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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从事研究或教学。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研究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大学十讲》《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学者的人间情怀》等著作三十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
问者：陈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前写过一篇名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的文章，其中说“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您能给我们谈谈阅读为什么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以及二者是如何结合的吗？
答者：常常有人问我，业余的时间做什么，有什么乐趣，我的回答是“读书”。在我看来，读书本来就是一种爱好，或者说乐趣。在读书中能找到乐趣，你会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找不到乐趣，只能是功名利禄的敲门砖，或者是手段。有些人读书是阶段性的，有些人是一辈子的事。能读一辈子，通常是因为在读书中获得了乐趣。专业性读书和趣味性读书是有差异的，但即使是专业性读书，也有不同的情况。如为一个固定目标——写论文、出版著作——而读书，或者纯粹为了求知而读书。前一个带有功利性质，后一个则把获得了知识当作乐趣。为求知而阅读的书可能跟你的专业无关，就是我常说的“amateur”，即业余的阅读，这样生活才会丰富。要是每天都想着作论文，那样的学术生涯特别枯燥。有许多人书读得不错，但最后成了一个书呆子;有人则能在做好专业的同时让生活有乐趣，区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实现某一个具体目标的手段，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又不是，它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人生的、理想的或审美的方式。这样手段和目的就能结合在一起。
问者：请谈谈您的学生时代，是如何把读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
答者：我的学生时代很复杂，初中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除了背“老三篇”、毛主席诗词以外，基本无书可读。后来下乡将近八年，中间念了两年高中，其他时间当中小学老师。我的父母都是语文老师，在乡下的阅读其实得益于家中收藏的大量书籍。像北大的王瑶先生、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的著作，还有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是我大学以前读的。但我的知识结构也有偏颇，因为家里的藏书多是中国文史类，而外国的比较少。我后来成为中文系教授，和父亲的藏书有直接的关系。我在乡下插队，根本不可能有图书馆，我任教的小学一共只有两柜书，而且是刚买的，所以只能靠家里的藏书。对于我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时下乡的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的是小说。而且我在乡下有说书的经历，我们那个农村有三千人吧，过年过节时要给大家娱乐，生产队给我十天的准备，然后讲《水浒传》。在很大的晒谷场上摆了个乒乓球台，上面再放一个书桌，让我坐在上面讲。所以那时我对《水浒传》滚瓜烂熟。后来因为毛主席说要学《红楼梦》，大队书记给我半个月准备，要我再去讲《红楼梦》。我看了三天，然后对他说：“我还是下田劳动吧。”我无法设想自己坐在乒乓球台上对着那么多农民叔叔讲《红楼梦》，如何能让他们听得下来？后来我作文学研究，特别提出要注意叙事的角度和理想的读者。《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水浒传》完全不是一回事，是不适合拿来说书的。
跟后来的人不同，我们那代人的读书是被打成好几块的。有学校的，家庭的，还有偶然性的读书。现在学生们读的书很可能差不多，但我们受制于家里的藏书，受制于环境，读书的结构完全不一样。我写过一篇文章《父亲的书房》，说父亲的书房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学术兴趣和未来，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看父亲读什么书，可能比老师讲课更有影响力。我相信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刚写了一篇文章《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我的学生们看了很高兴，说没想到我当年读这些书。因为其中有些书是承传性质的，像《约翰·克里斯多夫》，你们现在可能还在读，但有些已经不会读了，我举的有些例子，他们觉得莫名其妙，比如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书《奇特的一生》，现在一般人都会觉得陌生。所以每代人具有自己的知识结构。
