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经济格局正在被美国经济的衰落、欧洲经济的整合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三大趋势冲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二元化运行方式，严重削弱了美国经济的自我恢复能力和经济政策的效力，美元正在失去霸主地位。欧元的出现和欧元区的经济整合使世界进入了“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也使世界进入了空前动荡时期，世界流动性膨胀已经失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了市场化与高增长并存的发展模式，顺利实现了市场化和外向型经济的转型，流动性膨胀正在诱使中国资本国际化，并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这三个趋势正在打造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最终会稳定下来，并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基础。
　　[关键词]美国经济二元化　欧洲经济整合　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1)02-0041-16
　　
　　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并不取决于货币体系的设计，而是取决于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在当代世界，正在持续发生着三个导致经济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趋势：一是美国经济的转型及其相对经济实力的长期下降趋势，美国不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单独支撑国际货币体系，“单一美元本位制度”的经济支柱正在坍塌。二是欧洲经济的整合，虽然其问题不少，却朝着更加一体化的方向进行着经济整合，这个逐渐整合起来的经济力量支撑起一个新的“本位货币”——欧元，它正在撕裂美元一统天下的国际货币体制，并使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类似“金银复本位制度”的“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开启了极其不稳定的世界经济时期。三是中国经济在中国资本国际化的浪潮推动下正迅速进入全球化的历史新阶段，中国经济将进一步高度融入世界，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由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市场、技术和人才来支撑。这三个趋势都不再有逆转的可能，它们已经不可阻挡，世界将因不能适应这个新格局而剧烈动荡，也将因这个新格局的逐渐稳定而更加繁荣。世界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等的“生态格局”都将因此而产生重大变化。
　　
　　一、美国经济转型、二元化与衰落
　　
　　二次大战以后，美国GDP占到世界GDP的一半以上，美国黄金储备也占世界黄金总储备的4／5。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背后的经济实力格局，也是美国可以用美元做世界货币的决定性条件。当这个格局改变，并再也不能支撑美元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危机就开始了。
　　
　　(一)美国经济实力相对毒落的趋势及其外部原因
　　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可以用其GDP占世界GDP的比例来大致刻画。美国GDP在20世纪50年代占世界GDP的比例大致在40％以上，60年代则下降到35％～38％(根据世界银行数据)，70年代以后进一步下降，徘徊在30％左右，进入新世纪，再次下跌，到2008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23％。如果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估计，美国在2008年其实际GDP占世界实际GDP的比例就已经下降到18％了。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份额长期下降的趋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经济份额下降趋势有两个重要的外部原因。第一是欧洲经济的整合。美国以一国之力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不仔在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经济体。从单个国家角度来看，欧洲实力最强的德国，其GDP也不过占世界GDP的5.72％(2009)，根本无力与美国相匹敌。但是，欧洲整合起来就完全不同了，整合后的欧元区经济与美国旗鼓相当，2009年欧元区17国的GDP已经达到12.2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1.2％(世界银行)，以此经济体为基础的欧元当然可以成为另一个与美元比肩的国际本位货币。第二是转型国家加入世界市场经济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进入新世纪，中国、俄罗斯、东欧和越南等传统计划经济国家成功加入世界市场并占据了一定的经济份额，其他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普遍好于20世纪90年代，它们的经济份额增加也是美国经济份额相对减小的重要因素。
　　
　　
　　
　　
　　
　　
　　(二)美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运行方式的全面转型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持续流往境外意味着美国黄金储备的外流，黄金储备的多寡就成了美元境外发行的约束条件。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使得美国对外发行美元摆脱了黄金储备的束缚，理论上，美元的对外发行再无约束。但这仍然需要：第一，美国人必须从微观上找到获得美元收入的合理方式，第二，对境外输出的美元必须有顺畅的回流渠道，并能够找到均衡美元流出、流人的方式，以长期稳定美元汇率，维持美元唯一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这两点美国人都做到了，美国经济也因此发生了全面转型：一是用高度依赖虚拟经济创造GDP的经济增长方式，替代了依赖工业化经济创造GDP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二是用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的持续逆差替代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该项目的持续顺差，用金融项目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替代了70年代以前该项目的持续逆差，这使得美国对外经济交流方式与70年代以前相比也发生了完全相反的转变。
　　首先，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逐渐走上了经济虚拟化和去工业化的道路，逐渐改变了依靠制造业实现经济增长的经济运行模式。50～60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其传统买体经济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创造的GDP占其GDP的33％～37％(见表1)，其中，制造业创造的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为25％～27％，金融与膀地产服务业创造的GDP只占美国GDP的11％～14％。70年代以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实体经济份额逐步下降，金融、房地产业份额逐步上升。到2009年，传统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美国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7.79％，其中，制造业GDP占比已经一路下降到11.22％。金融与房地产服务业的GDP占比则上升到21.53％。以金融服务业、房地产服务业、职业服务业(会计、律师、投资咨洵等)三大行业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在2009年创造的GDP已经超过美国GDP的1／3(33.58％)。往日靠世界工厂维持霸主地位的美国经济转变为靠其世界金融中心地位来维持霸主地位。70年代以前美国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建筑已经让位。金融、房地产和职业服务业，(高端服务业)这新的三大支柱产业不是由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来支撑的，而是靠流入的货币资金量，靠创造金融资产的过程以及“金融创新”技术支撑的行业。这就是美国经济运行方式和GDP增长方式的根本性变化。
　　其次，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对外交流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70年代以前，美国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一直是顺差，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一直是逆差(见表2)，美国对外的经济交流方式是以美元贷款和援助形式通过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逆差输山美元，境外美元除少量用作储备资产外，多以购买美国制造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形式流回美国。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改变厂美国 对外经济交流方式。由于美国对外发行美元失去了黄金储备的约束，美元流向境外的速度和规模开始加大，70年代美国对外交流方式处于转型期，其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出现了5年逆差5年顺差；其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也是5年顺差5年逆差。从1982年开始，美国经济对外交流方式与70年代以前完全相反，转变为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逆差，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2010年底)，大约28年。与1970年以前的25年完全相反，现在的美国不再是对世界提供大量产品和技术装备的净出口国，却是对世界大量输出各种债券和金融资产的净出口国；靠美元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美国成为国际经济生活中靠购买产品和各种能源参与世界经济的“净消费者”。从世界工厂到世界消费者的转变，是美国经济对外交流方式的根本变化。
