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问题较为突出，其中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关系影响重大。本研究以广东省南雄市贫困村建设项目为依托，探索农村公共产品合理配置方式及其规划响应。通过对南雄市17个镇的贫困村进行实地调研获取到的204份有效问卷数据，以满意度和需求度为研究角度，分别运用李克特量表法和加权频数法将数据数值结果化，再进行聚类分析。将13项农村公共产品归为6类满意度与需求度的组合特征。同时，根据其组合特征分析出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对于公共产品诉求之间存在离散空间带来的公共产品供需冲突、不同使用者结构的需求冲突、供给机制冲突三类。进而提出流动式公共产品弹性供给的乡村规划应对，并进一步阐述其可采取的订单式、多元化的运作模式及加大公众参与和监督的后期管理方法。
關键词：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配置；满意度；南雄市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0.07.014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章编号：1009-1483（2020）07-0095-06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Planning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in Poverty Villages Based on Satisfaction Demand Degree： Taking Nanxiong City as an Example
LIU Shengjun， WANG Hui， LI Shasha
[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is a prominent problem， where the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of rural public good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poverty villages in Nanxio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and its planning response. Based on 204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17 poverty villages in Nanxiong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demand degree， this paper uses the Lickert scale method and the weighted frequency method to realize the numerical results， then makes use of the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e previous step. After the cluster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that 13 rural public goods are classified as a combination of six types of satisfaction and demand.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its combination characteristics， it is analyzed that between the top-down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farmers’ demand for public good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onflicts， the discrete space causes the supply-demand conflict， demand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users and supply mechanism conflict. And further it puts forward the flexibl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to deal with the rural planning， and further expounds the order form， diversified operation mode and the later management method of increa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upervision.
[Keywords] poverty-stricken area； rural public goods； allocation； satisfaction degree； Nanxiong City
1研究背景及综述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存在着供给失衡、资金投放效率低下、供给力度不够等问题，其根源之一归因于从下到上反馈机制的欠缺。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区域内不同于农村私人产品的，用于满足农村社会公共需要的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1]。农民作为直接受益者与使用者，对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满意程度，是衡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重要依据。