另外，读书分为被动和主动，读书的兴趣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的。有的人觉得读书很苦，但有的人可能从小就把读书当成乐趣，在读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趣味、眼界和方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这个意义上，读书是生活还是课业，已经很难区分开了。以前有个成语叫“手不释卷”，意思是读书已经成为你最重要的生活方式，至于最后能不能出成果，不知道。今天我在课上说，我们跟晚清一代人不一样的是，他们读书憋不住了才写文章，我们是要写文章，憋不住了才去读书。今人的成果动辄几百万字，古人弄个十万字就了不起了。这是整个社会风气、学术评价、教育体制改变的结果。
事实上，养成阅读兴趣是一辈子的事。养成了，读书便没有苦恼。我不喜欢讲“寒窗苦读”，真正喜欢读书的人不会觉得这是一件苦差事，而且不必要以“颜如玉”、“黄金屋”来作引诱，何况这些还不一定能有。总之读书是一件很实在的事情，能否成为内在的生活方式和能否获得乐趣有关。
问者：现在中学生的课业负担较重，但又确实需要阅读的陶冶，您能在阅读文本的选择和读书方法上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答者：课程阅读和课外阅读不太一样，可以互相补充，但又是可以分离的。互相补充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文明所需要一个年轻人承担和接受的东西是有道理的。比如我们必须学习语文、数学、外语。我不喜欢为了鼓励天才儿童而太早偏科，中小学时全面发展很重要，过早专业化是不好的。应该以丰富的心灵来面对人类的各种知识，等到一定阶段再进入专业。现在大家为培养尖子生，为参加各种竞赛，反而把学生给扭曲了。所谓“江郎才尽”不见得是真的“尽”了，很可能是过度开发的结果。早期教育应该慎重，不应从小就带有表演性质，如家长带着孩子给亲朋好友炫耀，给叔叔阿姨表演，这会破坏孩子的趣味，使他错误地认为读书是为了表演。我认为中小学阶段培养一个有修养、有一定知识基础、心灵健康的孩子就可以了。与其在一万人中发现一个天才，还不如让这一万人比较顺利地成长。天才是自然而然冒出来的，不要拔苗助长。
至于阅读文本和方法的问题，我不愿意开一个具体的阅读书目，即使是给大学生，我也不开，原因是兴趣比文本重要。一旦假定有些文本是必读的，给学生划出范围，要么是“大路货”，要么会限制学生的阅读兴趣。以前我也谈了很多阅读方法，但现在不敢谈了。因为方法其实和一个人的性情、志趣有关，而且是不断调整的。你会发现自己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阅读方法。我要强调的是应比较自觉地反省自己的阅读和阅读行为本身。开卷不一定有益，对阅读行为应该经常反省思考，调整阅读策略。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读书方法。“劝学”的故事有激励作用，但真正的治学方法是需要自己来寻找的。
问者：现在有很多中学生迷恋网络文学，请问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以及中学生应该如何应对网络文学的影响？
答者：其实我是反对“网络文学”这个词的。有人老是要搞决裂，说网络文学不是文学，我不这样认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技术发明都会影响到一代人的知识结构，在网络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写作，与没有网络之前当然是不一样的。我倾向于称其为“网络时代的文学”，意思是它还是文学，只不过存在方式、传播手段等改变了，所以文学的特点也会发生变化。但我不主张把具体的网络手段运用作为文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理由。今人的审美趣味和唐朝人、明朝人相比，一定有根本性的变化吗？我看不出来。时代不同了，人们鉴赏美的眼光、风格会发生变化，但并不是说对唐诗我们就不能欣赏了。我承认有些人在网络上写作，但我更承认有人写完以后再上网。写完小说、诗文贴到网上，然后在网上流传，下载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只是一个传播手段，它会影响人的审美和表达，但不会使文学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我不是很欣赏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概念的对话。
当然，在网上流传的很多速食的、快餐式的作品与经典文本是有差异的，前者跟现在的生活环境贴近，读起来比较轻松。而经典文本由于时空的阻隔，读起来会有难度。但有个词叫“浅阅读”，网上流传的很多作品其实是可以读的，但应该区分两种“读”，鲁迅曾说有些书是属于“随便翻翻”的。我们每天读那么多书，有的是正襟危坐来读，有的是躺在床上读，有的只是吃完饭随便翻翻。有时我们一天只读几行书，有时一天能翻十几本，这是不一样的。问题不在于选择什么书来读，而是在什么样的书上用多少工夫。有的人只读经典的书，比如有国外学者说不读一百年内的书，意思是要经过时光淘洗，只有经典他才读。这样的人性格容易孤僻，因为只读经典是很难和现实人生发生关系的。所以我说既读经典，也读日常流行的读物。假定中国有十部经典，而你只读这十部，其他都不懂，那你就相当于生活在保温瓶里，没有接触现实人生的经验和能力。不懂论语孟子是知识缺陷，不懂当代文化也同样是缺陷，问题的关键在于分配时间，要以不同的眼光、心态来对待不同的阅读对象。读有的书可能要焚香静坐——焚香不是一个姿态，而是要你沉下心来，进入古典的语境。这种仪式为的是让你暂时脱离喧嚣的世界，跟两百甚至两千年前的古人对话。另外一种阅读是你在坐地铁时，或者饭后随便翻翻，甚至放在厕所里。总之，我希望在注重经典阅读的同时，不要完全排斥日常的读本，假如处理好这个关系，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现在大家都强调经典阅读，但经典阅读不是为了造就几个假古董。如果没有今天的生活经验作为依托，就没办法很好地理解古人。同时，如果完全沉迷于网络或八卦，那也没意思了。真正的问题其实在这个地方。