　　美国经济的虚拟化与其对外交流方式的转变是相互促进的。美国经济越是虚拟化，本国创造的货币收入越多，可交易和可供“出口”的金融资产越多，本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和机会成本就越高，低端制造业就越是要转移到境外，形成去工业化；经济越是去工业化，本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其他低价商品就越少，消费就越是要依靠进口，经常项目国际收支也就越是朝逆差方向发展；经常项目国际收支越是逆差，境外美元就越多，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境外需求也就越大，这反过来就会不断刺激美国金融资产的扩张和虚拟经济的膨胀。经济虚拟化、去工业化与国际贸易失衡及境外美元资产膨胀，其实是一个统一的美国经济转型过程，与其他国家无关，是美国内部结构演变的结果。
　　
　　(三)美国经济的二元化——就业恢复乏力的根源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见表3)，2009年，美国就业者人均创造的GDP为10.31万美元。传统实体经济(建筑、制造、交通运输)人均创造的GDP为11.23万美元，接近全国的均值。虚拟经济(金融、房地产、职业服务业)人均创造的GDP均值为19.29万美元，高于全国的均值。低端服务业(教育、医疗、娱乐、餐饮等一般服务业)创造的人均GDP为5.22万美元，远低于全国的均值。人均GDP也标识着不同行业增加一个就业岗位所需GDP的增加额。例如，在虚拟经济中，GDP每增加19.29万美元才增加一个就业岗位，而低端服务业中，GDP只需要增加5.22万美元就增加一个就业。从GDP创造的效率看，虚拟经济排在第一，实体经济第二，低端服务业第三。从创造就业的效率看则完全反过来，低端服务业排在第一，传统实体经济排在第二，虚拟经济排在最后。
　　各行业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也就是该行业对美国GDP创造的贡献率，各行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例也就是该行业对就业的贡献率。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计算、美国2009年，传统实体经济对GDP创造的贡献率为17.79％(表1)，与其对美国就业的贡献率16.32％(表4)大致平衡。虚拟经济对GDP创造的贡献率为33.58％(表1)，远远大于其对就业的贡献率17.94％(表4)。低端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率为28.81％(表4)，则远远大于其对GDP创造的贡献率14.6％(表4)。如果按计划经济理念，将批发、零售看作商业服务业，美国商业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率为14.91％(表4)，政府服务业对美国就业的贡献率为18.19％(表4)、将它们与低端服务业对美国就业的贡献率加在一起称为传统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对美国就业的贡献率达到了61.91％。
　　美国的去工业化对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一般服务业越来越集中着低收入者，就连教育、医疗的相对地位也在下降，与虚拟经济相比，这些行业已经沦为劳动密集型了。它们对GDP创造的重要性越来越小，对就业岗位创造的重要性却越来越大。由于美国制造业逐渐淡出美国经济，传统实体经济大幅度萎缩，于是，传统实体经济可以保持(1DP增长与就业增长同步的经济增长模式就逐渐让位于一种二元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美国经济形成了“GDP创造主要依赖虚拟经济，就业主要依赖一般服务业(低端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就是美国经济的二元化，虽然不是农村与城市经济的二元化，却也是富人经济与穷人经济的二元化，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二元化，也是“就业经济与GDP创造经济”的二元化。美国虚拟经济是全球化的，而其低端服务业却是本土化的，美国虚拟经济是高收入、低就业的经济，美国低端服务业是高就业、低收入的经济，二者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这就是美国出现“失业型经济增长”现象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资本从来不是为“就业”而存在的，资本崇尚高价值、高利润，在资本统治的市场经济中，低端服务业即使不是被资本遗忘的角落，也至少是不被资本重视的地方。
　　
　　(四)美国经济削弱的趋势为什么难于逆转
　　媒体每天都有好消息要告诉美国公众，经济正在复苏。已经两年多了，人们还是被不厌其烦告知“马上就好了”。美国经济的一切问题都源于其内部，源于其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的长期发展趋势。这个趋势改变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以货币财富为主的GDP创造中有很大部分其实是虚拟的，它们的存在靠美元的境外购买力来维持，而美元购买力则取决于美元数量和美元金融资产的稳定性，而这二者又恰恰是最不稳定的价值存在方式，它们可以在瞬间蒸发。当这些财富的虚拟性质最终显现的时候，美国经济的衰落就被做实了，它将不再有逆转的可能。
　　第一，美国经济自我恢复能力已经被大幅度削弱。美国经济的二元化导致其GDP创造与就业岗位创造严重脱节，GDP恢复依赖虚拟经济，依赖境外；而就业恢复依赖低端服务业，依赖境内。美国的金融业复苏不必等待实体经济的恢复，而美国金融业即使已经复苏，也不会立即对不赚钱的本国低端服务业进行投资，而是大量流往境外，流向新兴市场国家。这就注定了美国的就业恢复无法依靠华尔街，美国政府拯救金融机构的巨额“注资”也就不会像当年凯恩斯主义的刺激需求政策那样可以惠及普通大众。“GDP创造”与“就业创造”脱钩的状态使得美国经济不再有20世纪70年代以前那样的自我恢复能力。
　　第二，美国的房地产业已经不可能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繁荣状态。房地产是美国庞大金融资产的秤砣，通过长长的金融杠杆托住庞大的金融业和职业服务业，从而支撑虚拟经济的CDP创造功能。这种状态也使得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利息率来调节金融杠杆的支点，以维持房地产抵押贷款与庞大金融资产之间的脆弱均衡。因此，房地产业的恢复对美国经济来说要比制造业恢复重要得多。金融危机之后，住宅的销售就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住日的繁荣了。住宅销售依赖于多数人的收入提高和购房者增加。美国经济二元化使得就业人口的60％集中在传统服务业中，传统服务业的收入不改善，就业不增加，住宅销售就不可能恢复繁荣。房地产业不恢复，金融业 和高端服务业就必须高度依赖境外业务。
　　第三，美国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还在发作。美国政府拯救措施的作用仅仅是挽救金融机构不“死”，防止危机继续扩散，并不能直接将呆坏账永久性从经济系统中清除。经济不景气的时间越长，这些被延缓的问题资产就越是要继续发作。高失业率和低增长率的长期并存也导致了新的问题资产，如正在变为“垃圾”的美国地方政府债券，还在威胁“两房”和金融机构生存的“问题抵押贷款证券”，不断受到降级警告的美国国债等等。佐证金融危机尚在发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中小银行倒闭一直没有停止，危机后的2009年倒闭了140家银行，2010年倒闭了157家银行，今年倒闭仍在继续，一月份就倒闭了11家银行，美国公布的问题银行还有860家。美国一直处在“流动性陷阱”中，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早已被耗尽。显然，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同以前的注资救助政策的性质一样，是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再次爆发，并非刺激需求。
　　第四，美国财政赤字短期内不会消除，持续贸易逆差和政府债务扩张趋势短期内也就不会改善。美国从1970年至今，除去1998～2001年出现过4年财政盈余外，其余年份都是财政赤字，已经持续了近40年。在当前经济不景气时期要消除财政赤字就意味着实行紧缩政策，将美国经济再次拖入衰退，两难之下美国财政赤字还将持续多年。美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这对美国就业恢复形成了更大的阻力。持续财政赤字一方面会使贸易逆差继续，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政府债务继续扩张，这对美元国际地位和美国经济复苏都是负面的影响因素。
　　第五，美国贸易失衡短期内不可能靠调节汇率得到改善，其结果是美国经济高度依赖外债的持续。美国贸易失衡的内部原因有两个：经济虚拟化和持续的财政赤字。这种内部结构决定的外部失衡是不可以从外部进行调节的。美国国内二元化经济模式不变，其“贸易逆差型经济”的对外经济交流方式也就不会改变。持续的贸易逆差必须用金融项目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来对冲，这就使得美国金融资产的对外销售成为其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美国经济的恢复不再仅仅取决于本国的企业和政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其他国家和国际资本以及投机者们是否愿意继续持有美元资产而定，美国的经济命运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后不曾有过的状态。
　　第六，美元资产被抛售的风险不断增加。一方面，美国就业情况短期内不会好转，美国房地产业恢复乏力，地方政府财政问题严重；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当局和政府还在不断扩大货币供应量和政府债务。这将影响境外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信心。世界流动性膨胀越严重，投机资金越多，投机者对美元资产的影响也就越是具有决定性。一旦形成抛售风潮，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甚至一些国家的政府)也会卷入，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单独对抗这样的国际金融风暴了。随着世界流动性膨胀加剧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美元资产被大规模抛售的风险正在不断升级。
