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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清末开始，我国出现了学习英语的热潮，并催生了对英语辞书的大量需求。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我国近代出版机构编纂出版了多种英语辞书，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国人学习英语时对工具書的多样化需求，主要表现为： （1） 英语辞书大中小型系列化出版，满足了不同层次用户需求;（2） 重视用户从解码型到编码型英语辞书的需求转向;（3） 满足用户深层次英语知识习得对专门性英语辞书的需要。这些探索和努力对当今英语辞书的编纂和出版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近代英语辞书用户需求商务印书馆
一、 引言
“辞书编纂出版与社会需求”是辞书研究的重要课题。高兴（1993）认为：“纵览我国辞书编纂出版的历史，横观世界辞书编纂出版的形势，我们可以说，‘社会需求’时刻都在主宰或制控着我们的辞书编纂出版。”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我国近代时期逐步形成知识分子群体渴望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并以此了解西学知识的社会需求。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以英语辞书（即英汉汉英辞书）为主的双语辞书编纂出版活跃的现象。近代时期也是我国双语辞书史发展的过渡时期，双语辞书编纂的主体从外国传教士转变为国人，在辞书编纂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较大发展。但是，目前学界对我国近代双语辞书史的研究（如汪家熔1998;胡开宝2005;沈国威2011;元青2013;内田庆市2013;高永伟2014等）多侧重对该时期代表性双语辞书的介绍，较少关注该时期用户需求对双语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
日本双语辞书史研究学者早川勇（2001）27指出，“双语辞书尤其要适应具体用户群体的实际需求，因为双语辞书的使用更多的是由用户的交际需求决定的，而不是编纂者关于辞书的传统观念”。他（早川勇2001）26提出：“理想上，日本的英语辞书（笔者按： 即英日双语辞书）编纂史需要根据用户需求来重写。”这对于近代中国的英语辞书编纂史研究也有重要启示。本研究从用户需求的视角考察近代中国英语辞书的编纂和出版。近代时期我国的英语辞书编纂和出版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汪家熔先生（1992）认为，商务印书馆前六七十年的英语辞书出版经历，“只要再略添几笔，就是一篇我国近代英语辞书的出版简史”。本研究基于1897年至1949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语文辞书书目[1]，并通过勾稽爬梳相关史料，考察近代时期商务印书馆如何满足国人对英语辞书的需求，以此管窥近代中国社会对英语辞书的需求及其编纂出版样貌。
二、 近代商务印书馆英语辞书出版的社会背景及概貌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是我国创立的最早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创馆正值我国变法自强时期，自创立以来，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商务印书馆重视辞书尤其是英语辞书的编纂出版，因为编纂出版英语辞书是引进西学、开启明智的必要途径。189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部词典，即《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在“序”中指出：“自中日和议成，而士夫之策自强者，辄曰振商务裕国暨练兵造舰筑路诸武备，不知文事修而武备可自兴。”“序”中还说：“今各省华英学塾风气渐开，但学者虽有诸书参考，类多词不达义，头绪纷纭。唯字典一书，实群书之总汇，在初学已学者均不可少。”190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二部词典，即《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严复在“序”中说：“海禁开，中土之习西文者日益众，而尤以英文为独多。”我们可以从这些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版的英文辞书的序言中了解当时英语辞书出版的社会背景及需求，即清末自强救国思潮影响下国人英语学习热情高涨的情形，以及英语辞书对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相对英语学习的日益普遍，作为学习工具的英语辞书则较为缺乏。就这种情况，严复在《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的“序”中指出：“字典者，群书之总汇，而亦治语言文字者之权舆也。尚忆三十年以往，不佞初学英文时，堂馆所颁，独有广州一种，寥落数百千言，而义不备具。浸假而有《五车韵府》等书，则大抵教会所编辑，取便西人学中国文字者耳。即至晚出数种，虽较前为富，然于一字数义，至夫名物、动作区别形况之异用，皆绲而不分。”严复所言在初学英文时“独有广州一种”的英文字典，即邝其照所辑《华英字典》（初版1868年，收词约2万条）。其他英文词典则为传教士学习汉语所编纂的英汉或汉英词典，之后虽有英汉词典编纂出版，但由于收词和义项有限，颇不便于英语学习。因此，严复称在其教学过程中勉励学生使用英英词典，而不用生搬硬套当时英汉词典的译义。可见当时国内帮助国人学习英语的英语辞书数量较少，而且也不够详备，无法满足国人的英语学习需求。
