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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具备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发展潜力，非洲向来受到全球资本的青睐。尽管当地政治、社会、营商环境风险长期存在，但资本热情有增无减，进入21世纪以后尤甚。本文从全球对非洲直接投资变化、中国对非州直接投资增长，传统风险及其演化，以及应对措施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详细梳理了投资数据背后的投资逻辑，分析了在“中非合作”、“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前景及新增风险，最后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阐述了对风险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对非直接投资 风险 对策
一、对非直接投资现状
（一）概况
越来越热！是形容当下非洲之于全球投资最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个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二大洲，拥有世界上重要的53种矿产和为数众多的稀有战略资源，可耕地面积开发利用率只占27%;更重要的是，非洲有着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预计2034年其劳动力将超过中国和印度，2050年其总人口将从目前的12亿多增加到25亿。广袤的土地、丰沛的资源、足够的劳动力，对资本构成了难以抵挡的诱惑。
外国直接投资是公认的促进经济国际化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对非直接投资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对非直接投資增速放缓，但仍处于历史高位。但金融危机以后，对非直接投资则呈现总体下行态势。
从近五年数据不难看出，对非直接投资基本随全球整体经济形势波动而波动，但当中又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2015年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对非直接投资却反向下滑;二是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降幅相比，非洲地区降幅幅度偏小，2018年甚至出现正增长。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由于非洲资源型产品占吸引外资的大头，对非直接投资的流入水平，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息息相关，2015年对非直接投资的下滑，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是主要原因;另一个，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非洲仍然机会多于风险。
（二）中国的角色
2017年9月，英国《金融时报》基于其长期跟踪绿地外商直接投资的FDI Markets年度数据发表文章，称当年中国成为对非直接投资最大来源国。虽然就投资非洲项目的数量而言，美国仍然是最大投资国，但中国在投资额方面已超过美国，自2003年FDI Markets开始记录这一数据以来，这是中国首次超越美国。
截至2016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399亿美元，占全部对非直接投资流入存量总额的4.8%。与2006年底相比，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31.6%，远高于非洲8.8%的年均增长率。截至2017 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000 亿美元，几乎覆盖了非洲各国，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行业、地产、金融、批发零售、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世界银行报告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可能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业务外包，客观上促进了向非洲转移现代技术、技能和创新能力。从2005年至2016年，中国在非洲投资了近300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创造了超过13万个就业岗位。
在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进行的全球态度调查中，70%的非洲受访者对中国投资者表示赞赏，而其他地区这一数据分别是：欧洲41%、亚洲57%、拉丁美洲57%。
（三）新形势与新趋势
中非经贸合作与往来密切的背后，是持续深化的政治互信。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成员包括中国、与中国建交的53个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2015年12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出炉。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在非洲的“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说是逐步推进和提速。截至2018年8月底，包括埃及、南非和苏丹在内的9个非洲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与中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13个非洲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产能合作框架协议。
可以预见，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将有着更广泛更深入的投资合作，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利益存在也会持续增长，由此带来的风险也会同步增长。
二、对非投资风险
（一）常规意义风险