　　第七，美国的“去工业化”导致刺激需求的政策不再有往日的效果。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是在人们过度消费的情况下爆发的，由于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去工业化，产能过剩已经不再是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了。美国低端制造业多数已经移往境外，生活必需品多数需要进口，刺激需求的资金往往会有相当一部分流往境外那些对美贸易顺差国家，政府刺激需求的政策多半是刺激了别国的制造业增长。此外，美国制造业出口的产品有60％以上仍是汽车和其他交通运输工具及其零配件，这些产业在美国是长期走下坡路的，想靠汽车和其他运输工具等制造业来振兴美国经济显然是不现实的。长期凋敝的制造业使得需求刺激政策不再有往日的功效。
　　第八，美国更大的问题在于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如果美国政府在高调干预金融业的同时，较强势地介入低端服务业的恢复，不再只使用利息率、汇率这些高度价值化的凋节手段，开始重视直接针对就业的干预和对低收入者的收入进行干预(如罗斯福新政的一些措施)，情况就会好得多。但是，高强度干预经济和利用非价值化的调节手段将会严重挑战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挑战资本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不是毫无办法，只是这些办法不符合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理念。如果事实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变为穷人，这些经济学家会说美国的穷人正在变成中产阶级。美国总统的难处在于要顾及广大低收入者就要冒着被“资本狙击”的风险。
　　
　　(五)判断经济兴衰的三个误区
　　目前人们对美国及世界经济走势的判断有三个误区。
　　第一是按照国民账户核算系统(SNA)统计GDP的误区。GDP是国内最终产品的价值总额，也是全国的纯收入总额，将全国的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就是GDP。在这个的统计原则之下，赌博业的工资和利润与汽车业的工资和利润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是按收入法统计的“纯产出”，都计入GDP。从微观角度看，个人和企业靠赌博为生还是靠生产汽车为生没有区别，它们都创造利润和工资，创造货币收入和价值。但是从宏观角度看，从一个民族和国家依靠什么生存和发展的角度看就完全不同了，靠工业化发展的经济可以使一个国家强大，而靠赌博业发展的经济一定是一个“寄生”的经济。虚拟经济虽不是赌博业，但在MPS系统中，虚拟经济中的金融、房地产服务业以及职业服务业都不是生产性的，不创造物质财富。在这里，不是要争论哪个统计原则更好，而是要通过两种不同统计原则说明美国经济的变化。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还是世界工厂的时候，无论是用SNA系统还是用MPS系统来核算美国经济，美国都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现在，美国经济只是按国民账户核算的价值巨人，按物质平衡系统核算的美国早已不是最大的经济体了。SNA核算系统使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忽视了工业化对经济的重要意义，正是SNA的价值化核算蒙住了人们的眼睛，放纵了美国经济的虚拟化。
　　例如，直到70年代以前，一国经济强弱的判断标准是“工业化水平”。到2009年，几乎多数物质产品的数量中国都大于美国，但中国的CDP不过是美国GDP的1／3多一点。除去汇率因素之外，SNA核算系统显示出来的区别是：美国是“高价值创造型”的经济，中国是“低价值创造型”的经济，高价值经济活动才是当代GDP最有力的贡献者。这牵涉到了经济活动的本质属性问题，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是将经济过程看作是一个价值增值过程，而人类生存和进步却是依赖于物质生产过程。市场经济追求价值增值的行为模式造就了“高价值创造优先”的经济行为排序，这就使人们进入了第二个认识经济兴衰的误区。
　　第二个认识经济兴衰的误区是对高价值创造的迷恋。从微观角度看，经济活动越是“高价值、高利润创造”就越好。但从宏观看就不是如此，除去高价值创造中有大量虚拟经济造成的泡沫以外，人们最羡慕也最容易忽视的“高价经济”的特征就是：高价值创造总是少 数人的经济，如美国金融与房地产服务业，其人均创造GDP为38.78万美元(2008年)，低端服务业的人均GDP不过5.22万美元，前者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为21.53％，后者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为14.6％；前者对就业的贡献率仅为5.72％，而后者对就业的贡献率为28.81％。少数人的经济只是富人的经济，只有多数人的经济才是国民大众的经济，即国民经济。就业(而不是GDP创造)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指标，没有大众参与的经济就是没有国民参与的经济。靠少数人的经济带动多数人的经济从来就是乏力的，以多数人的经济为基础，发展少数人的经济才顺理成章。当就业的经济活动与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被分开并日益疏远的时候，国民经济就必然要衰落，价值越高越好的前提是“在大众经济的基础之上”。
　　第三个是“新国际分工论”的误导。这个理论认为，世界正在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中国人搞传统工业化，美国搞“后工业化”，重点是发展高科技和金融，其他发展中国家负责提供石油等资源、农产品、旅游所需的自然环境等等。这个理论将科技和金融等制度安排看作是与自然资源禀赋一样的东西，似乎美国天生就有且永远不变，美国以外的国家没有能力搞高科技和国际金融。但是，科技是要扩散的，否则就失去了引导人类进步的意义。科技领先地位是靠创新能力维持，而不是靠垄断、保密及其相关制度安排和法律安排来维持。“美国经济高科技化”也是这个理论的一厢情愿，随着制造业的衰落，美国装备制造业也在衰落，而它们才是高科技的重要载体。当它们正被“去工业化”赶出美国经济从而“皮之不存”的时候，高科技的“毛将焉附”，难道真的要靠军工和战争机器来维持美国的高科技技吗?“同际分工论”固化了世界各民族的角色，告诉落后国家，他们赶上发达国家的努力是徒劳的，国际分工论否认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有任何转变角色的机会。
　　当美国告别世界工厂角色的时候，它就会排斥贸易自由化。如果有一天美国开始排斥资本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那就是其金融霸主地位正在丧失，因为金融霸主地位的确立并不依赖于其金融业务做得好坏。我们不是要对美国唱衰，美国还是要恢复到一个经济大国，但往日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再了。中国、整合后的欧元区将与其影响力大致相当，加上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和正在崛起的非洲，国际经济格局将向着摆脱霸权，更加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二、欧元区的经济整合与“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方式
　　
　　欧洲一体化进程持续了多半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不断袭扰着欧洲各国，但每一次危机过后，欧洲经济一体化总是有所前进，其整体影响也越来越大。当欧元形成的时候，欧洲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以货币、金融统一为中心的欧洲经济整合的祈时期，国际币体系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新时代。欧元的诞生为欧洲经济注人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它们集中反映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这些危机正在逼迫欧盟朝着统一经济监管和政策调控的方向发展，朝着欧洲“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欧元的地位会在危机中不断巩固，而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却会将世界带进一个更加动荡的时期。
　　
　　(一)欧洲统一贷币历程背后的利益冲突与凝聚力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折射着欧洲主要工业国家追求共同利益，消除各自隔阂，朝着经济一体化方向的执着努力。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始的，而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在维护欧洲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如果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利益的偏阻，没有欧洲战后迅速恢复的经济增长，没有美国经济利益与欧洲经济利益的冲突，没有法国的戴高乐，就不会何瞅洲的经济一体化，也就不会有欧洲的统一货币——欧元。
　　从维护基本利益的角度来看，欧洲经济共同体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两个体系虽然何重叠，但维护的核心利益却完全不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功能是维护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从而维护美国利益，欧洲共同体则是在对抗布雷顿森林体系可能给欧洲利益造成的损害，保护欧洲自己的经济利益。
　　从60年代到70年代，欧洲为维护自身利益要摆脱美国控制力的趋势日益明显。作为对美元浮动的回应，欧共体成员国的货币实行了“蛇形浮动”，内部实行固定汇率(1989年欧共体通过《德洛尔》报告)，联合对抗美元，以稳定欧洲内部的贸易条件，减少美元波动带来的损失。这个蛇形浮动之所以不可能成功，源于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异不断带来的麻烦。而最大的麻烦就是其成员国之间的所有经济差异都会集中反映在他们各自货币的汇率上。显然，不同国家，不同货币使欧洲不可能统一行动来对抗美元波动。于是创立欧元以统一货币的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了，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了欧洲统一货币的时间表，欧元区也就随之诞生。
