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日前致信潘基文，称黎巴嫩的部分地区已成为“基地”和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两个恐怖组织的庇护所”。话音未落，5·25胡拉惨案震惊世界，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证实92人被杀，叙政府把责任推给“恐怖团伙”，而反对派联盟“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加利温刚辞职，此刻也呼吁外界紧急介入叙利亚局势，防止当局借机重启内战。
此前，加利温被指垄断权力，同委员会的最大支持者叙利亚穆兄会关系过密，以及未能给予叙境内造反者足够的支持等。其实这些指责含有相互矛盾的成分。在西方和海合会未有援兵的情况下，作为境外反对派领袖的加利温，只能依靠夸口拥有现金和武器援助渠道的叙利亚穆兄会，而尽管后者成员多数已生活在西方国家，一些人甚至放弃原先标志性的胡须，表面上与反对派中左翼成员没什么区别，但许多造反者仍视其为极端分子，不愿接受其援助。
与其母体—埃及穆兄会通常对其意识形态对手“敬而远之”不同，叙利亚穆兄会已经多次打造了与意识形态各异的不同世俗政治力量间的联盟，前些年甚至试图与阿萨德政府秘密谈判，以期结束流亡，返回叙利亚。但由于其伊斯兰政纲在过去20多年中多次变换，外人无法确知叙利亚穆兄会的最终意图，也因此对其向“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渗透保持警惕。
因流亡而世俗化
1945~1946年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叙利亚分支成立，其后参加了多届叙议会选举，每次都小有斩获，甚至在两届政府中还获得一些部长职位。但好景不长，1963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上台执政，穆兄会及其支持群体—城镇逊尼派商人阶层开始受到打压。1964年，穆兄会被取缔，领导人遭流放。为此穆兄会在哈马市领导了一场起义，但被镇压。
到了1970年代，穆兄会不时暗杀叙官员、炸毁叙党政设施，甚至在1979年于阿勒颇炮兵学校残杀了83名阿拉维派军校学员。而为了报复穆兄会的暗杀企图，老阿萨德于1980年6月下令枪杀数百名在押的该组织成员。老阿萨德还颁布第49号法令，对穆兄会成员及相关人员均处以死刑。高压之下，穆兄会从首都大马士革转移至哈马市继续地下活动，却逃不过1982年2月哈马大屠杀。数万人饮弹后，穆兄会在国内无法立足，其领袖也纷纷流亡。
哈马大屠杀后不久，穆兄会联合当局中的亲伊拉克派别等势力，组成了“解放叙利亚全国联盟”，呼吁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实施多党制民主。1990年，穆兄会又与范围更广的反对派团体在巴黎聚会，组建了“拯救叙利亚国民阵线”，提出类似的政治目标。1996年拜亚鲁尼主持叙利亚穆兄会之后，开始与当局秘密谈判。巴沙尔2000年继任叙总统之后，释放了几百名穆兄会成员，还允许一些穆兄会成员回国，其中就包括拜亚鲁尼的兄弟阿布·法塔赫。此外，该组织创始人和理论家穆斯塔法·埃日·锡拜先前被禁的论著，也被允许在叙发行。
叙政府的这些和解举措，也推动穆兄会迅速改变其政治纲领，不仅坚决放弃暴力，还含蓄承认巴沙尔政府的合法性。然而，因巴沙尔拒绝了拜亚鲁尼的3项核心要求（释放穆兄会所有在押人员；允许所有流亡者回国；解除对穆兄会的禁令），穆兄会也继续拓展与其他反对派组织的联系。2002年，穆兄会与几个反对派组织在伦敦发表“叙利亚国家公约”，突出了有关公民权、法治、民主、多元、平等和非暴力等观念。两年后，穆兄会又单独发表了“未来叙利亚政治规划”，意欲将叙利亚打造成法制、多元、公民社会以及政治权力和平更替的现代公民国家。2005年，穆兄会联合5个世俗反对派政党和一些独立人士签署了“大马士革宣言”，在强调伊斯兰教作为“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国家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的同时，呼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叙利亚社会伊斯兰色彩越来越浓烈的同时，穆兄会的外在表现却越来越世俗，以致一些坚定的世俗主义者认为，该组织的这种转变只不过是其阴谋诡计，并且这种看法在叙政府官员中也颇有市场。
