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不少独生子女家庭有了再生一胎的打算，而宝宝的性别也成为某些家庭关注的焦点。尽管我国法律明确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不少人还是在利益驱使下，铤而走险，干起了非法“营生”。一些中介机构通过非法采集孕妇血样，转寄医疗机构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这种验子方式已形成一条收益颇丰的地下产业链。
　　“寄血验子”的社会危害显而易见。人们的性别偏好打破了自然赋予的男女性别动态平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度人口数据显示，2014年大陆人口136782万人，其中，男性比女性多3376万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性别结构严重失衡。2014年12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十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打击防控采血鉴定胎儿性别行为的通知》。
　　目前，“世界上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07正常值上限，而中国是全世界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促成这一连串“世界之最”的最直接的主要原因，正是重男轻女观念支配之下，所实施的以性别选择为目的的流产，如若加上被遗弃、瞒报的女婴，中国因性别偏好而“消失的女性”有四千万之多！
　　不仅如此，“寄血验子”对孕妇本身的伤害也不难想像。在整个事件中，孕妇犹如一个“胎儿”加工与产出的机器，负责提供理想“型号”的婴儿产品。一旦验证“产品”型号非如人愿、不合“标准”，女性除了妊娠本身不得不承受的痛苦之外，还要额外承受人工流产带来的折磨。最让人无法想像的是：对于那些执着于胎儿性别的家庭而言，如若屡次“寄血验子”结果均无法得偿所愿，难道女性要一直挣扎于怀孕——验血——人工流产的噩梦里？！
　　时至今日，农耕文明对于劳动者体力的依赖已成过去，为何人们仍沉醉于“弄璋之喜”并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地“孜孜”以求？社会学家奥格本提出的“文化堕距”概念似给出了答案。奥格本认为，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而就非物质文化的变迁来看，它的各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也不一致，一般来说，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念变迁。也就是说，相较于文化构成的其它部分，价值观念是最为顽固最难改变的部分。正因如此，我们中为数可观的所谓现代人在性别问题的认知上仍然没有走出“男尊女卑”的古旧格局，他们的肉身进入了现代化场域，但精神依然固执地滞留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社会。
　　鉴于“寄血验子”的主体，主要是来自农村的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准父母们，这很容易使我们产生这样的误识：“重男轻女”只是落后地区无知者的痼疾。对此，近日来自哈佛大学博士生周韵的一篇题为《四千万女性消失，媒体关注的却是男人娶不上媳妇》的文章，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下许多媒体关注的也只是“男人们娶不上老婆了”，“光棍太多，社会不稳定风险增加”了，等等，而对于女性“作为人的命运与权利本身的关注”却依旧像那些“消失”的女性一样也处于消失状态。
　　我们不禁要问：“寄子验血”何时休？有需求才有市场，只有我们关于生育的性别偏好不再如此“执着”，只有我们对于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不再缺失，只有女性权益问题不再被“集体无意识”地遗忘直至影响到男性生活才被想起，那么，“寄血验子”这一闹剧似的悲剧才终将会彻底落幕！
　　（责编/朱茂星）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