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深入，只有掌握农民、农村的真实需求，才能科学规划合理供给，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近年来，国内学者将农村公共产品与经济学、社会学、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相融合，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具体研究如下：在供给制度上，有学者认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不足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的滞后，在对社会矛盾进行分析后，建议在制度上建立健全[2-4]；在供给机制上学者揭示了政府已不再是公共利益的供给主体，同时在农村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供给机制截然不同[5-6]；在供给问题上，不同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存在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不均衡，同时乡政府面临财政超负荷问题也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不完善、社会保障福利短缺[7-9]；在供给作用上，研究从乡镇财政在不同时期的使用情况到总结规范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再到现阶段鼓励农民参与到公共产品的决策中去 [10-12]。 综上，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涉及广泛，但以乡村规划角度的供给研究较少，乡村规划类供给注重对农村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自上而下主导的政治意愿较强，而较少贴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只能暂时改变贫困村的落后面貌，或容易造成“千村一面”的窘境。鉴于此，本文依托广东省南雄市贫困村乡村振兴项目，通过“供”与“需”的双向视角，评价乡村规划的公共产品供需特征，为乡村振兴公共产品的高效供给提供对策。
2研究设计
2.1研究案例地概况
研究案例地广东省南雄市地处广东省东北部，下辖1个街道、1个园区、17个镇，分别是雄州街道、广东南雄精细化工基地、全安镇、乌迳镇、水口镇、界址镇、古市镇、坪田鎮、邓坊镇、帽子峰镇、油山镇、南亩镇、江头镇、湖口镇、珠玑镇、主田镇、百顺镇、澜河镇、黄坑镇[13]，自然村共计605个，其中包括省定贫困村68个。南雄农村位于粤赣省际边缘区，为多山丘陵地区，农业以烟叶和花生种植为主，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人口流出特征。本研究从南雄市17个镇中各随机抽取2～3个自然村进行研究[14]。
2.2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2.2.1数据收集
（1）问卷设计
问卷采取匿名形式，问卷设计共包含四部分：被访问者的基本情况、农村公共产品满意度情况、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度情况和村民生活情况的访谈。具体而言，第一部分包含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家庭年收入等，为方便信息采集与分析，采取分段选择的作答方式。第二部分借鉴了Oliver的“期望—不一致”模型，即顾客会根据自己的期望对产品及服务进行评估[15]，然后通过李克特量表法用1～5表示居民对每一项公共产品的满意程度，1表示非常不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根据1～5的赋分计算每项公共产品项目的算术平均数计为该项目的满意度得分[16]。第三部分采用首选决定法，以居民自主意识对公共产品进行需求选择排序，然后采用加权频数法赋予需求程度排名1～5位的公共服务分别为100%、80%、60%、40%、20%的权重，各公共服务项目得分的总和即为该项目的需求度得分；第四部分为客观题，针对村民生活情况进行访谈，服务于日后分析。
在问卷的公共产品种类设定上，根据“十三五”规范建立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制定的八大领域的81个公共基本服务项目[17]。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种类繁多，同时存在不同分类方法与标准。因此，研究立足于实际，选择了13类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公共产品：道路设施、电力设施、水利设施、通讯网络、垃圾处理、环境绿化、教育系统、医疗卫生、文化设施、运动设施、养老、公厕及产业发展。
（2）问卷发放
问卷初步设计后，先就地抽取13个符合条件的样本进行问卷有效性检测，根据反馈结果进行修改后，又通过专家咨询，进行共计3轮问卷修改。于2019年1月，成立调研小组对广东省南雄市各镇进行实地走访、调研。本次调研共发放调研问卷215份，除去回答不完整问卷，回收204份有效调研问卷，有效回收率达到94%。
2.2.2样本特征
在215名受访者中，男性占54.36%，女性占45.64%，受访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26～60岁，占样本总数的96.14%，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劳动力的年龄主要分布在26～60岁）。在受访者中初中文化所占比例最高，占49.6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次之，占32.19%。在人均收入方面，低于一万的人数占62%，与贫困现状吻合。
2.3 数据分析方法
在对满意度与需求度的相关性进行验证后，分别运用李克特量表法和加权频数法将数据数值结果化。然后在其二维视角通过聚类分析法和矩阵分析法进行联结，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群组分类，聚类分析横坐标为需求度，纵坐标为满意度，按两者得分进行位置确定，并且结合问卷第四部分分析各群组在矩阵图上的位置及原因。
3研究结果分析
3.1 信度检验
对于李克特量表的信度采用克隆巴赫Alpha来进行检测，一般认为克隆巴赫Alpha系数高于0.6即可接受，介于0.7至0.9之间则有较高的信度。结果显示，本次调查的所有公共产品的克隆巴赫Alpha为0.869大于0.8，说明问卷信度良好。
3.2 满意度与需求度的相关性研究
在对问卷进行了量化统计后，得到了满意度和需求度得分统计结果（见表1）。并且在此基础上利用皮尔森相关系数对满意度和需求度的相关性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满意度与需求度之间的相关性检测概率值为0.910，此值>0.05，说明满意度与需求度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同时，通过肯德尔检验的相关系数对应P值为0.903，说明满意度和需求度的排序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因此研究考虑满意度和需求度两个方面的因素是有必要性的。
3.3 基于需求度与满意度二维视角的聚类分析
满意度和需求度分别代表农民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的满意程度和对未来公共服务供给方向的期许，将两者进行聚类，结果将13项农村公共产品归纳为6类，从散点图上可见其组合特征（见图1）。
