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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写作者与一份文学杂志能够保持长达三十年的友谊，在我们这个追求时尚的时代，还真是一桩值得一叙的温暖故事。立足于兰州黄河边的《飞天》文学月刊迎来了七十华诞，而我与《飞天》的友谊，也已经延续了三十年。于《飞天》而言，我仅仅是漫长岁月中无数作者中的一个，有我不多，没我不少，于我而言，《飞天》却是我文学之路上的恩师，说得严重点，没有《飞天》，我的文学之路会怎样走，乃至能不能走到今天，都是需要再三掂量的。我要说的是，《飞天》是我文学之路的坚定扶助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我的一个纸质的家园。
在我的认知中，一份纯粹的文学杂志，哪怕她身居何地，哪怕她影响力大小，她的实际价值永远高于一个作家，因为一个作家的成就是个体的，而一份文学杂志的功德，却是惠泽许多作家的。《飞天》就是这样一份文学杂志，在七十年的办刊历史中，一代代作家从这里起飞，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学天地。我给《飞天》开始投稿时，我已经阅读过好几年《飞天》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火红的文学年代。文学让一个时代火红，许多人因为文学而人生火红。开始的几年，我虽然在阅读《飞天》，以及众多的文学刊物和文学书籍，但我的兴奋点在古代历史方面，并没有写作的打算。周围的许多朋友在写作，我也抽空写一些，也有十几篇东西获得发表，有散文，有小说，也有文学评论。决定给《飞天》投稿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情了。我写成一个中篇小说，信心满满，却也心怀忐忑，用稿纸抄写得整整齐齐，去邮局邮寄。那时候，邮寄稿件邮局是不收费的，我却坚持要贴上邮票，一位女店员，朝我翻了翻漂亮的双眼皮，估计是她遇到过一些人会把普通信件冒充稿件以规避邮资，而我却是反着来。真是月亮不懂我的心，我认为文学是神圣庄严的，一个连自己稿件的邮资都不愿意支付的人，怎么配得上搞文学呢。
没有什么悬念，一个月后，稿件被退回来了。当看见那份印刷着蓝色“飞天”二字，且是厚厚的邮件，由单位收发员送到我办公桌上时，我一点也没有觉得意外。当打开信封时，我倒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浓浓的暖意。退稿中夹带了两页纸，是《飞天》杂志社的专用信纸，密密麻麻两页用钢笔书写的审读意见，编辑老师详细分析了我这篇作品的优劣得失，同时提醒我，让我不要搞文学创作，他认为我的长项在学术研究上。多年后，我见到了这位编辑老师，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也许忘了他写给我的这封信，而我始终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儿。我心里是认可他的意見的，那时认可，直到现在都认可。只是他不知道的是，我当时的学术研究遭遇了无法跨越的塄坎，我发现了我在学术上致命的短板，而这个短板，终其一生，我都是无法弥补的。我打算写点小说换换脑子，我刚在本地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小说，在本地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我误以为我有文学创作才能，我的文学之心正在蠢蠢欲动。
那时候，我在一个名叫西峰的小镇谋生，虽是一个地方院校，却集中了许多爱读书的人，学术氛围很浓，在全国范围内，文学已经降温，而在那个小地方，我整日处在文学的高温中。我想写出让自己满意的文学作品来。白天要坐班，在没有加班的晚上，我在琢磨小说。用了一个月时间，我完成了三个自己非常满意的短篇小说。我仍然要给《飞天》投稿。一位对桌办公的同事要去兰州出差，而她去办事的地点就在《飞天》的旁边。她主动要求带上稿子，直接送到杂志社。那时候，西峰去兰州，需要乘坐两天的班车，我在天天盼着她出差归来。回来后，她说她把我的小说稿交给了一位名叫冉丹的编辑。半个月后，收发员给我送来一份挂着“飞天”字样的信件，信封薄薄的，轻飘飘的，我的心跳加速，急忙拆开一看，果然是冉丹老师亲笔写的用稿通知，说是三篇小说都不错，但不能一次发表，一期只能发表一篇，让我耐心等待，并好好写小说。
