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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博物馆至今珍藏着一件名扬中外的镇馆之宝“马踏飞燕”。
这件被考古学界堪称为“马神”的珍宝，2002年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原大仿制的24K镀金“马踏飞燕”，作为国礼赠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是谁使这埋于地下近2000年的“马神”重现天日?
是谁让“马神”破损的身躯得以复原如初?
又是谁让“马神”名扬天下，举世瞩目?
国宝出世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洪尚时任甘肃省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的队长。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形势下，1969年9月22日，王洪尚带着公社社员们在雷台观东南角开挖地道，挖着挖着突然有人叫了起来。“当时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跑过去一看，原来一个社员挖出了一个洞穴。”王洪尚分开了围在洞口面面相觑的社员，爬在洞口边探头仔细朝里看。这时有胆大的年轻社员对他说，“王队长，让我进去看看。”
据王洪尚后来回忆，当时几个胆大的社员相继爬进了黑洞，突然里面传出喊叫声，他怕出什么事，便也爬了进去。等适应了昏暗的光线，才看清这是一座用青砖砌成的墓室，地面遍布排列整齐的铜人、铜车、铜马等，旁边还有一座棺床，里面呈放着两具尸骨和几件陶罐。
王洪尚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些排列整齐的铜车马武士仪仗俑和铜奔马，就陈放在墓葬前室的右耳室。他当时不能判断眼前的这些东西是否值钱，但是出于本能，他还是命令在场的社员们，不得将此事泄露出半点风声。出来后，他让社员们将这个洞口照原样封好，外面的人好奇的问了起来，洞里出来的众人都摇头说什么都没有。看着这几个人不太正常的表情，有些细心的社员遂起了疑心。
第二天深夜，王洪尚悄悄叫来了那几个进入过古墓的社员，将原来封好的洞口重新打开，将里面所有铜人、铜车、铜马等物件全部装进了麻袋，用3个架子车转移到了大队库房里藏了起来。这中间社员们或多或少地偷着摸走几件东西，他心知肚明，但也没有阻拦。
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出半月，武威地区便疯传新鲜大队挖出了金马驹子，金银财宝多的吓人。
此事惊动了当时的武威县革委会，他们立即派工作人员专门负责调查，追缴失散文物。据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党寿山说：“一开始，王洪尚和社员们没有人肯承认此事。他们便向社员们做工作，讲政策，耐心地解释这批文物的重要价值，承诺不追究任何责任。”
王洪尚这才同意让他们去看看那些藏匿在大队库房里的文物。社员们一看这情形，也纷纷交出了私藏在家中的文物，他们对这批重要文物进行了详细登记，并将藏匿在大队库房里的文物全部转移到文庙中收藏保管。
当时的甘肃省政治部听到武威县革委会的汇报后，立即要求甘肃省文化厅派省文物考古人员前往武威。
派去的考古人员魏怀珩、张学正后来回忆道：“我们一到武威，先清点了出土的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器等各种文物232件，其中铜质器物就达172件。省政治部决定先调走造型较好的文物25件，准备向中央汇报。1个月后又接到领导通知，将雷台汉墓出土文物全部调至省博物馆保存。”
这次调运前，魏怀珩、张学正等考古人员对墓室进行了一次细致挖掘，他们发现，这座墓葬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被盗，在中室盗洞下的土堆中，挖出一些小件金银器和骨器，在墓门口挖出铜镇墓兽，墓道两侧清出部分壁画。在墓葬中室的左侧壁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盗洞，奇怪的是这个盗洞上却有着明显的曾经被修补过的痕迹。
墓葬由多墓室组成，分前、中、后三个主墓室，前室有左右耳室组成，相互对称。那些早期的盗洞就处在墓室中室的左侧壁和后室的顶部。
墓葬的中室设计精美，几乎所有铜器用品都存放在这里。中室右耳室陈设有陶楼院和大部分陶器物品。后室比较小，是墓主人下葬的地方，一些被盗后残存的女人的装饰品说明该墓葬为夫妻合葬墓。该墓非常符合我国古代墓葬的殉葬规律即“前庭后寝”的墓葬习俗。
在墓葬甬道的右侧壁有一口古井，这口井保存得非常完整，尤其是它那独特的“人字型”砌砖方式，在我国考古发现当中尚不多见。这口古井又是用来干什么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那么，这座墓葬是哪个年代的?墓主人又是谁?