对非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与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关，换句话说，非洲国家的政局风险（包括政治传统、法律健全程度、官僚效率等），经济基础及结构（包括最常被说到的基础设施落后、单一经济结构抗风险能力差等），以及因种族、宗教信仰矛盾带来的社会风险。
实际上，政局风险和社会风险又往往交织在一起，比如北非地区错综的政治、宗教与种族冲突，使得当地安全局势一直处于很不安稳的状态;此外，近年来从中东涌出的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所代表的各种极端主义势力也在向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蔓延。一旦出现动荡，对中国企业在非投资影响很大。
经济层面的风险，近年来突出表现在本币贬值风险和债务违约风险。2017年，非洲30多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对中国企业的原材料进口、生产运营、收益回报方面，产生了较大的汇兑损失。此外，非洲外债总额2016年达到6408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8%，比起上年5803亿美元的外债总额和25.3%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有了明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的部分主要国家债务有所加重，给中非合作带来新的风险。
（二）新变化带来新的风险点
如果说早年的政局风险更多来自非洲国家的内部，那么伴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加深，外部的影响正越来越大。2019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演讲中提出了一项新的美国政府对非战略，包括优先考虑贸易和投资、打击恐怖主义等，但究其实质，瞄准的却是中国。他认为，非洲对美国的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移民或极端主义，而是来自中国，中国的目的是有意识地实现其投资目标，以获得超过美国的竞争优势。这一表态，部分反映了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难以放弃对中国投资非洲的敌视态度，而这种意识形态惯性，在全球经济总体复苏乏力的时候，仍然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土壤。除美国外，日本不断加强日非经济关系，对冲中国影响力;印度也在加强与非洲的合作，日本和印度还联合推出“亚非增长走廊”倡议。这种状况很可能加剧部分非洲国家的投机心态，使中非合作更加困难。待价而沽的心态增加，另一面则是负面评价被放大，正常投资合作形成的债务也可能被放大，比如近年来，中国不断受到某些外媒指责，称“中国加剧非洲债务负担”。 从长远来看，由于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中国对非洲投资的相对友好的政治环境可能会突然恶化，未来与非洲的合作或将面临更多困难;从短期来看，一些投资项目偶然卷入了各种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逐渐增加了中国在非洲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三、对策
为了控制对非投资风险，我们应该着眼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有的放矢。
（一）国家层面，应着眼树立基本原则、完善制度设计，优化外在环境。
1.中国一直倡导和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同样适用于对外投资方面。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投资，包括微观层面企业投资，都有必要树立“不干涉内政”的最高原则，真正做到恪守投资中立。
2.当前中国在非洲利益迅速扩大，存量保护和增量提升，都离不开国家信用背书之下的法律保护。有必要系统梳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议，既要补齐短板和空白，也要根据新形势的发展，更新优化原有协议，把事前风险防范做到位。
3.树立通盘考量意识，把对非投资纳入到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大局中。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积极为人民币在非洲的流通、投资及结算创造条件，增加人民币应用场景，完善人民币的跨境清算体系，为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创造便利条件。
4.采取预防措施，在国家层面做好预案。从政治、社会、安保、自然等方面系统评估在非洲可能遭遇的风险，充分吸取过去遭遇政局动乱、自然灾害等带来的教训，动态评估，分层分级制定整套的对策。一旦遭遇重大风险，科学地启动相应等级的应对预案。
（二）企业层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多从方式方法出发控制风险。
1.做好分内事，不打无准备之仗。一方面，吃透本国的投资大势，例如对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中涉及的重点投资领域要掌握，顺势而为;另一方面，借助中国驻外经贸机构、企业驻外机构、互联网、实地考察等多种手段，充分了解投资目的国的政策、国情，为投资决策提供充分依据。
2.以“共赢”为投资决策的出发点，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间的关系，这不仅是对内，也是对外。不但可以与国内投资者抱团出海，也可以与境外有竞争关系的投资者充分合作，一起规避风险，实现共赢。
3.营造友善环境、消解敌意。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不能完全替代现实经营中可能遭遇的冲突对立，要主动实践“民心相通”，通过提升医疗援助、捐资助学、捐粮抗旱等对非帮扶活动的水准，树立中资企业有责任感、有担当、有益于当地民生生活的正面形象，避免当地人民和极端势力的误解和敌意。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既有经济互利的原因，也有地缘政治与大国战略的考量。只要管控好发展中的主要风险，有针对性地应对主要困难，中国对非洲投资不仅将收获可观的收益，还将为推动中非全面合作不断深化带来积极的效果。
【參考文献】：
【1】《非洲国家投资环境研究》 作者：谢守红、甘晨、王庆，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版（2017年3月1日）