　　欧元的形成是十分独特的现象。蒙代尔曾为欧元的实施开出了一系列条件，如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等方面的差距不能过大等等。蒙代尔列出的一系列条件中，唯独缺乏强调德国马克在欧元肜成过程中的“核心货币”的作用。这一点对认识欧元在今天遭遇的困境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在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中缺乏对核心货币条件的认识，使得不少人认为在拉美、东南亚等区域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区域货币。其实，在没有类似前马克这样的主要储备货币做核心来凝聚各国货币篮子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形成区域货币的。一个强势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会将其背后强大的经济实体一同拉过来为新货币垫底。欧元的形成是一种以马克为基础，“凝聚”法郎、比索、里拉等货币的“结晶”过程，而不是众多小货币聚在一起的“拼凑”过程。
　　从欧洲货币的蛇形浮动到以马克为核心形成欧元，我们已经看到，分散的货币不管怎样联合也敌不过美元这个主权货币。现在的欧元依然不是一个主权货币，欧元与主权货币的差别导致欧元不断遭受打击，已经有人在预见欧元走向崩溃的时间表了。需要搞清楚的是，欧元受到的打击来自何处，这些打击会导致欧元解体呢还是会逼迫欧元区完善“统一货币”正常运行的所有必要条件。
　　
　　(二)欧元与欧元区的困境
　　第一，所有欧元区国家改用欧元以后，其金融业务迅速“泛欧洲化”和国际化。原先一些小货币国家的银行业可以靠经营欧元金融业务获得巨大的利益，这使得欧元区的一些小货币经济体的虚拟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国家找到了更简捷有效的方式来获取欧元收入，不必再用自己的资源或辛劳来生产所需的产品，靠欧元在国际上买就可以了。创造欧元货币收入最简捷的方法之一就是靠房地产和金融业。我们从表5的统计数据中看到，整个欧元区多数国家虚拟经济创造的GDP份额都在增长，制造业的GDP占其GDP的比例却都在下降。欧元的诞生促进了欧洲经济的虚拟化。当一批靠打鱼为生的人们突然可以靠经营金融资产致富的时候，他们当然要扔掉渔 具，进住豪华办公室。但是，一旦危机爆发，他们重回海边的时候，却会发现已经有人占据了他们原来的位置，他们需要重新寻找自食其力的方式。
　　第二，欧元诞生后，许多欧盟国家以欧元发行的国债要比发行原货币的国债更容易被接受，特别是被境外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这些国家财政赤字的增长以及国债和外债的增长。除德国法国以外，其他早期(2001年及以前)加入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都超过欧盟规定的占GDP的比例3％(见表6)。爱尔兰和希腊财政在1999年还是盈余，到2009年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达到了14.38％和15.4％，西班牙的财政赤字则从1999年的1.44％猛增加到了2009年的11.14％。债务经济也是经济虚拟化的一种表现。
　　实行欧元之后，欧元区外债的增长也十分突出。现在，所有欧元区国家的外债都超过其GDP。除德国、意大利稍好一些之外，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外债占GDP的比例都在150％以上，爱尔兰达到了1072％，葡萄牙为234.7％。欧元区债务的膨胀导致欧元国际债券存量快速增长。根据IMF公布的数据(见表7)，2000年，在未到期国际债券存量的货币构成中，美元债券的占比为50.02％，欧元债券占比仅为29.74％，到2010年，欧元国际债券的占比已经达到44.73％，美元国际债券的占比则下降到了37.35％。欧元国际债券在欧元诞生之后几乎是在疯狂的扩张。
　　第三，欧元区成员国的虚拟经济发展和财政赤字的扩大，也导致了欧元区成员国的经常项目朝着逆差的方向发展。除德国和荷兰以外，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国际收支逆差都有所扩大。其中爱尔兰、希腊、葡萄牙最为明显。这些逆差的扩大更加鲜明地告诉人们，汇率波动对贸易失衡的影响远远小于内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无论欧元汇率怎样波动，德国和荷兰还是朝着贸易顺差方向发展，而其他国家则朝着贸易逆差方向发展。欧元汇率已经失去了调节欧元区各国贸易失衡的作用，欧元区各国的贸易失衡需要非汇率措施来调整，也就是需要欧洲的统一宏观政策来调整。
　　第四，欧元诞生后，区内各成员国金融业统一经营欧元业务，却缺乏金融业的统一监管和统一的货币政策，这也是招致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如果欧元区各成员国的金融监管不统一，发行债券的权利不集中管理，就会导致利息率的差异加大，资金会在成员国之间大规模流动。2010年2月欧盟成员国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建立泛欧金融监管体系，成立了3个分别监管银行业、保险业，以及监管金融交易的欧洲监管局，并成立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对整个欧洲的金融风险进行监控。欧元区的中央集权金融监管和政策调节机制正在形成过程中。
　　第五，缺乏中央财政是欧元区宏观经济差异大，协调能力差，危机处理能力差的重要原因。欧元与美元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助及时、有效，欧元区则要差得多。2010年5月9日，欧盟27个成员国成立了“欧洲金融市场稳定基金”。在债务危机的逼迫之下出现的这个机制和相应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准中央财政”的性质和功能。它通过各成员国财政缴纳和在市场上融资的方式获得资金，用于救助问题金融机构和濒于破产的成员国的财政。此外，欧盟内部的税率差别，也会造成个别国家由于低税率而吸引境外投资大规模进入的情况。有效的中央财政协调机制和救助机制是欧元区经济整体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六，欧盟作为一个统一经济体，其中央决策机制过于繁复、冗长，这是其应对金融危机和一系列其他突发事件反应迟缓、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在危机的打击下，欧盟成员国会痛切地感到统一决策机制对其共同利益的重要性。简化决策程序提高统一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效率是欧元区经济稳定和欧元稳定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第七，越是相对差一些的经济体，其加入欧元区获益的空间越大。因此，欧元区对相对弱、小一些的经济体有巨大吸引力。2007年1月斯洛文尼亚加入欧元区，2008年1月塞浦路斯、马耳他加入欧元区，2009年1月斯洛伐克加入欧元区，2011年1月爱沙尼亚加入欧元区。欧元区的这种快速扩张对其经济整合是不利的，它导致欧元区和欧盟背负的负担更重，需要协调的经济问题更多也更复杂。欧盟老成员国都是长期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它们之间的经济融合尚有许多问题，短期内加入许多本身就存在各式各样问题的新成员国，就更加剧了欧元区经济整合的困难。
　　
　　(三)债务危机导致欧元解体还是迫使欧盟朝着中央集权发展
　　“欧元解体”的命题意味着放弃欧元恢复欧元区成员国各自旧时的货币，这显然已经不可能了。欧元在欧元区大约10年的使用，导致了欧元区的经济整体性日益加强。放弃欧元恢复本国旧币对相对弱小成员国意味着失去了欧元区的整体支撑，一些出现金融问题的成员国会陷入孤立无援，经济濒于崩溃的地步；对德法这样一些制造业尚坚实，各项指标还好的国家，恢复其本币的成本将是失去所有欧盟成员国与它们共进退的强势。
　　从欧元与美元的区别和不断出现的债务危机对欧元区的打击内容来看，进一步中央集权化是欧元区的必由之路。第一是金融、货币权力的需要。如果欧元区不能统一“监管金融业并统一货币政策”，如果欧洲中央银行没有超过各成员国主权的调控能力，金融危机就会不断打击欧元区，直到金融集权大致完善了为止。第二是欧洲财政的需要。如果没有统一的欧元区财政，救市和处理其他危机的能力就缺失。税率不统一还会造成成员国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内部资源的非均衡配置，造成欧盟经济的不稳定。第三是提升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决策机制的效率的需要。欧洲需要简化目前的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效率和对重大事件的反应能力。欧元不会解体，反倒会向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集权会使欧元的国际地位更加巩固，当然，这需要时间。
　　
　　(四)储备货币中的本位货币及其维持的条件
　　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一个条件是汇率相对稳定。第二个条件是要有较为庞大的“金融资产池”。储备货币并不一定是本位货币，本位货币是衡量所有其他货币价格的标准，是其他货币的价值尺度，是货币的货币，是所有其他货币的锚地。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是从黄金那里继承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和黄金都是国际储备货币，但是，黄金是实际上的本位货币，美元只是因为可以兑换黄金才被各国作为储备货币，美元并不是真的可以等同于黄金。也正是因为美元与黄金相比居于劣等储备货币的地位，人们才用美元去兑换黄金。在储备货币领域通行的规律是“良币驱劣币”的“逆格雷欣法则”。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元的金平价实际上是靠对黄金市场价格进行严格控制来维持的，如果金价随行就市，美元的金平价就无法长期维持稳定。当浮动汇率实行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黄金价格与几乎与所有国家的货币之间都不存在“金平价”意义上的稳定关系， 这表明了黄金已经不适宜做货币。谁要恢复金本位谁就必须具备控制全球黄金市场价格的能力，在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具备这个能力。当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之后，黄金价格开始随市场供求变化而波动，其他货币的汇率也就不再随黄金的市场价格变动而波动，而是随美元综合汇率的变动而变动，于是，美元就替代黄金成为了国际本位货币。美元成了衡量其他货币价值的标准，成了其他货币的锚地。金本位是各国货币直接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则是黄金与美元挂钩，美元与其他货币挂钩，当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就只剩下了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关系，美元就这样继承了黄金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