武威古亦称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古凉州从汉代以来便是边陲重地。2100多年前匈奴人修筑的故臧城，成为今天凉州城最早的雏形。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凉州成为汉帝国与匈奴帝国对峙的重地。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大败匈奴，占领了整个河西地区，为显示汉军的武功军威，汉武帝下令在此设置了武威郡。
考古人员通过研究墓葬的形制、砌砖的方法，出土的东汉末年铸造的四出五铢钱和陶器等特征，特别是马踏飞燕铜马上的铭文“左骑千人”这一官名，以及“凉州张掖县”这个建制，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陈炳应分析得出，雷台墓的年代应该是东汉末期，也就是公元186年至220年之间的结论。
考古人员亦对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职业等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位墓主人生前曾经四次被册封为“将军”，还兼任过河西四郡之首的武威郡的郡守，并多次享受“秩比两千石以上”的国家俸禄。雷台汉墓出土的铜马上清楚地刻有“张君前夫人”和“张君后夫人”的铭文。《汉书》中“夫人”一词解释说：“列侯之妻称夫人”。由此可以断定这位墓主人的最高身份是诸侯。
虽然当时考古专家们都隐约感觉，这匹“马踏飞燕”之马形体比其它仗俑中的马匹要大，其马尾高扬，三足腾空，右后蹄踏在一只飞燕上。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么一匹锈迹斑斑的铜马，日后竟然成为国宝级文物，名扬四海。
古墓文物交公后，王洪尚和参与挖墓的几名社员惶惶不可终日，“我都给老婆安顿好了，想着可能要坐大牢了。”王洪尚说。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专家们代表省政治部向生产队的每户人家赠送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
修复国宝
著名的故宫博物院青铜器修复专家赵振茂清晰地记得，1971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他正和“五·七”战友们在水稻田里劳动，连部的一位干事在稻田边喊开了：“赵振茂，赶快收拾行李!”因为自己的身份特殊，他也没敢多问。他淌过稻田，直奔宿舍，后来有人通知他立马乘下午的火车回北京。
第二天，当他回到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现文保科技部前身)铜器小组上班后，方才知道“当时各个省汇集到故宫，要修复的出土文物特别多，而且中央安排12月份就要展出，时间非常的紧。”
当看到甘肃省送来了这座残破的铜奔马时，赵振茂异常的兴奋。熟悉秦汉历史和文物的他明白自己遇到了宝贝，“传说中，周穆王八骏有绝土翻羽等名称，意思是马的速度达到了蹄不沾土和超越飞鸟的速度。这匹铜奔马的形象正说明它是属于 翻羽之类的骏马。”
赵振茂仔细地观察这件铜奔马，马的重心显然经过了极其周密的计算，骏马粗壮圆浑的身躯居然能够稳稳地落在所踏燕子的一只足趾上，且纹丝不动，保持着精确的平衡，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仅仅通过一足就将全身重量都放在了一只小小的飞燕身上，它的设计精巧着实令人叫绝。
赵振茂在他关于马踏飞燕修复技术介绍的论文中，这样表述到：“作为具有三维空间的圆雕作品能取得如此非凡的艺术效果，古代工匠想象力之卓越、构思之新颖以及铜铸工艺运用之巧妙，都令人惊叹不已。体现了汉代艺术的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是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堪称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
赵振茂在向故宫领导汇报时激动地说，“这是遗存的汉青铜马中无可比拟的绝品。”
当时和赵振茂一起参与修复铜奔马的几位小组成员认定，如果按照伯乐《相马经》中所述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雷台的这匹铜奔马，几乎没有一处是不符合的，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且是古人相马的一匹“样板马”。修复原则本着马头要“高俊如削成”、马眼“大而光、满而泽”、马耳“小而锐、状如削竹”、马鼻“广大而方”。而“送修来的铜奔马满目疮痍，马头上有几绺鬃毛掉了，颈部一厘米大小的孔洞有7个，马尾断了，3个马蹄空着。是赵老师凭借他个人高超技艺使其恢复原貌。”赵振茂的一名学生也是通过这次修复的全过程，学到了修复汉代青铜艺术品的高超技艺的。
