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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及时而果敢地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走出2008年底和2009年初的低迷，实现了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然而，危机过后，当我们进入后危机时代，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贸易保护主义花样繁多、国内产能过剩，政府应如何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
波云起伏的2009年终于落下帷幕，从各种指标和数据上看，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已经暂告段落，国际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后危机时代。2009年，中国经济在危机中的表现可谓不凡，举世瞩目，美国《时代》周刊更是把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评为2009年最具影响的“时代风云人物”，认为中国工人对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功劳显著。当然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许多国外媒体2009年对中国经济的评论更加突出了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巨额投资以及有效的产业振兴政策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器，中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反应速度和政策力度以及效果上，都值得称道。那么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形势?中国的经济应该怎么走，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又应如何展现，中国还会延续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政策么，这些都引起了许多人的猜测和质疑，也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总体来说，我们在危机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中国面临着更多的发展机遇。但是在后危机时代我们面临的内外经济形势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严格来说也是比较严峻的。
首先，我们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挑战。过去一年银行贷款的超规模投放，中央四万亿财政投资及其带动的大规模地方投资，使得我国经济中存在着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加上西方国家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的过剩资本以及国际资本寻找套利空间的冲动，借着中国政府在救市中宽松政策大量进入中国，更使得中国经济中的资本流动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泛滥。中国创出新高的并且居高不下的房价，以及高市盈率的证券市场就是流动性风险的体现，中国经济面临资产泡沫上升压力和汇率升值压力。
其次，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也不容忽视的。2009年，中国经济在增长中一个不和谐的现象，就是过去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没有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尽管我们的出口总量超过了德国，但是，我们的出口利益却进一步萎缩，在出口总量中，跨国公司出口比重上升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前所未有地增加，其中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对我国贸易保护的涉案金额创出新高，而且多是指向我国自主品牌企业，如美国对中国产石油钢管的反补贴措施等。在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10年超过日本的情况下，在发达国家仍处在危机后的萧条的情况下，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充满经济竞争的情况下，针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有增无减。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增长的方式来支撑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
第三是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风险。在2009年经济扩张中，地方出现了8000多个融资平台，很多都是负资产经营。如果政策收得太快，多项目难免会半途而废，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也可能停顿，这无疑会冲击宏观经济。
第四是通货膨胀的阴影越来越重。由于流动性的过剩使得虚拟资产价格不断上升，并影响到了实体经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产业如农副产品价格、水电煤气价格迅速上涨，直接增加了通货膨胀的风险。
第五是产能过剩的挑战依然严峻。官方数据显示，在2009年“一揽子”政策特别是投资的拉动下，钢铁、水泥、有色、船舶、建材、化工等许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如业已严重产能过剩的钢铁行业被戏称为“钢坚强”，就在2009年上半年，中国钢铁全行业仍是严重亏损的，但当年8月份粗钢产量竟创下历史最高记录，全年产钢5.69亿吨，同比增长13％，而与此同时，全球钢产量除中国外则累计减产23％。截止2009年底，我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尽管下半年以来企业实现盈利，但同比仍下降67％。也就是说，中国钢铁行业明知产能过剩，却仍要拼命扩张产能；中国钢铁企业明知没钱赚也要加大马力生产，为什么，GDP使然，政绩使然。值得注意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钢铁行业是“国进民退”的重要行业。
因此，在后危机时代我们不应当为所取得的成绩冲昏头脑，政府调整自己的政策角色定位势所必然。
后危机时代我国政府角色的塑造
我们政府在危机来临时实施了有效的救市政策，但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任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会带来负面作用。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不应当一下子收紧政策，这是中国求稳定的渐进式发展模式使然，也不会还象危机时采取过度或长的政策，而应当在继续保持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的政策调整，将政策的重点定位于建设公平市场经济环境，调整和解决经济中深层次矛盾，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规律作用方面。