总之，在清末自强救国的时代强音感召下，我国出现学习英语和西学的热潮，并催生了对英语辞书的大量需求，而与之相对的是，国内英语辞书匮乏、编纂质量不精。商务印书馆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出版英语辞书的。在成立两年后，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第一部英汉词典，之后不断推出各种英语辞书。据我们的统计，1897年至1949年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英语语文辞书54种。从用户需求来看，近代商务印书馆英语辞书的出版是不断满足国人英语学习时对英语辞书类型多样化需求的过程。这主要表现为： 满足不同层次用户需求，辞书系列化出版，重视用户从解码型英语辞书到编码型英语辞书的需求转向，以及满足用户深层次英语知识习得对专门性英语辞书的需要。
三、 不同层次用户需求与英语辞书系列化出版
近代国人英语学习热情高涨，但当时英语学习者的层次参差不齐，商务印书馆为满足不同英语层次用户需求，在英语辞书出版方面进行了大中小型配套发展。这尤其体现在综合性的英汉词典上，该辞书类型是英语学习最重要的工具。据我们的统计，在1897年至1949年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综合性的英汉词典29种，占英语语文辞书出版总量（54种）的537%，是出版数量最多的类型。
第一，出版大型英语辞书是为了满足英语水平较高者深入研究西学的需要，同时也可以反映一国的英语辞书编纂水平。1923年，商务印书馆原书迻译出版了《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主编译郭炳文在“序”中指出了大型英语辞书的编纂出版缘由：“所学愈高深，所涉文字恒愈艰仄，其需完善足供指导之字书亦愈殷。”也就是说，学习高深的西学知识和新学科术语的大量涌现呼唤大型的英语辞书。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版的大型英汉词典《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2），就是针对当时坊间“字典之不精”（见严复“序”）的状况。之后陆续出版了《英华大辞典》（1908）、《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1923）、《综合英汉大辞典》（1927），收词量都在10万条以上，尤其注重收录各学科术语新词并为其提供审慎的译名。其中，颜惠庆主编《英华大辞典》是清末民初部头最大、收词最宏富的一部英汉词典，在创制英语词语的汉语译词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出版后行销数十年，可谓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英语辞书。1927年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收词共计13多万条，编纂理念方面博采英美词典之长，更以日本英和词典为参考，与当时英汉词典专据一种英语词典原本的做法迥异，开启了英汉词典编纂的新模式，代表了民国时期我国英汉词典编纂的最高水平。 第二，中型词典注重收录常见语词及义项，可以兼具大型和小型词典的优势，因而更为实用，是需求较大的工具书。对此，《增广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1914）英文序言中指出：“《英华大辞典》之类的词典过于昂贵，仅能触及可以购买该词典的学子。此外，该词典体积庞大笨重，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查询该词典以找到需要的新词。中型的词典总是需求很大，也比大型词典更实用，但中型词典尚未完备，尽管坊间已有多种。”说明了当时国内中型英汉词典的需求及编纂出版状况。商务印书馆在满足英语学习者对中型英汉词典的需求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做法之一是缩减大型英汉词典。例如，1904年出版的《商务书馆袖珍华英字典》是在《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基础上删节改订而成的，总收词约6万条。该词典还是国内第一部袖珍本词典，袖珍本的出现使得词典便于携带。近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部袖珍型英汉词典均属于中型词典。其他大型英汉词典如《英华大辞典》和《综合英汉大辞典》也都有简编本。除了删订大型英汉词典外，引进编译国外原版词典也是重要途径，例如《英汉新字汇》（1915）收词约10万条，依据底本是《韦氏足本词典》（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2]。