问者：我注意到您在阅读和治学中都非常注重“趣味”，认为“趣味”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知识。请谈谈这种趣味对您的生活和为学的意义。
答者：这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读书的时候没有正规化的要求，也没有很大的压力，我读书始终很轻松，容易获得趣味。现在竞争过于严苛，反而导致了学生趣味的丧失。乐趣包括阅读的乐趣，也包括从事治学工作以后的研究乐趣。现在很多人考大学时打听什么专业好，其实就是指就业好不好，但就业好不好更多取决于个人。有时热门专业反而不好就业，因为学生太多。对于询问专业的问题，我通常会说，更重要的是选什么学校，因为专业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调整，何况专业是否合适是和人的性情、能力有关的。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找到一个心仪的专业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话工作就有乐趣。否则白天想着当大官，晚上作古文字研究，这是很痛苦的。
问者：您在论及语文教学的乐趣时，曾提到“经典阅读”和“快乐阅读”两个概念，您能具体阐述一下二者的关系，以及给予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一些建议吗？
答者：经典其实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并非本质化的。比如我们今天认为《论语》《孟子》是经典，但五四时期就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关于经典的想象。但总的来说，在整个知识建构中注重经典，这是教育不同于市场之处。有人说学生喜欢什么，就给他读什么，大家高高兴兴，我说不对，教育本身带有强制性，经过好多代人的知识积累，觉得某种知识是必需的，所以教给学生。对于一个中学生，只要他读自己喜欢的书是不合适的。因为处于他的年龄，还无法判断自己需要学习什么样的知识。一代人的教育眼光可能有盲点，比如我们文革时的小学，所有学生都必须背诵老三篇。但教育本身的权威性不能完全否定，虽然这一套制度将来也必须反省。当下的学术潮流将来有一天会进入体制，会改变现在的知识结构，改变课本的编写和课程的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假定学生是很有灵性的，但在一定年龄上还没有自主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把规定的课程传授给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经典阅读大体反映一代人对教育的认识。我们认为这些是经典，所以希望孩子们接受。
从我教书到现在，教育改革有好多反复，其中的一个反复就是，要多大程度切合学生的趣味和日常生活。我始终认为，经典的存在，在语文课本中是必要的，不能完全是喜欢什么就读什么。否则两代人之间就没办法衔接了。一代人读三毛，下一代读郭敬明，这是无法衔接的，也不是我们的主流阅读，这是业余的阅读爱好。主流阅读保证了文化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而不是每一代人都举手表态，谁是最有名的作家，我们就来读他。不要小看了我们的语文课本，一代代人是靠这个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文字感觉、文化修养甚至道德意识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作为经典阅读和个人的趣味阅读是不一样的，后者可以更开放和自由。同时中学语文老师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但教授具体课程，而且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趣味，而大学老师对个人的深刻影响反而不如中学老师。
“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追求不假思索的瞬间愉悦，不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相反，应该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真善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就回到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语文课程标准》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除识字、阅读、写作、交流等能力的培养外，“语文课程还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这一要求，几乎涵盖了现代人修养的各个方面，如此高度的综合性，使得其区别于其他各门课程。