首先要实施相对中性调控政策。政府不再主动实施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扩张政策，而注重货币政策的灵活应用。在保持货币政策总体适度宽松的同时，把货币政策重点放在防范流动性泛滥，抵御虚拟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的风险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抑制流动性的货币回笼措施。截至2010年5月4日，央行今年已经宣布三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即是这方面措施的明证。同时中性调控政策，主要在于政府建立健全各项规则和制度，通过制度的自动作用，发挥政策调节作用，起到稳定器作用。如失业保障体系建设、银行信贷风险预警体系建设、国际贸易投资风险预警体系建设、虚拟资本风险预警体系建设等，一旦哪项指标触线，自动的财政货币调控措施就会发挥作用。
其次，要维持公平的市场环境。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应当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政策的取向并不是偏向谁，如果说危机中我们四万亿财政投资的救市政策直接惠及了国有企业，那么后危机时代，我们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应当放在减税和中小企业贷款体系的建设上。因为减税对任何企业都是公平的政策。同时，“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性质应是平行的，私有应有理，国有应有法，国有私有在行业中的进退应由市场规律决定，而不是政府政策的推手，也不是谁取代了谁。
第三，要通过转移支付和一定调节政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国的百姓是想消费的，只不过相当多民众手里的钱，又被“住房、医疗、养老”三座大山压着，不敢消费，因此消费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占GDP比重75％下降到现在的55％。所以应想方设法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也是刺激内需的重要手段。
第四，要把“调结构”作为经济工作重中之重。调结构需要重点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用严格管理、优质高效的大企业生产模式淘汰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推进“产能输出”，有效缓解国内产能过剩；严格控制对产能过剩企业的新增贷款，坚决控制产能过剩企业信贷市场，特别要坚决退出那些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两高一资”企业，利用信贷杠杆，引导产业结构优化，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的继续恶化。调结构还需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推进新能源发展计划，新一代互联网建设计划，促进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生物及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建设是我国未来信贷和金融服务市场的制高点。
总之，后危机时代，政府在调控经济中的角色应当是平等市场环境的塑造者，是市场公平的维护者和监督者，是经济深层矛盾的真正协调者和必要干预者。政府政策要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参与，要降低明显的倾向性，承认失败者自负原则，坚持风险和责任的对等性，强化自身行为的透明和自律，在尊重和发挥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调整干预的领域，突出重点，监控并及时应对经济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波云起伏的2009年终于落下帷幕，从各种指标和数据上看，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已经暂告段落，国际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后危机时代。2009年，中国经济在危机中的表现可谓不凡，举世瞩目，美国《时代》周刊更是把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评为2009年最具影响的“时代风云人物”，认为中国工人对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功劳显著。当然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许多国外媒体2009年对中国经济的评论更加突出了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巨额投资以及有效的产业振兴政策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器，中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反应速度和政策力度以及效果上，都值得称道。那么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形势?中国的经济应该怎么走，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又应如何展现，中国还会延续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政策么，这些都引起了许多人的猜测和质疑，也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总体来说，我们在危机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中国面临着更多的发展机遇。但是在后危机时代我们面临的内外经济形势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严格来说也是比较严峻的。
首先，我们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挑战。过去一年银行贷款的超规模投放，中央四万亿财政投资及其带动的大规模地方投资，使得我国经济中存在着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加上西方国家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的过剩资本以及国际资本寻找套利空间的冲动，借着中国政府在救市中宽松政策大量进入中国，更使得中国经济中的资本流动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泛滥。中国创出新高的并且居高不下的房价，以及高市盈率的证券市场就是流动性风险的体现，中国经济面临资产泡沫上升压力和汇率升值压力。