这匹掉鬃、断尾、颈部满是孔洞的铜奔马经过精心修复后，不仅将马的奔驰与燕的飞翔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体现了骏马和飞燕争先的动人瞬间，而且巧妙地烘托出马蹄之轻快，马鬃马尾之飘逸，恰似天马行空，以至飞燕不觉其重而惊其快，平添了铜奔马凌空飞驰的灵气。
名动天下
人说：“世上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而用此说法来形容郭沫若先生与这匹铜奔马的渊源甚为贴切。
“刚修复好的铜奔马最先也是经郭沫若先生鉴定，命名为‘铜奔马’，因为是由青铜制成，也称‘青铜奔马。’但是当时考古学术界对这个名字争议颇多。”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张东辉就是异议者之一。
据张东辉回忆，这匹铜奔马出土以后，为了给它命名，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出土时，马的头部和背部有残留的彩绘痕迹，这种文饰叫做“云气纹”，是表现在“马神”身上的一种“羽翅”，使“马神”腾云驾雾、展翅飞翔，正是遨游空中的“天马”形象，应该称为“天驷”。
也有人认为古人称良马为“紫燕”，所以铜奔马应直截了当取名为“紫燕骝”或“飞燕骝”，此名恰合古意，最为雅致贴切；还有人认为铜马所踏的鸟是龙雀，龙雀是传说中的风神，应该叫“马超龙雀”。学界当时可谓众说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无奈之下，只好根据制作的材质，干脆取名为“铜奔马”。这个铜奔马还被入选《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票面的名称为“铜奔马”。
而张东辉在几次的考古论证会上都坚持认为铜奔马脚下的这只飞鸟是燕子，“因为它的飞行姿势和它翅膀的样式决定了它是燕子。”
正当众人为此众说纷纭之时，恰逢1971年9月，郭沫若陪同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宾努亲王访问兰州，在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时，又被这座铜奔马所吸引。郭沫若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在考古学领域造诣颇深。经过仔细欣赏后，他对这件稀世珍宝赞叹不已：“无论从艺术构思的巧妙、工艺技术水平的高超，还是从结构力学的角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当即对博物馆的领导说：“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是拿到世界上去，都是一流的艺术珍品”，根据其外形，郭沫若给其定名为“马踏飞燕”。
郭沫若返回北京后，立即约当时的文物局负责人王冶秋到家来，商定将铜奔马调京，充实将在故宫举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几天后他再次向周恩来总理推荐。当年12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博物院慈宁宫举行，铜奔马以其卓越的形态吸引了广大中外观众，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后经郭沫若推荐，外交部长陈毅安排“马踏飞燕”与一批国宝级文物一起，赴世界各地巡回展览，发动了一场“文物外交”，打破了西方国家污蔑我中华民族不懂得保护文物、破坏文物的罪名。在美、英、法、日、意等国家展出期间，观众如潮，将“马踏飞燕”誉为“绝世珍宝”、“天才的中国马”。
“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出自郭沫若所闻国内外盛赞这次文物展，即兴泼墨挥毫写下的诗句。
翻看这段历史不难发现，是历史的机缘巧合，武威的农民让“马踏飞燕”得以重现天日：是赵振茂先生的奇才，让“马踏飞燕”恢复昔日的神采；是郭沫若先生的慧眼，让“马踏飞燕”名扬天下。
1983年“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2008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马踏飞燕”被列入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出的名目中。
2010年铜奔马与各国的代表物品竞选国际旅游标志。
如今，不管是千年前制作它的能工巧匠，还是千年后让它重现天日，名动天下的人们，一个个都离开了世间，唯有“马踏飞燕”仍默默地伫立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展馆中。
这件被考古学界堪称为“马神”的珍宝，2002年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原大仿制的24K镀金“马踏飞燕”，作为国礼赠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是谁使这埋于地下近2000年的“马神”重现天日?
