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军的做法，既是这个国家的野蛮传统，也被这个国家的胜利者失败者奉为圭臬，它的精神余孽，至今不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毁了对手，其实也是摧毁了国家和解向前的基石。对中美之间后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或许这也是一个可供观察的角度
无论是天国，还是天朝，这都是一个没有收获的秋天
在中国人的语境里，“秋”这个季候名词，最常用的指向，一个是收获，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另一个则意味着天气转凉，万物萧瑟肃杀，盎然生机不再。
美国学者裴士锋所著《天国之秋》一书里，向读者呈现的，则是没有收获的秋天，无论是天国，还是天朝：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的部队攻陷“天京”南京，当初“忠王”李秀成的守军为获粮食在南京北城的荒地上播下的种子，如今“一片青绿，三月播下的种子已结出一片新麦——它们终究没能等来主人的收割，很快化为灰烬”。
裴士锋的这个描述，在我看来颇得中国式叙述神韵——不管这片新绿的主人是谁，无论播种的是太平天国守军，还是攻城胜利的湘军，都没有能摘到期待的果实——不惟是粮食，此时“天王”洪秀全，“早在六周前就已穿着龙袍入土，据记载其死于一种与饥饿相关的病症”。
没有一个真正的胜利者。
失败了的太平天国自不用说。虽然表面上看，天朝赢得了战争，王朝统治得以延续，但这场战争却更让人看到了天朝统治的外强中干——太平天国曾占有了天朝最重要的经济中心江浙地区，平定太平天国叛乱是靠地方民兵和英国人的随意干预两者联手获得的；天朝的亲军八旗绿营，在北方的京畿要辅，迭遭败绩，政治中枢陷于危局，皇帝远奔，帝苑遭焚。从北方到南方，从中央到地方，从军事到财政，天朝面子里子双失，统治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
1861年，湖广总督官文告诉来访的英使巴夏礼：“朝廷之弊在于……体制的全然虚假，在北京未先改革之前，要在诸省追求改革，乃是徒劳。”官文的说法只是长江流域类似诸多看法之一。巴夏礼在后来致友人信中说：“这个时期的不幸迹象之一，乃是有那么多位高权重之人愿意承认局势败坏，却提不出对治之道，并且对这样的结果，只会诉诸宿命，未提出别的说法来解释。”
“自那以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裴士锋在书中引述了1909年伊藤博文在接受英国记者访问时的说法。
至于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战争一方的主帅曾国藩，裴著说他与清廷的某种交易，终于赢得了对天国的“一个人的战争”，虽然在战后赢得了直到今天仍被津津乐道的先圣遗训下的荣光，却也付出了兄弟学生的性命。他的后辈胜利者李鸿章左宗棠们，虽然权倾一时，引领时代风骚，终究也未能把中国带出黑暗时代。
在天朝内部的动荡中，过去我们的历史叙述常常不肯多着笔墨的一个角色——在裴士锋的笔下，却是主角之一的英国政府——也没有收获，他们既背弃了道义，也没能收获自己渴望的经济利益。太平天国的覆灭很快让英国人体会到落差，战后的对华贸易甚至不足战时的一半。彼时英国政府所期望的维持中国政治秩序从而实现最大贸易利润的愿望落空了。
裴士锋同样是引述了伊藤博文的评价：“你们西方人，特别是你们英格兰人，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太平叛乱”。
尽管在英国，戈登拥有“阿拉伯的劳伦斯”般的声望，其个人品格也如裴士锋书中所述般令人尊敬，但在中国的历史叙述中，至今仍与“洋枪队”勾连而身背恶名，甚至当年英国政府的作为，至今尤被作为道义敲打的工具。
对民众而言，
那是一场接一场的噩梦
战争的三方重要力量，都没有什么收获，那么战争中的普通民众呢？
那是一场接一场的噩梦。
这场战争所夺走的人命，尽管统计不够客观，最广受认可的估计是两千万到三千万！
裴著说，“据一九六九年发布的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晚至一九一三年，也就是清军攻下南京将近五十年后，中国的人口仍未回到一八五0年前的水平”。