【2】联合国贸发组织2014—2019年《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
【3】参考消息网2019年2月3日文章：澳智库文章：非洲需要“一带一路”基建改善生活
【4】《当代世界》文章：姚桂梅：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进展、风险与前景
【关键词】：对非直接投资 风险 对策
一、对非直接投资现状
（一）概况
越来越热！是形容当下非洲之于全球投资最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个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二大洲，拥有世界上重要的53种矿产和为数众多的稀有战略资源，可耕地面积开发利用率只占27%;更重要的是，非洲有着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预计2034年其劳动力将超过中国和印度，2050年其总人口将从目前的12亿多增加到25亿。广袤的土地、丰沛的资源、足够的劳动力，对资本构成了难以抵挡的诱惑。
外国直接投资是公认的促进经济国际化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对非直接投资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对非直接投資增速放缓，但仍处于历史高位。但金融危机以后，对非直接投资则呈现总体下行态势。
从近五年数据不难看出，对非直接投资基本随全球整体经济形势波动而波动，但当中又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2015年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对非直接投资却反向下滑;二是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降幅相比，非洲地区降幅幅度偏小，2018年甚至出现正增长。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由于非洲资源型产品占吸引外资的大头，对非直接投资的流入水平，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息息相关，2015年对非直接投资的下滑，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是主要原因;另一个，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非洲仍然机会多于风险。
（二）中国的角色
2017年9月，英国《金融时报》基于其长期跟踪绿地外商直接投资的FDI Markets年度数据发表文章，称当年中国成为对非直接投资最大来源国。虽然就投资非洲项目的数量而言，美国仍然是最大投资国，但中国在投资额方面已超过美国，自2003年FDI Markets开始记录这一数据以来，这是中国首次超越美国。
截至2016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399亿美元，占全部对非直接投资流入存量总额的4.8%。与2006年底相比，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31.6%，远高于非洲8.8%的年均增长率。截至2017 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000 亿美元，几乎覆盖了非洲各国，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行业、地产、金融、批发零售、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世界银行报告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可能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业务外包，客观上促进了向非洲转移现代技术、技能和创新能力。从2005年至2016年，中国在非洲投资了近300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创造了超过13万个就业岗位。
在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进行的全球态度调查中，70%的非洲受访者对中国投资者表示赞赏，而其他地区这一数据分别是：欧洲41%、亚洲57%、拉丁美洲57%。
（三）新形势与新趋势
中非经贸合作与往来密切的背后，是持续深化的政治互信。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成员包括中国、与中国建交的53个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2015年12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出炉。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在非洲的“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说是逐步推进和提速。截至2018年8月底，包括埃及、南非和苏丹在内的9个非洲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与中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13个非洲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产能合作框架协议。
可以预见，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将有着更广泛更深入的投资合作，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利益存在也会持续增长，由此带来的风险也会同步增长。
二、对非投资风险
（一）常规意义风险
对非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与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关，换句话说，非洲国家的政局风险（包括政治传统、法律健全程度、官僚效率等），经济基础及结构（包括最常被说到的基础设施落后、单一经济结构抗风险能力差等），以及因种族、宗教信仰矛盾带来的社会风险。
