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乡人面前，都市的公民通常表现得有些居高临下。然而，这几乎成为天下共识的内涵，据我多年观察，在京沪蓉三城却常常演绎出不一样的宽容。
　　说一些人世际遇的细小由头吧。40年前那个深秋，我突破老家中学校园封锁，随同重庆大学两位学长，一路“革命串联”到了北京。连夜挤车，又饿又渴，还感冒发着烧。在拥挤的先农坛体育场，一伙人冲散后，我浑浑噩噩上了一辆大卡车，被送到了西四北三条。接待处是一所学校。女校长在上面讲话。拥挤中，我不小心碰砸了身后接待室门口一盆菊花。我琢磨会受到惩罚。谁想女校长看了看我，没说什么。她只温和地要求每个人填表时，姓名、籍贯、学校、成份等必须真实。她反复声明，填上真实身份，将来没准和大家还会有联系，对大伙儿还会提供帮助什么的。又强调说，被伟大领袖接见，谎报身份可不好。我因出身“黑五类”被分到靠门的上床。门一开，冷风就钻进被窝，当晚咳嗽不止。迷糊中，女校长亲自送来热面热汤，还让我服了药。之后又让教室最里头墙脚一山东人同我换了床位。第三天，我得以健康地实现凌晨四点起床去天安门广场被领袖接见的美梦。山东人后来搭讪说：“不是校长这样的北京人，谁会宽容像你这样身份的外乡人呀。”
　　人生的初次遭遇留下的好坏评价是根深蒂固的。我同女校长保持了多年通信，一直到她上世纪80年代末病故。我揣摩北京人常有黄河以北不拘小节的率真和宽容。这恰恰是北方人生命意识里“上善若水”的“厚德载物”之美。当然，如今世风大变，以牟利为宗旨的市场经济在悄然改变着一切。只不过，类似宽容这样的禀赋毕竟是一类不易大变的属性。
　　如果说北京的情愫颇具风刀霜剑之况味，上海的宽容却是波澜不惊。只要不伤筋动骨，即便事涉国法民约，对不同意见，特别是对尖锐的批评意见，上上下下，每一个阶层都可能表现得宽宏大量。详查起来，其内涵往往有着颇为精密的测度，“侬这事体客观哇？”讲科学性。此乃上海宽容文化的一个特质。上世纪90年代初某个春日，上海黄浦区四川南路，笔者曾亲见一早餐摊点发生纠纷，后来，警方解决事由的文本竟有八九个页码，包括雪某在内的七八个证人还都签了名划了押弄得煞有介事。当日，我在记事本上写下“早起送女儿上学返，遇四川南路摊点斗殴，事出油条分量不够，顶多差三二钱吧。买主显然寻衅而来，先骂骂咧咧，后厮打，双方互有伤害。某上前劝阻无效……民警到后记事甚详，密密麻麻凡十余页，旁观数人还签名画押了。这类纠葛，北京不可能发生，在成都是劝开就罢。此系上海人对下层宽容到严谨的一例。”北京人常见皇家、国家，谁也无需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大世面，高层眼皮子底下琐碎的事由，多数不值一提。上海人经历的是国际台面讲求民约精神背景下的弄堂故事。如此精神很容易作细切的民主、自由、科学状，其潜移默化形成的传统，从沪上开埠至今已悠然成为全体市民的人情世故。
　　而成都的宽容有近乎狡黠的聪明。严格讲来，天府之国的百姓具备沿袭既久的历史沧桑感。成都人既没有天子脚下的公公心态：外表的自大自尊掩盖着骨子里的自卑，也难透析如沪帮百余年殖民地奉为宗旨的生存感悟：凡事讲究章法，不可擅越雷池，百姓被殖民文化弄情生就小心翼翼精明过人的属性。父辈讲，即便在国统期，川人受到保护的个性也常常或阴或阳变出随遇而安、无遮无碍的“流氓无产者”嘴脸（此为川剧变脸成因）。这样的特殊情态对事对人很少樊篱更不设防。一般情况是成都人压根不知排外乃何物。成都浆洗街曾有为争一块商铺，老成都最后因“人家的品牌过硬”而拱手相让的事实。但让步的老成都最后将那位福建的年轻老板一来二去弄成了自己的上门东床。这正是狡黠的宽容。相比起来，宽容背后，如今的北京，很容易在西客站、北京站外乡人成堆的地方听到呵斥“外地人”的欺辱言辞；上海则在拥挤处不时有“依拉乡哈宁”（他是乡下人）一类蔑视的嘟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