1990年第7期《飞天》，刊发了我的短篇小说《年节》。对于我，这是我从事文学创作以后的重大事件，我的小说在《飞天》发表了！虽然我的处女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那是一篇随笔，而这是小说。不怕朋友们笑话，当时我在心里也将自己当成可以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小说的作者了，我暗下决心，从此以后，不写东西不说，要写下去，决不能低于这一篇作品的水准。后来，我有时会想起那时候的心理感受，作品上了《飞天》，作品本身有无价值是一回事儿，而对于一个在文学之路上苦苦跋涉的基层写作者，那是一个巨大的无与伦比的鼓舞，乃至对今后的人生之路，都有着重大的导向作用。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作品的发表开始顺利了，而我每每写出自己觉得非常满意的作品，都要给《飞天》投稿。当然，每年只给《飞天》投稿一次，绝不多投。在此后大约十年的时间里，每一年都会有我一篇作品出现在《飞天》上，或小说，或散文。其中有一年我在北京上学，面临毕业，要考外语，要做学位论文，还在写长篇，没有投稿，一位编辑老师还写信催过我。
直到世纪之交，有那么几年，我完全找不到写小说的感觉了，心下非常沮丧，已经做出了放弃小说的决定。忽然有一天，梦里打电话约稿，说是要出一期“西北青年作家小说”专号，让我提供一个短篇小说。梦里是同龄人，我便实话实说，她说这是专号，一定要给一篇，要不，这个专号里没你，不了解内情的人，对我们有看法，对你也会有看法。当然，我心中是明白的，作为朋友，她是以这样的方式激励我。我一直对自己很清醒，我没有那么重要。有人抬举咱，咱得识抬举才是啊。可是，写作又是勉强不得的事情，正在为难，忽然想起电脑里有一年前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写成后，被自己否决了，只是还没有删除。主要是我没有学会在电脑上删除东西。我给梦里说，我想起有一个短篇小说，肯定不能用，你看一下，扔了即可，只是为了表明我的态度是端正的。
过了几天，在一个活动中遇到梦里，她说，你的小说我看了，写的真好。我佯笑笑，表示感谢，我把她的话当成了朋友间的友谊。又过了几天，遇到张存学，他负责小说二审，他说，你的小说我看了，写的不错。我还是佯笑笑，仍然当成是友谊的表达方式。不过，我还是心动了一霎霎，对于作品，他可是一个不将就的人，无论对谁。那一期专号上没有我的作品，因为有我的一篇评论，是为了配合一部作品的出版，必须在那一期出现一篇评论。梦里专门打电话解释说，主编要在下一期，重点推出我的那篇作品。我那时想，我说我的作品不行吧，你还不相信。接着，在河西走廊有一个活动，雷达老师、何西来老师，好几位给我带过课的老师都来了。在吃饭时，陈德宏主编给我的几位老师说，你们的学生有一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下一期要重点推出。我很感动，也很惭愧，在老师面前表扬学生，实际上重点是称赞老师啊，这个我懂。 从这些纠结中也可看出，我还算是搞一点文学评论的人，在那几年，对自己的作品完全失去了自信，也完全失去了判断力。作品如愿在下一期的《飞天》发表了，那一期，也只有这一个短篇小说，不到五千字的一个小短篇，这就是《哈一刀》。不久，《小说月报》、《小说精选》、《传奇文学选刊》、《小说选刊》，以及各种年度最佳作品选本，几乎都转载了这篇小说，还有无法统计准确数量的评论。直到近几年，还不断有媒体转载，有评论家提及。当作品获得普遍肯定后，我回头再细看这篇小说，似乎还真不错。