其次，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也不容忽视的。2009年，中国经济在增长中一个不和谐的现象，就是过去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没有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尽管我们的出口总量超过了德国，但是，我们的出口利益却进一步萎缩，在出口总量中，跨国公司出口比重上升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前所未有地增加，其中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对我国贸易保护的涉案金额创出新高，而且多是指向我国自主品牌企业，如美国对中国产石油钢管的反补贴措施等。在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10年超过日本的情况下，在发达国家仍处在危机后的萧条的情况下，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充满经济竞争的情况下，针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有增无减。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增长的方式来支撑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
第三是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风险。在2009年经济扩张中，地方出现了8000多个融资平台，很多都是负资产经营。如果政策收得太快，多项目难免会半途而废，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也可能停顿，这无疑会冲击宏观经济。
第四是通货膨胀的阴影越来越重。由于流动性的过剩使得虚拟资产价格不断上升，并影响到了实体经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产业如农副产品价格、水电煤气价格迅速上涨，直接增加了通货膨胀的风险。
第五是产能过剩的挑战依然严峻。官方数据显示，在2009年“一揽子”政策特别是投资的拉动下，钢铁、水泥、有色、船舶、建材、化工等许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如业已严重产能过剩的钢铁行业被戏称为“钢坚强”，就在2009年上半年，中国钢铁全行业仍是严重亏损的，但当年8月份粗钢产量竟创下历史最高记录，全年产钢5.69亿吨，同比增长13％，而与此同时，全球钢产量除中国外则累计减产23％。截止2009年底，我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尽管下半年以来企业实现盈利，但同比仍下降67％。也就是说，中国钢铁行业明知产能过剩，却仍要拼命扩张产能；中国钢铁企业明知没钱赚也要加大马力生产，为什么，GDP使然，政绩使然。值得注意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钢铁行业是“国进民退”的重要行业。
因此，在后危机时代我们不应当为所取得的成绩冲昏头脑，政府调整自己的政策角色定位势所必然。
后危机时代我国政府角色的塑造
我们政府在危机来临时实施了有效的救市政策，但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任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会带来负面作用。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不应当一下子收紧政策，这是中国求稳定的渐进式发展模式使然，也不会还象危机时采取过度或长的政策，而应当在继续保持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的政策调整，将政策的重点定位于建设公平市场经济环境，调整和解决经济中深层次矛盾，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规律作用方面。
首先要实施相对中性调控政策。政府不再主动实施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扩张政策，而注重货币政策的灵活应用。在保持货币政策总体适度宽松的同时，把货币政策重点放在防范流动性泛滥，抵御虚拟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的风险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抑制流动性的货币回笼措施。截至2010年5月4日，央行今年已经宣布三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即是这方面措施的明证。同时中性调控政策，主要在于政府建立健全各项规则和制度，通过制度的自动作用，发挥政策调节作用，起到稳定器作用。如失业保障体系建设、银行信贷风险预警体系建设、国际贸易投资风险预警体系建设、虚拟资本风险预警体系建设等，一旦哪项指标触线，自动的财政货币调控措施就会发挥作用。
其次，要维持公平的市场环境。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应当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政策的取向并不是偏向谁，如果说危机中我们四万亿财政投资的救市政策直接惠及了国有企业，那么后危机时代，我们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应当放在减税和中小企业贷款体系的建设上。因为减税对任何企业都是公平的政策。同时，“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性质应是平行的，私有应有理，国有应有法，国有私有在行业中的进退应由市场规律决定，而不是政府政策的推手，也不是谁取代了谁。
第三，要通过转移支付和一定调节政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国的百姓是想消费的，只不过相当多民众手里的钱，又被“住房、医疗、养老”三座大山压着，不敢消费，因此消费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占GDP比重75％下降到现在的55％。所以应想方设法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也是刺激内需的重要手段。
第四，要把“调结构”作为经济工作重中之重。调结构需要重点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用严格管理、优质高效的大企业生产模式淘汰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推进“产能输出”，有效缓解国内产能过剩；严格控制对产能过剩企业的新增贷款，坚决控制产能过剩企业信贷市场，特别要坚决退出那些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两高一资”企业，利用信贷杠杆，引导产业结构优化，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的继续恶化。调结构还需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推进新能源发展计划，新一代互联网建设计划，促进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生物及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建设是我国未来信贷和金融服务市场的制高点。
总之，后危机时代，政府在调控经济中的角色应当是平等市场环境的塑造者，是市场公平的维护者和监督者，是经济深层矛盾的真正协调者和必要干预者。政府政策要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参与，要降低明显的倾向性，承认失败者自负原则，坚持风险和责任的对等性，强化自身行为的透明和自律，在尊重和发挥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调整干预的领域，突出重点，监控并及时应对经济中可能出现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