝试和努力。广西等中国西部省份，正通过建设永久安置区，安排公益性就业岗位，推行城镇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举措，保障进城农民工的生活。
菲律宾也将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要求所有的政府机构都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即在未来3年中，将贫困人口数量减少16%。菲律宾内政与地方政府部官员Francisco L.Fernandez介绍，菲律宾为此大规模开展了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项目：一是由下而上的预算系统，这一系统可以让城市和自治市的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决定资金分配，方便其确定并且管控减贫项目的实施。二是由社区推动发展，让贫困的社区自己确定并且实施发展项目。三是有条件的现金转账，即380万贫困家庭如果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学校就学，就可以获得拨款等等。
澳大利亚人口与移民中心主任格雷姆·乌戈（Graeme Hugo）认为，移民目的地的调节政策应该帮助流动人口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这包括提供住宿环境，让他们获得相关的服务，消除他们进入城市的壁垒；提供低廉的交流方式，从而使移民能够定期与在农村的家人保持联系；消除外地人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壁垒，以及允许来自特定地区的农民工在移民目的地建立网络和组织等，政府应尽可能为流动人口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就如何应对人口流动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及公共服务缺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说，要实现真正的城镇化，需要重整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进行户籍制度的综合改革——自上而下的规划，而非地方试验；需要整合当前的社会保障项目，消除制度的分隔，建立造福全民的基本福利制度；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责明晰，中央政府应筹措资金，开展社会保障项目，使得全国人民能够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
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执行协调部副主任Aizul Fidy则认为，要实现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加强教育，消除教育弊端；提升高质量保障性住房、加强高质量医疗和改善高效公共交通的普及性；建立更全面的社保体系和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机制。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认为，城镇化在带来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同时，也使得人们收入增长，并让人们享有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进人类走向现代文明。但是，在这个进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人口流动性强，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过渡性贫困等，给减贫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城镇化进程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就业、教育、社会保障、民主权利不平衡等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何宇鹏认为，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就必须把以人为本、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作为根本，以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方向，以扩大农民工转移就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公共服务和安置农民工进城定居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扎实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促进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他建议，以完善“积分落户”为突破，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实施居住证制度为手段，梯度赋权，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以加强社会服务管理为重点，建立人口动态管理系统，合理分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经济所副所长高国力认为，应该加强精细化的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满足日益拓展和深化的城市功能和服务需求；加强城镇化进程以人为本的体现，注重应对未来城镇化进程衍生出来的更多人性化需求；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与对接，提高对外开放度，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的国际化水平。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总结说，本届论坛是在世界各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城镇化浪潮，城镇化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举行。城镇化进程中的减贫与包容性发展这一主题，引起了大家非常浓厚的兴趣，与会代表既分享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城镇化给减贫带来的新机遇、新动力，也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减贫面临的新挑战和解决问题的宝贵经验。
“城镇化、工业化、减贫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真实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美好未来，虽然中国与东盟各国国情不同，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与会代表坦诚地交流了各国经验，面临的挑战，以及破解思想困难的思路，达成的共识也越来越多。虽然为期两天的讨论时间有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网络等各种形式继续保持交流。”郑文凯说。
城乡一体化下的“困境”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的无序性使得就业难问题日渐突显，同时造成了“贫困地带”的出现，还带来了经济和地域不平等以及社会排斥等问题。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说，针对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中国正按照统筹城乡、共同发展的基本思路，多部门合作，从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职业安全权、社会保障权、教育培训权、子女教育权与居住权等方面出发，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并轨、农民工就业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完善，提升能力，完善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中国城市贫困可能上升的倾向。
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执行协调部副主任Aizul Fidy建议，应提高流动人口的支付能力，解决生活成本上升问题；加大力度扩大技能培训、再培训的机会，加快劳动市场信息传达；提高女性和年轻人在商业中的地位；鼓励城镇农耕和农业活动；促进中小企业和非正规部门商业的发展。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经济所副所长高国力认为，我国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应关注人口膨胀与无序流动问题，为流动人口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创造“三创”环境。应合理统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注重就业机会提供和创业平台打造；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和人才开发，借外力创新、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多种方式加快发展，提升城镇化的技术含量和创新意识；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培育自主品牌，促进创新技术大规模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增强产业和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区域中心项目专家Omar Siddique谈到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时说，部分贫困区域的城镇化还造成了许多贫困与不公问题：如收入低下，收入不定，临时工多，经济资产低，难以融资，工作环境差；缺乏社交网络；不当或不足的教育和技能培训；缺乏机遇导致权利被剥夺；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构成变化，强壮的青年人在全球四处迁移；直接遭受外部冲击；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使某部分群体产生了贫困感等。