这篇小说到底写得怎样是另外一回事，我要说的是，在我决定要放弃小说写作时，《飞天》把我留下了。可以说，起步时，《飞天》发现了我，走到半途，《飞天》重新发现了我。至于我在文学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对于别人，乃至对于我，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在写，我已经当了历史专业的逃兵，在我要当文学的逃兵时，《飞天》阻止了我。此后的几年，写作似乎也顺利了，每年都会有数量不菲的文学作品发表，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转载率非常之高，很多作品被多次转载。《飞天》的编辑队伍也更新换代，马青山出任主编后，每一年，他都会委托我写一些难度较大的评论文章，尤其一些综合性的文章。每接到任务，无论有多忙，我都会在第一时间放下手头的事情，尽心尽力完成任务。而我的小说作品，则由年轻编辑赵剑云做责编。有一次，剑云让我每年至少给她一个中短篇小说，我想都没想答应了。过后，一想这下麻烦了，我那时重点转为长篇小说创作了，中短篇很少写了。可是，给一个晚辈，尤其年轻女孩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还要做好。每年的年初，剑云都会问我要小说，我很快就会给她一篇，连续几年，她所责编的我的小说，都会被选刊和选本转载，她很高兴，我也很高兴。直到有一年，她在一期编发了我的两个短篇小说，发表后，却没有任何动静，她当然不会说什么，但我感觉很内疚，好像自己没有尽心似地。其实，真实的原因是，我把主要心思放在长篇小说和本职工作的学术研究上了，中短篇小说的水准在下降。也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了《小说月报》主编马津海老师，我说我的中短篇小说赶不上以前了，马老师说，我是他第一个见到的坦承自己作品水平下降的作家。马老师还调侃说，没见面时常选你，见了面就不选你了。我给剑云说，我再不给你投小说稿了，写不出来了。此后，她每年都会向我约稿，我说只要我写一篇，肯定首先送给你看。她也知道，连续几年，我没有发表过任何中短篇小说。直到去年，一个地方搞采风活动，派车来接我和剑云，在路上，剑云问我最近在写啥，我不无得意地说，写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散文，她说给我吧，我说：行。
作者和杂志的互相信任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与《飞天》的几任主编和编辑关系都很好，但是，关系越好，我投稿越谨慎，如果没有成熟的稿子，给他们说明情况，要投稿，一定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绝不会因为人熟去应付。我向来认为，编辑向我约稿，无论哪家报刊的编辑，那是信任我，尊重我，那么，我必须以信任和尊重回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是一种辜负行为，说成是德行有亏，也不算过分。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飞天》的几代编辑，一直把我当成他们的作者，当成他们的朋友，在我陷入创作的迷茫困顿时，他们总会适时伸出温暖的手来拉我一把。可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却为他们做不了任何事情，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满意的稿子投给他们。彻底地说，一个杂志有谁的稿子，没谁的稿子，都会照常办下去，也不见得会影响什么杂志质量，得益的永远是作者。因为这份友谊，凡是《飞天》有活动，只要邀请我，我都会推開所有的事情去参加。大约在二十年间，我参与了《飞天》的许多活动，采风、讲课、评奖，等等，随叫随到。早些年，出去采风时，差不多都是两个人一个房间，而每次，我的搭档几乎都是阎强国，每个晚上，我们谈天说地，喝酒抽烟，通宵看足球赛，而现在，《飞天》也进入阎强国时代了。2020年元旦过后，一同去外地参加活动时，他和诗人郭晓琦问我，《飞天》要举办创刊七十年的纪念活动了，你有没有话可说，我说有，于是，就有了这篇文字。