第I类公共产品包括环境绿化、教育系统、医疗卫生及养老，该类公共服务呈现出“高满意度，低需求度”的特征。南雄贫困地区因产业发展的局限，加上亚热带季风性气候的影响，环境系统得到很好的维持，对于提供人工绿化的意向不高。教育和医疗在南雄的配置主要在集镇，路程在自行车程半小时左右，远超服务半径范围，但相对于低龄人口锐减的现状而言足以满足需求。从访谈中了解到养老配给方面，贫困区老人养老依赖儿女或自给自足，新农保每月一百多补贴只能稍微贴补家用。老人对于养老的期望需求不高，思想仍停留在“养儿防老”，所以即便对于无养老保障的现状仍报以高满低需态度。
第II 类公共产品电力设施呈现出“高满意度，高需求度”的特征。研究发现电力的普及率达到94%，且供电能力能得到基本保障，但对于需求较大普及率极低的路灯设施，从调研的自然村中发现，虽然政府进行路灯项目的配给，但路灯配置数量及具体使用情况仍然不佳。
第III类公共产品包括道路系统、水利设施和产业发展，该类公共服务呈现出“中等满意度、高需求度”的特征。对于水、电、路，此类公共产品村民更加期望的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质量与数量的升级。而产业发展方面，除少数家庭式小作坊，该领域仍属空白，从访谈中也了解到村民的思想多倾向务农或者外出打工，对于招商引资的第二产业发展报以怀疑态度。
第Ⅳ类公共产品包括通讯设施、垃圾处理、文化设施，该类公共服务呈现出“中等满意度、中等需求度”的特征。在通讯设施方面主要也是对于在数量之上的质量要求，山区地征使得通讯信号网络覆盖存在一定的问题。垃圾处理方面多数村落仍有乱扔现象，认知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只“管好自家门口”，缺少环保意识。文化设施需求度偏低的原因是，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流向城市，老、弱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这部分农民对于文化设施兴趣和关注程度不高，因此满意度评价较为中性。
第V类是呈现“低满意度、中等需求度”特征的运动设施。第Ⅵ类是呈现“低满意度、低需求度”特征的公厕。这两类公共产品，近期以来作为“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观念的影响农民对于公厕和运动设施的使用是有限的。
4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冲突分析
基于上述对南雄贫困区公共产品的满意度需求度聚类研究，结合规划实践操作，分析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对于公共产品诉求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同时此类矛盾与冲突又存在着高度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4.1 离散空间带来的公共产品供需冲突
贫困农村与一般农村和城市具有形态差异性，其多数具有地处偏远，散落分布，规模较小的特点。基于公共产品供给一般遵循“中心镇—中心村—基层村”的供给层次，再加上基层政府供给能力的限制，大量的自然村散布到供给服务范围之外，比如教育设施及医疗设施，村民想使用其产品，必须前往镇上，这给原本就交通匮乏的山区雪上加霜。同时，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形态，中心村至各个行政村的距离也具有不均衡性，公共产品的服务半径难以确定，给村民使用带来不便，给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制定也带来难度。
4.2 特殊使用者结构的特殊需求冲突
对于贫困地区，鉴于第二产业发展的约束，大量的劳动力涌出，使得地区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年轻劳动力丧失严重，村中留守儿童和老人成为农村人口主要构成人员，50岁以上老人比重多达53%。人口结构的特殊性也带来极端收入水平，留守村民多以第一产业为生，种植水稻、黄烟、花生等经济作物，由于作物销售渠道的限制，收入甚微，62%村民年收入低于一万。在这种特殊使用者结构下，村民对水利、道路、电力，以及农业发展、作物的销路报以很高的需求度，而忽略对精神文明层次上的需求。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我们不仅要考虑如何将农村人口结构恢复到正常的水准，同时也要注意不能用一般的配置标准来服务特殊的对象群体。
4.3 自下而上的需求與自上而下供给的冲突
公共产品的规划一般采用标准化配置方式，但是实际需求难以全数归于标准化，必然存在差异性。首先，农民自身的差异性直接影响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而这种差异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分化持续加大。其次，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有着本质的差异，城市社会是法理社会，而农村社会关系纽带则是亲情伦理，此种关系下农村的非正规供给服务也大量存在。因此，标准化供给会使得农民个体的异质性及农村社会的关系被一系列的规划指标所掩盖。
5公共产品配置规划建议
5.1 变单中心机制为多中心供给模式
南雄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受限于职能部门约束及财政经费不足等问题，而无法提供高质量产品。而市场拥有精准的产品嗅觉，因此将市场加入其中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政府应鼓励企业及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产品供给当中，积极培育私人企业去带动发展的动力。最终达到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供给内容多样化，供给结构合理化，转变政府划桨人身份为掌舵人的效果。
5.2 从流动性到多功能的供给配置
目前由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必然将面临空间的重组。因此只有统一规划并且做到配置弹性化才能使农村公共产品的配置顺利展开。根据尤纳·弗莱德曼提出的“移动建筑”概念，以及刘银喜等提出的“流动公共产品的概念”，设想出中国的边远地区国土辽阔，但是人烟却很稀少，所以对于这少数居民的各类需求，可以依靠流动形式的公共产品载体来满足，例如流动警务室、流动医院，让公共服务流动起来，主动上门提供各类服务[18]。又如孙垚飞等提出的流动性服务模块，不管是赤脚医生的小药箱，亦或是银行流动服务车，都可以通过预制的建筑来承载，巡回于各个居民点之间，从而提高优质资源进入边远农村的可能性及配置的有效性[19] 。
5.3 提倡订单式不均衡的供给方式
运营过程中进行流动性公共产品多样组合，针对研究得出的公共产品分布不均，供给需求存在冲突的现状，拟规划进行多样产品多样组合的定期流动新供给模式[20]。比如，针对乡村老龄化现象持续增高，增加或者加大养老产品模块的供给；或者村庄周围建设了学校，就可以将教育流动模块取消。同时针对群众反映的对产业发展的需求，可以设置技术小组驻扎，对群众进行技术指导，待后期产业发展稳定，再撤离。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根据群众本质需求对应给予公共产品供应，消除了供给的盲区和死角[21]。