柬埔寨在探索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劳动力转移方面，积累了一些有效经验。近年来，柬埔寨发展同泰国、老挝、越南的边境地区就业合作，比如在国内西部和北部进行的泰国—柬埔寨边境发展项目和柬埔寨-老挝-越南边境发展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是创造就业岗位（职业培训中心）和促进投资。“然而，由于实体和社会经济条件差，难以开展社会和经济活动；缺乏社区/村庄领导人开展活动；农村居民克服当前困难改变状况的精神不足；为消除贫困实施的农村发展项目/计划资金不足等因素，柬埔寨的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农村医疗卫生处处长Bun Kheang说。
“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城市移民将会越来越多。”澳大利亚人口与移民研究中心主任Graeme Hugo说，中国和东盟应采取措施，鼓励人口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双向流动，减少农民工在参与城市经济建设中的壁垒，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满足不同农民工群体的需求，同时积极加强贫困地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促进资源共享。
据悉，中国与东盟已在减贫领域展开积极合作。在东盟各国的支持下，中国正在修建打破双边“自然壁垒”的泛亚高速铁路，中国通往越南的多条边境高速公路亦在加快修建或已经开通，包括山村、城镇相互学习计划在内的10余个减贫合作项目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积极推进。
城镇化进程中的减贫对策
快速城镇化除了带来流动人口的就业难题，也带来了基础设施服务、基本公共区域环境缺乏，社会保障空白等问题。据调查，中国2.6亿农民工群体在居住状况、权益保障等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四成外出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和住房补贴，农民工被拖欠薪资、工伤保险等问题突出。在东盟国家，容纳了大量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贫民窟面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进一步扩大。
目前，东盟与中国正竭力提高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的权益与福利，过去更多倾向于农村减贫的中国，亦在城市减贫领域进行有益的尝试和努力。广西等中国西部省份，正通过建设永久安置区，安排公益性就业岗位，推行城镇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举措，保障进城农民工的生活。
菲律宾也将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要求所有的政府机构都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即在未来3年中，将贫困人口数量减少16%。菲律宾内政与地方政府部官员Francisco L.Fernandez介绍，菲律宾为此大规模开展了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项目：一是由下而上的预算系统，这一系统可以让城市和自治市的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决定资金分配，方便其确定并且管控减贫项目的实施。二是由社区推动发展，让贫困的社区自己确定并且实施发展项目。三是有条件的现金转账，即380万贫困家庭如果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学校就学，就可以获得拨款等等。
澳大利亚人口与移民中心主任格雷姆·乌戈（Graeme Hugo）认为，移民目的地的调节政策应该帮助流动人口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这包括提供住宿环境，让他们获得相关的服务，消除他们进入城市的壁垒；提供低廉的交流方式，从而使移民能够定期与在农村的家人保持联系；消除外地人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壁垒，以及允许来自特定地区的农民工在移民目的地建立网络和组织等，政府应尽可能为流动人口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就如何应对人口流动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及公共服务缺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说，要实现真正的城镇化，需要重整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进行户籍制度的综合改革——自上而下的规划，而非地方试验；需要整合当前的社会保障项目，消除制度的分隔，建立造福全民的基本福利制度；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责明晰，中央政府应筹措资金，开展社会保障项目，使得全国人民能够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
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执行协调部副主任Aizul Fidy则认为，要实现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加强教育，消除教育弊端；提升高质量保障性住房、加强高质量医疗和改善高效公共交通的普及性；建立更全面的社保体系和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机制。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认为，城镇化在带来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同时，也使得人们收入增长，并让人们享有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进人类走向现代文明。但是，在这个进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人口流动性强，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过渡性贫困等，给减贫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城镇化进程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就业、教育、社会保障、民主权利不平衡等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何宇鹏认为，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就必须把以人为本、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作为根本，以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方向，以扩大农民工转移就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公共服务和安置农民工进城定居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扎实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促进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他建议，以完善“积分落户”为突破，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实施居住证制度为手段，梯度赋权，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以加强社会服务管理为重点，建立人口动态管理系统，合理分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经济所副所长高国力认为，应该加强精细化的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满足日益拓展和深化的城市功能和服务需求；加强城镇化进程以人为本的体现，注重应对未来城镇化进程衍生出来的更多人性化需求；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与对接，提高对外开放度，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的国际化水平。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总结说，本届论坛是在世界各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城镇化浪潮，城镇化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举行。城镇化进程中的减贫与包容性发展这一主题，引起了大家非常浓厚的兴趣，与会代表既分享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城镇化给减贫带来的新机遇、新动力，也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减贫面临的新挑战和解决问题的宝贵经验。
“城镇化、工业化、减贫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真实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美好未来，虽然中国与东盟各国国情不同，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与会代表坦诚地交流了各国经验，面临的挑战，以及破解思想困难的思路，达成的共识也越来越多。虽然为期两天的讨论时间有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网络等各种形式继续保持交流。”郑文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