受害最烈的是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就连走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写的最主观轶事杂记，都证明中国城市和乡村所蒙受的深深创伤——太平天国战争过了几十年后仍未治愈的创伤——而今那些数据开始让人感受到，在这场据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夺走最多人命的内战中，中国所蒙受的破坏和社会混乱的程度乃是前所未有的。”
不仅仅是这些数据。这本书里边所呈现的战争的残酷的数据，通过各种口述、日记、媒体报道等资料的集纳，呈现于中国普通读者面前。战争残酷得令人难以想象，这部作品堪称“暴行展览”，有关大屠杀的描写一个接一个。
英国记者记下了这样的场景：清军将一名太平军孕妇剖腹，并将婴儿取了出来，放在她的身上肢解，这名俘虏发出了一声人类无法发出的悲惨而绝望的叫声……
许多人遭遇了最恐怖的死法。他们被砍头、剥皮、挖出内脏，被成群地屠戮，人吃人的场景屡见不鲜……
过去我们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中国式的表达，固然凝炼，但也让远离战争场景的人，常常漠然于那干枯万骨背后的活生生的生命消逝的惨剧。而裴著给这句话做了最残酷的注解，这也是过去我们正统历史著作里从来不曾想呈现的——专业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固然知道，但是普通大众，却是通过大众读物来了解过去的，但这些著作，太喜欢宏大叙事，太喜欢必然性了，常常刻意忽略细节，尤其与主旨相关的残酷的细节。
大历史中的细节
细节，个体的命运甚至家国命运，都在被忽略的细节里边。
比如背信弃义，在这场战争中屡见不鲜，如果把这样的背信弃义与这些人所受教义和信奉的仁义相连，读者会觉得更残酷恶心——前些年那部流行的电影《投名状》里残杀战俘的场景，影子就在这部书里。
裴士锋的《天国之秋》却有极其丰富的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是历史的记录，有助于我们复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裴著的细节描述，皆来源于历史资料，当年的中英两国不同人士的历史笔记、英国的媒体报道，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东西方两个帝国之间有关文化出版的巨大落差。
过去我们的历史书里，讲到太平天国这一章节，必提干王洪仁玕和他的《天朝田亩制度》，但洪仁玕的故事，却是语焉不详。裴著一个非常出彩的地方，就是对洪仁玕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命运的描述。他的命运，某种意义上也预示着天国的命运。
洪仁玕到达天京的时候，太平天国刚刚经历了血腥的内耗，损失的不仅是能干的战友，还有军心。洪仁玕得到天王的宠信，来自三方面：一是血缘，他是天王的族弟，也是“上帝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二是他在香港入教并生活颇久，与洋人往来甚多，或许能够让天国的事业得到洋人的帮助，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与见解，足以震服那些本质上还是土包子的天国将领；三是他是在天国内部危机的时候从远方归队的，自然也能受到尊敬。
对于天王和天国来说，简直是从天上掉下的“林妹妹”。虽然一些一线血战的将领内心对他寸功未立便居高位会有不满，但蜜月期还是有的。
受洪仁轩试图赢得外国支持政策影响，太平天国诸王对英军实在客气忌惮了，称外国人为洋兄弟，就是遭遇英军杀戮，都不还击。
虽然英国极力说明对这次内战保持中立，但驻扎在中国的英国军队的几次介入，对战局都产生了转变性影响。暗示不允许英王陈玉成占领汉口，阻碍了太平军英忠二王以武昌为据点解安庆之围的战略实施；忠王李秀成攻上海，英军为清军输送淮军到上海，以致太平军久攻不下……
外交倾向成为日后太平天国覆灭的重要因素，他们失去了占领上海的最佳时机，并在此后的战事中因此腹背受敌。
许多历史事件都有偶然性。
书中结尾，讲到洪仁玕遇到自己见过的最后一位外国人，说了句：“我碰过的洋人没有一个是好的”。
在国际体系中审视
太平天国战争
《天国之秋》这部书，第一次把太平天国战争放在了一个国际体系中来审视，涉及中美英、亚美欧之间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
裴著以翔实的资料，向我们呈现了当时满清王朝及它的子民们的命运如何受到遥远的英帝国外交与商业利益的摆布。从为维护在上海的商业利益，睁一眼闭一眼的选择性“中立”，到冻结“中立原则”法案生效，英国议会直接向清政府提供物资与军事援助。英国的介入对这场战事影响深远，直接延缓了太平天国控制帝国经济中枢的布局，当外围封锁日趋严厉时叛军再难获得补给，从而注定了溃败的命运。