　　一般储备货币与本位货币的重要区别是它们的从属地位。在欧元出现之前，本位货币只有美元。如果美元滥发而大幅度贬值，无论是日元还是英镑都不能轻视这个事件，它们必须对此作出必要的反应。否则：一是汇率持续走高将破坏原有的对外经济交流关系，对其出口形成抑制，造成国内经济衰退；二是可能会出现套利机会，成为投机者狙击的对象。反过来，如果日元或英镑单独贬值或升值，美元就不必对此作出调整和反应。美国经济体大火超过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加上其金融业的发达和金融资产池的巨大，完全可以消化任何其他货币汇率变动引起的波动。黄金退出货币领域之后，维持国际本位货币的主要条件就是其境外使用的数量巨大，其他主要储备货币必须对其变动作出反应，而它却不必对其他货币的单独变动作出反应，这样的货币就可以成为其他小货币的锚地。但是这只是从黄金非货币化到欧元出现之前的情况，欧元出现之后就完全不同了。
　　
　　(五)双本位国际赁币体系的形成
　　欧元出现以后，欧元在已经标明币种的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越来越大(见表8)，从2000年的18.29％一路上升到了2009年的27.4％，而英镑和日元合在一起也不过7.22％。欧元已经成为了一个大货币，它完成了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向“国际本位货币”的蜕变。显然，美元对欧元的任何变动都不能无动于衷，必须作出反应。它们相互不能忽视的情况说明，这两大货币都不是一般的储备货币，它们都是本位货币。这种情况类似美国19世纪时期的“金银复本位”制度，由于当代美元和欧元都不再有“含金量”，不再有发行量的自然约束，当代的“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就是一种更加不稳定的货币制度。
　　
　　(六)“滥币陷阱”与当代急剧动荡的世界货币体系
　　在今天的中央银行制度中，货币发行没有贵金属储备的约束，货币原则上可以无限制的供给。货币数量由货币当局说了算，不管他们是依据CPI、失业率或是什么假定下的数理模型来提供流动性。当美元和欧元都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掉入了“滥币陷阱”。
　　如果美元滥发，欧元就必须跟着滥发，否则欧元汇率就会猛升，这一方面会严重抑制欧元区的出口，抑制其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境外对欧元金融资产的投机性交易，从而加大欧元资产价格的波动。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欧元大规模滥发，美元也会遭受同样的煎熬。当两个本位货币相继滥发引起世界流动性“螺旋型膨胀”的时候，相对更小一些的储备货币也必须跟进，它们无力抗衡如此巨大的滥发货币的“漩涡”。而那些本币连储备货币也不是的国家，如果持续贸易顺差就会发生“外汇占款”导致的本币增发，如果是持续贸易逆差就会经历20世纪90年代拉美那样的债务危机，由外债引起财政赤字不断加大导致本币在境内不断增发。两个本位货币轮番增发，其他储备货币被迫跟随，导致世界进入流动性膨胀的巨大漩涡，这就是“滥币陷阱”。在两个本位货币相继“搅动”之下，世界各国的企业、银行、政府，消费者、投机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们都被卷入这个巨大流动性漩涡。任何国家都无力阻止出现新的金融危机，而为了挽救这些危机又要不断注入新的流动性。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流动性充斥，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动荡，这样的动荡一定预示着一个空前深刻的变革。
　　
　　三、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经济运行特征与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走向衰落，欧洲经济在债务危机的鞭策下进行经济整合，欧元与美元的轮番膨胀引爆了世界性的流动性膨胀。当这个世界性流动性膨胀的多半压力集中在刚刚崛起的中国经济身上的时候，也就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麻烦和新的希望。如果中国可以“浴火重生”，中国将为之一新，世界也将为之一新。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高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中独有的运行特色，而这些特色的形成则要追溯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
　　
　　(一)华盛顿共识与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模式
　　在前计划经济国家中，前苏联的工业体系最为完整，中国虽不如前苏联，但截至70年代末也建立了维持近lO亿人口发展的工业体系。在中国和前苏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选择的道路不同，导致后来的俄罗斯经济与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90年代初，前苏联经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完全私有化了，政治也多元化了。俄罗斯人民耐心等待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出现，却造就了资源性行业的兴起和少数资源寡头的暴富。俄罗斯经济与欧美经济渐行渐远，却越来越靠近阿拉伯式的石油经济。现在，无论是新兴起的资源寡头还是倡导自由化的政治家们，对重振俄罗斯的制造业不是不感兴趣就是根本无力改变现状。休克疗法葬送了前苏联的工业体系，也堵死了俄罗斯走向世界工厂的道路，没有发达工业化作基础，俄罗斯也就失去了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前途。当一个经济体与世界工厂擦肩而过，又与世界金融中心无缘的时候，何以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中国的转型则完全不同。中国充分利用了计划经济留下的一切经济增长的资源。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为中国初步开发了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资源：一是肜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开发了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源，如矿山、基础设施以及虽然粗糙却远胜于无的重工业体系等等；二是“九年义务制教育”的长期坚持，为从加工工业起步的中国工业化和市场化准备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三是初步形成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能力和较为完整的科研队伍，它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人才和智力要素。这样，中国的经济转型就不是让原有工业体系垮掉重来，更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将这些计划经济时期支撑经济增长的资源转化为支撑新的经济体的资源。转型过程中的新经济体是由乡镇企业、合资、独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形成的经济增长能力。“国有资产流失”其实只是“国有资源”流失的一小部分，中国的成功转型就在于经济增长资源由传统国营企业全面移交给新型企业。传统国营企业的一切资源，包括机器、没备、技术、人才、销售渠道和市场等等全部“流失”到了新型企业手中。好的、有用的资源都被新型企业以各种方式(重组、股份制改造等等)弄走了，剩下的低效率资源利“老、弱、病、残”却留给了传统国营企业，于是传统国营企 业最后的功能不是生产，而是最低程度的社会保险。这对新型经济体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直到传统国营企业这根“蜡烛”(以及40、50一代)在新经济体兴起的过程中燃尽。在这个过程中新老技术同时在用，新老企业同时在运转，此哀彼兴，交接顺畅，几乎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些大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的，只有前苏联具备，却被休克疗法全部毁掉了。
　　中国经济成功不是“增量改革”，是存量、增量同时加入新型企业，也不是“人口红利”，而是教育红利。中国经济顺利市场化并进入高增长路径正是得益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基础教育和基础工业。
　　
　　(二)从高增长与市场化并行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是从传统工业化起步的，也就是从加工工业和低端制造业起步的。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真实财富的创造是靠资源投入和技术进步实现的，这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精髓。中国改革初期的丁业化也不例外，一是靠资源开发，二是靠技术引进。因为中国经济太落后了，引进技术是中国经济最初进入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在充分利用旧有工业体系和其他经济增长条件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加大了资源开发力度和技术引进力度。使得中国经济不但没有休克，而且在对原有资源提高效率(相对于计划时期的效率)的情况下，加大了资源投入和技术进步，当然就会导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来自新型企业，经济越是高增长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也就越迅速，当非传统国营企业达到一定的比例，中国经济运行便呈现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计划经济时期的短缺现象不见了，产能过剩开始提上台面。1997年的通货紧缩就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根本性标志。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内需不足的经济衰退，从此，有效需求如何成了决定中国经济兴衰的基本因素。