5.4 建立多元化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对农村区域进行科学的分析、考察后，将其功能板块进行重组更新，选择出地理位置利民的公共产品集中营。位置上能够保证被服务人群的广泛性、便捷性，以及对于村庄整体布局的协调性。在空间规模上，对于公共产品服务中心的规划要做到尺度适宜，将有限的农村资源进行高效运用，规避铺张浪费的产生。在供给模式上，随着现在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以政府为唯一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现阶段的需求。应当加深企业及社会力量在其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三足鼎立的多中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多样供给渠道、高效供给效果。 5.5 加大公众参与、加强公众监督
加大公众参与的力度，如积极推动村集体会议的举行，公众可以参与到平时的公共产品流动裁决中去。也可以采取投票表决、信访等方式接纳群众意见，聆听底层心声，抓住实际需求。同时，当前针对公共产品配置采取的都是层级管理体制，真正到达基层政府手上的仅剩下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因此难免会出现政府“只管建，不管修”现象，公共产品的运营成本还是落在农民和村集体肩头。因此在资金方面严格对于公共产品提供或者购买的预算管理，同时保证后期对于公共产品的运营维修承担必要责任，将责任贯穿始终。除了加强资金监督，还要注意各项事务的公开透明性，即审计监督。定期进行事务的公开，让公共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参与进来。
6结语
针对代表性地区的研究表明：贫困地区的公共产品供需方面仍存在众多冲突，乡村振兴的满意度、需求度差异显著。尽管各个学科都在争取谋划，但从实践出发的乡村规划视角，以自下而上的路径去研究公共产品的配置尤为重要。本研究在已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深入创新流动性与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概念，并在其实践的层面提出了订单式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和多元化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从而打破传统公共产品的配置方式存在的桎梏，在覆盖性规划管控下能够寻找不同的规划路径选择。最后强调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应鼓励并推行村民公众参，以及加强公众监督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王晓，詹硕.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问题原因及思考[J].企业技术开发（下半月），2009，28（1）：74-75.
[2]谢迪，吴春梅.农村公共服务效率：机理与效应[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6）：23-33，137.
[3]王国敏，罗静.我国西部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以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特征为视角[J].农村经济，2010（4）：6-9.
[4]傅晨.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N].南方日报， 2016-02-15（F02）.
[5]阳斌.当代中国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基于公共治理模式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6]于水，尹倩，蒋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财政资金管理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23）：11204-11206，11223.
[7]許莉.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研究：基于政府和农民的分析视角[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
[8]陶勇.中国县级财政压力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9]白雪秋.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10] 谢迪，吴春梅.农村公共服务效率：机理与效应[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6）：23-33，137.
[11]徐莉.城乡一体化中构建农民文化权益保障体系研究——以成渝地区为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38（3）：92-100.
[12] 樊宝洪.基于乡镇财政视角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7.
[13]刘海宏.广东省农业生态经济的时空变异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6）：170-177.
[14] 李贵才，朱倩琼，刘樱，等.广州市乡村发展类型及演化模式[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37（4）：156-161.
[15] Richard L. Oliver. A Cognitive Model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atisfaction Decis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0，17（4）：460-469.
[16]谢双玉，刘琪，龚箭，等.城市形象感知对旅游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武汉市旅游者的调查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 38（2）：106-111.
[17]国务院.“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Z]，2017.
[18]刘银喜，任梅.流动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创新——概念提出、逻辑起点及创新价值[J].中国行政管理， 2015（8）：83-87.