第三，小型英汉词典主要服务于初级英语学习者。鉴于此类词典的需求及当时国内的出版情况，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怀中英汉字典》（1921）在序言中称：“吾国英汉字典众矣。然求一适合初级学生程度之善本，卒不可得。而中学程度以上之字典，则汗牛充栋。抑何薄于此而厚于彼也。”这表明当时适用于初学英语者的英汉词典比较缺乏。鉴于这一需求，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若干种初级学生英汉词典。编纂此类词典的关键问题是收词和义项要限于初学习见者，以便于一般初学英语者检查。对此，商务印书馆于1928年出版了《标准初级英汉字典》，收词7000余条，取材于中小学各种英语教科书，确保选取初学者急需掌握的常用词加以诠释。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中英汉字典》收词以《桑戴克氏二十世纪初级字典》（The ThorndikeCentury Junior Dictionary）（1935）为蓝本，并就我国国情酌为增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教育家和心理学家桑代克（Thorndike）研制了一系列学生英语词典，利用词频统计和语义统计来确定收词和义项，推动了英语学习词典的研编。商務印书馆出版的《初中英汉字典》可谓吸收了当时世界上学生英语词典编纂的最新研究成果。
四、 产出表达的需求与编码型英语辞书出版
进入民国后期，国人的英语学习从“求解”转为“表达”，即从理解英文到利用英文写作。1930年3月7日，《申报》摘录刊发了学者吴稚晖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1929）的评论：“《模范英汉字典》与贵馆前编《综合英汉大辞典》，为近今新出版之两大奇书，国人治外文日益猛进，由移译时代而进于创作时代，此两空前之好字典即研治外文发达精进之结果。”吴稚晖鲜明地指出了当时中国人英语学习从“移译”到“创作”的时代变化，即中国人英语学习从阅读英文原文的求解转为利用英语进行表达。在此背景之下，英语辞书的功能定位也需要从重视阅读求解的解码型词典逐渐过渡到重视写作表达的积极型词典。英语学习的工具书也要适应这种需求的变化，商务印书馆在英语辞书的出版方面也做出了努力。
此类字典最典型的是1929年出版发行的《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计收录单词4万余个。该字典主要特色是编者于释义之外提供了词目丰富的用例，以满足读者英语翻译、作文等编码活动的需求。1930年2月9日，《申报》对该字典有如下介绍：“学习英语者，但知读书时有应用字典的必要，因为本国出版界向来只有专供读书求解的英汉字典，而不知作文时如有适当的字典可用则选字造名，予取予求，实有左右逢源之乐。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是国内第一部兼供读作两方面应用的作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尚未引进英语单语学习字典，以今人眼光审视，《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兼顾解码和编码，可以看作近代第一部辅助编码活动的英汉双语学习型字典。该书出版后非常受欢迎，经过多次重印，1935年推出增订本，到了1948年增订本已经出到了第97版，甚至1949年后还出了增补本，其普及程度可见一斑。
此外，汉英词典也旨在辅助英语学习者的编码活动。就英语使用而言，汉英翻译相比阅读更为复杂，也是英语学习进入更深层次所涉及的活动。在近代，为中国人编纂的汉英词典是较为匮乏的，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英辞典》“例言”中有如下描述：“吾国由英译汉之字典自邝氏容阶开幕后，近十年来商务印书馆复增译若干种，固已蔚为大观，极嘉惠学人之盛。独由汉译英尚付阙如，其西人所编如《五车韵府》等意在饷遣彼国探讨汉文之士，而不甚适于吾国之用，学者病焉，然则汉英辞典之辑亦今曰必要之书矣。”也就是说，当时已有的汉英词典是来华传教士为学习汉语而编纂的，不适合国人使用。鉴于国人在英语学习方面对汉英词典的需求，商务印书馆在该领域做出了初步探索。据我们的统计，1897年至1949年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了4种汉英词典[3]。
《汉英辞典》（1912）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部汉英词典，也是中国人所编“汉译英辞典之嚆矢”（见该书“例言”）。该词典收词凡3800余条，皆为常见习用之字，还收录常见的科学专门名词，是一部中型的汉英词典。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英新辞典》，这是一部较大型的汉英词典，总计约收1万个汉字，5万条短语。就编纂缘起，李玉汝在“序”中说：“余自幼习英文，爱记单语，广置著名辞书。一日查客气与流动资本二语在英文应为何字，乃徧检竟弗能得。”反映了当时汉英词典尚不能充分满足汉译英活动需求的情况。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订正汉英辞典》，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出版新的汉英词典。直到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现代汉英辞典》，这是另一部中型的汉英词典，收单字6000余个，词语约3万条。该词典所选单字与词语，都是平日最常用的，并且加入了许多当时流行的新名词，同时词典的排列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故检查便捷。以上都体现了该词典的“现代”特征。