自古以来，中国人做事，都不满足于纯粹的技术操作，而希望由技至道。讲求技术性与精神性的统一，此乃中国文化的特色；只是具体阐述时，往往说得过于玄虚，很难真正落实。语文的“工具性”相对好说，经过百年摸索，我们大致明白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你可以批评它太刻板，但确实很有效，具备可操作性。至于“人文性”，真的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批评别人的语文教学缺乏“精神性”，这很容易；可如何将“精神性”贯彻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则相对要难得多。
我当然明白，母语教学与外语教学有很大的差异，因其同时承载着培养公民道德、树立正确人生观等一系列艰巨的任务。没错，语文教育与人的精神发展密切相关，但所谓的“教书育人”，不能理解得太狭隘。过于直接的道德说教，过于强烈的伦理诉求，很容易引起学生反感，效果并不好。传统中国，同样强调文学与教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言志”与“文以载道”，就有很大的不同。套用到语文教学，我更欣赏风流蕴藉的“诗教”。在审美中隐含着道德判断，而不是开口见喉咙，这是语文教学不同于“政治读本”的根本所在。
考虑到中学生接受知识有很多途径，并不单纯依赖语文课，我主张语文教学应该轻装上阵：以审美为中心，不戏说，不媚俗，也不自戴高帽。在我看来，中学生之阅读作品，可以有质疑，有批判，但更应注重“了解之同情”，以及鉴赏中的追摹。现实人生中，确有许多假丑恶，但语文教学更倾向于表彰真善美。与此相联系，在教学活动中，以培养“发现的眼光”为主要目标——知识可以积累，目光及趣味却不见得。而所谓“发现的眼光”，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努力去发现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好的诗文，兼具“四美”，只是含而不露，需要认真体味，方能有所领悟。至于道德教诲，往往浮在上面，一眼就能看清。
语文教学改革中，存在着很多张力，诸如关注“当下”还是“过去”，注重“思考”还是“记忆”，强调“文言”还是“白话”，突出“知识系统”还是“教学乐趣”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思路，那就是能否将语文教学的重心，从相对朦胧的“人文性”，转换成确凿无疑的审美能力的培养。对于如此美好的世界，不仅仅是“知道了”，还必须学会欣赏与享受；而这一发现“四美”的过程，“真”、“善”也在其中。
王颖，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2008级博士研究生。本文编校：洪鸣
问者：陈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前写过一篇名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的文章，其中说“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您能给我们谈谈阅读为什么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以及二者是如何结合的吗？
答者：常常有人问我，业余的时间做什么，有什么乐趣，我的回答是“读书”。在我看来，读书本来就是一种爱好，或者说乐趣。在读书中能找到乐趣，你会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找不到乐趣，只能是功名利禄的敲门砖，或者是手段。有些人读书是阶段性的，有些人是一辈子的事。能读一辈子，通常是因为在读书中获得了乐趣。专业性读书和趣味性读书是有差异的，但即使是专业性读书，也有不同的情况。如为一个固定目标——写论文、出版著作——而读书，或者纯粹为了求知而读书。前一个带有功利性质，后一个则把获得了知识当作乐趣。为求知而阅读的书可能跟你的专业无关，就是我常说的“amateur”，即业余的阅读，这样生活才会丰富。要是每天都想着作论文，那样的学术生涯特别枯燥。有许多人书读得不错，但最后成了一个书呆子;有人则能在做好专业的同时让生活有乐趣，区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实现某一个具体目标的手段，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又不是，它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人生的、理想的或审美的方式。这样手段和目的就能结合在一起。
问者：请谈谈您的学生时代，是如何把读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