[19]孙垚飞，黄春晓.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配置的反思与建议[J].规划师，2018，34（1）：106-112.
[20] 管立杰，赵伟.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6）：114-120.
[21] 卓佳，冯新刚，张文成.基于需求导向的村镇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以黄山市歙县为例[J].小城镇建设，2018，36（2）：80-86. doi：10.3969/j.issn.1002-8439.2018.02.012.
關键词：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配置；满意度；南雄市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0.07.014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章编号：1009-1483（2020）07-0095-06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Planning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in Poverty Villages Based on Satisfaction Demand Degree： Taking Nanxiong City as an Example
LIU Shengjun， WANG Hui， LI Shasha
[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is a prominent problem， where the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of rural public good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poverty villages in Nanxio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and its planning response. Based on 204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17 poverty villages in Nanxiong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demand degree， this paper uses the Lickert scale method and the weighted frequency method to realize the numerical results， then makes use of the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e previous step. After the cluster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that 13 rural public goods are classified as a combination of six types of satisfaction and demand.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its combination characteristics， it is analyzed that between the top-down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farmers’ demand for public good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onflicts， the discrete space causes the supply-demand conflict， demand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users and supply mechanism conflict. And further it puts forward the flexibl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to deal with the rural planning， and further expounds the order form， diversified operation mode and the later management method of increa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upervision.
[Keywords] poverty-stricken area； rural public goods； allocation； satisfaction degree； Nanxiong City
1研究背景及综述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存在着供给失衡、资金投放效率低下、供给力度不够等问题，其根源之一归因于从下到上反馈机制的欠缺。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区域内不同于农村私人产品的，用于满足农村社会公共需要的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1]。农民作为直接受益者与使用者，对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满意程度，是衡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重要依据。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深入，只有掌握农民、农村的真实需求，才能科学规划合理供给，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近年来，国内学者将农村公共产品与经济学、社会学、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相融合，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具体研究如下：在供给制度上，有学者认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不足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的滞后，在对社会矛盾进行分析后，建议在制度上建立健全[2-4]；在供给机制上学者揭示了政府已不再是公共利益的供给主体，同时在农村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供给机制截然不同[5-6]；在供给问题上，不同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存在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不均衡，同时乡政府面临财政超负荷问题也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不完善、社会保障福利短缺[7-9]；在供给作用上，研究从乡镇财政在不同时期的使用情况到总结规范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再到现阶段鼓励农民参与到公共产品的决策中去 [10-12]。 