所以裴著说太平天国的失败是省级民兵和洋人的随意干预联手造成的。虽然干预并不算多，洋人所依仗的是彼时所拥有的绝对的技术优势，从枪炮到训练理念。
当然，这种政策背后，也有巨大的争议，其中涉及宗教、道德、人性。
天国眼中的“洋兄弟”们，其实除了一些教会牧师，真正掌握权力的“洋兄弟”们心里并没有这群中国“兄弟”，只有商业利益。
裴著坦率地告诉读者，当时的英国人是如何把中国人看成极度劣等民族的。另一方面，中国人同样瞧不起英国人。曾国藩就声称“英国人未开化，不守规矩，不懂孔夫子的忠信观念，不知道阅读经典著作可以使人变得温文尔雅”。
裴著也比较了同时代美国南北战争后北方胜利者对南方失败者的的态度，以及清朝这场战争胜利者对待失败者的态度：一边是有尊严地继续生活，一边是背信弃义的迅速灭口屠杀。
清军的做法，既是这个国家的野蛮传统，也被这个国家的胜利者失败者奉为圭臬，它的精神余孽，至今不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毁了对手，其实也是摧毁了国家和解向前的基石。中美之间后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或许这也是一个可供观察的角度。
这是文明和野蛮的差异。
英国如果选择了太平天国，中国会更好么？虽说历史不能假设，单就洪秀全的底色，我便足以相信不会更好。所以，洪仁玕不过是个悲剧性插曲。
无论是天国、天朝，还是英国；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洪仁玕，天国的诸王，还是天朝的诸将，或者是那些英国官员商人传教士洋枪手，都是在混沌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在道德人性利益之间，偶然的偏向，便可能改变许多人的命运。
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们只希望不打仗，他们要安定。只要打仗，不管你站在哪一边，都很少得到好处。
但人迟早得选边站。“这本书在谈人所无法回头的慎重选择，当人们一旦作出选择，就永远无法回头，在危机的时代可走的路将越来越少，终至除了挺身冲进天翻地覆的巨变，冀望于巨变过后能找到平和安稳的人生外，别无他路可走。”
裴士锋如是说。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天国之后，天朝乃至中国的命运，就一直在洪波涌动中挣扎前行。虽是故纸堆故事，生动残酷，越读越紧张。
无论是天国，还是天朝，这都是一个没有收获的秋天
在中国人的语境里，“秋”这个季候名词，最常用的指向，一个是收获，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另一个则意味着天气转凉，万物萧瑟肃杀，盎然生机不再。
美国学者裴士锋所著《天国之秋》一书里，向读者呈现的，则是没有收获的秋天，无论是天国，还是天朝：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的部队攻陷“天京”南京，当初“忠王”李秀成的守军为获粮食在南京北城的荒地上播下的种子，如今“一片青绿，三月播下的种子已结出一片新麦——它们终究没能等来主人的收割，很快化为灰烬”。
裴士锋的这个描述，在我看来颇得中国式叙述神韵——不管这片新绿的主人是谁，无论播种的是太平天国守军，还是攻城胜利的湘军，都没有能摘到期待的果实——不惟是粮食，此时“天王”洪秀全，“早在六周前就已穿着龙袍入土，据记载其死于一种与饥饿相关的病症”。
没有一个真正的胜利者。
失败了的太平天国自不用说。虽然表面上看，天朝赢得了战争，王朝统治得以延续，但这场战争却更让人看到了天朝统治的外强中干——太平天国曾占有了天朝最重要的经济中心江浙地区，平定太平天国叛乱是靠地方民兵和英国人的随意干预两者联手获得的；天朝的亲军八旗绿营，在北方的京畿要辅，迭遭败绩，政治中枢陷于危局，皇帝远奔，帝苑遭焚。从北方到南方，从中央到地方，从军事到财政，天朝面子里子双失，统治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
1861年，湖广总督官文告诉来访的英使巴夏礼：“朝廷之弊在于……体制的全然虚假，在北京未先改革之前，要在诸省追求改革，乃是徒劳。”官文的说法只是长江流域类似诸多看法之一。巴夏礼在后来致友人信中说：“这个时期的不幸迹象之一，乃是有那么多位高权重之人愿意承认局势败坏，却提不出对治之道，并且对这样的结果，只会诉诸宿命，未提出别的说法来解释。”
“自那以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裴士锋在书中引述了1909年伊藤博文在接受英国记者访问时的说法。