两边下注？
2005年底，叙利亚副总统哈达姆叛逃国外，很快与穆兄会搭上线，共同在布鲁塞尔建立“救国阵线”。由于“救国阵线”成员明确走和平演变道路，与哈达姆的结盟不仅在穆兄会基层遭遇强烈反弹，也招致“大马士革宣言”其他成员的严厉谴责和批评。对此，穆兄会大佬拜亚鲁尼在2006年回应道：“我们既是‘大马士革宣言’的成员，也是‘救国阵线’的成员，我们确信，‘救国阵线’的成员身份与其他联盟或阵线的成员身份并不矛盾……我们现在处于带来国家民主改变的和平反对派的中心，我们愿意与所有民族团体建立伙伴关系。”
拜亚鲁尼似乎相信，穆兄会与哈达姆的结盟将打通与美国政府的沟通渠道，并且利于从叙政权内部开展倒戈活动，因为哈达姆与沙特和已故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家族过从甚密。然而，在2006年黎以冲突期间，当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阿拉伯世界赢得喝彩时，拜亚鲁尼宣布，穆兄会决定暂时冻结其针对叙政府的活动。一年后，他又老调重弹，呼吁叙总统下台。而在2008年末以色列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后，因哈达姆持有与以色列相似的观点，穆兄会再一次变轨，宣布支持哈马斯的反以活动，为此正式退出“救国阵线”！
2010年7月，穆兄会在伊斯坦布尔聚会，萨奇夫接替拜亚鲁尼当选最高长官。许多人预计萨奇夫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因为他来自哈马，曾参与穆兄会起义。但在当选一个月后，萨奇夫宣称，穆兄会将继续暂停针对叙政权的反对活动。萨奇夫的顾虑，可参考穆兄会前领导人赛义德·哈瓦之子的一封公开信，该信主张“解决（穆兄会）历史、政治、哲学、军事错误的后果”，并且以政府的条件为基础，展开和解谈判。这种观点也获得穆兄会前发言人卡迈勒·豪巴维的赞同，他在为《阿拉伯圣城报》写的一篇文章中不仅呼吁穆兄会新领导层努力与阿萨德政权捐弃前嫌，还敦促穆兄会回到与叙利亚社会合作的时代，不要让后世纠缠于其从未参与的前仇。正因如此，在2010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萨奇夫才说，如果叙政府允许他们回国，满足他们长期坚持的条件，叙利亚穆兄会甚至愿意停止称自己为穆兄会。
从与亲美势力短暂结盟到与叙当局谋求和解，穆兄会也是在见风使舵。当美国对叙利亚严厉敲打时，穆兄会就表现得反叙情绪高涨，而当美国意兴阑珊时，穆兄会也就偃旗息鼓。
再赌一把
2011年阿拉伯风潮的扩散，再一次给叙利亚穆兄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在初始呼吁在叙利亚举行游行示威以流产告终后，该组织在针对叙政府的声明中保持了谨慎和克制。尽管要求自由和民主的街道抗议不断高涨，穆兄会也公开宣称其支持抗议者，但否认这种活动是由他们组织和领导的。穆兄会发言人祖海尔·萨利姆说：“我们是支持者，但不是发起者，街头声音是抗议者他们自己的想法。”
而在西方对起义大力支持使阿萨德政府面临巨大压力时，穆兄会又回到过去的政策，即推翻现政府。
当然，萨奇夫最为上心的就是穆兄会对其他反对派力量的领导了。但过去30年中该组织不断变化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已经使得许多世俗的反对派领导人不再信任穆兄会。
2011年10月，包括叙利亚穆兄会在内的7个反对派力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成立了“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虽然一些世俗的反对派人士认为，由于30年的流放已经剥夺了叙利亚穆兄会在叙国内的群众基础，在叙利亚已经不可能有伊斯兰主义者掌权的真正机会，但穆兄会却非常乐观，正如萨奇夫所言：“我相信阿萨德政权在未来几个月内就会崩溃……现政府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叙利亚穆兄会已充分植根于叙利亚，以使这个长期夙愿成为现实。”