综上，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涉及广泛，但以乡村规划角度的供给研究较少，乡村规划类供给注重对农村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自上而下主导的政治意愿较强，而较少贴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只能暂时改变贫困村的落后面貌，或容易造成“千村一面”的窘境。鉴于此，本文依托广东省南雄市贫困村乡村振兴项目，通过“供”与“需”的双向视角，评价乡村规划的公共产品供需特征，为乡村振兴公共产品的高效供给提供对策。
2研究设计
2.1研究案例地概况
研究案例地广东省南雄市地处广东省东北部，下辖1个街道、1个园区、17个镇，分别是雄州街道、广东南雄精细化工基地、全安镇、乌迳镇、水口镇、界址镇、古市镇、坪田鎮、邓坊镇、帽子峰镇、油山镇、南亩镇、江头镇、湖口镇、珠玑镇、主田镇、百顺镇、澜河镇、黄坑镇[13]，自然村共计605个，其中包括省定贫困村68个。南雄农村位于粤赣省际边缘区，为多山丘陵地区，农业以烟叶和花生种植为主，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人口流出特征。本研究从南雄市17个镇中各随机抽取2～3个自然村进行研究[14]。
2.2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2.2.1数据收集
（1）问卷设计
问卷采取匿名形式，问卷设计共包含四部分：被访问者的基本情况、农村公共产品满意度情况、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度情况和村民生活情况的访谈。具体而言，第一部分包含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家庭年收入等，为方便信息采集与分析，采取分段选择的作答方式。第二部分借鉴了Oliver的“期望—不一致”模型，即顾客会根据自己的期望对产品及服务进行评估[15]，然后通过李克特量表法用1～5表示居民对每一项公共产品的满意程度，1表示非常不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根据1～5的赋分计算每项公共产品项目的算术平均数计为该项目的满意度得分[16]。第三部分采用首选决定法，以居民自主意识对公共产品进行需求选择排序，然后采用加权频数法赋予需求程度排名1～5位的公共服务分别为100%、80%、60%、40%、20%的权重，各公共服务项目得分的总和即为该项目的需求度得分；第四部分为客观题，针对村民生活情况进行访谈，服务于日后分析。
在问卷的公共产品种类设定上，根据“十三五”规范建立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制定的八大领域的81个公共基本服务项目[17]。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种类繁多，同时存在不同分类方法与标准。因此，研究立足于实际，选择了13类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公共产品：道路设施、电力设施、水利设施、通讯网络、垃圾处理、环境绿化、教育系统、医疗卫生、文化设施、运动设施、养老、公厕及产业发展。
（2）问卷发放
问卷初步设计后，先就地抽取13个符合条件的样本进行问卷有效性检测，根据反馈结果进行修改后，又通过专家咨询，进行共计3轮问卷修改。于2019年1月，成立调研小组对广东省南雄市各镇进行实地走访、调研。本次调研共发放调研问卷215份，除去回答不完整问卷，回收204份有效调研问卷，有效回收率达到94%。
2.2.2样本特征
在215名受访者中，男性占54.36%，女性占45.64%，受访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26～60岁，占样本总数的96.14%，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劳动力的年龄主要分布在26～60岁）。在受访者中初中文化所占比例最高，占49.6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次之，占32.19%。在人均收入方面，低于一万的人数占62%，与贫困现状吻合。
2.3 数据分析方法
在对满意度与需求度的相关性进行验证后，分别运用李克特量表法和加权频数法将数据数值结果化。然后在其二维视角通过聚类分析法和矩阵分析法进行联结，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群组分类，聚类分析横坐标为需求度，纵坐标为满意度，按两者得分进行位置确定，并且结合问卷第四部分分析各群组在矩阵图上的位置及原因。
3研究结果分析
3.1 信度检验
对于李克特量表的信度采用克隆巴赫Alpha来进行检测，一般认为克隆巴赫Alpha系数高于0.6即可接受，介于0.7至0.9之间则有较高的信度。结果显示，本次调查的所有公共产品的克隆巴赫Alpha为0.869大于0.8，说明问卷信度良好。
3.2 满意度与需求度的相关性研究
在对问卷进行了量化统计后，得到了满意度和需求度得分统计结果（见表1）。并且在此基础上利用皮尔森相关系数对满意度和需求度的相关性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满意度与需求度之间的相关性检测概率值为0.910，此值>0.05，说明满意度与需求度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同时，通过肯德尔检验的相关系数对应P值为0.903，说明满意度和需求度的排序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因此研究考虑满意度和需求度两个方面的因素是有必要性的。
3.3 基于需求度与满意度二维视角的聚类分析
满意度和需求度分别代表农民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的满意程度和对未来公共服务供给方向的期许，将两者进行聚类，结果将13项农村公共产品归纳为6类，从散点图上可见其组合特征（见图1）。
第I类公共产品包括环境绿化、教育系统、医疗卫生及养老，该类公共服务呈现出“高满意度，低需求度”的特征。南雄贫困地区因产业发展的局限，加上亚热带季风性气候的影响，环境系统得到很好的维持，对于提供人工绿化的意向不高。教育和医疗在南雄的配置主要在集镇，路程在自行车程半小时左右，远超服务半径范围，但相对于低龄人口锐减的现状而言足以满足需求。从访谈中了解到养老配给方面，贫困区老人养老依赖儿女或自给自足，新农保每月一百多补贴只能稍微贴补家用。老人对于养老的期望需求不高，思想仍停留在“养儿防老”，所以即便对于无养老保障的现状仍报以高满低需态度。