电子阅读的时代，已经以雷霆之势到来，但是，纸质刊物也会以自己的优势光芒四射的，逆势而上也并非不可能。回头看历史，当照相机发明后，绘画非但没有消亡，名家画作却一路直冲天价而去;当电视机进入每家每户后，电影院的观众还在摩肩接踵。同样，当电子阅读风行四海时，纸质书刊仍然稳居人们的案头;当私家车普及后，街头跑步的人也日渐增多了。在文明史上，从来没有一刀切的事情，也没有一刀能切得了的事情，纸质书刊是我们倾情倾心营造千年的精神故乡，怎么会成为历史陈迹呢。《飞天》作为无数纸刊之一种，在过去的七十年中，让无数的人多了一个精神故乡，有幸成为《飞天》的读者和作者，我相信，今后的《飞天》也会永葆文学初心，为众多的人留存一块纸质的精神故乡。
责任编辑 郭晓琦
在我的认知中，一份纯粹的文学杂志，哪怕她身居何地，哪怕她影响力大小，她的实际价值永远高于一个作家，因为一个作家的成就是个体的，而一份文学杂志的功德，却是惠泽许多作家的。《飞天》就是这样一份文学杂志，在七十年的办刊历史中，一代代作家从这里起飞，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学天地。我给《飞天》开始投稿时，我已经阅读过好几年《飞天》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火红的文学年代。文学让一个时代火红，许多人因为文学而人生火红。开始的几年，我虽然在阅读《飞天》，以及众多的文学刊物和文学书籍，但我的兴奋点在古代历史方面，并没有写作的打算。周围的许多朋友在写作，我也抽空写一些，也有十几篇东西获得发表，有散文，有小说，也有文学评论。决定给《飞天》投稿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情了。我写成一个中篇小说，信心满满，却也心怀忐忑，用稿纸抄写得整整齐齐，去邮局邮寄。那时候，邮寄稿件邮局是不收费的，我却坚持要贴上邮票，一位女店员，朝我翻了翻漂亮的双眼皮，估计是她遇到过一些人会把普通信件冒充稿件以规避邮资，而我却是反着来。真是月亮不懂我的心，我认为文学是神圣庄严的，一个连自己稿件的邮资都不愿意支付的人，怎么配得上搞文学呢。
没有什么悬念，一个月后，稿件被退回来了。当看见那份印刷着蓝色“飞天”二字，且是厚厚的邮件，由单位收发员送到我办公桌上时，我一点也没有觉得意外。当打开信封时，我倒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浓浓的暖意。退稿中夹带了两页纸，是《飞天》杂志社的专用信纸，密密麻麻两页用钢笔书写的审读意见，编辑老师详细分析了我这篇作品的优劣得失，同时提醒我，让我不要搞文学创作，他认为我的长项在学术研究上。多年后，我见到了这位编辑老师，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也许忘了他写给我的这封信，而我始终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儿。我心里是认可他的意見的，那时认可，直到现在都认可。只是他不知道的是，我当时的学术研究遭遇了无法跨越的塄坎，我发现了我在学术上致命的短板，而这个短板，终其一生，我都是无法弥补的。我打算写点小说换换脑子，我刚在本地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小说，在本地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我误以为我有文学创作才能，我的文学之心正在蠢蠢欲动。
那时候，我在一个名叫西峰的小镇谋生，虽是一个地方院校，却集中了许多爱读书的人，学术氛围很浓，在全国范围内，文学已经降温，而在那个小地方，我整日处在文学的高温中。我想写出让自己满意的文学作品来。白天要坐班，在没有加班的晚上，我在琢磨小说。用了一个月时间，我完成了三个自己非常满意的短篇小说。我仍然要给《飞天》投稿。一位对桌办公的同事要去兰州出差，而她去办事的地点就在《飞天》的旁边。她主动要求带上稿子，直接送到杂志社。那时候，西峰去兰州，需要乘坐两天的班车，我在天天盼着她出差归来。回来后，她说她把我的小说稿交给了一位名叫冉丹的编辑。半个月后，收发员给我送来一份挂着“飞天”字样的信件，信封薄薄的，轻飘飘的，我的心跳加速，急忙拆开一看，果然是冉丹老师亲笔写的用稿通知，说是三篇小说都不错，但不能一次发表，一期只能发表一篇，让我耐心等待，并好好写小说。