是谁让“马神”破损的身躯得以复原如初?
又是谁让“马神”名扬天下，举世瞩目?
国宝出世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洪尚时任甘肃省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的队长。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形势下，1969年9月22日，王洪尚带着公社社员们在雷台观东南角开挖地道，挖着挖着突然有人叫了起来。“当时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跑过去一看，原来一个社员挖出了一个洞穴。”王洪尚分开了围在洞口面面相觑的社员，爬在洞口边探头仔细朝里看。这时有胆大的年轻社员对他说，“王队长，让我进去看看。”
据王洪尚后来回忆，当时几个胆大的社员相继爬进了黑洞，突然里面传出喊叫声，他怕出什么事，便也爬了进去。等适应了昏暗的光线，才看清这是一座用青砖砌成的墓室，地面遍布排列整齐的铜人、铜车、铜马等，旁边还有一座棺床，里面呈放着两具尸骨和几件陶罐。
王洪尚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些排列整齐的铜车马武士仪仗俑和铜奔马，就陈放在墓葬前室的右耳室。他当时不能判断眼前的这些东西是否值钱，但是出于本能，他还是命令在场的社员们，不得将此事泄露出半点风声。出来后，他让社员们将这个洞口照原样封好，外面的人好奇的问了起来，洞里出来的众人都摇头说什么都没有。看着这几个人不太正常的表情，有些细心的社员遂起了疑心。
第二天深夜，王洪尚悄悄叫来了那几个进入过古墓的社员，将原来封好的洞口重新打开，将里面所有铜人、铜车、铜马等物件全部装进了麻袋，用3个架子车转移到了大队库房里藏了起来。这中间社员们或多或少地偷着摸走几件东西，他心知肚明，但也没有阻拦。
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出半月，武威地区便疯传新鲜大队挖出了金马驹子，金银财宝多的吓人。
此事惊动了当时的武威县革委会，他们立即派工作人员专门负责调查，追缴失散文物。据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党寿山说：“一开始，王洪尚和社员们没有人肯承认此事。他们便向社员们做工作，讲政策，耐心地解释这批文物的重要价值，承诺不追究任何责任。”
王洪尚这才同意让他们去看看那些藏匿在大队库房里的文物。社员们一看这情形，也纷纷交出了私藏在家中的文物，他们对这批重要文物进行了详细登记，并将藏匿在大队库房里的文物全部转移到文庙中收藏保管。
当时的甘肃省政治部听到武威县革委会的汇报后，立即要求甘肃省文化厅派省文物考古人员前往武威。
派去的考古人员魏怀珩、张学正后来回忆道：“我们一到武威，先清点了出土的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器等各种文物232件，其中铜质器物就达172件。省政治部决定先调走造型较好的文物25件，准备向中央汇报。1个月后又接到领导通知，将雷台汉墓出土文物全部调至省博物馆保存。”
这次调运前，魏怀珩、张学正等考古人员对墓室进行了一次细致挖掘，他们发现，这座墓葬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被盗，在中室盗洞下的土堆中，挖出一些小件金银器和骨器，在墓门口挖出铜镇墓兽，墓道两侧清出部分壁画。在墓葬中室的左侧壁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盗洞，奇怪的是这个盗洞上却有着明显的曾经被修补过的痕迹。
墓葬由多墓室组成，分前、中、后三个主墓室，前室有左右耳室组成，相互对称。那些早期的盗洞就处在墓室中室的左侧壁和后室的顶部。
墓葬的中室设计精美，几乎所有铜器用品都存放在这里。中室右耳室陈设有陶楼院和大部分陶器物品。后室比较小，是墓主人下葬的地方，一些被盗后残存的女人的装饰品说明该墓葬为夫妻合葬墓。该墓非常符合我国古代墓葬的殉葬规律即“前庭后寝”的墓葬习俗。
在墓葬甬道的右侧壁有一口古井，这口井保存得非常完整，尤其是它那独特的“人字型”砌砖方式，在我国考古发现当中尚不多见。这口古井又是用来干什么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那么，这座墓葬是哪个年代的?墓主人又是谁?