至于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战争一方的主帅曾国藩，裴著说他与清廷的某种交易，终于赢得了对天国的“一个人的战争”，虽然在战后赢得了直到今天仍被津津乐道的先圣遗训下的荣光，却也付出了兄弟学生的性命。他的后辈胜利者李鸿章左宗棠们，虽然权倾一时，引领时代风骚，终究也未能把中国带出黑暗时代。
在天朝内部的动荡中，过去我们的历史叙述常常不肯多着笔墨的一个角色——在裴士锋的笔下，却是主角之一的英国政府——也没有收获，他们既背弃了道义，也没能收获自己渴望的经济利益。太平天国的覆灭很快让英国人体会到落差，战后的对华贸易甚至不足战时的一半。彼时英国政府所期望的维持中国政治秩序从而实现最大贸易利润的愿望落空了。
裴士锋同样是引述了伊藤博文的评价：“你们西方人，特别是你们英格兰人，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太平叛乱”。
尽管在英国，戈登拥有“阿拉伯的劳伦斯”般的声望，其个人品格也如裴士锋书中所述般令人尊敬，但在中国的历史叙述中，至今仍与“洋枪队”勾连而身背恶名，甚至当年英国政府的作为，至今尤被作为道义敲打的工具。
对民众而言，
那是一场接一场的噩梦
战争的三方重要力量，都没有什么收获，那么战争中的普通民众呢？
那是一场接一场的噩梦。
这场战争所夺走的人命，尽管统计不够客观，最广受认可的估计是两千万到三千万！
裴著说，“据一九六九年发布的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晚至一九一三年，也就是清军攻下南京将近五十年后，中国的人口仍未回到一八五0年前的水平”。
受害最烈的是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就连走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写的最主观轶事杂记，都证明中国城市和乡村所蒙受的深深创伤——太平天国战争过了几十年后仍未治愈的创伤——而今那些数据开始让人感受到，在这场据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夺走最多人命的内战中，中国所蒙受的破坏和社会混乱的程度乃是前所未有的。”
不仅仅是这些数据。这本书里边所呈现的战争的残酷的数据，通过各种口述、日记、媒体报道等资料的集纳，呈现于中国普通读者面前。战争残酷得令人难以想象，这部作品堪称“暴行展览”，有关大屠杀的描写一个接一个。
英国记者记下了这样的场景：清军将一名太平军孕妇剖腹，并将婴儿取了出来，放在她的身上肢解，这名俘虏发出了一声人类无法发出的悲惨而绝望的叫声……
许多人遭遇了最恐怖的死法。他们被砍头、剥皮、挖出内脏，被成群地屠戮，人吃人的场景屡见不鲜……
过去我们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中国式的表达，固然凝炼，但也让远离战争场景的人，常常漠然于那干枯万骨背后的活生生的生命消逝的惨剧。而裴著给这句话做了最残酷的注解，这也是过去我们正统历史著作里从来不曾想呈现的——专业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固然知道，但是普通大众，却是通过大众读物来了解过去的，但这些著作，太喜欢宏大叙事，太喜欢必然性了，常常刻意忽略细节，尤其与主旨相关的残酷的细节。
大历史中的细节
细节，个体的命运甚至家国命运，都在被忽略的细节里边。
比如背信弃义，在这场战争中屡见不鲜，如果把这样的背信弃义与这些人所受教义和信奉的仁义相连，读者会觉得更残酷恶心——前些年那部流行的电影《投名状》里残杀战俘的场景，影子就在这部书里。
裴士锋的《天国之秋》却有极其丰富的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是历史的记录，有助于我们复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裴著的细节描述，皆来源于历史资料，当年的中英两国不同人士的历史笔记、英国的媒体报道，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东西方两个帝国之间有关文化出版的巨大落差。
过去我们的历史书里，讲到太平天国这一章节，必提干王洪仁玕和他的《天朝田亩制度》，但洪仁玕的故事，却是语焉不详。裴著一个非常出彩的地方，就是对洪仁玕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命运的描述。他的命运，某种意义上也预示着天国的命运。
