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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作人附逆,蕴涵着复杂的民族文化悲剧,隐含着太多的人性、伦理道德、文化、政治方面的因素。本文从心理、个性、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新文化的负面影响几个角度的分析、阐释表明,周作人附逆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尴尬和悲剧。
关键词:周作人 附逆 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1931年至1945年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的附逆”,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中感叹。周作人附逆,这是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件令人尴尬的事件,它触犯了一个古老民族最严厉的禁忌,深深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情感。周作人的附逆,隐含着非常复杂的人性、伦理道德、文化、政治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像谜一样令人难解。笔者借助有限的资料,结合自己的理解剖析,对周作人附逆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超稳定结构的心态
温源宁评周作人的性格为:铁与温雅,谓周作人具有超人的智性、自信心、行动力,在周作人以“老僧”和“隐士” 自喻的背后,这一层不能忽视。进入20世纪,中国的大变革、大动荡一直此起彼伏,充满不利人生的不安全因素。邓云乡曾感叹:
“在中国半个多世纪,六七十年不停顿动荡的大变动中,读了几本书的读书人,要想太太平平、安安定定过一辈子,那真是太难了。”
但有一部分文人知识分子却能历尽苍桑,享有生命的长寿且做出很大的成绩,如冰心、梁实秋、钱钟书、杨绛、陈衡哲等。周作人一生多难多辱,也享年83岁。这些大家都深蕴中西文化的精萃,良好深邃的教育铸成了他们超越时空的刚健心智和在现实实际生活中刚强便利的生活状态,温源宁对周作人的性格评价正是基于这一层面的。1937年7月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南迁,周作人以家累重为由,留守北平。家累重固然是他留平的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他平定自信的个性而致。周作人留平苦住,并在致陶亢德的信中,以苏武自命,读书、写作,关起门来,打发生命。“此时的周作人,独守京城一隅。很有苍凉悲壮之感。”但周作人是名人,他与日本与公与私的纠葛都太密切,而外界的压力与诱惑又太大,他最终未能保持稳定刚健的心态,而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特殊的黑洞里迷失了。
二 中国知识分子的黑洞
中国士人的觉醒可以从《庄子》中看到。汉武帝时儒术独尊,儒家著作经历了一个由文学到经典的过程,士人逐渐由王者师到王者友,最终沦为王权统治的奴才、奴隶,主体人格越来越萎缩。长期以来,修、齐、治、平成为中国读书人的立身之道,官本位思想在读书人当中根深蒂固。中国的绝大多数隐士,大多是因为当不了官才愤而退隐的。周作人曾谓自身有两鬼:一是流氓鬼,一是绅士鬼。他说:“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而笔者以为1940年周作人的附逆,正是绅士鬼占了上风。1937年7月以后,周作人留平苦住,直到1940年底,事情发生了巨大转折。各方势力的劝告、威胁,这些外界因素无疑对周作人发生了影响,最后,周作人终于自己说服自己,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此时是1941年1月1日。周作人,一个曾作为隐士、自命为老僧和苏武的学者,成了周督办。无论有什么公与私的理由,在周作人一方,官的诱惑还是太明显的事实。而周作人本人也越来越习惯于周督办的身份。