武威古亦称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古凉州从汉代以来便是边陲重地。2100多年前匈奴人修筑的故臧城，成为今天凉州城最早的雏形。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凉州成为汉帝国与匈奴帝国对峙的重地。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大败匈奴，占领了整个河西地区，为显示汉军的武功军威，汉武帝下令在此设置了武威郡。
考古人员通过研究墓葬的形制、砌砖的方法，出土的东汉末年铸造的四出五铢钱和陶器等特征，特别是马踏飞燕铜马上的铭文“左骑千人”这一官名，以及“凉州张掖县”这个建制，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陈炳应分析得出，雷台墓的年代应该是东汉末期，也就是公元186年至220年之间的结论。
考古人员亦对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职业等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位墓主人生前曾经四次被册封为“将军”，还兼任过河西四郡之首的武威郡的郡守，并多次享受“秩比两千石以上”的国家俸禄。雷台汉墓出土的铜马上清楚地刻有“张君前夫人”和“张君后夫人”的铭文。《汉书》中“夫人”一词解释说：“列侯之妻称夫人”。由此可以断定这位墓主人的最高身份是诸侯。
虽然当时考古专家们都隐约感觉，这匹“马踏飞燕”之马形体比其它仗俑中的马匹要大，其马尾高扬，三足腾空，右后蹄踏在一只飞燕上。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么一匹锈迹斑斑的铜马，日后竟然成为国宝级文物，名扬四海。
古墓文物交公后，王洪尚和参与挖墓的几名社员惶惶不可终日，“我都给老婆安顿好了，想着可能要坐大牢了。”王洪尚说。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专家们代表省政治部向生产队的每户人家赠送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
修复国宝
著名的故宫博物院青铜器修复专家赵振茂清晰地记得，1971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他正和“五·七”战友们在水稻田里劳动，连部的一位干事在稻田边喊开了：“赵振茂，赶快收拾行李!”因为自己的身份特殊，他也没敢多问。他淌过稻田，直奔宿舍，后来有人通知他立马乘下午的火车回北京。
第二天，当他回到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现文保科技部前身)铜器小组上班后，方才知道“当时各个省汇集到故宫，要修复的出土文物特别多，而且中央安排12月份就要展出，时间非常的紧。”
当看到甘肃省送来了这座残破的铜奔马时，赵振茂异常的兴奋。熟悉秦汉历史和文物的他明白自己遇到了宝贝，“传说中，周穆王八骏有绝土翻羽等名称，意思是马的速度达到了蹄不沾土和超越飞鸟的速度。这匹铜奔马的形象正说明它是属于 翻羽之类的骏马。”
赵振茂仔细地观察这件铜奔马，马的重心显然经过了极其周密的计算，骏马粗壮圆浑的身躯居然能够稳稳地落在所踏燕子的一只足趾上，且纹丝不动，保持着精确的平衡，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仅仅通过一足就将全身重量都放在了一只小小的飞燕身上，它的设计精巧着实令人叫绝。
赵振茂在他关于马踏飞燕修复技术介绍的论文中，这样表述到：“作为具有三维空间的圆雕作品能取得如此非凡的艺术效果，古代工匠想象力之卓越、构思之新颖以及铜铸工艺运用之巧妙，都令人惊叹不已。体现了汉代艺术的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是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堪称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
赵振茂在向故宫领导汇报时激动地说，“这是遗存的汉青铜马中无可比拟的绝品。”
当时和赵振茂一起参与修复铜奔马的几位小组成员认定，如果按照伯乐《相马经》中所述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雷台的这匹铜奔马，几乎没有一处是不符合的，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且是古人相马的一匹“样板马”。修复原则本着马头要“高俊如削成”、马眼“大而光、满而泽”、马耳“小而锐、状如削竹”、马鼻“广大而方”。而“送修来的铜奔马满目疮痍，马头上有几绺鬃毛掉了，颈部一厘米大小的孔洞有7个，马尾断了，3个马蹄空着。是赵老师凭借他个人高超技艺使其恢复原貌。”赵振茂的一名学生也是通过这次修复的全过程，学到了修复汉代青铜艺术品的高超技艺的。