　　1997年中国高增长的经济遇到了内需不足，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企业开始自行对外寻求出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民营企业的外销很快就形成了一个风潮。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加速了这个风潮。在缺乏自主品牌，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跨国大企业的情况下，中小民营企业使中国产品迅速遍及世界各个地区。在那些知名跨国公司还没有发现中国有任何一个值得重视的竞争对手的时候，西方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被中国制造的产品包围了。在“中国人赚小头，外国人赚大头”的掩护之下，“中国制造”得以借助外国品牌和技术标准走遍世界，中国企业家们也因此充分理解了为什么“品牌”、“技术标准制定”、“管理模式”和“营销策略”等等是市场经济游戏中的“王牌”和“主牌”。正是这种近似于“群众运动”的外销浪潮导致中国迅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也越来越大，直到接近70％(2007年)。外需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大约10年，其最突出的后果就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双顺差累积了巨大的流动性，引起了中国经济的流动性膨胀。
　　
　　(三)流动性膨胀与人民币内贬、外升的压力
　　中国国际收支的连续双顺差是从1999年开始的，这一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仅为263亿美元(见表9)，此后开始高速增长，到2003年接近1000亿美元了。此后继续加速，2005年和2006年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而2007到2010年间持续4年在4000亿美元以上。这种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导致了人民币在国内的高速膨胀。巾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是经常项目和金融项目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已经持续了11年，这在发达国家二战以后的经济发展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双顺差导致了外汇储备的急速增加(见表9)。1999年中国外汇储备不过1546.75亿美元，而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经28473亿美元了，增加了17倍多。外汇占款导致的人民币发行在国内是没有对应产品的。例如，净出口100万美元的鞋到美国以后，中国只有钱却没有对应的产品(鞋)，当生产鞋的企业将卖鞋获得的美元兑换为人民币时，按1美元兑换6.6人民币计算，中国就会净发行660万元人民币。经常项目顺差是国内没有产品对应的净资金流入。金融和资本项目的顺差也类似，大多数也是以各种融资和投资的方式流人中国的净资金流入。这些纯粹资金流入是中国流动性膨胀的基本原因。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28473亿美元，表示中国累积净发行了18.8(按1美元兑6.6人民币计)万亿人民币。1999年中国的M1仅为4.6万亿人民币1表10)，到2010年已经增加到26.7万亿人民币了，M2则从12万亿增加到70.6万亿人民币，在货币存量中，由于外汇占款发行的货币占M1的70％，占M2的27％。可见外汇占款是中国货币数量增加的决定性因素。从1999年至2008年，中国M1的平均增长率为17.36％，M2的平均增长率为17.99％，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4.13％。而美国相应数据分别为4.8％、6.6％、4.7％。
　　当货币增加的时候：如果虚拟经济不发达，就会发生物价上涨，如津巴布韦；如果虚拟经济比较发达，就会发生资产价格膨胀和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如日本的泡沫经济；如果虚拟经济很发达，就会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杠杆增加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这样的经济体既没有物价膨胀也不会有大幅度的资产价格的膨胀，如美国。日本经济泡沫化的风险在于资产价格暴跌，美国经济虚拟化的风险在于杠杆断裂。在它们各自遇到危机之前的正常时期，虚拟化的美国经济要比泡沫化的日本经济稳定得多。
　　中国的虚拟经济比津巴布韦要发达，却远没有日本发达，更不如美国。截至2009年，美国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GDP的比例为33％，日本为26％，中国为9％。但是，中国货币增加的规模和速度不仅远超过日本和美国，而且中国增加的人民币没有外流的渠道，都憋在境内。流入中国的钱越多，其中用于金融投资和投机的部分就越大。在中国，金融投资和投机资金越来越大，而可以炒作的金融资产却少得可怜。于是大量资金便自己寻找可以炒作的标的物。房地产是首选，其次是股票的一级市场。在中国，这两个地方是期货市场之外唯一具有金融杠杆和资本化放大机制的地方。在“打压房地产价格”的政策挤压之下，古董、邮票、普洱茶甚至大蒜都成了炒作对象，这种在发达市场经济早期才具有的现象在中国成了一种普遍状态。最终，持续膨胀的流动性一定会威胁到CPI和PPI，威胁到人们的正常经济生活，招致紧缩的货币政策。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贷款支撑的，而投机活动是存款支撑的(也是有钱人的储蓄支撑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抑制贷款，却不直接抑制存款，只是对派生存款起到不再扩张的作用。往往是经济增长先被紧缩政策抑制，而投机资金不过是蛰伏起来罢了。因此，利用货币政策抑制投机效果不佳。“围堵”性质的政策，亦可称为“挤压性政策”，其主要目标是控制房地产价格，大宗商品价格，蔬菜价格等等。只是将资金挤来挤去，并不从 源头上解决问题。水大的时候，堵虽必要，却不应是主要手段，只有靠疏导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投机活动需要治理，但当问题根子不是投机而是流动性膨胀的时候，就应该区分投机和流动性膨胀分而治之。疏导流动性的方式有两个：一是鼓励资本国际化，带动人民币国际化，并促进中国金融资产的国际化；二是在境内发展虚拟经济，利用虚拟经济“流动性储备池”的功能来吸收部分金融投机的资金，发达的虚拟经济也是防止大规模外部金融冲击的“缓冲器”。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一年内，曾经有18000亿美元流入美国，美国的CPI和PPI都不涨，庞大的虚拟经济吸收了这部分资金，可见，发达的虚拟经济不但可以化解内部流动性膨胀也可以化解外部的流动性冲击。
　　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导致人民币在境外有巨大的升值压力，而境内流动性高度膨胀引起人民币境内不断贬值。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的同一个原因就是“双顺差”，就像“只喝啤酒不上厕所～样，疏导已经是当务之急了。只有通过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逆差对外输出人民币和人民币资本，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金只进不出”状态，才能平衡人民币内、外的压差。这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德国在60年代以后一直十分成功地对冲经常项目顺差的方式。
　　
　　(四)中国资本国际化与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的全球化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也是流动性膨胀逼出来的。治理洪水的办法历来就是“小水堵、大水疏”，如果不堵也不疏，或只堵不疏，’洪水就会自行寻求出路，它会自己冲出河道，流向大海。
　　中国当前正在出现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中国资本的国际化。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65.1亿美元，2008年突然增加到了559.1亿美元，2009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63.3亿美元，2010年590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8年增长，平均增长率54％，中国境外企业资产价值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2009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777亿美元，同比增长37.3％，新签合同1262亿美元，同比增长20.7％。2010完成营业额为900亿美元，同比增长16％，新签合同1300亿美元，同比上升3％。根据2010年1月4日《华尔街日报》数据，中国2008年海外并购总额为503.3亿美元，2009年为433.9亿美元(普华永道统计为300亿美元)。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2010年企业并购回顾与前瞻报告》，2010年中国海外并购为380亿美元。我们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的中国涉及海外项目的对外贷款2008年为346.9亿美元，2009年为407.5亿美元。中国资本国际化基本上是通过贷款、直接投资、并购、承包工程的形式实现的。
　　中国资本国际化正在形成新一轮热潮，与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的企业外销热潮类似，正在形成资本国际化的“群众运动”。在人民币境内不断贬值(越来越不值钱j，境外却不断升值(越来越值钱)的“内推”、“外拉”的合力下，中国资本正在自行疏通前往“大海”的渠道，中国资本的目光不再仅仅盯在国内越来越紧缺的资源和市场上，它们的海外目标有“技术”、“市场”、“资源”三类。中国资本的国际化将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受到境内资源的约束。中国将像当年英国、美国承担世界工厂角色的时候一样，其经济增长将得到世界范围内的人才、市场、资源和技术的支撑。如果不出意外事件，中国经济未来的10年将是继续高增长的10年。
　　