答者：我的学生时代很复杂，初中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除了背“老三篇”、毛主席诗词以外，基本无书可读。后来下乡将近八年，中间念了两年高中，其他时间当中小学老师。我的父母都是语文老师，在乡下的阅读其实得益于家中收藏的大量书籍。像北大的王瑶先生、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的著作，还有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是我大学以前读的。但我的知识结构也有偏颇，因为家里的藏书多是中国文史类，而外国的比较少。我后来成为中文系教授，和父亲的藏书有直接的关系。我在乡下插队，根本不可能有图书馆，我任教的小学一共只有两柜书，而且是刚买的，所以只能靠家里的藏书。对于我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时下乡的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的是小说。而且我在乡下有说书的经历，我们那个农村有三千人吧，过年过节时要给大家娱乐，生产队给我十天的准备，然后讲《水浒传》。在很大的晒谷场上摆了个乒乓球台，上面再放一个书桌，让我坐在上面讲。所以那时我对《水浒传》滚瓜烂熟。后来因为毛主席说要学《红楼梦》，大队书记给我半个月准备，要我再去讲《红楼梦》。我看了三天，然后对他说：“我还是下田劳动吧。”我无法设想自己坐在乒乓球台上对着那么多农民叔叔讲《红楼梦》，如何能让他们听得下来？后来我作文学研究，特别提出要注意叙事的角度和理想的读者。《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水浒传》完全不是一回事，是不适合拿来说书的。
跟后来的人不同，我们那代人的读书是被打成好几块的。有学校的，家庭的，还有偶然性的读书。现在学生们读的书很可能差不多，但我们受制于家里的藏书，受制于环境，读书的结构完全不一样。我写过一篇文章《父亲的书房》，说父亲的书房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学术兴趣和未来，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看父亲读什么书，可能比老师讲课更有影响力。我相信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刚写了一篇文章《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我的学生们看了很高兴，说没想到我当年读这些书。因为其中有些书是承传性质的，像《约翰·克里斯多夫》，你们现在可能还在读，但有些已经不会读了，我举的有些例子，他们觉得莫名其妙，比如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书《奇特的一生》，现在一般人都会觉得陌生。所以每代人具有自己的知识结构。
另外，读书分为被动和主动，读书的兴趣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的。有的人觉得读书很苦，但有的人可能从小就把读书当成乐趣，在读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趣味、眼界和方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这个意义上，读书是生活还是课业，已经很难区分开了。以前有个成语叫“手不释卷”，意思是读书已经成为你最重要的生活方式，至于最后能不能出成果，不知道。今天我在课上说，我们跟晚清一代人不一样的是，他们读书憋不住了才写文章，我们是要写文章，憋不住了才去读书。今人的成果动辄几百万字，古人弄个十万字就了不起了。这是整个社会风气、学术评价、教育体制改变的结果。
事实上，养成阅读兴趣是一辈子的事。养成了，读书便没有苦恼。我不喜欢讲“寒窗苦读”，真正喜欢读书的人不会觉得这是一件苦差事，而且不必要以“颜如玉”、“黄金屋”来作引诱，何况这些还不一定能有。总之读书是一件很实在的事情，能否成为内在的生活方式和能否获得乐趣有关。
问者：现在中学生的课业负担较重，但又确实需要阅读的陶冶，您能在阅读文本的选择和读书方法上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答者：课程阅读和课外阅读不太一样，可以互相补充，但又是可以分离的。互相补充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文明所需要一个年轻人承担和接受的东西是有道理的。比如我们必须学习语文、数学、外语。我不喜欢为了鼓励天才儿童而太早偏科，中小学时全面发展很重要，过早专业化是不好的。应该以丰富的心灵来面对人类的各种知识，等到一定阶段再进入专业。现在大家为培养尖子生，为参加各种竞赛，反而把学生给扭曲了。所谓“江郎才尽”不见得是真的“尽”了，很可能是过度开发的结果。早期教育应该慎重，不应从小就带有表演性质，如家长带着孩子给亲朋好友炫耀，给叔叔阿姨表演，这会破坏孩子的趣味，使他错误地认为读书是为了表演。我认为中小学阶段培养一个有修养、有一定知识基础、心灵健康的孩子就可以了。与其在一万人中发现一个天才，还不如让这一万人比较顺利地成长。天才是自然而然冒出来的，不要拔苗助长。
至于阅读文本和方法的问题，我不愿意开一个具体的阅读书目，即使是给大学生，我也不开，原因是兴趣比文本重要。一旦假定有些文本是必读的，给学生划出范围，要么是“大路货”，要么会限制学生的阅读兴趣。以前我也谈了很多阅读方法，但现在不敢谈了。因为方法其实和一个人的性情、志趣有关，而且是不断调整的。你会发现自己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阅读方法。我要强调的是应比较自觉地反省自己的阅读和阅读行为本身。开卷不一定有益，对阅读行为应该经常反省思考，调整阅读策略。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读书方法。“劝学”的故事有激励作用，但真正的治学方法是需要自己来寻找的。