这匹掉鬃、断尾、颈部满是孔洞的铜奔马经过精心修复后，不仅将马的奔驰与燕的飞翔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体现了骏马和飞燕争先的动人瞬间，而且巧妙地烘托出马蹄之轻快，马鬃马尾之飘逸，恰似天马行空，以至飞燕不觉其重而惊其快，平添了铜奔马凌空飞驰的灵气。
名动天下
人说：“世上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而用此说法来形容郭沫若先生与这匹铜奔马的渊源甚为贴切。
“刚修复好的铜奔马最先也是经郭沫若先生鉴定，命名为‘铜奔马’，因为是由青铜制成，也称‘青铜奔马。’但是当时考古学术界对这个名字争议颇多。”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张东辉就是异议者之一。
据张东辉回忆，这匹铜奔马出土以后，为了给它命名，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出土时，马的头部和背部有残留的彩绘痕迹，这种文饰叫做“云气纹”，是表现在“马神”身上的一种“羽翅”，使“马神”腾云驾雾、展翅飞翔，正是遨游空中的“天马”形象，应该称为“天驷”。
也有人认为古人称良马为“紫燕”，所以铜奔马应直截了当取名为“紫燕骝”或“飞燕骝”，此名恰合古意，最为雅致贴切；还有人认为铜马所踏的鸟是龙雀，龙雀是传说中的风神，应该叫“马超龙雀”。学界当时可谓众说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无奈之下，只好根据制作的材质，干脆取名为“铜奔马”。这个铜奔马还被入选《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票面的名称为“铜奔马”。
而张东辉在几次的考古论证会上都坚持认为铜奔马脚下的这只飞鸟是燕子，“因为它的飞行姿势和它翅膀的样式决定了它是燕子。”
正当众人为此众说纷纭之时，恰逢1971年9月，郭沫若陪同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宾努亲王访问兰州，在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时，又被这座铜奔马所吸引。郭沫若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在考古学领域造诣颇深。经过仔细欣赏后，他对这件稀世珍宝赞叹不已：“无论从艺术构思的巧妙、工艺技术水平的高超，还是从结构力学的角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当即对博物馆的领导说：“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是拿到世界上去，都是一流的艺术珍品”，根据其外形，郭沫若给其定名为“马踏飞燕”。
郭沫若返回北京后，立即约当时的文物局负责人王冶秋到家来，商定将铜奔马调京，充实将在故宫举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几天后他再次向周恩来总理推荐。当年12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博物院慈宁宫举行，铜奔马以其卓越的形态吸引了广大中外观众，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后经郭沫若推荐，外交部长陈毅安排“马踏飞燕”与一批国宝级文物一起，赴世界各地巡回展览，发动了一场“文物外交”，打破了西方国家污蔑我中华民族不懂得保护文物、破坏文物的罪名。在美、英、法、日、意等国家展出期间，观众如潮，将“马踏飞燕”誉为“绝世珍宝”、“天才的中国马”。
“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出自郭沫若所闻国内外盛赞这次文物展，即兴泼墨挥毫写下的诗句。
翻看这段历史不难发现，是历史的机缘巧合，武威的农民让“马踏飞燕”得以重现天日：是赵振茂先生的奇才，让“马踏飞燕”恢复昔日的神采；是郭沫若先生的慧眼，让“马踏飞燕”名扬天下。
1983年“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2008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马踏飞燕”被列入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出的名目中。
2010年铜奔马与各国的代表物品竞选国际旅游标志。
如今，不管是千年前制作它的能工巧匠，还是千年后让它重现天日，名动天下的人们，一个个都离开了世间，唯有“马踏飞燕”仍默默地伫立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展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