在日本与汪伪政府的矛盾中,在仕途的沉浮中,周作人的内心未尝没有痛苦,这份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说周作人一开始是被迫附逆的话,那么,附逆后的周作人的所作所为就体现了他性格中平时不为人察觉的趋时的一面。林辰回忆当时“周作人在担任伪职期间,志得意满,兴高采烈,他穿着军装检阅新民会青少年团;他到南京、苏州宴饮游乐,在游南京玄武湖时,还写下了‘疲车赢马招摇过,为吃干丝到后湖’这样的诗句……。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写了一篇《先母事略》,内有‘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等语……”。这是周作人出任伪职后得意招摇、趾高气扬的事实,苦雨斋中隐士的清寒生活结束了。在中国处于国难之时,在北中国普遍充满贫困与饥饿的悲惨状况下,一个人想苟安于乱世、求一时平安是非常艰难的。虽然周作人做到了,但他的后半生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周作人的思想是动态的,但个人主义一直是他思想的原点,周作人的附逆,是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尬尴。中国许多大学问家早已名满天下,到最终总不舍登庙堂的幻想,从屈原的哀哭开始,这个源流便绵绵不绝,它潜伏在中国人精神世界深处,侵蚀着中国人民灵魂中那仅有的可怜的一点点独立自由。这是中国文人人格致命的缺陷,周作人也没有能够超脱。
三 家累的疑点
1937年7月,各大学纷纷南迁,陈寅恪患病依然随行,而周作人以家累重的原因留平,但留平苦住不久竟酿成不堪的事故。所以,其家累问题值得注意。1946年6月11日《申报》载,周作人作为汉奸从北平押到南京时,“比起别的汉奸来,算他最穷”、“行囊也最简单,一个不足十斤的小包袱”;留在北平的家属也“惶惶不安:既无从获悉老人抵金陵后的一切情况,又因经济困难无力南下探望老人”。王士菁曾撰文,在“文革”中,周作人老夫妇二人生活,虽然出版社给他的稿费已经很不少,但周作人总是叫苦,说钱不够花。王士菁很纳闷儿,并感到困惑不解:这位老人一家只有两口人,为什么总是“缺钱用”?笔者曾粗略翻过周作人的日记,也有同样的疑点。在家庭生活上,周作人好像总是缺钱用,富裕的时候不多,依他的经济水平不应如此。笔者以为这是个问题,因为家累重周作人没有南迁,如果他南迁,附逆是不会发生的。很多大事往往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周作人一生中的两件大事都与家累有直接关系:一是兄弟失和,二是附逆。家庭、亲人、情感对个人的影响是很微妙、很复杂、很重要的。
四 伦理道德的迫害
1939年元旦上午9时,周作人遇刺。他自始至终都以为是日本人干的,目的就在于逼他就范。而随后日本方面粗暴的传讯和三个侦缉队人员的驻宅监护,都给周作人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和身为人虏的困惑感、无力感。作为一个深受中西文化影响且卓有建树的文人,他的道德观念与大多数国人是有距离的。他在生命的非常时期,求助于西方伦理道德,以无可奈何的俘虏心态就范。而刺杀周作人的真相,直到1990年10月才被揭开。原来,刺杀周作人的并非是日本人,而是当时国民党军统的一个外围组织,叫抗日杀奸团,其成员全部由高中生组成。事实上,当时周作人并未下水,只是当时很多人都担心周作人作为一个白话文的传播源,要是冒然下水势必会动摇其受众的抗日热情,甚至引发一场群体附逆的潮流,于是便有了广为人知的刺杀事件。虽然刺杀未遂,但从这件事开始,周作人不得不被迫陷入日、伪势力中。周作人最终都不知道刺杀事件的真相,他一直以为是日本人所为,目的在于威胁他,迫使他出山。周作人对刺杀事件的误解以及四五年后他的被监禁被审判,还有“文革”中他所受的非人迫害,都令人感到悲凉与愤慨。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刻薄寡恩、严酷阴冷直接对周作人造成了严重迫害。这令人想起李陵的不幸遭遇。汉武帝听人传说屡立战功的名将李陵由于深入敌寇,寡不敌众而降敌且为匈奴训练部队时,就迫不及待地把李陵全家杀光。待后来知道给匈奴训练部队的不是李陵而是李绪时,被杀者已经不能复活了。在前线孤军奋战的李陵一气之下“投降”了匈奴。真正的罪人到底是谁呢?而司马迁不过在墙倒众人推的局势下挺身而出为李陵讲了几句公道话,竟惨遭宫刑,蒙受大辱。细究之下,究竟谁是罪人?