关键词近代英语辞书用户需求商务印书馆
一、 引言
“辞书编纂出版与社会需求”是辞书研究的重要课题。高兴（1993）认为：“纵览我国辞书编纂出版的历史，横观世界辞书编纂出版的形势，我们可以说，‘社会需求’时刻都在主宰或制控着我们的辞书编纂出版。”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我国近代时期逐步形成知识分子群体渴望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并以此了解西学知识的社会需求。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以英语辞书（即英汉汉英辞书）为主的双语辞书编纂出版活跃的现象。近代时期也是我国双语辞书史发展的过渡时期，双语辞书编纂的主体从外国传教士转变为国人，在辞书编纂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较大发展。但是，目前学界对我国近代双语辞书史的研究（如汪家熔1998;胡开宝2005;沈国威2011;元青2013;内田庆市2013;高永伟2014等）多侧重对该时期代表性双语辞书的介绍，较少关注该时期用户需求对双语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
日本双语辞书史研究学者早川勇（2001）27指出，“双语辞书尤其要适应具体用户群体的实际需求，因为双语辞书的使用更多的是由用户的交际需求决定的，而不是编纂者关于辞书的传统观念”。他（早川勇2001）26提出：“理想上，日本的英语辞书（笔者按： 即英日双语辞书）编纂史需要根据用户需求来重写。”这对于近代中国的英语辞书编纂史研究也有重要启示。本研究从用户需求的视角考察近代中国英语辞书的编纂和出版。近代时期我国的英语辞书编纂和出版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汪家熔先生（1992）认为，商务印书馆前六七十年的英语辞书出版经历，“只要再略添几笔，就是一篇我国近代英语辞书的出版简史”。本研究基于1897年至1949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语文辞书书目[1]，并通过勾稽爬梳相关史料，考察近代时期商务印书馆如何满足国人对英语辞书的需求，以此管窥近代中国社会对英语辞书的需求及其编纂出版样貌。
二、 近代商务印书馆英语辞书出版的社会背景及概貌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是我国创立的最早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创馆正值我国变法自强时期，自创立以来，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商务印书馆重视辞书尤其是英语辞书的编纂出版，因为编纂出版英语辞书是引进西学、开启明智的必要途径。189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部词典，即《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在“序”中指出：“自中日和议成，而士夫之策自强者，辄曰振商务裕国暨练兵造舰筑路诸武备，不知文事修而武备可自兴。”“序”中还说：“今各省华英学塾风气渐开，但学者虽有诸书参考，类多词不达义，头绪纷纭。唯字典一书，实群书之总汇，在初学已学者均不可少。”190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二部词典，即《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严复在“序”中说：“海禁开，中土之习西文者日益众，而尤以英文为独多。”我们可以从这些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版的英文辞书的序言中了解当时英语辞书出版的社会背景及需求，即清末自强救国思潮影响下国人英语学习热情高涨的情形，以及英语辞书对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相对英语学习的日益普遍，作为学习工具的英语辞书则较为缺乏。就这种情况，严复在《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的“序”中指出：“字典者，群书之总汇，而亦治语言文字者之权舆也。尚忆三十年以往，不佞初学英文时，堂馆所颁，独有广州一种，寥落数百千言，而义不备具。浸假而有《五车韵府》等书，则大抵教会所编辑，取便西人学中国文字者耳。即至晚出数种，虽较前为富，然于一字数义，至夫名物、动作区别形况之异用，皆绲而不分。”严复所言在初学英文时“独有广州一种”的英文字典，即邝其照所辑《华英字典》（初版1868年，收词约2万条）。其他英文词典则为传教士学习汉语所编纂的英汉或汉英词典，之后虽有英汉词典编纂出版，但由于收词和义项有限，颇不便于英语学习。因此，严复称在其教学过程中勉励学生使用英英词典，而不用生搬硬套当时英汉词典的译义。可见当时国内帮助国人学习英语的英语辞书数量较少，而且也不够详备，无法满足国人的英语学习需求。