1990年第7期《飞天》，刊发了我的短篇小说《年节》。对于我，这是我从事文学创作以后的重大事件，我的小说在《飞天》发表了！虽然我的处女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那是一篇随笔，而这是小说。不怕朋友们笑话，当时我在心里也将自己当成可以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小说的作者了，我暗下决心，从此以后，不写东西不说，要写下去，决不能低于这一篇作品的水准。后来，我有时会想起那时候的心理感受，作品上了《飞天》，作品本身有无价值是一回事儿，而对于一个在文学之路上苦苦跋涉的基层写作者，那是一个巨大的无与伦比的鼓舞，乃至对今后的人生之路，都有着重大的导向作用。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作品的发表开始顺利了，而我每每写出自己觉得非常满意的作品，都要给《飞天》投稿。当然，每年只给《飞天》投稿一次，绝不多投。在此后大约十年的时间里，每一年都会有我一篇作品出现在《飞天》上，或小说，或散文。其中有一年我在北京上学，面临毕业，要考外语，要做学位论文，还在写长篇，没有投稿，一位编辑老师还写信催过我。
直到世纪之交，有那么几年，我完全找不到写小说的感觉了，心下非常沮丧，已经做出了放弃小说的决定。忽然有一天，梦里打电话约稿，说是要出一期“西北青年作家小说”专号，让我提供一个短篇小说。梦里是同龄人，我便实话实说，她说这是专号，一定要给一篇，要不，这个专号里没你，不了解内情的人，对我们有看法，对你也会有看法。当然，我心中是明白的，作为朋友，她是以这样的方式激励我。我一直对自己很清醒，我没有那么重要。有人抬举咱，咱得识抬举才是啊。可是，写作又是勉强不得的事情，正在为难，忽然想起电脑里有一年前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写成后，被自己否决了，只是还没有删除。主要是我没有学会在电脑上删除东西。我给梦里说，我想起有一个短篇小说，肯定不能用，你看一下，扔了即可，只是为了表明我的态度是端正的。
过了几天，在一个活动中遇到梦里，她说，你的小说我看了，写的真好。我佯笑笑，表示感谢，我把她的话当成了朋友间的友谊。又过了几天，遇到张存学，他负责小说二审，他说，你的小说我看了，写的不错。我还是佯笑笑，仍然当成是友谊的表达方式。不过，我还是心动了一霎霎，对于作品，他可是一个不将就的人，无论对谁。那一期专号上没有我的作品，因为有我的一篇评论，是为了配合一部作品的出版，必须在那一期出现一篇评论。梦里专门打电话解释说，主编要在下一期，重点推出我的那篇作品。我那时想，我说我的作品不行吧，你还不相信。接着，在河西走廊有一个活动，雷达老师、何西来老师，好几位给我带过课的老师都来了。在吃饭时，陈德宏主编给我的几位老师说，你们的学生有一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下一期要重点推出。我很感动，也很惭愧，在老师面前表扬学生，实际上重点是称赞老师啊，这个我懂。 从这些纠结中也可看出，我还算是搞一点文学评论的人，在那几年，对自己的作品完全失去了自信，也完全失去了判断力。作品如愿在下一期的《飞天》发表了，那一期，也只有这一个短篇小说，不到五千字的一个小短篇，这就是《哈一刀》。不久，《小说月报》、《小说精选》、《传奇文学选刊》、《小说选刊》，以及各种年度最佳作品选本，几乎都转载了这篇小说，还有无法统计准确数量的评论。直到近几年，还不断有媒体转载，有评论家提及。当作品获得普遍肯定后，我回头再细看这篇小说，似乎还真不错。
这篇小说到底写得怎样是另外一回事，我要说的是，在我决定要放弃小说写作时，《飞天》把我留下了。可以说，起步时，《飞天》发现了我，走到半途，《飞天》重新发现了我。至于我在文学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对于别人，乃至对于我，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在写，我已经当了历史专业的逃兵，在我要当文学的逃兵时，《飞天》阻止了我。此后的几年，写作似乎也顺利了，每年都会有数量不菲的文学作品发表，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转载率非常之高，很多作品被多次转载。《飞天》的编辑队伍也更新换代，马青山出任主编后，每一年，他都会委托我写一些难度较大的评论文章，尤其一些综合性的文章。