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荷卿　编译
　　
　　 “爸爸，我多少钱？”
　　 我坐在爸爸妈妈卧室里的雪松箱子上，听他们不经意地谈起有关预算和薪水方面的问题。那是1967年，我6岁。听了他们的谈话，我这个6岁孩童得出了自己的错误结论，那就是我们家是贫穷的。
　　 爸爸站在梳妆台前，看着账单。他穿着褪了色的牛仔裤，一件汗衫，一双沾着绿草水的污点的白色帆布鞋，那是他在修剪我们家的草坪时染到鞋子上的。妈妈在床上叠衣服，太阳晒干的衣服堆得像小塔一样高。我看到了我的新运动服，想到了日间露营。
　　 他们关于钱的谈话还在继续，这时候，爸爸已经走过来，和我一起坐在雪松箱子上。我一边拨弄着戴在爸爸被太阳晒成棕褐色的手腕上的带弹性的金属表带，一边想，爸爸手表下的那块白皮肤让我想起了鱼肚子。我正要让他“弄出肌肉”，以便我可以将他的鼓起的二头肌用力按下去，突然，一个想法像从花园水管里冒出来的凉水一样浇在我的心上：爸爸要为我付钱。
　　 那时候，我最喜欢听的一个睡前故事就是有关我出生的事。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医药费，也从来没有想到過我吃过的不计其数的饭食，以及夏季服装的价格。
　　 “爸爸，”我又打断他，问道，“我多少钱？”
　　 “噢，让我想想，”他叹了一口气，因为我的问题让他分心了。他把手表在梳妆台上放好，说道：“大概一百万元吧。”
　　 一道光亮照进我的心里。一百万元。因为我，爸爸要做二份工。因为我，他只能开旧车，在家吃午饭，鞋底破了，就换了鞋底继续穿。
　　 我垂下眼睛，慢慢地从雪松箱子上爬下来，慢吞吞地走进厨房。我从一个架子上拿下我的储蓄罐。罐子里装着我所有的积蓄——有7元钱了呢。
　　 这7元钱可不是各种零币都有的那种，而是七个爽朗铮亮的银元，一个生日一个，还有一个是我出生那天的。
　　我拔出储蓄罐的橡皮塞子，硬币流进我的手中。我经常私下里玩这些硬币，将它们塞进我假装扮演的吉卜赛女郎或者逃跑公主的一个袋口穿着拉绳的小包里。但是，每次玩过之后，我都会将它们放回到储蓄罐里，同时，因为知道它们在储蓄罐里，我觉得安心而高兴。但是那天，把每一个硬币放回到储蓄罐里的“叮当”声听起来很空洞。
　　 当我回到爸爸妈妈的卧室里时，如果他们已经改变了话题，那我也没有注意到。我用力拽了拽爸爸的汗衫，交出我的一百万元中的第一笔付款。
　　 “给你，”我吸了吸鼻子。“也许这个可以帮助分担为我付的钱。”
　　 “什么？”看到爸爸脸上的困惑表情，我也感到很困惑。难道他不记得他说过的话了吗？难道看到我不能使他想起我花了多少钱吗？
　　 我眼泪汪汪的，视线似乎总也离不开我的储蓄罐，这终于让他想起是怎么回事了。
　　 爸爸跪了下来，将我拉到他面前。“不是你花了一百万元，而是你值一百万个一百万元钱。而且，如果我必须为你付钱的话，那我非常乐意这样做。现在，擦干眼泪，把你的钱放回储蓄罐里去吧。”
　　 如今，我仍然经常将这段记忆拿出来反复回味，仍然会感到非常温暖。回顾那个时候，对我爸爸来说，我是无价之宝。而现在，对我来说，他是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