五 新文化的负面影响
周作人一介书生,在政客眼中,他只是一枚可资利用的砝码罢了。当时尚未成熟的高中生、初中生,书没有认真读多少,却被利用来干暴力勾当。老舍曾在《赵子曰》中塑造了几个学生领袖,这些人好搞运动,不学无术,头脑一热就想办法出风头,喜欢凭性子猎奇、冒险,不顾后果。“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对于这些人来讲是不适应的,他们终其一生都将是平凡、默默无闻的人。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的作用在新文化运动中,由于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时代氛围的需要,被特别突显张扬,在今天看来应是被过分夸张、过分浪漫化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迫害与新文化运动中浪漫无治的青春夸张、青年神话将周作人向附逆的境地重重地推了一把。笔者认为在周作人附逆一事上,一方面传统伦理道德抹杀个人、不尊重个体生命的负面影响极大;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中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青春拜物教似的激狂,对青年作用的过分夸大,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叶淑穗的回忆,周作人在“文革”时遭到红卫兵的野蛮对待:
“昔日衣貌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惨白,身穿一件黑布衣……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
这样声势浩荡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青少年运动是“五四”浪漫主义精神的扩大、延续和加强,是浪漫主义的末流和弊端。审视传统的同时,还要审视新文化,笔者以为当前对新文化运动中夸张无治的青春拜物教的浪漫主义倾向的负面影响揭示太少。以上是笔者对周作人附逆原因的分析。
1939年1月,周作人附逆。1941年1月4日,周作人由被动到主动,在各种势力的运作下,步汤尔和的后尘,成为周督办。虽然附逆,但周作人站在沦陷区的立场上,尽最大可能,保持教育独立,并最大限度减少奴化倾向,限制日本人在教育界的权力。当时中国各方面都曾用过周作人,他也都曾给予过帮助。作为一个缓冲,周作人对中国人的利益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俞平伯曾致书身在美国的胡适,称周作人“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周作人在沦陷时对教育界所做的保护,最直接最明显的是:北大、清华、燕大图书馆保存完好,教学仪器未受损失,北大图书馆还增加了不少图书。沦陷,这是民族、国家最坏的遭遇,周作人的出任,从实际利益角度讲,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最坏境遇中的一个不算是最坏的选择。
有一个很简单却是最不能问的问题:日本入侵,最直接的责任是由于当时政府的无能,但是,有谁来制裁这个政府?笔者在1999年的《信使》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这样的体制是不可改变与无情的: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找到一个使国家陷入困境的人,哪怕是想象中的。如果没有外国人适合充当这种角色,该机制就把矛头指向据认为是与众不同的人(详见犹太社区史)或极易受伤害者(妇女)。”
历史是胜利者的诠释,个人是历史的人质:日本战败,战犯被审判,日本为中国痛恨;在中国内部,政府借控诉日本,惩罚汉奸,以平息民间的悲愤。周作人附逆突显于民族矛盾最激化时期,这件事深深伤害了一个古老民族的自尊与面子,他的名节也因此受到损害。事实上,周作人的附逆,蕴涵着复杂的民族文化悲剧,在当时的境况下,很少有人能平静下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胜者王侯败者寇,这是长久以来中国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因为周作人是当时的汉奸,所以时人对他的苛严评价在很长时期内也会影响后人。周作人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尴尬和悲剧。对于周作人的研究,需要平实的心态。笔者借助有限的资料将心理、个性、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新文化的负面影响带入此文的分析,并不能揭开事实真情的全部,仅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 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 孙郁:《鲁迅与周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林辰:《沦陷期周作人的政治立场》,《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
[5] 叶淑穗:《周作人二三事》,《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
[6] 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
作者简介:宋卫琴,女,1970—,河南荥阳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周作人 附逆 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1931年至1945年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的附逆”,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中感叹。周作人附逆,这是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件令人尴尬的事件,它触犯了一个古老民族最严厉的禁忌,深深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情感。周作人的附逆,隐含着非常复杂的人性、伦理道德、文化、政治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像谜一样令人难解。笔者借助有限的资料,结合自己的理解剖析,对周作人附逆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超稳定结构的心态