　　(五)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秘密——删除金融危机
　　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中，从来没有持续保持较高增长率10年以上的记录。因为它们的经济增长总是被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打断，使得经济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持续了大致30年不间断，其基本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没有产生金融危机的内生机制。
　　金融危机可以定义为，银行和金融机构大批倒闭的现象。它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呆坏账引起银行和金融机构资不抵债的现象普遍出现或相继出现；二是由于对个别银行出现信任危机导致挤兑，引起金融恐慌，并在较强烈的传染机制下引起广泛的流动性不足，引发金融危机。
　　呆坏账的自然解决途径是银行破产，近年来的新方式则是通过官方干预，剥离呆坏账来解决。前者可能引起金融危机，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许多无辜者会遭受失去工作、收入、甚至养老金被蒸发的痛苦。而后者则会避免或减轻这些无辜者的痛苦，只惩罚肇事者。如果能够割断呆坏账与银行倒闭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呆坏账不再与银行业的紧缩有正相关的关系，不但金融危机不会发生，而且经济自动紧缩的机制也几乎不存在。因此经济会持续高增长，直到过热，然后就只能由政府来考虑对过热的经济降温和刹车。当然，中国没有达到我所描述的这种极端状态，只是政府在呆坏账问题积累成灾的时候大刀阔斧地及时剥离了它们，从而割断了呆坏账与银行倒闭之间的联系，削减并一定程度地控制了呆坏账引起银行信用紧缩的力度。于是我们得到了中国经济的一个鲜明特征：中国的信贷紧缩(从而经济紧缩)基本上不是由银行业呆坏账的多寡自动决定的，而是货币当局(政策当局)根据宏观经济情况来决定。
　　中国与美国都剥离呆坏账，二者的区别是：美国是在已经出现大批银行倒闭的金融危机之后，为了避免危机进一步发展才开始干预；中国则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进行干预。之所以中国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以四大国有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系统继承了公众对原国有银行的信任，人们认为政府不会任由它们倒闭。正是普遍存在的对金融机构的信任给了中国的银行系统从容处理呆坏账的时间。引起银行倒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挤兑。在中国，除去四大银行(已经股份化)以外，人们不会有更好的选择。挤兑的威胁对四大银行来说基本不存在，中国四大银行不是大到不能倒，而是它们不必倒。中国经济的另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兴衰与公众对个别银行的信心无关，而是与对四大银行为主体形成的整体金融系统的信心有关。现代中国还从来没有过“金融恐慌”的经历，如果四大银行倒闭一个，这种整体信任就会被破坏殆尽，人们就会真的体会什么叫恐慌。
　　流动性不足是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如果10个银行依次需要偿还债务10亿元，危机中同时需要融资就需要100亿元，越是遇到危机，大家就越是要提现，流动性就越发不足。解决流动性不足主要靠央行的注资，但也有其他辅助办法，如中国“兑三角债”的方式，在上述例子中只用1／10的资金就可以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这样，流动性短缺在中国就不是什么问题，挤兑在中国也没有买质性的威胁，呆坏账又不会引起银行大批倒闭，金融危机也就从中国经济中被删除了。
　　金融危机也有其正面的作用，它是呆坏账和问题金融机构的“清道夫”，是市场经济的自动清理机制，属于市场经济中的“休克疗法”。中国失去呆坏账对信贷的自动约束机制，中国经济就呈现出总是持续增长的趋 势，直到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最后由政府通过一系列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为经济降温，直到踩下“刹车”。中国金融系统失去了自动清道夫，就要由监管部门监督银行业的行为并对其实行奖惩直至清理。两害相权取其轻，当金融危机的自动降温功能代价(失业和收入下降)过大，社会越来越无法承受的时候，用政府紧缩来替代金融危机的紧缩机制可能还是合算的。
　　
　　(六)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
　　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是一个必然趋势是因为：第一，中国经济越来越大，且高度对外依赖，人民币汇率是中国全部对外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经济的利益所在，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份额越大，就越是要求人民币国际化；第二，中国已经具有2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支撑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干预任何来自境外货币冲击的巨大力量，其功能与二战后美国的巨额黄金储备大致相同，它可以化解任何来自境外的风险，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保证。第三，中国资本国际化浪潮已经不可阻挡，它将为人民币国际化疏通“管道”。
　　
　　四、世界经济动荡与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风险和机遇
　　
　　中国资本的国际化必然会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发达国家的“货币俱乐部”是真的欢迎人民币加入，还是仅仅希望人民币升值，以便抑制中国经济?人民币国际化会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放开吗?如果真的放开，中国金融比美国更容易崩溃吗?
　　
　　(一)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矛盾与流动性膨胀失控
　　货币本身是价值尺度，它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理论上都要求有统一性。所谓货币的统一性就是价值尺度的唯一性，不能有双重尺度甚至多重尺度，能否保证价值尺度的统一性决定着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在各国国内，实行金本位或银本位的时期，货币的统一性是由黄金或白银的材质来保证的。当黄金退出货币领域之后，货币的统一性是由集权的中央银行制度来保证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金本位时期货币统一性也是由黄金的材质来保证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货币的统一性是由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来保证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到双本位货币体系形成之前，靠美元的霸权地位来维持货币的统一性。这时虽然各国货币可以任意浮动，但货币升值与贬值却以美元为主来衡量，任何货币，只要其对美元汇率不变，与美国经济的相对关系不变，其相对的国际金融关系和贸易关系就不受影响。虽然固定汇率不再能保持了，美元依然是各国货币的唯一锚地。美元如果滥发，其他货币则必须跟上以保持相对关系不变，这样，货币的统一性还是大致可以用“向美元看齐”的方式来得到保证。当“美元一欧元双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之后，美元一统天下被破坏了，由美元勉强维持的国际本位货币的统一性被彻底破坏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也立即消失。世界掉进了“滥币陷阱”的漩涡，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本位货币的统一性要求”与“双本位货币体系”运行方式之间的矛盾。世界货币体系既失去了靠金银材质维持货币统一性机制，也失去了美元独大时对其他货币而言的单一货币锚地，更没有中央集权的货币数量控制机构。
　　进入双本位体系之后，出现了两个本位货币，理论上，小货币要轮番看欧元和美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样，小货币跟进发行本币的机率就在理论上增加了一倍。加上两个本位货币根据自己利益需要，必须对另一本位货币的增发及时做出反应，于是，货币增发的速度就会大大高于美元一统天下的时期。欧洲的债务危机和美国的金融危机都需要大量注资来解救，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充分理由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大规模滥发货币。加上投机资本在两种本位货币和多重储备货币之间无休止的转换并使得金融资产持续膨胀，世界性的流动性膨胀和金融动荡就会不断加剧。
　　“滥币陷阱”的巨大“漩涡”已经失控，世界性流动膨胀已经失控。
　　
　　(二)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需要等待第三方加入才能稳定
　　维持“国际本位货币的统一性”是世界经济稳定的首要条件。恢复美元霸权下的货币统一性已经不再可能，让世界各国放弃自己的货币，使用一个统一的超主权货币(像欧元区那样)也不行，如果使用趟主权货币的同时还保留各国自己的货币，“超主权货币”就与特别提款权无异。在双本位货币体系下，如果能够约束欧元和美元的发行数量，如果欧元和美元之间的汇率能够相对固定化，就可以保持国际货币的统一性，世界货币与金融体系就会稳定。但是欧洲和美国不可能形成长期一致的经济利益格局，否则欧元就不会出明，即使双方签订约束协议，当利益不一致时也没有约束它们必须保持一致的力量。没有实力保证，货币的统一性就不能维持。
　　如果有三个经济实力相当的主权货币同时存在就何可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结构。因为两个加在一起总是大于第三个。第一，当三个势均力敌的大储备货币以协议形式固定其汇率并约束其发行量的时候，所何其他货币就必须跟随。第二，三个货币中，任何一个货币脱离协议，单独分离出去就都不再是本位货币，而仪仪是一个较大的储备货币，另外两个维持固定汇率的货币就依然可以维持本位货币地位，并继续为其他货币提供锚地。只要有固定汇率协议下的三大货币的结构，世界其他小货币总是不会失去统一的“货币锚地”，世界货币体系仍可以大致稳定。第三，根据协议，对违约货币进行制裁也变得有一定的实力保证，因为两个合起来制裁第三个是有一定实力保证的。第四，如果协议中加入其他主要储备货币国家以及其他弱小国家的联合约束条款，会进一步巩固这种制约机制，多数弱小国家的利益也会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一种“有经济实力支撑的稳定组合本位货币制度”。
