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而他们拥护这些改变。”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惊雷》中这样写道。面对日军的残暴、面对国民党的封锁，中国共产党“从不毛的山地伸出了一根基地的链环，以一个弧形的姿态，从东北一直连到了长江流域”。出现这一奇迹，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深入到每个村镇的下层黑暗中去，用他们的意志，用他们的口号从那里唤起了国民党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人民”。
　　斯諾也曾到陕北去寻找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答案。“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最后，斯诺得出结论，“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这是“因为它的力量来自大多数人民”。
　　贝特兰，抗日战争初期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通过实地采访令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毛泽东全部战事分析中，使我最感动的，是他对中国民众，和中国革命前途的绝对信任。并且这种信任，在他自己的人格中，也可以见到。”毛泽东相信中国人民，“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对中国人民的能力、毅力以及可以启发的革命觉悟具有的一种永不动摇的信念。”
　　“去访问新四军的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承认他们的做法赢得了老百姓的真心的支持。”爱泼斯坦评论说，“每一个新四军的战士都被教育去理解抗日战争的目标以及从不忘却他们是为人民在作战。”爱泼斯坦看到了一种新型军民关系：“当任何部队到达一个乡村的时候，他们一点不喧闹，不拿军器威胁，也不搜索食物、住所以及拉夫充劳役……这样，老百姓便是主人，新四军对他们负责并且是忠于职守的。”
　　史沫特莱发现“任何地方，只要有共产党人及其军队在，都能听到的一首歌，有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那首歌。当这些饥饿的士兵唱着歌，当他们列队到铺在泥土地面的稻草或秫秸上睡觉去，他们的歌声在我听来有了比以往更丰富的含义。他们的歌声像是弦乐队在夜间演奏。”
　　杰克·贝登则对人民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的身先士卒印象深刻：新四军进攻开始后，“政治指导员拿出了他的口筒喊着‘跟我来’，随后他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前去。兵士们也跟着他前进……”
　　1937年抗战开始后，卡尔逊作为美国海军部的观察员同中国军队在一起，成为“目睹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游击队的战线的第一个外国军人”。他曾看到阎锡山军队，“士兵缺少我曾与之一起行军的那些人（指八路军）的精神和纪律……这里缺少的是激励八路军的那种和谐的精神。”因此，卡尔逊说：“为什么我要在这支军队（指八路军）而不在别的军队呢？我凭我整个的心，凭那赋予我以意识的一切，深知这支军队的崇高目标和正直……我愿意一同生活和工作的却是八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