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秋，我和同村的吕大庆同在中学上高一，学校离我们村八里路。我们两家都没有能力供孩子住校，我俩只得跑堂上学，天不亮就起床，胡乱喂喂肚子，连跑带颠儿往学校赶，天大黑才进家。中午饭我俩都是吃自带的干粮。有些家庭经济情况好的同学扛粮食去粮站换粮条，再持粮条到学校后勤处找绰号“柳杆子”的刘会计买饭票菜票。饭票分粗、细两种，一斤饭票中百分之二十是细饭票，可以吃白馍、“面糊涂”，百分之八十是粗饭票，吃玉米面窝头，喝玉米面或小米稀粥。我和大庆从家挤不出粮食换饭票，也要不来钱买菜票，只能就着白萝卜咸菜吃“金不换”红薯渣窝头。生红薯磨碎挤光粉芡，剩余的就是红薯渣。红薯渣需要掺搅些高粱面或榆皮面或蒲草根面蒸出窝头来才能拿成个儿，否则一片散沙，搁学校食堂大笼里馏都没法馏，只好用手一撮一撮捏起来凉吃。
　　有天中午我和吕大庆几乎同时吃噎着了，跑学校食堂里去温缸舀水喝，温缸却干底净光。大庆迷糊了脸，边打嗝儿边对掌勺的炊事员说：“司……司桐春，吃噎着了，给舀点‘面糊涂’……嗝……中不？”别怪大庆直呼其名，司桐春这人，一向不待见别人喊他司师傅，他可能听着前两个字都与“死”字同音，不吉利，又可能觉得司桐春三个字响亮好听吧？平日里无论校长副校长男女教师还是初高中大小学生，谁都那样称呼，司桐春乐哈哈答应着，黑红的脸膛流光溢彩。
　　“柳杆子”正就着案板吸溜“面糊涂”，见状逗趣道：“小家伙，没细饭票是吧？好办，甭喊司桐春，改喊干爹，保管你天天中午有‘面糊涂’喝！”“干……干……”大庆仍在打嗝儿，“干”的声音有些走样儿。司桐春大手一挥：“别别别！咱可担当不起。”说罢，麻利舀一马勺“面糊涂”，倒进了大庆的粗瓷碗，转头说：“哎！‘柳杆子’，二两细饭票的账，记咱名下！”
　　“面糊涂”其实是区别于捞面条的另类面条，这是司桐春别出心裁的独家做法。一斤饭票里面只有二两细饭票，买一个馒头就用光了，吃捞面条只能盖住碗底，司桐春是大饭量，难免会替正长身体的大饭量学生娃着想。“好吃不贵，省钱耐饥”，这句话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单说他如何制作“面糊涂”：食堂那口头号大铁锅能盛九桶水，待水烧开，撒半碗细盐，开始下面条。说下面条不准确，应该叫“撒”面条，因为他把碾好的面条全部切成了段，每段寸把长，撒进锅，第四节上课铃刚好响起。等锅再开，滚一会儿，扔进去一簸箕洗净剁碎的青菜叶。之后司桐春边时不时地往炉膛里添炭，拨火，边一管接一管抽旱烟，熬药一样熬个把课时，那些碎面条不糊涂成糨糊才怪，青菜叶也早滚烂了。听到下学铃响，司桐春把马勺伸进炉膛里热油，油热到滚沸，把姜末儿葱花烀进去，将马勺连带里面的葱姜热油猛地放锅里，“面糊涂”激动得直溅飞泡。学生们敲打着碗边盆底蜂拥而至，闻到的恰好是扑鼻的香味。二两细饭票换一马勺“面糊涂”，有大半海碗，比吃馍或吃捞面条耐饥不说，还灌缝，尤其那香味，弥久不散。
　　某个星期天，我在家吹嘘起了司桐春的“面糊涂”，娘比葫芦画瓢做了一顿，果然好吃。考虑到“好吃不贵，省钱耐饥”，爹有回赶集，用卖箩头钱籴了二十斤白面，扛到学校找“柳杆子”换了二十斤细饭票。
　　之后，大庆和我一样，每天中午买“面糊涂”喝，我问他细饭票哪儿来的，大庆不出声，只是神秘兮兮地笑。“你该不会从饭票匣子里抓了一把吧？”我疑惑不解地问。上周四中午开饭时，高二五排有个男生就因为从饭票匣子里抓一把，被“柳杆子”捉住了手腕。大庆急了：“我啥时候手指头长过？”原来，司桐春每月都给大庆几斤细饭票，他月工资只有三十六块，因为没老婆，光棍一条，施舍得起。我问大庆：“司桐春他该不会真想收你做干儿子吧？”“不像！”大庆挠挠脖颈说，“有回我喊了声干爹，把他喊恼了，黑着老包脸说，胡闹！再乱喊不管你了！”我问：“那他图啥呢？”大庆说：“司桐春说，说他觉得我可怜。”
　　白驹过隙，一晃四十年过去。有天下午我接到时任某建筑公司经理的吕大庆的女秘书一个电话，说吕头儿要为老爹祝寿，邀请我后天中午务必赶到市里“金马酒家”捧个场。大庆爹十年前就去世了，这打哪儿又冒出个老爹？大庆曾说过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话，莫非他真去漳河南司家庄找到司桐春了？掐指算算，司桐春应该是位年近八旬的老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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