每接到任务，无论有多忙，我都会在第一时间放下手头的事情，尽心尽力完成任务。而我的小说作品，则由年轻编辑赵剑云做责编。有一次，剑云让我每年至少给她一个中短篇小说，我想都没想答应了。过后，一想这下麻烦了，我那时重点转为长篇小说创作了，中短篇很少写了。可是，给一个晚辈，尤其年轻女孩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还要做好。每年的年初，剑云都会问我要小说，我很快就会给她一篇，连续几年，她所责编的我的小说，都会被选刊和选本转载，她很高兴，我也很高兴。直到有一年，她在一期编发了我的两个短篇小说，发表后，却没有任何动静，她当然不会说什么，但我感觉很内疚，好像自己没有尽心似地。其实，真实的原因是，我把主要心思放在长篇小说和本职工作的学术研究上了，中短篇小说的水准在下降。也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了《小说月报》主编马津海老师，我说我的中短篇小说赶不上以前了，马老师说，我是他第一个见到的坦承自己作品水平下降的作家。马老师还调侃说，没见面时常选你，见了面就不选你了。我给剑云说，我再不给你投小说稿了，写不出来了。此后，她每年都会向我约稿，我说只要我写一篇，肯定首先送给你看。她也知道，连续几年，我没有发表过任何中短篇小说。直到去年，一个地方搞采风活动，派车来接我和剑云，在路上，剑云问我最近在写啥，我不无得意地说，写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散文，她说给我吧，我说：行。
作者和杂志的互相信任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与《飞天》的几任主编和编辑关系都很好，但是，关系越好，我投稿越谨慎，如果没有成熟的稿子，给他们说明情况，要投稿，一定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绝不会因为人熟去应付。我向来认为，编辑向我约稿，无论哪家报刊的编辑，那是信任我，尊重我，那么，我必须以信任和尊重回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是一种辜负行为，说成是德行有亏，也不算过分。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飞天》的几代编辑，一直把我当成他们的作者，当成他们的朋友，在我陷入创作的迷茫困顿时，他们总会适时伸出温暖的手来拉我一把。可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却为他们做不了任何事情，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满意的稿子投给他们。彻底地说，一个杂志有谁的稿子，没谁的稿子，都会照常办下去，也不见得会影响什么杂志质量，得益的永远是作者。因为这份友谊，凡是《飞天》有活动，只要邀请我，我都会推開所有的事情去参加。大约在二十年间，我参与了《飞天》的许多活动，采风、讲课、评奖，等等，随叫随到。早些年，出去采风时，差不多都是两个人一个房间，而每次，我的搭档几乎都是阎强国，每个晚上，我们谈天说地，喝酒抽烟，通宵看足球赛，而现在，《飞天》也进入阎强国时代了。2020年元旦过后，一同去外地参加活动时，他和诗人郭晓琦问我，《飞天》要举办创刊七十年的纪念活动了，你有没有话可说，我说有，于是，就有了这篇文字。
电子阅读的时代，已经以雷霆之势到来，但是，纸质刊物也会以自己的优势光芒四射的，逆势而上也并非不可能。回头看历史，当照相机发明后，绘画非但没有消亡，名家画作却一路直冲天价而去;当电视机进入每家每户后，电影院的观众还在摩肩接踵。同样，当电子阅读风行四海时，纸质书刊仍然稳居人们的案头;当私家车普及后，街头跑步的人也日渐增多了。在文明史上，从来没有一刀切的事情，也没有一刀能切得了的事情，纸质书刊是我们倾情倾心营造千年的精神故乡，怎么会成为历史陈迹呢。《飞天》作为无数纸刊之一种，在过去的七十年中，让无数的人多了一个精神故乡，有幸成为《飞天》的读者和作者，我相信，今后的《飞天》也会永葆文学初心，为众多的人留存一块纸质的精神故乡。
责任编辑 郭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