实际上，政局风险和社会风险又往往交织在一起，比如北非地区错综的政治、宗教与种族冲突，使得当地安全局势一直处于很不安稳的状态;此外，近年来从中东涌出的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所代表的各种极端主义势力也在向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蔓延。一旦出现动荡，对中国企业在非投资影响很大。
经济层面的风险，近年来突出表现在本币贬值风险和债务违约风险。2017年，非洲30多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对中国企业的原材料进口、生产运营、收益回报方面，产生了较大的汇兑损失。此外，非洲外债总额2016年达到6408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8%，比起上年5803亿美元的外债总额和25.3%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有了明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的部分主要国家债务有所加重，给中非合作带来新的风险。
（二）新变化带来新的风险点
如果说早年的政局风险更多来自非洲国家的内部，那么伴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加深，外部的影响正越来越大。2019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演讲中提出了一项新的美国政府对非战略，包括优先考虑贸易和投资、打击恐怖主义等，但究其实质，瞄准的却是中国。他认为，非洲对美国的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移民或极端主义，而是来自中国，中国的目的是有意识地实现其投资目标，以获得超过美国的竞争优势。这一表态，部分反映了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难以放弃对中国投资非洲的敌视态度，而这种意识形态惯性，在全球经济总体复苏乏力的时候，仍然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土壤。除美国外，日本不断加强日非经济关系，对冲中国影响力;印度也在加强与非洲的合作，日本和印度还联合推出“亚非增长走廊”倡议。这种状况很可能加剧部分非洲国家的投机心态，使中非合作更加困难。待价而沽的心态增加，另一面则是负面评价被放大，正常投资合作形成的债务也可能被放大，比如近年来，中国不断受到某些外媒指责，称“中国加剧非洲债务负担”。 从长远来看，由于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中国对非洲投资的相对友好的政治环境可能会突然恶化，未来与非洲的合作或将面临更多困难;从短期来看，一些投资项目偶然卷入了各种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逐渐增加了中国在非洲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三、对策
为了控制对非投资风险，我们应该着眼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有的放矢。
（一）国家层面，应着眼树立基本原则、完善制度设计，优化外在环境。
1.中国一直倡导和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同样适用于对外投资方面。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投资，包括微观层面企业投资，都有必要树立“不干涉内政”的最高原则，真正做到恪守投资中立。
2.当前中国在非洲利益迅速扩大，存量保护和增量提升，都离不开国家信用背书之下的法律保护。有必要系统梳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议，既要补齐短板和空白，也要根据新形势的发展，更新优化原有协议，把事前风险防范做到位。
3.树立通盘考量意识，把对非投资纳入到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大局中。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积极为人民币在非洲的流通、投资及结算创造条件，增加人民币应用场景，完善人民币的跨境清算体系，为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创造便利条件。
4.采取预防措施，在国家层面做好预案。从政治、社会、安保、自然等方面系统评估在非洲可能遭遇的风险，充分吸取过去遭遇政局动乱、自然灾害等带来的教训，动态评估，分层分级制定整套的对策。一旦遭遇重大风险，科学地启动相应等级的应对预案。
（二）企业层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多从方式方法出发控制风险。
1.做好分内事，不打无准备之仗。一方面，吃透本国的投资大势，例如对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中涉及的重点投资领域要掌握，顺势而为;另一方面，借助中国驻外经贸机构、企业驻外机构、互联网、实地考察等多种手段，充分了解投资目的国的政策、国情，为投资决策提供充分依据。
2.以“共赢”为投资决策的出发点，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间的关系，这不仅是对内，也是对外。不但可以与国内投资者抱团出海，也可以与境外有竞争关系的投资者充分合作，一起规避风险，实现共赢。
3.营造友善环境、消解敌意。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不能完全替代现实经营中可能遭遇的冲突对立，要主动实践“民心相通”，通过提升医疗援助、捐资助学、捐粮抗旱等对非帮扶活动的水准，树立中资企业有责任感、有担当、有益于当地民生生活的正面形象，避免当地人民和极端势力的误解和敌意。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既有经济互利的原因，也有地缘政治与大国战略的考量。只要管控好发展中的主要风险，有针对性地应对主要困难，中国对非洲投资不仅将收获可观的收益，还将为推动中非全面合作不断深化带来积极的效果。
【參考文献】：
【1】《非洲国家投资环境研究》 作者：谢守红、甘晨、王庆，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版（2017年3月1日）
【2】联合国贸发组织2014—2019年《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
【3】参考消息网2019年2月3日文章：澳智库文章：非洲需要“一带一路”基建改善生活
【4】《当代世界》文章：姚桂梅：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进展、风险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