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案：刘鼎（1902.1-1986.7），本名阚思俊，字尊民，四川南溪人。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内著名的军工与机械工业专家，我国军事工业的杰出领导人，被誉为中国的军工泰斗。
　　1924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任旅德青年团支部书记，1926年转赴苏联深造。1928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1929年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曾在西安事变中立下过汗马功劳。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
　　他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胡耀邦评价刘鼎：“他为我们党的事业做过很多重要贡献”。
　　刘鼎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是不断开拓创新的一生，也是坚韧负重的一生。在他去世后，聂荣臻为他题词：“鞠躬尽瘁，奉献毕生”；习仲勋题词：“兵工泰斗，统战功臣”。1945年底至1949年初，刘鼎在晋察冀期间，全身心投入到人民军工事业中，带领广大军工战士忘我工作，创新技术，向前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弹药支援，为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地向全国胜利进军建立了不朽功勋。
　　赴东北受阻滞留晋察冀
　　1945年10月，刘鼎受党中央委派，带领一支百人左右的队伍由延安出发，前往东北建设新的军事工业基地。这支队伍主要由延安军工局技术骨干组成，其中有闻名延安的总工程师沈鸿、机械工程师徐驰、化学工程师林华、地质工程师汪鹏等人。他们徒步行军，东渡黄河，穿过山西，进入河北。路过张家口时，受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接见；到达承德后又受到冀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的热情接待。由于国民党军抢占并控制了山海关一带，赴东北的行程受阻，队伍在承德待命数月。
　　1946年6月，晋察冀军区决定以冀热辽军区军工部为基础，成立冀察热辽军区军工部，刘鼎同志被任命为部长，张珍、黄锡川为副部长，但因时局变化没有成立起来。不久中共中央电令刘鼎率队回张家口，留在晋察冀，由晋察冀中央局分配工作。




　　此时，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被迫自卫反击。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晋察冀根据地的军工部门重新部署恢复兵工生产。8月，晋察冀中央局任命刘鼎为新成立的兴华实业公司副总经理。这个公司负责接管张家口、宣化一带的重工业工厂，包括铁矿、炼铁厂、机器厂、化工厂等，将这些企业按战时需要加以改建，进行军工生产。刘鼎将各厂的机床集中到宣化机器厂，组建了一条制造八二迫击炮弹的生产线，按照他在延安时研究出的新引信和八二迫击炮弹的标准图纸，用最快的速度组织开工生产，以支援前线。
　　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决定避敌锋芒，从张家口、宣化一带撤退，同时决定将凡是能拆卸的设备，随同技职人员一同转移到后方，另行组建新的兵工基地。
　　在刘鼎指挥下，向后方转移并组建新的兵工基地的任务紧张而有序地展开。他一方面组织机器设备的拆卸，安排对重要器材的包装运输工作，又要动员尽可能多的技职人员随军撤退；另一方面，还要到后方选择合适的落脚点，拟定建厂规划。时间紧张，环境复杂，两方面的任务都不轻松。
　　刘鼎把新的军工基地选定在晋冀边界的灵丘县上寨附近。这里是太行山区北端的抗日老根据地，向南百余里就是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中央局的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再向东南就是开阔的华北大平原。
　　經过几个月繁忙而紧张的搬迁和基建，一个以山西灵丘县上寨村为中心的新兵工基地建立起来了。它包括枪弹厂、炮弹一厂、炮弹二厂、手榴弹厂、发电厂等。由于有从张宣地区接收的设备和技术人员，新建兵工基地的装备和人员素质，比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兵工厂大大提高。