总之，在清末自强救国的时代强音感召下，我国出现学习英语和西学的热潮，并催生了对英语辞书的大量需求，而与之相对的是，国内英语辞书匮乏、编纂质量不精。商务印书馆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出版英语辞书的。在成立两年后，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第一部英汉词典，之后不断推出各种英语辞书。据我们的统计，1897年至1949年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英语语文辞书54种。从用户需求来看，近代商务印书馆英语辞书的出版是不断满足国人英语学习时对英语辞书类型多样化需求的过程。这主要表现为： 满足不同层次用户需求，辞书系列化出版，重视用户从解码型英语辞书到编码型英语辞书的需求转向，以及满足用户深层次英语知识习得对专门性英语辞书的需要。
三、 不同层次用户需求与英语辞书系列化出版
近代国人英语学习热情高涨，但当时英语学习者的层次参差不齐，商务印书馆为满足不同英语层次用户需求，在英语辞书出版方面进行了大中小型配套发展。这尤其体现在综合性的英汉词典上，该辞书类型是英语学习最重要的工具。据我们的统计，在1897年至1949年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综合性的英汉词典29种，占英语语文辞书出版总量（54种）的537%，是出版数量最多的类型。
第一，出版大型英语辞书是为了满足英语水平较高者深入研究西学的需要，同时也可以反映一国的英语辞书编纂水平。1923年，商务印书馆原书迻译出版了《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主编译郭炳文在“序”中指出了大型英语辞书的编纂出版缘由：“所学愈高深，所涉文字恒愈艰仄，其需完善足供指导之字书亦愈殷。”也就是说，学习高深的西学知识和新学科术语的大量涌现呼唤大型的英语辞书。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版的大型英汉词典《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2），就是针对当时坊间“字典之不精”（见严复“序”）的状况。之后陆续出版了《英华大辞典》（1908）、《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1923）、《综合英汉大辞典》（1927），收词量都在10万条以上，尤其注重收录各学科术语新词并为其提供审慎的译名。其中，颜惠庆主编《英华大辞典》是清末民初部头最大、收词最宏富的一部英汉词典，在创制英语词语的汉语译词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出版后行销数十年，可谓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英语辞书。1927年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收词共计13多万条，编纂理念方面博采英美词典之长，更以日本英和词典为参考，与当时英汉词典专据一种英语词典原本的做法迥异，开启了英汉词典编纂的新模式，代表了民国时期我国英汉词典编纂的最高水平。 第二，中型词典注重收录常见语词及义项，可以兼具大型和小型词典的优势，因而更为实用，是需求较大的工具书。对此，《增广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1914）英文序言中指出：“《英华大辞典》之类的词典过于昂贵，仅能触及可以购买该词典的学子。此外，该词典体积庞大笨重，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查询该词典以找到需要的新词。中型的词典总是需求很大，也比大型词典更实用，但中型词典尚未完备，尽管坊间已有多种。”说明了当时国内中型英汉词典的需求及编纂出版状况。商务印书馆在满足英语学习者对中型英汉词典的需求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做法之一是缩减大型英汉词典。例如，1904年出版的《商务书馆袖珍华英字典》是在《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基础上删节改订而成的，总收词约6万条。该词典还是国内第一部袖珍本词典，袖珍本的出现使得词典便于携带。近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部袖珍型英汉词典均属于中型词典。其他大型英汉词典如《英华大辞典》和《综合英汉大辞典》也都有简编本。除了删订大型英汉词典外，引进编译国外原版词典也是重要途径，例如《英汉新字汇》（1915）收词约10万条，依据底本是《韦氏足本词典》（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2]。