温源宁评周作人的性格为:铁与温雅,谓周作人具有超人的智性、自信心、行动力,在周作人以“老僧”和“隐士” 自喻的背后,这一层不能忽视。进入20世纪,中国的大变革、大动荡一直此起彼伏,充满不利人生的不安全因素。邓云乡曾感叹:
“在中国半个多世纪,六七十年不停顿动荡的大变动中,读了几本书的读书人,要想太太平平、安安定定过一辈子,那真是太难了。”
但有一部分文人知识分子却能历尽苍桑,享有生命的长寿且做出很大的成绩,如冰心、梁实秋、钱钟书、杨绛、陈衡哲等。周作人一生多难多辱,也享年83岁。这些大家都深蕴中西文化的精萃,良好深邃的教育铸成了他们超越时空的刚健心智和在现实实际生活中刚强便利的生活状态,温源宁对周作人的性格评价正是基于这一层面的。1937年7月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南迁,周作人以家累重为由,留守北平。家累重固然是他留平的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他平定自信的个性而致。周作人留平苦住,并在致陶亢德的信中,以苏武自命,读书、写作,关起门来,打发生命。“此时的周作人,独守京城一隅。很有苍凉悲壮之感。”但周作人是名人,他与日本与公与私的纠葛都太密切,而外界的压力与诱惑又太大,他最终未能保持稳定刚健的心态,而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特殊的黑洞里迷失了。
二 中国知识分子的黑洞
中国士人的觉醒可以从《庄子》中看到。汉武帝时儒术独尊,儒家著作经历了一个由文学到经典的过程,士人逐渐由王者师到王者友,最终沦为王权统治的奴才、奴隶,主体人格越来越萎缩。长期以来,修、齐、治、平成为中国读书人的立身之道,官本位思想在读书人当中根深蒂固。中国的绝大多数隐士,大多是因为当不了官才愤而退隐的。周作人曾谓自身有两鬼:一是流氓鬼,一是绅士鬼。他说:“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而笔者以为1940年周作人的附逆,正是绅士鬼占了上风。1937年7月以后,周作人留平苦住,直到1940年底,事情发生了巨大转折。各方势力的劝告、威胁,这些外界因素无疑对周作人发生了影响,最后,周作人终于自己说服自己,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此时是1941年1月1日。周作人,一个曾作为隐士、自命为老僧和苏武的学者,成了周督办。无论有什么公与私的理由,在周作人一方,官的诱惑还是太明显的事实。而周作人本人也越来越习惯于周督办的身份。在日本与汪伪政府的矛盾中,在仕途的沉浮中,周作人的内心未尝没有痛苦,这份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说周作人一开始是被迫附逆的话,那么,附逆后的周作人的所作所为就体现了他性格中平时不为人察觉的趋时的一面。林辰回忆当时“周作人在担任伪职期间,志得意满,兴高采烈,他穿着军装检阅新民会青少年团;他到南京、苏州宴饮游乐,在游南京玄武湖时,还写下了‘疲车赢马招摇过,为吃干丝到后湖’这样的诗句……。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写了一篇《先母事略》,内有‘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等语……”。这是周作人出任伪职后得意招摇、趾高气扬的事实,苦雨斋中隐士的清寒生活结束了。在中国处于国难之时,在北中国普遍充满贫困与饥饿的悲惨状况下,一个人想苟安于乱世、求一时平安是非常艰难的。虽然周作人做到了,但他的后半生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周作人的思想是动态的,但个人主义一直是他思想的原点,周作人的附逆,是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尬尴。中国许多大学问家早已名满天下,到最终总不舍登庙堂的幻想,从屈原的哀哭开始,这个源流便绵绵不绝,它潜伏在中国人精神世界深处,侵蚀着中国人民灵魂中那仅有的可怜的一点点独立自由。这是中国文人人格致命的缺陷,周作人也没有能够超脱。
三 家累的疑点
1937年7月,各大学纷纷南迁,陈寅恪患病依然随行,而周作人以家累重的原因留平,但留平苦住不久竟酿成不堪的事故。所以,其家累问题值得注意。1946年6月11日《申报》载,周作人作为汉奸从北平押到南京时,“比起别的汉奸来,算他最穷”、“行囊也最简单,一个不足十斤的小包袱”;留在北平的家属也“惶惶不安:既无从获悉老人抵金陵后的一切情况,又因经济困难无力南下探望老人”。王士菁曾撰文,在“文革”中,周作人老夫妇二人生活,虽然出版社给他的稿费已经很不少,但周作人总是叫苦,说钱不够花。王士菁很纳闷儿,并感到困惑不解:这位老人一家只有两口人,为什么总是“缺钱用”?笔者曾粗略翻过周作人的日记,也有同样的疑点。在家庭生活上,周作人好像总是缺钱用,富裕的时候不多,依他的经济水平不应如此。笔者以为这是个问题,因为家累重周作人没有南迁,如果他南迁,附逆是不会发生的。很多大事往往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周作人一生中的两件大事都与家累有直接关系:一是兄弟失和,二是附逆。家庭、亲人、情感对个人的影响是很微妙、很复杂、很重要的。
四 伦理道德的迫害
1939年元旦上午9时,周作人遇刺。他自始至终都以为是日本人干的,目的就在于逼他就范。而随后日本方面粗暴的传讯和三个侦缉队人员的驻宅监护,都给周作人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和身为人虏的困惑感、无力感。作为一个深受中西文化影响且卓有建树的文人,他的道德观念与大多数国人是有距离的。他在生命的非常时期,求助于西方伦理道德,以无可奈何的俘虏心态就范。而刺杀周作人的真相,直到1990年10月才被揭开。原来,刺杀周作人的并非是日本人,而是当时国民党军统的一个外围组织,叫抗日杀奸团,其成员全部由高中生组成。事实上,当时周作人并未下水,只是当时很多人都担心周作人作为一个白话文的传播源,要是冒然下水势必会动摇其受众的抗日热情,甚至引发一场群体附逆的潮流,于是便有了广为人知的刺杀事件。虽然刺杀未遂,但从这件事开始,周作人不得不被迫陷入日、伪势力中。周作人最终都不知道刺杀事件的真相,他一直以为是日本人所为,目的在于威胁他,迫使他出山。周作人对刺杀事件的误解以及四五年后他的被监禁被审判,还有“文革”中他所受的非人迫害,都令人感到悲凉与愤慨。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刻薄寡恩、严酷阴冷直接对周作人造成了严重迫害。这令人想起李陵的不幸遭遇。汉武帝听人传说屡立战功的名将李陵由于深入敌寇,寡不敌众而降敌且为匈奴训练部队时,就迫不及待地把李陵全家杀光。待后来知道给匈奴训练部队的不是李陵而是李绪时,被杀者已经不能复活了。在前线孤军奋战的李陵一气之下“投降”了匈奴。真正的罪人到底是谁呢?而司马迁不过在墙倒众人推的局势下挺身而出为李陵讲了几句公道话,竟惨遭宫刑,蒙受大辱。细究之下,究竟谁是罪人?