　　双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注入一个新的有强大实力支撑的货币以平衡不稳定的双本位结构。我们不敢说一定是在等待人民币，却可以将新加入货币的条件大致说清楚：第一，新货币必须有强大的买体经济作基础，且有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记录。第二，贸易大国。第三对外贸易商品种类众多，不是过于单一(如石油)，以保证其汇率不致与个别商品价格波动过于密切。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无法实现“不论大小，一国一票”的民主制度，也不能恢复靠霸权维持的制度，唯一可能的路径就是在均衡实力结构下实行“民主集中制”。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民主，也需要实力支撑下的有效集权。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需要注入强大的实体经济
　　在当代两大货币轮番滥发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它们各自的经济结构中都有严重的经济虚拟化趋势，美元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金融、房地产替代传统制造业成为财富创造的主力，而财富创造也不是实际实际严品为主，而是以金融资产的创造为主。欧元的债务问题不过是经济虚拟化的一种快速发展形式。过度虚拟化是这些工业化国家的最大问题。不稳定也产生于此。虚拟化的经济会使得货币的购买力中越来越渗入虚拟成分，它们是可以瞬间蒸发的财富。
　　国际本位货币的价值是本国实体经济与货币数量关 系决定的购买力，这是本国货币汇率的基础。利息率和远期交易与即期交易差额等等虽然影响汇率，却不是汇率的基础。我们不可能指望靠利息率变动能够调节美元与津巴布韦货币的汇率关系，只有它们各自实体经济提供产品和货币发行量之间的关系可以改变这种汇率关系。这就是说，货币价值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本国实体经济，二是本国货币数量。首先，国际本位货币的购买力必须用本国的经济来衡量；其次，货币购买力不能用本国虚拟经济来衡量，而是用本国实体经济来衡量。例如，货币的价值可以用买到多少公斤小麦来衡量，用一篮子商品的数量来衡量，却不能用购买到多少张债券和股票的数量来衡量。国际储备货币走势是坚挺还是疲弱，从长期来看取决于其本国实体经济的走势，当国际本位货币及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实体经济不断萎缩，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的时候，其货币的长期趋势一定是走弱的。欧洲和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和实体经济份额的下降使得这两个国际本位货币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它们不断增发货币的行为则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国际货币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人民币如果加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就会将中国巨大的实体经济及其高速增长的因素带入国际货币体系。
　　假定，中国可以与美国合并为一个经济体，新的经济体还用美元，那么美国经济内外失衡都会消失，合并后的经济体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元会因中国实体经济的注入而重新拾回往日的真实购买力。如果中国加入欧元区，欧元就会有替代美元的实力。当然，这些都是十分荒唐的假定，合并不可能，但合作是可以的。特别是三大货币有实力保证的约束性合作不但必要，而且可行。
　　
　　(四)开放金融市场的风险与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金融项目的放开，否则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叶公好龙。按照IMF列出的44项放开的金融项目，无非是放开资金进出，放开金融机构进出，放开居民和非居民买卖金融资产。有限制地放开金融项目已经是各国都在实行的政策，只是程度有别罢了。中国放开金融项目的风险是存在的，但不必怕。中国不是1997年金融危机时的东南亚小国，也不是高度虚拟化的美国和债务缠身的欧洲。中国金融业是以银行存贷款为主要业务的金融体系，金融业务单纯。中国金融既不对外依赖，也没有因经济虚拟化而过度发展，相对于主要依赖对外业务的经济体，以及具有“发达”的虚拟经济的金融体系来说，较单纯的金融业风险要容易控制一些，不是因金融危机需要缩减而是要发展，其业务取向也不容易过滥。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中国金融业的根基是扎在本国实体经济之上的，这与美国金融业强烈的对外依赖和对房地产的依赖形成鲜明对照，这是中国金融放开后风险控制的第一个保障。
　　金融项目放开后，中国控制境外金融风险的第二大保障是中国有大量欧元债券和美元债券构成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化解境外人民币资产的任何风险。这些外汇储备会拉上欧洲和美国的金融机构和政府给人民币资产垫底。真正的风险不是境外抢购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因为中国金融业再简陋，增发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以满足境外需求还是有办法的。真正的风险在于人民币资产被大规模抛售，资金迅速撤出人民币资产，导致人民币资产价格暴跌。人民币汇率暴跌，境外人民币大规模回流，银行大面积出现呆坏账。外汇储备之所以可以回避这个风险是因为：中国金融当局和企业可以抛售美元和欧元资产买回人民币资产以偿还债务，稳定人民币汇率。所谓人民币大规模回流，也就是外汇储备大规模流出。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支撑境外18万亿元人民币同时回流。全球各国外汇储备加在一起的总额(2010年2月底)不过8.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人民币可以国际化到占世界总储备的1／3是有实力保证的。如果有控制地放开金融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金融放开的风险就是欧盟、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与中国共同承担，这是中国用血汗换回的巨额外汇储备的性质决定的。如果金融项目不进一步放开，人民币不能真正国际化，人民币升值和外汇贬值的风险就只能由中国自己承担。
　　我们从历史的统计资料上不难看到，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都会遇到内需不足，而解决的第一方式不是扩大内需，而是海外贸易。持续顺差是其国内工业化的保证，当它们处于世界工厂地位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早期欧洲工业化国家对海外贸易的依赖，美国在70年代以前的持续贸易顺差，德国、日本从60年代至今的贸易顺差等等，都是鲜明的例子。在它们承担世界工厂角色的时候，无论是汇率和利息率如何被人为的调整，都不会改变其贸易顺差的状态。当他们抛弃了世界工厂角色走上经济虚拟化道路的时候，其持续贸易逆差的状态也不是汇率等外部调整可以改变的。因此，中国工业化不中止，持续顺差就不可能被根本改变。在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上，用金融项目持续顺差来对冲经常项目持续逆差是一个普遍做法。但中国持续10年双顺差，这就导致了中国境内的巨大的流动性膨胀，积累了巨大的能量。在境外不断升值的人民币在境内正在不断贬值，这意味着人民币境外升值不但不会扭转中国贸易顺差的长期态势，而且正在为中国资本打开国际化的大门。人们很快就会看到：中国资本不但希望各国坚持贸易自由化，还希望各国要坚持金融自由化，坚持对各国资本一视同仁的公平待遇。工业化国家，特别是承担世界工厂角色的国家，主张自由贸易，也主张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因为可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中国正在工业化且正在进入世界工厂的角色，有控制地放开金融市场，机遇大于风险。
　　世界的三大趋势根源于一种力量，就是资本的力量。资本不是“物”，也不是“货币”，它是一种生产关系，是追逐货币利润的行为方式。追逐货币利润的行为是美国经济虚拟化和去工业化的元凶，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引进的主要经济行为模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将技术和其他资源带到中国，教会了中国资本怎样在货币经济中逐利，也诱使中国资本和人民币走出国门。在欧洲，资本的共同利益导致了欧洲货币的统一和不断走向一体化·追逐货币利润也诱导出巨额的欧元债券和国家债务。来源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正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好处，也在给发达国冢不断带来灾难，正是资本在安排整个世界的变化。
　　如果美国经济能够恢复往日“独大”时的辉煌，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可以被打断，如果欧元区解散……如果这三个“趋势”可以由政治家的阴谋来决定，上述一切就可以被终止。如果其背后有不可抗拒的规律，趋势就是“斩钉截铁”，或者是“无可奈何”。
　　
　　[作者简介]刘骏民(1950-)，河北平山人，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政策、虚拟经济。
　　
　　[参考文献]
　　[1]成思危.虚拟经济探微[J].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贷币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7:P80-82.
　　[3]刘骏民，利用虚拟经济的功能根治我国流动性膨胀[J].开放导报,2010.(1).
　　[4]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促进报告[DB].中国经济网.2009.11.
　　[5]刘骏民.寻找全球流动性膨胀的根源[J].资本市场,2008,(6).
　　[6]刘骏民,宛敏华.经济虚拟化下的呆坏账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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