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某饮料的代言广告中，张国立扮演父亲，扮儿子的推开门说：“爸，我回来了！”没有纠结，没有隔膜，可惜这种情景没有成为现实。当时的张国立可能会想如果这个角色是自己儿子来演就好了。在《让子弹飞》里看到张默，没认出他来。毕竟，上一次大规模地看到他，是在2003年了，那一年年底，因为打人事件出现在媒体的时候，他21岁，脸型圆润，气质稚嫩，媒体经验不足，只在面对家乡媒体时，用成都话道歉时，才显得比较自如。而这一次，大银幕上的他，脸型硬朗，气质在走向成熟的中途，与《让子弹飞》里那种勃发的异世界青春气息，十分合拍。
　　但接下来的一幕却非常相似，1月30日，张默因为在别墅里吸大麻，被行政拘留十三日之后，他的父亲张国立出面道歉了，他说，对于儿子的行为，他作为一个父亲感到深深的痛心和愧疚。如果单纯就事论事，张默此次错失的严重性，低于上一次。毕竟大麻的身份暧昧，内地群众对明星的宽容度，又远远高于港台日韩。但这件事被迅速放大，受关注程度大于孙兴和莫少聪吸毒，一方面因为，他的父亲是张国立，他又处于上升期，所以谭飞先生说：“在法律框架内，张默当然大错特错了，但这是生活方式的选择，跟星二代的身份无关。我们应学会就事论事，而不是搞‘连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件事和打人事件被捆绑在一起，和张国立的婚姻家庭情况附会进行了解读，言外之意于是油然而生，而家庭的动荡，是这个动荡时代里，最敏感的神经，与其说，人们关注的是明星的道德建设，倒不如说，是在注视“阴阳大裂变”之后自我之痛。
　　张国立生于1955年，30岁前后，在四川成名。20世纪80年代末，他已是四川省人艺的招牌演员和省青联常委、省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1987年，因为拍摄《死水微澜》，和邓婕结识，随后邓婕决定进京，1991年，张国立北上，“二次创业”。从此，“峨眉电影制片厂”等带有“川味”的往日痕迹开始剥落，《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北京深秋的故事》等带有“京味”的新轨迹开始出现在他的履历里。1994年因为《宰相刘罗锅》和随后的电影《混在北京》，他的黄金时代开始。此时，他40岁。
　　就像事业上升期的张国立别无选择一样，他必须往前走，在某个阶段，名利就像玛利亚·凯莉所说的“脚下的地毯”，随时可能被抽走。他必须成为别人眼中的“工作狂”，非如此不可，与儿子的疏离也是此时的“非如此不可”的一部分。而疏离的后果，要很久后才能显现。
　　成为张国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挣脱张国立，也并非一日之功。尽管，这是张默有自我意识之后，最强烈的愿望。张默14岁入行，第一次的客串表演，是《康熙微服私访记1》，一部与张国立关系密切的电视剧—这无可厚非；离开中戏之后，张默签的，是张国立的公司“国立常升”。但张默的性格，正如张国立所说的那样，叛逆，直率，离开中戏，他试图自己找戏，自己租房子住，向父亲借钱时会郑重其事地写下借条。此后，接受媒体采访，他要求不提及父子关系，综艺节目邀请他们一起出现，他一律拒绝。
　　与此对照的，是张国立在张默生活里出现的密集程度，他的愧疚，他的急于表达关怀，遍布他所有的公开访谈。2010年，香港某杂志的父亲节专题，邀请张国立和张默父子俩出镜，并给对方写一封信。张默讲述的是他的音乐梦被张国立摧毁：“我就知道我长大以后会演戏，反而是后来玩乐队以后，想过靠做音乐来为生，只是您把我的梦想毁了，告诉您，那个时候我可恨你了，谁让你偷偷去给我的队友说三道四，没两天他们就把我赶走了。”张国立反省的是自己对儿子的影响：“记者问了我一个问题，张国立作为张默的父亲，是帮他的多还是害他的多？我自己想了想，觉得我这些年的确害你不少。你小时候如果不是刚好碰上张国立要创业，要争名声的时期，也许我和你妈妈也不会离婚。你进了这行，要不是有张国立这个爸，你可能没有这么痛苦。”许多事我们一早知道结果如何，但生命经验传递，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已经通过小说电影预知的，仍要切身体验。我的叛逆年代，曾拒绝回家，我知道自己将来一定会后悔，因为，所有的小说电影里，逃出家的儿子最终都会后悔，但我克服不了自己。多年后，遗恨如约而至。
　　张国立曾说：“我现在就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轻易忽略生活中常常会被我们忽略的情感。”其实，多年前，他应该就明白，但欠缺机会。人欠缺的不是知道，而是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