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以精致见长。笔锋刚劲有力，独树一帜的语言系统构造出一系列荒诞、怪异、隐秘的文本。余华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屡屡可见，他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全面地塑造出各种“父亲”形象，如荒诞无耻的“父亲”、丑恶异化的“父亲”、苦难艰辛的“父亲”、正直无私的“父亲”、善良温存的“父亲”，尽管每一部作品中“父亲”的道路迥异，但最终都走向了一个结局。
　　余华作为先锋派小说的领军人物，他的小说以冷酷、血腥、暴力为主要字眼冲击着读者的眼球。余华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所以他对医院的环境非常熟悉。小时候，他的父亲很忙，每次放学余华就在医院的各个角落里游荡，父亲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血迹斑斑，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外套。
　　也许是从小对父爱的渴望，余华的作品中经常塑造出“父亲”的形象，但又是因为和父亲的疏远，他的作品中关于“父亲”的结局也大都很凄惨。《在细雨中呼喊》男主角孙光林的父亲孙广才，淹死在粪坑里;《兄弟》男主角李光头的生父，淹死在粪坑里;《活着》男主角富贵的父亲，摔死在粪坑里。这种写作手法的心理层面投射出余华对“父亲”带有强烈的偏见和恨意。
　　《现实一种》塑造了两个“父亲”的形象，山峰和山岗，虽然在儿子死后都表现出愤怒，并且都为自己的儿子报了仇，但在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两个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与对亲情的麻木，父爱在这个家庭中是畸形的。山峰和山崗这两位父亲的结局也同样是悲惨的，一个被小狗舔脚心痒死了;一个被解剖捐了器官，最终连个全尸都没有留下。死法都极其残忍、变态，令人唏嘘。
　　《一九八六》的父亲是一个历史老师，被红卫兵带去写交代材料后就消失了，留下了年轻妻子和幼女迷茫的等待。多年之后，这个小镇来了个疯子，正是当年消失的历史老师。当年他看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刑罚后害怕地逃走了，当他以疯子的形象再次回到这个小镇，不断地臆想并对自己实施刑法、自虐，最终惨死街头。
　　《在细雨中呼喊》的父亲孙广才对儿子孙光林疑神疑鬼、疏远甚至讨厌，也影响了哥哥孙光平对弟弟的态度，父亲经常不分是非、颠倒黑白地对儿子进行殴打。他还与斜对门的寡妇勾搭，无暇顾及家中的事。当小儿子因救人溺亡后，孙广才却希望被救的人家去城里进行广播宣传，使其成为英雄事迹。广播响起小儿子孙光明舍己救人的事迹时，孙广才最为得意，还红光满面地到处炫耀，小儿子的死并没有给这个父亲带来痛苦和悲伤。相反，却使这个父亲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甚至还产生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幻想，幻想政府会来人接他们一家去北京，于是在村里散布各种谣言，每天都期待穿中山装的政府代表出现。当他意识到政府的人不会再来之后，孙广才便体会到了金钱的魅力，转而就去被救的人家狮子大开口索要五百元。《在细雨中呼喊》中，父亲孙广才对于儿子的死并没有发生任何情感变化，反而在乎的是荣誉和金钱。儿子死后没多久就又去找了寡妇，他这一行为也影响了大儿子。最后，孙广才被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将家里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全都搬到寡妇家。他还去大儿子未过门的媳妇家对人家动手动脚，把这门婚事搅黄了。当儿子好不容易娶了英花时，这位“父亲”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侮辱了自己的儿媳妇，事后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愧疚。妻子临终的时候，他在寡妇家喝酒，丝毫不顾忌家人的颜面，最终和寡妇生活在一起。该小说塑造了一个冷漠无情、荒诞可耻而又滑稽可笑的“父亲”形象。
　　《兄弟》中李光头有两个父亲，生父和继父。他的生父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时不慎掉入粪坑被淹死。“这个倒霉的人很可能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阴毛们，他的两只眼睛肯定瞪得像鸟蛋一样圆了，粪池里的恶臭肯定熏得他眼泪直流，流出的眼泪肯定让他的眼睛又痒又酸，那时候他肯定还舍不得眨一下眼睛。激动和紧张让他手上渗满汗水，汗水让他抓住木框的手越来越滑。”小说文本用极其讽刺的字眼描述了李光头的生父偷窥时的神态，将一个父亲的不堪行为描述得如此细致入微，与大多数作家描述父亲时那种尊重与敬爱大相径庭，细节之处体现了作者内心对父亲角色的抵触与反感。文中还描写了李光头的养父去救生父的画面，“他胸口以下的身体都淹没在粪便中，他举着双手，缓慢地在粪便里移动，粪蛆都爬到了他的脖子上和脸上，他仍然举着手移动着，只是当粪蛆爬到他的嘴上、眼睛上、鼻孔和耳朵时，他才伸手将它们弹走”。尽管此处将李光头的养父宋凡平塑造成一个舍己为人、英勇救人的形象，但是从宋凡平跳进粪坑之后的细节描写可以看出，作者对形容父亲的语言还是离不开肮脏污秽的字眼，像粪蛆爬到眼睛、鼻子和嘴等一系列语句让人看着都觉得毛骨悚然，却被作者很平淡地表达出来。
　　《活着》福贵的父亲是个赌徒，败了家里一半的家产，最终摔死在粪坑里。而福贵年轻时出入风流场所，对父母、妻女漠不关心，甚至还对怀有身孕的妻子拳脚相加，也随了他父亲，将剩余家产全部赌光。尽管大部分作品中“父亲”的结局都不得善终，但很多细节还是可以看出余华对“父亲”的渴望，以及在塑造“父亲”的作品时产生的细微转变。从《活着》中就可以看出，福贵虽然年轻时是个败家子，但在家产败落之后，被抓去做了壮丁，好不容易才回到家。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堕落、失败，而是逐渐道出了温情，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作者心理的变化。为了让有庆上学打了他，富贵既无奈又心疼。在凤霞被送走却偷跑回来后，富贵担心地检查凤霞有没有受委屈，动作描写细致入微，“我把她两只手拿起来看了又看，想看看那户人家是不是让凤霞做牛做马的干活，看了很久也看不出个究竟来，凤霞手上厚厚的茧在家里就有了。我又看看她的脸，脸上也没有什么伤痕，这才稍稍有些放心”。这里表现出一个父亲关心女儿的急切模样，体现了父爱的温存。尽管“父亲”形象不再像往常一样冷酷残忍、滑稽可笑，但还是无法避免悲剧的走向，他先后失去了一双儿女、妻子、女婿，连唯一剩下的小孙子也吃豆撑死了，最终只剩下他孤独地活着。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至亲一个一个全都离开，他却仍要坚强地活着。小说里，福贵经历了所有的亲人离世，一连串的死亡一度打击着这个悲惨的“父亲”，最终只剩他和一头老黄牛孤独相依。《活着》里的每一个“父亲”都没有得到好的结局，福贵的父亲摔死在粪池;苦根的父亲被钢板夹死，而福贵亲手埋葬了所有至亲，体验了世间艰辛，家道败落、妻死子亡，一个人孤单地活在痛苦的回忆里。
　　尽管余华对往日“父亲”的笔法有了变化，不再充斥着卑贱、有悖伦理的形象，继而塑造了一些坚强、执着的“父亲”，但还是没有彻底改变他对“父亲”这一角色命运的安排，依旧使“父亲”走向悲惨的结局，他依旧没有放下心中的芥蒂，仍然坚持对“父亲”的惩罚。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段呈菲（1995-），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