问者：现在有很多中学生迷恋网络文学，请问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以及中学生应该如何应对网络文学的影响？
答者：其实我是反对“网络文学”这个词的。有人老是要搞决裂，说网络文学不是文学，我不这样认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技术发明都会影响到一代人的知识结构，在网络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写作，与没有网络之前当然是不一样的。我倾向于称其为“网络时代的文学”，意思是它还是文学，只不过存在方式、传播手段等改变了，所以文学的特点也会发生变化。但我不主张把具体的网络手段运用作为文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理由。今人的审美趣味和唐朝人、明朝人相比，一定有根本性的变化吗？我看不出来。时代不同了，人们鉴赏美的眼光、风格会发生变化，但并不是说对唐诗我们就不能欣赏了。我承认有些人在网络上写作，但我更承认有人写完以后再上网。写完小说、诗文贴到网上，然后在网上流传，下载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只是一个传播手段，它会影响人的审美和表达，但不会使文学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我不是很欣赏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概念的对话。
当然，在网上流传的很多速食的、快餐式的作品与经典文本是有差异的，前者跟现在的生活环境贴近，读起来比较轻松。而经典文本由于时空的阻隔，读起来会有难度。但有个词叫“浅阅读”，网上流传的很多作品其实是可以读的，但应该区分两种“读”，鲁迅曾说有些书是属于“随便翻翻”的。我们每天读那么多书，有的是正襟危坐来读，有的是躺在床上读，有的只是吃完饭随便翻翻。有时我们一天只读几行书，有时一天能翻十几本，这是不一样的。问题不在于选择什么书来读，而是在什么样的书上用多少工夫。有的人只读经典的书，比如有国外学者说不读一百年内的书，意思是要经过时光淘洗，只有经典他才读。这样的人性格容易孤僻，因为只读经典是很难和现实人生发生关系的。所以我说既读经典，也读日常流行的读物。假定中国有十部经典，而你只读这十部，其他都不懂，那你就相当于生活在保温瓶里，没有接触现实人生的经验和能力。不懂论语孟子是知识缺陷，不懂当代文化也同样是缺陷，问题的关键在于分配时间，要以不同的眼光、心态来对待不同的阅读对象。读有的书可能要焚香静坐——焚香不是一个姿态，而是要你沉下心来，进入古典的语境。这种仪式为的是让你暂时脱离喧嚣的世界，跟两百甚至两千年前的古人对话。另外一种阅读是你在坐地铁时，或者饭后随便翻翻，甚至放在厕所里。总之，我希望在注重经典阅读的同时，不要完全排斥日常的读本，假如处理好这个关系，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现在大家都强调经典阅读，但经典阅读不是为了造就几个假古董。如果没有今天的生活经验作为依托，就没办法很好地理解古人。同时，如果完全沉迷于网络或八卦，那也没意思了。真正的问题其实在这个地方。
问者：我注意到您在阅读和治学中都非常注重“趣味”，认为“趣味”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知识。请谈谈这种趣味对您的生活和为学的意义。
答者：这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读书的时候没有正规化的要求，也没有很大的压力，我读书始终很轻松，容易获得趣味。现在竞争过于严苛，反而导致了学生趣味的丧失。乐趣包括阅读的乐趣，也包括从事治学工作以后的研究乐趣。现在很多人考大学时打听什么专业好，其实就是指就业好不好，但就业好不好更多取决于个人。有时热门专业反而不好就业，因为学生太多。对于询问专业的问题，我通常会说，更重要的是选什么学校，因为专业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调整，何况专业是否合适是和人的性情、能力有关的。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找到一个心仪的专业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话工作就有乐趣。否则白天想着当大官，晚上作古文字研究，这是很痛苦的。
问者：您在论及语文教学的乐趣时，曾提到“经典阅读”和“快乐阅读”两个概念，您能具体阐述一下二者的关系，以及给予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一些建议吗？
答者：经典其实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并非本质化的。比如我们今天认为《论语》《孟子》是经典，但五四时期就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关于经典的想象。但总的来说，在整个知识建构中注重经典，这是教育不同于市场之处。有人说学生喜欢什么，就给他读什么，大家高高兴兴，我说不对，教育本身带有强制性，经过好多代人的知识积累，觉得某种知识是必需的，所以教给学生。对于一个中学生，只要他读自己喜欢的书是不合适的。因为处于他的年龄，还无法判断自己需要学习什么样的知识。一代人的教育眼光可能有盲点，比如我们文革时的小学，所有学生都必须背诵老三篇。但教育本身的权威性不能完全否定，虽然这一套制度将来也必须反省。当下的学术潮流将来有一天会进入体制，会改变现在的知识结构，改变课本的编写和课程的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假定学生是很有灵性的，但在一定年龄上还没有自主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把规定的课程传授给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经典阅读大体反映一代人对教育的认识。我们认为这些是经典，所以希望孩子们接受。