第II 类公共产品电力设施呈现出“高满意度，高需求度”的特征。研究发现电力的普及率达到94%，且供电能力能得到基本保障，但对于需求较大普及率极低的路灯设施，从调研的自然村中发现，虽然政府进行路灯项目的配给，但路灯配置数量及具体使用情况仍然不佳。
第III类公共产品包括道路系统、水利设施和产业发展，该类公共服务呈现出“中等满意度、高需求度”的特征。对于水、电、路，此类公共产品村民更加期望的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质量与数量的升级。而产业发展方面，除少数家庭式小作坊，该领域仍属空白，从访谈中也了解到村民的思想多倾向务农或者外出打工，对于招商引资的第二产业发展报以怀疑态度。
第Ⅳ类公共产品包括通讯设施、垃圾处理、文化设施，该类公共服务呈现出“中等满意度、中等需求度”的特征。在通讯设施方面主要也是对于在数量之上的质量要求，山区地征使得通讯信号网络覆盖存在一定的问题。垃圾处理方面多数村落仍有乱扔现象，认知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只“管好自家门口”，缺少环保意识。文化设施需求度偏低的原因是，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流向城市，老、弱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这部分农民对于文化设施兴趣和关注程度不高，因此满意度评价较为中性。
第V类是呈现“低满意度、中等需求度”特征的运动设施。第Ⅵ类是呈现“低满意度、低需求度”特征的公厕。这两类公共产品，近期以来作为“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观念的影响农民对于公厕和运动设施的使用是有限的。
4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冲突分析
基于上述对南雄贫困区公共产品的满意度需求度聚类研究，结合规划实践操作，分析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对于公共产品诉求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同时此类矛盾与冲突又存在着高度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4.1 离散空间带来的公共产品供需冲突
贫困农村与一般农村和城市具有形态差异性，其多数具有地处偏远，散落分布，规模较小的特点。基于公共产品供给一般遵循“中心镇—中心村—基层村”的供给层次，再加上基层政府供给能力的限制，大量的自然村散布到供给服务范围之外，比如教育设施及医疗设施，村民想使用其产品，必须前往镇上，这给原本就交通匮乏的山区雪上加霜。同时，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形态，中心村至各个行政村的距离也具有不均衡性，公共产品的服务半径难以确定，给村民使用带来不便，给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制定也带来难度。
4.2 特殊使用者结构的特殊需求冲突
对于贫困地区，鉴于第二产业发展的约束，大量的劳动力涌出，使得地区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年轻劳动力丧失严重，村中留守儿童和老人成为农村人口主要构成人员，50岁以上老人比重多达53%。人口结构的特殊性也带来极端收入水平，留守村民多以第一产业为生，种植水稻、黄烟、花生等经济作物，由于作物销售渠道的限制，收入甚微，62%村民年收入低于一万。在这种特殊使用者结构下，村民对水利、道路、电力，以及农业发展、作物的销路报以很高的需求度，而忽略对精神文明层次上的需求。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我们不仅要考虑如何将农村人口结构恢复到正常的水准，同时也要注意不能用一般的配置标准来服务特殊的对象群体。
4.3 自下而上的需求與自上而下供给的冲突
公共产品的规划一般采用标准化配置方式，但是实际需求难以全数归于标准化，必然存在差异性。首先，农民自身的差异性直接影响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而这种差异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分化持续加大。其次，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有着本质的差异，城市社会是法理社会，而农村社会关系纽带则是亲情伦理，此种关系下农村的非正规供给服务也大量存在。因此，标准化供给会使得农民个体的异质性及农村社会的关系被一系列的规划指标所掩盖。
5公共产品配置规划建议
5.1 变单中心机制为多中心供给模式
南雄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受限于职能部门约束及财政经费不足等问题，而无法提供高质量产品。而市场拥有精准的产品嗅觉，因此将市场加入其中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政府应鼓励企业及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产品供给当中，积极培育私人企业去带动发展的动力。最终达到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供给内容多样化，供给结构合理化，转变政府划桨人身份为掌舵人的效果。
5.2 从流动性到多功能的供给配置
目前由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必然将面临空间的重组。因此只有统一规划并且做到配置弹性化才能使农村公共产品的配置顺利展开。根据尤纳·弗莱德曼提出的“移动建筑”概念，以及刘银喜等提出的“流动公共产品的概念”，设想出中国的边远地区国土辽阔，但是人烟却很稀少，所以对于这少数居民的各类需求，可以依靠流动形式的公共产品载体来满足，例如流动警务室、流动医院，让公共服务流动起来，主动上门提供各类服务[18]。又如孙垚飞等提出的流动性服务模块，不管是赤脚医生的小药箱，亦或是银行流动服务车，都可以通过预制的建筑来承载，巡回于各个居民点之间，从而提高优质资源进入边远农村的可能性及配置的有效性[19] 。
5.3 提倡订单式不均衡的供给方式
运营过程中进行流动性公共产品多样组合，针对研究得出的公共产品分布不均，供给需求存在冲突的现状，拟规划进行多样产品多样组合的定期流动新供给模式[20]。比如，针对乡村老龄化现象持续增高，增加或者加大养老产品模块的供给；或者村庄周围建设了学校，就可以将教育流动模块取消。同时针对群众反映的对产业发展的需求，可以设置技术小组驻扎，对群众进行技术指导，待后期产业发展稳定，再撤离。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根据群众本质需求对应给予公共产品供应，消除了供给的盲区和死角[21]。
5.4 建立多元化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对农村区域进行科学的分析、考察后，将其功能板块进行重组更新，选择出地理位置利民的公共产品集中营。位置上能够保证被服务人群的广泛性、便捷性，以及对于村庄整体布局的协调性。在空间规模上，对于公共产品服务中心的规划要做到尺度适宜，将有限的农村资源进行高效运用，规避铺张浪费的产生。在供给模式上，随着现在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以政府为唯一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现阶段的需求。应当加深企业及社会力量在其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三足鼎立的多中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多样供给渠道、高效供给效果。 5.5 加大公众参与、加强公众监督