五 新文化的负面影响
周作人一介书生,在政客眼中,他只是一枚可资利用的砝码罢了。当时尚未成熟的高中生、初中生,书没有认真读多少,却被利用来干暴力勾当。老舍曾在《赵子曰》中塑造了几个学生领袖,这些人好搞运动,不学无术,头脑一热就想办法出风头,喜欢凭性子猎奇、冒险,不顾后果。“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对于这些人来讲是不适应的,他们终其一生都将是平凡、默默无闻的人。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的作用在新文化运动中,由于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时代氛围的需要,被特别突显张扬,在今天看来应是被过分夸张、过分浪漫化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迫害与新文化运动中浪漫无治的青春夸张、青年神话将周作人向附逆的境地重重地推了一把。笔者认为在周作人附逆一事上,一方面传统伦理道德抹杀个人、不尊重个体生命的负面影响极大;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中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青春拜物教似的激狂,对青年作用的过分夸大,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叶淑穗的回忆,周作人在“文革”时遭到红卫兵的野蛮对待:
“昔日衣貌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惨白,身穿一件黑布衣……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
这样声势浩荡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青少年运动是“五四”浪漫主义精神的扩大、延续和加强,是浪漫主义的末流和弊端。审视传统的同时,还要审视新文化,笔者以为当前对新文化运动中夸张无治的青春拜物教的浪漫主义倾向的负面影响揭示太少。以上是笔者对周作人附逆原因的分析。
1939年1月,周作人附逆。1941年1月4日,周作人由被动到主动,在各种势力的运作下,步汤尔和的后尘,成为周督办。虽然附逆,但周作人站在沦陷区的立场上,尽最大可能,保持教育独立,并最大限度减少奴化倾向,限制日本人在教育界的权力。当时中国各方面都曾用过周作人,他也都曾给予过帮助。作为一个缓冲,周作人对中国人的利益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俞平伯曾致书身在美国的胡适,称周作人“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周作人在沦陷时对教育界所做的保护,最直接最明显的是:北大、清华、燕大图书馆保存完好,教学仪器未受损失,北大图书馆还增加了不少图书。沦陷,这是民族、国家最坏的遭遇,周作人的出任,从实际利益角度讲,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最坏境遇中的一个不算是最坏的选择。
有一个很简单却是最不能问的问题:日本入侵,最直接的责任是由于当时政府的无能,但是,有谁来制裁这个政府?笔者在1999年的《信使》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这样的体制是不可改变与无情的: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找到一个使国家陷入困境的人,哪怕是想象中的。如果没有外国人适合充当这种角色,该机制就把矛头指向据认为是与众不同的人(详见犹太社区史)或极易受伤害者(妇女)。”
历史是胜利者的诠释,个人是历史的人质:日本战败,战犯被审判,日本为中国痛恨;在中国内部,政府借控诉日本,惩罚汉奸,以平息民间的悲愤。周作人附逆突显于民族矛盾最激化时期,这件事深深伤害了一个古老民族的自尊与面子,他的名节也因此受到损害。事实上,周作人的附逆,蕴涵着复杂的民族文化悲剧,在当时的境况下,很少有人能平静下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胜者王侯败者寇,这是长久以来中国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因为周作人是当时的汉奸,所以时人对他的苛严评价在很长时期内也会影响后人。周作人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尴尬和悲剧。对于周作人的研究,需要平实的心态。笔者借助有限的资料将心理、个性、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新文化的负面影响带入此文的分析,并不能揭开事实真情的全部,仅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 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 孙郁:《鲁迅与周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林辰:《沦陷期周作人的政治立场》,《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
[5] 叶淑穗:《周作人二三事》,《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
[6] 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
作者简介:宋卫琴,女,1970—,河南荥阳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