从我教书到现在，教育改革有好多反复，其中的一个反复就是，要多大程度切合学生的趣味和日常生活。我始终认为，经典的存在，在语文课本中是必要的，不能完全是喜欢什么就读什么。否则两代人之间就没办法衔接了。一代人读三毛，下一代读郭敬明，这是无法衔接的，也不是我们的主流阅读，这是业余的阅读爱好。主流阅读保证了文化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而不是每一代人都举手表态，谁是最有名的作家，我们就来读他。不要小看了我们的语文课本，一代代人是靠这个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文字感觉、文化修养甚至道德意识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作为经典阅读和个人的趣味阅读是不一样的，后者可以更开放和自由。同时中学语文老师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但教授具体课程，而且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趣味，而大学老师对个人的深刻影响反而不如中学老师。
“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追求不假思索的瞬间愉悦，不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相反，应该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真善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就回到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语文课程标准》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除识字、阅读、写作、交流等能力的培养外，“语文课程还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这一要求，几乎涵盖了现代人修养的各个方面，如此高度的综合性，使得其区别于其他各门课程。
自古以来，中国人做事，都不满足于纯粹的技术操作，而希望由技至道。讲求技术性与精神性的统一，此乃中国文化的特色；只是具体阐述时，往往说得过于玄虚，很难真正落实。语文的“工具性”相对好说，经过百年摸索，我们大致明白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你可以批评它太刻板，但确实很有效，具备可操作性。至于“人文性”，真的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批评别人的语文教学缺乏“精神性”，这很容易；可如何将“精神性”贯彻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则相对要难得多。
我当然明白，母语教学与外语教学有很大的差异，因其同时承载着培养公民道德、树立正确人生观等一系列艰巨的任务。没错，语文教育与人的精神发展密切相关，但所谓的“教书育人”，不能理解得太狭隘。过于直接的道德说教，过于强烈的伦理诉求，很容易引起学生反感，效果并不好。传统中国，同样强调文学与教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言志”与“文以载道”，就有很大的不同。套用到语文教学，我更欣赏风流蕴藉的“诗教”。在审美中隐含着道德判断，而不是开口见喉咙，这是语文教学不同于“政治读本”的根本所在。
考虑到中学生接受知识有很多途径，并不单纯依赖语文课，我主张语文教学应该轻装上阵：以审美为中心，不戏说，不媚俗，也不自戴高帽。在我看来，中学生之阅读作品，可以有质疑，有批判，但更应注重“了解之同情”，以及鉴赏中的追摹。现实人生中，确有许多假丑恶，但语文教学更倾向于表彰真善美。与此相联系，在教学活动中，以培养“发现的眼光”为主要目标——知识可以积累，目光及趣味却不见得。而所谓“发现的眼光”，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努力去发现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好的诗文，兼具“四美”，只是含而不露，需要认真体味，方能有所领悟。至于道德教诲，往往浮在上面，一眼就能看清。
语文教学改革中，存在着很多张力，诸如关注“当下”还是“过去”，注重“思考”还是“记忆”，强调“文言”还是“白话”，突出“知识系统”还是“教学乐趣”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思路，那就是能否将语文教学的重心，从相对朦胧的“人文性”，转换成确凿无疑的审美能力的培养。对于如此美好的世界，不仅仅是“知道了”，还必须学会欣赏与享受；而这一发现“四美”的过程，“真”、“善”也在其中。
王颖，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2008级博士研究生。本文编校：洪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