第三，小型英汉词典主要服务于初级英语学习者。鉴于此类词典的需求及当时国内的出版情况，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怀中英汉字典》（1921）在序言中称：“吾国英汉字典众矣。然求一适合初级学生程度之善本，卒不可得。而中学程度以上之字典，则汗牛充栋。抑何薄于此而厚于彼也。”这表明当时适用于初学英语者的英汉词典比较缺乏。鉴于这一需求，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若干种初级学生英汉词典。编纂此类词典的关键问题是收词和义项要限于初学习见者，以便于一般初学英语者检查。对此，商务印书馆于1928年出版了《标准初级英汉字典》，收词7000余条，取材于中小学各种英语教科书，确保选取初学者急需掌握的常用词加以诠释。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中英汉字典》收词以《桑戴克氏二十世纪初级字典》（The ThorndikeCentury Junior Dictionary）（1935）为蓝本，并就我国国情酌为增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教育家和心理学家桑代克（Thorndike）研制了一系列学生英语词典，利用词频统计和语义统计来确定收词和义项，推动了英语学习词典的研编。商務印书馆出版的《初中英汉字典》可谓吸收了当时世界上学生英语词典编纂的最新研究成果。
四、 产出表达的需求与编码型英语辞书出版
进入民国后期，国人的英语学习从“求解”转为“表达”，即从理解英文到利用英文写作。1930年3月7日，《申报》摘录刊发了学者吴稚晖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1929）的评论：“《模范英汉字典》与贵馆前编《综合英汉大辞典》，为近今新出版之两大奇书，国人治外文日益猛进，由移译时代而进于创作时代，此两空前之好字典即研治外文发达精进之结果。”吴稚晖鲜明地指出了当时中国人英语学习从“移译”到“创作”的时代变化，即中国人英语学习从阅读英文原文的求解转为利用英语进行表达。在此背景之下，英语辞书的功能定位也需要从重视阅读求解的解码型词典逐渐过渡到重视写作表达的积极型词典。英语学习的工具书也要适应这种需求的变化，商务印书馆在英语辞书的出版方面也做出了努力。
此类字典最典型的是1929年出版发行的《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计收录单词4万余个。该字典主要特色是编者于释义之外提供了词目丰富的用例，以满足读者英语翻译、作文等编码活动的需求。1930年2月9日，《申报》对该字典有如下介绍：“学习英语者，但知读书时有应用字典的必要，因为本国出版界向来只有专供读书求解的英汉字典，而不知作文时如有适当的字典可用则选字造名，予取予求，实有左右逢源之乐。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是国内第一部兼供读作两方面应用的作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尚未引进英语单语学习字典，以今人眼光审视，《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兼顾解码和编码，可以看作近代第一部辅助编码活动的英汉双语学习型字典。该书出版后非常受欢迎，经过多次重印，1935年推出增订本，到了1948年增订本已经出到了第97版，甚至1949年后还出了增补本，其普及程度可见一斑。
此外，汉英词典也旨在辅助英语学习者的编码活动。就英语使用而言，汉英翻译相比阅读更为复杂，也是英语学习进入更深层次所涉及的活动。在近代，为中国人编纂的汉英词典是较为匮乏的，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英辞典》“例言”中有如下描述：“吾国由英译汉之字典自邝氏容阶开幕后，近十年来商务印书馆复增译若干种，固已蔚为大观，极嘉惠学人之盛。独由汉译英尚付阙如，其西人所编如《五车韵府》等意在饷遣彼国探讨汉文之士，而不甚适于吾国之用，学者病焉，然则汉英辞典之辑亦今曰必要之书矣。”也就是说，当时已有的汉英词典是来华传教士为学习汉语而编纂的，不适合国人使用。鉴于国人在英语学习方面对汉英词典的需求，商务印书馆在该领域做出了初步探索。据我们的统计，1897年至1949年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了4种汉英词典[3]。
《汉英辞典》（1912）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部汉英词典，也是中国人所编“汉译英辞典之嚆矢”（见该书“例言”）。该词典收词凡3800余条，皆为常见习用之字，还收录常见的科学专门名词，是一部中型的汉英词典。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英新辞典》，这是一部较大型的汉英词典，总计约收1万个汉字，5万条短语。就编纂缘起，李玉汝在“序”中说：“余自幼习英文，爱记单语，广置著名辞书。一日查客气与流动资本二语在英文应为何字，乃徧检竟弗能得。”反映了当时汉英词典尚不能充分满足汉译英活动需求的情况。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订正汉英辞典》，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出版新的汉英词典。直到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现代汉英辞典》，这是另一部中型的汉英词典，收单字6000余个，词语约3万条。该词典所选单字与词语，都是平日最常用的，并且加入了许多当时流行的新名词，同时词典的排列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故检查便捷。以上都体现了该词典的“现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