眼下，在联合国监督团眼皮底下发生的胡拉镇惨案，激起对叙政府的新一轮国际谴责声浪，穆兄会也再次获得表现的机会。萨奇夫的预言能否变成现实，我们还须拭目以待！
此前，加利温被指垄断权力，同委员会的最大支持者叙利亚穆兄会关系过密，以及未能给予叙境内造反者足够的支持等。其实这些指责含有相互矛盾的成分。在西方和海合会未有援兵的情况下，作为境外反对派领袖的加利温，只能依靠夸口拥有现金和武器援助渠道的叙利亚穆兄会，而尽管后者成员多数已生活在西方国家，一些人甚至放弃原先标志性的胡须，表面上与反对派中左翼成员没什么区别，但许多造反者仍视其为极端分子，不愿接受其援助。
与其母体—埃及穆兄会通常对其意识形态对手“敬而远之”不同，叙利亚穆兄会已经多次打造了与意识形态各异的不同世俗政治力量间的联盟，前些年甚至试图与阿萨德政府秘密谈判，以期结束流亡，返回叙利亚。但由于其伊斯兰政纲在过去20多年中多次变换，外人无法确知叙利亚穆兄会的最终意图，也因此对其向“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渗透保持警惕。
因流亡而世俗化
1945~1946年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叙利亚分支成立，其后参加了多届叙议会选举，每次都小有斩获，甚至在两届政府中还获得一些部长职位。但好景不长，1963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上台执政，穆兄会及其支持群体—城镇逊尼派商人阶层开始受到打压。1964年，穆兄会被取缔，领导人遭流放。为此穆兄会在哈马市领导了一场起义，但被镇压。
到了1970年代，穆兄会不时暗杀叙官员、炸毁叙党政设施，甚至在1979年于阿勒颇炮兵学校残杀了83名阿拉维派军校学员。而为了报复穆兄会的暗杀企图，老阿萨德于1980年6月下令枪杀数百名在押的该组织成员。老阿萨德还颁布第49号法令，对穆兄会成员及相关人员均处以死刑。高压之下，穆兄会从首都大马士革转移至哈马市继续地下活动，却逃不过1982年2月哈马大屠杀。数万人饮弹后，穆兄会在国内无法立足，其领袖也纷纷流亡。
哈马大屠杀后不久，穆兄会联合当局中的亲伊拉克派别等势力，组成了“解放叙利亚全国联盟”，呼吁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实施多党制民主。1990年，穆兄会又与范围更广的反对派团体在巴黎聚会，组建了“拯救叙利亚国民阵线”，提出类似的政治目标。1996年拜亚鲁尼主持叙利亚穆兄会之后，开始与当局秘密谈判。巴沙尔2000年继任叙总统之后，释放了几百名穆兄会成员，还允许一些穆兄会成员回国，其中就包括拜亚鲁尼的兄弟阿布·法塔赫。此外，该组织创始人和理论家穆斯塔法·埃日·锡拜先前被禁的论著，也被允许在叙发行。
叙政府的这些和解举措，也推动穆兄会迅速改变其政治纲领，不仅坚决放弃暴力，还含蓄承认巴沙尔政府的合法性。然而，因巴沙尔拒绝了拜亚鲁尼的3项核心要求（释放穆兄会所有在押人员；允许所有流亡者回国；解除对穆兄会的禁令），穆兄会也继续拓展与其他反对派组织的联系。2002年，穆兄会与几个反对派组织在伦敦发表“叙利亚国家公约”，突出了有关公民权、法治、民主、多元、平等和非暴力等观念。两年后，穆兄会又单独发表了“未来叙利亚政治规划”，意欲将叙利亚打造成法制、多元、公民社会以及政治权力和平更替的现代公民国家。2005年，穆兄会联合5个世俗反对派政党和一些独立人士签署了“大马士革宣言”，在强调伊斯兰教作为“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国家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的同时，呼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叙利亚社会伊斯兰色彩越来越浓烈的同时，穆兄会的外在表现却越来越世俗，以致一些坚定的世俗主义者认为，该组织的这种转变只不过是其阴谋诡计，并且这种看法在叙政府官员中也颇有市场。
两边下注？