加大公众参与的力度，如积极推动村集体会议的举行，公众可以参与到平时的公共产品流动裁决中去。也可以采取投票表决、信访等方式接纳群众意见，聆听底层心声，抓住实际需求。同时，当前针对公共产品配置采取的都是层级管理体制，真正到达基层政府手上的仅剩下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因此难免会出现政府“只管建，不管修”现象，公共产品的运营成本还是落在农民和村集体肩头。因此在资金方面严格对于公共产品提供或者购买的预算管理，同时保证后期对于公共产品的运营维修承担必要责任，将责任贯穿始终。除了加强资金监督，还要注意各项事务的公开透明性，即审计监督。定期进行事务的公开，让公共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参与进来。
6结语
针对代表性地区的研究表明：贫困地区的公共产品供需方面仍存在众多冲突，乡村振兴的满意度、需求度差异显著。尽管各个学科都在争取谋划，但从实践出发的乡村规划视角，以自下而上的路径去研究公共产品的配置尤为重要。本研究在已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深入创新流动性与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概念，并在其实践的层面提出了订单式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和多元化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从而打破传统公共产品的配置方式存在的桎梏，在覆盖性规划管控下能够寻找不同的规划路径选择。最后强调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应鼓励并推行村民公众参，以及加强公众监督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王晓，詹硕.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问题原因及思考[J].企业技术开发（下半月），2009，28（1）：74-75.
[2]谢迪，吴春梅.农村公共服务效率：机理与效应[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6）：23-33，137.
[3]王国敏，罗静.我国西部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以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特征为视角[J].农村经济，2010（4）：6-9.
[4]傅晨.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N].南方日报， 2016-02-15（F02）.
[5]阳斌.当代中国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基于公共治理模式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6]于水，尹倩，蒋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财政资金管理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23）：11204-11206，11223.
[7]許莉.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研究：基于政府和农民的分析视角[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
[8]陶勇.中国县级财政压力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9]白雪秋.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10] 谢迪，吴春梅.农村公共服务效率：机理与效应[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6）：23-33，137.
[11]徐莉.城乡一体化中构建农民文化权益保障体系研究——以成渝地区为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38（3）：92-100.
[12] 樊宝洪.基于乡镇财政视角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7.
[13]刘海宏.广东省农业生态经济的时空变异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6）：170-177.
[14] 李贵才，朱倩琼，刘樱，等.广州市乡村发展类型及演化模式[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37（4）：156-161.
[15] Richard L. Oliver. A Cognitive Model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atisfaction Decis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0，17（4）：460-469.
[16]谢双玉，刘琪，龚箭，等.城市形象感知对旅游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武汉市旅游者的调查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 38（2）：106-111.
[17]国务院.“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Z]，2017.
[18]刘银喜，任梅.流动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创新——概念提出、逻辑起点及创新价值[J].中国行政管理， 2015（8）：83-87.
[19]孙垚飞，黄春晓.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配置的反思与建议[J].规划师，2018，34（1）：106-112.
[20] 管立杰，赵伟.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6）：114-120.
[21] 卓佳，冯新刚，张文成.基于需求导向的村镇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以黄山市歙县为例[J].小城镇建设，2018，36（2）：80-86. doi：10.3969/j.issn.1002-8439.2018.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