洪仁玕到达天京的时候，太平天国刚刚经历了血腥的内耗，损失的不仅是能干的战友，还有军心。洪仁玕得到天王的宠信，来自三方面：一是血缘，他是天王的族弟，也是“上帝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二是他在香港入教并生活颇久，与洋人往来甚多，或许能够让天国的事业得到洋人的帮助，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与见解，足以震服那些本质上还是土包子的天国将领；三是他是在天国内部危机的时候从远方归队的，自然也能受到尊敬。
对于天王和天国来说，简直是从天上掉下的“林妹妹”。虽然一些一线血战的将领内心对他寸功未立便居高位会有不满，但蜜月期还是有的。
受洪仁轩试图赢得外国支持政策影响，太平天国诸王对英军实在客气忌惮了，称外国人为洋兄弟，就是遭遇英军杀戮，都不还击。
虽然英国极力说明对这次内战保持中立，但驻扎在中国的英国军队的几次介入，对战局都产生了转变性影响。暗示不允许英王陈玉成占领汉口，阻碍了太平军英忠二王以武昌为据点解安庆之围的战略实施；忠王李秀成攻上海，英军为清军输送淮军到上海，以致太平军久攻不下……
外交倾向成为日后太平天国覆灭的重要因素，他们失去了占领上海的最佳时机，并在此后的战事中因此腹背受敌。
许多历史事件都有偶然性。
书中结尾，讲到洪仁玕遇到自己见过的最后一位外国人，说了句：“我碰过的洋人没有一个是好的”。
在国际体系中审视
太平天国战争
《天国之秋》这部书，第一次把太平天国战争放在了一个国际体系中来审视，涉及中美英、亚美欧之间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
裴著以翔实的资料，向我们呈现了当时满清王朝及它的子民们的命运如何受到遥远的英帝国外交与商业利益的摆布。从为维护在上海的商业利益，睁一眼闭一眼的选择性“中立”，到冻结“中立原则”法案生效，英国议会直接向清政府提供物资与军事援助。英国的介入对这场战事影响深远，直接延缓了太平天国控制帝国经济中枢的布局，当外围封锁日趋严厉时叛军再难获得补给，从而注定了溃败的命运。
所以裴著说太平天国的失败是省级民兵和洋人的随意干预联手造成的。虽然干预并不算多，洋人所依仗的是彼时所拥有的绝对的技术优势，从枪炮到训练理念。
当然，这种政策背后，也有巨大的争议，其中涉及宗教、道德、人性。
天国眼中的“洋兄弟”们，其实除了一些教会牧师，真正掌握权力的“洋兄弟”们心里并没有这群中国“兄弟”，只有商业利益。
裴著坦率地告诉读者，当时的英国人是如何把中国人看成极度劣等民族的。另一方面，中国人同样瞧不起英国人。曾国藩就声称“英国人未开化，不守规矩，不懂孔夫子的忠信观念，不知道阅读经典著作可以使人变得温文尔雅”。
裴著也比较了同时代美国南北战争后北方胜利者对南方失败者的的态度，以及清朝这场战争胜利者对待失败者的态度：一边是有尊严地继续生活，一边是背信弃义的迅速灭口屠杀。
清军的做法，既是这个国家的野蛮传统，也被这个国家的胜利者失败者奉为圭臬，它的精神余孽，至今不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毁了对手，其实也是摧毁了国家和解向前的基石。中美之间后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或许这也是一个可供观察的角度。
这是文明和野蛮的差异。
英国如果选择了太平天国，中国会更好么？虽说历史不能假设，单就洪秀全的底色，我便足以相信不会更好。所以，洪仁玕不过是个悲剧性插曲。
无论是天国、天朝，还是英国；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洪仁玕，天国的诸王，还是天朝的诸将，或者是那些英国官员商人传教士洋枪手，都是在混沌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在道德人性利益之间，偶然的偏向，便可能改变许多人的命运。
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们只希望不打仗，他们要安定。只要打仗，不管你站在哪一边，都很少得到好处。
但人迟早得选边站。“这本书在谈人所无法回头的慎重选择，当人们一旦作出选择，就永远无法回头，在危机的时代可走的路将越来越少，终至除了挺身冲进天翻地覆的巨变，冀望于巨变过后能找到平和安稳的人生外，别无他路可走。”
裴士锋如是说。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天国之后，天朝乃至中国的命运，就一直在洪波涌动中挣扎前行。虽是故纸堆故事，生动残酷，越读越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