2005年底，叙利亚副总统哈达姆叛逃国外，很快与穆兄会搭上线，共同在布鲁塞尔建立“救国阵线”。由于“救国阵线”成员明确走和平演变道路，与哈达姆的结盟不仅在穆兄会基层遭遇强烈反弹，也招致“大马士革宣言”其他成员的严厉谴责和批评。对此，穆兄会大佬拜亚鲁尼在2006年回应道：“我们既是‘大马士革宣言’的成员，也是‘救国阵线’的成员，我们确信，‘救国阵线’的成员身份与其他联盟或阵线的成员身份并不矛盾……我们现在处于带来国家民主改变的和平反对派的中心，我们愿意与所有民族团体建立伙伴关系。”
拜亚鲁尼似乎相信，穆兄会与哈达姆的结盟将打通与美国政府的沟通渠道，并且利于从叙政权内部开展倒戈活动，因为哈达姆与沙特和已故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家族过从甚密。然而，在2006年黎以冲突期间，当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阿拉伯世界赢得喝彩时，拜亚鲁尼宣布，穆兄会决定暂时冻结其针对叙政府的活动。一年后，他又老调重弹，呼吁叙总统下台。而在2008年末以色列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后，因哈达姆持有与以色列相似的观点，穆兄会再一次变轨，宣布支持哈马斯的反以活动，为此正式退出“救国阵线”！
2010年7月，穆兄会在伊斯坦布尔聚会，萨奇夫接替拜亚鲁尼当选最高长官。许多人预计萨奇夫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因为他来自哈马，曾参与穆兄会起义。但在当选一个月后，萨奇夫宣称，穆兄会将继续暂停针对叙政权的反对活动。萨奇夫的顾虑，可参考穆兄会前领导人赛义德·哈瓦之子的一封公开信，该信主张“解决（穆兄会）历史、政治、哲学、军事错误的后果”，并且以政府的条件为基础，展开和解谈判。这种观点也获得穆兄会前发言人卡迈勒·豪巴维的赞同，他在为《阿拉伯圣城报》写的一篇文章中不仅呼吁穆兄会新领导层努力与阿萨德政权捐弃前嫌，还敦促穆兄会回到与叙利亚社会合作的时代，不要让后世纠缠于其从未参与的前仇。正因如此，在2010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萨奇夫才说，如果叙政府允许他们回国，满足他们长期坚持的条件，叙利亚穆兄会甚至愿意停止称自己为穆兄会。
从与亲美势力短暂结盟到与叙当局谋求和解，穆兄会也是在见风使舵。当美国对叙利亚严厉敲打时，穆兄会就表现得反叙情绪高涨，而当美国意兴阑珊时，穆兄会也就偃旗息鼓。
再赌一把
2011年阿拉伯风潮的扩散，再一次给叙利亚穆兄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在初始呼吁在叙利亚举行游行示威以流产告终后，该组织在针对叙政府的声明中保持了谨慎和克制。尽管要求自由和民主的街道抗议不断高涨，穆兄会也公开宣称其支持抗议者，但否认这种活动是由他们组织和领导的。穆兄会发言人祖海尔·萨利姆说：“我们是支持者，但不是发起者，街头声音是抗议者他们自己的想法。”
而在西方对起义大力支持使阿萨德政府面临巨大压力时，穆兄会又回到过去的政策，即推翻现政府。
当然，萨奇夫最为上心的就是穆兄会对其他反对派力量的领导了。但过去30年中该组织不断变化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已经使得许多世俗的反对派领导人不再信任穆兄会。
2011年10月，包括叙利亚穆兄会在内的7个反对派力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成立了“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虽然一些世俗的反对派人士认为，由于30年的流放已经剥夺了叙利亚穆兄会在叙国内的群众基础，在叙利亚已经不可能有伊斯兰主义者掌权的真正机会，但穆兄会却非常乐观，正如萨奇夫所言：“我相信阿萨德政权在未来几个月内就会崩溃……现政府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叙利亚穆兄会已充分植根于叙利亚，以使这个长期夙愿成为现实。”
眼下，在联合国监督团眼皮底下发生的胡拉镇惨案，激起对叙政府的新一轮国际谴责声浪，穆兄会也再次获得表现的机会。萨奇夫的预言能否变成现实，我们还须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