　　刘鼎夫人易辉对这一段的情况回忆说：1946年10月，我抱着5个月大的婴儿随工业局大队人马离开张家口，到河北阜平县河西村时已是冬天。刘鼎带领一些技术人员和工人，把张家口的机械设备拆装运输到新的兵工基地山西灵丘县上寨。上寨离河西村60多公里。我头一次带孩子没经验，农村房子很冷，孩子因感冒转为肺炎，缺医少药，病情没得到控制，眼看越来越虚弱。我请办公室的同志几次给刘鼎打电话，要他回来看看，想想办法。打了几次电话，刘鼎都说工作紧张，实在离不开，回不来。眼看着10个月大的女孩不治而死，我埋掉孩子，骑着骡子到上寨去找刘鼎，见了他，不由得大哭起来。我这人是不哭的，他见了知道是孩子没了。他也心疼，惋惜。但他更关注、更放心不下的是炮弹。不出差的时候，除了在办公室办公、开会之外，他都是坐在房间炕上小桌旁设计、画图，晚上工作到深夜。我就陪着在一旁做点手工。他有时候到河滩上试炮，连饭也顾不得吃。我说他，你就知道炮弹！有时说这话是带情绪的。
　　晋察冀区兴军工
　　1946年11月，晋察冀边区工业局领导机构改组，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姚依林兼任工业局局长，刘鼎任副局长，以加强对兵工生产的领导。姚依林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知道刘鼎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早在红军时期就领导过兵工生产，曾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长，是专家型领导干部，所以对刘鼎很尊重，对兵工生产方面的工作放手让刘鼎去做。
　　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前线对武器弹药的需要愈加迫切。1947年4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发起正太战役，连克正定、栾城及附近据点90余处，但设防较为坚固的元氏县城没能攻下来，原因之一是缺乏火炮一类的重武器和足够的炸药，火力跟上不去。前线对武器军火的需要使刘鼎急在心头。当时晋察冀部队用的八二炮弹射程不到3公里，引信是惯性的，杀伤力低，刘鼎提出重新研制。刘鼎找来苏军炮弹样品，组织生产管理二处的技术研究室李建等人参加研制。5月，研制成功46式瞬发引信，沈鸿领导的机械研究室设计制造了生产该引信的专用机床。刘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绘制46引信的标准图纸，分发到制造引信的工厂，同时也发到其他根据地的军工部门。八二迫击炮弹装上46引信后，质量有了大的改进，提高了射程，大大增强了杀伤力。 　　这时，华北煤铁重镇阳泉市获得解放。阳泉铁厂有两座较现代化的能冶炼灰生铁的高炉，这是刘鼎在太行军工时非常渴望得到的设备，但当时自己无法建造，现在终于从敌人手里夺得了。刘鼎闻讯，立即赶到阳泉铁厂组织一号高炉恢复生产。同时，根据上级的指示，安排将二号高炉拆卸，运往山西长治附近的故县，组建故县铁厂，以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各有一座现代化的炼铁高炉，这样就可以就近供应制造迫击炮弹所需的大量灰生铁。
　　为此，晋冀鲁豫边区军工处特派陆达和陈志坚两位工程师到阳泉铁厂，负责组织拆卸和搬运工作。陆达和陈志坚是刘鼎在太行军工时的老部下，他们曾一起创造了太行军工的辉煌。他们历尽艰辛将全套高炉于同年7月上旬，搬运到了长治附近的故县，重新组装后，于1948年1月10日炼出了第一炉铁水。
　　刘鼎的警卫员王德富曾回忆：晋察冀边区工业局在阜平，刘鼎带着警卫员经常出差，骑着螺子去分布在山沟里的枪厂、炮弹厂、化工厂、冶炼厂。路近的走几个小时，远的要走上一天，连午间也不得休息。饿了就买老乡的鸡蛋，没工夫煮，就喝生的，一次喝上几个，既解渴，又补充了体力。后来，在井陉，朱德和聂荣臻把他们乘坐的小吉普车换成了中卡，把小吉普车给了刘鼎，改乘吉普后就方便多了。
　　研制“攻坚弹”废寝忘食
　　1947年春，刘少奇和朱德率中央工委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指导工作。突然一天，刘鼎接到通知，讓他到西柏坡去，原来是朱德总司令找他专门了解军工生产的情况。朱德说：“刘鼎啊，我们就要开始战略大反攻了，前线需要炮兵，需要炮弹，兵工生产要抓紧，多生产些炮弹。你是老兵工，要用最大的努力为前方多提供炮弹，越多越好！”
　　刘鼎向朱总司令汇报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军工生产的现状和问题。当时，晋察冀区的兵工厂沿太行山有十几座，分散在各地，管理也不统一，远远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
　　朱德经过调查研究，于7月11日致电毛泽东，提出要把分散的军工生产统一起来，要大规模发展炸药和炮弹的生产，说“这与打垮蒋介石的时间有很大关系”；20日再次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要搞好运输线，保证军工产品及时送到前线。并建议召开军工会议、交通运输会议等，以加强统一领导和部署。
　　1947年夏秋之交，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反攻。朱德总司令多次指示刘鼎，要迅速解决攻坚战所需的弹药：一是大量制造威力大的炮弹，二是生产能够摧毁碉堡和城墙的炸药包。
　　为此，刘鼎安排军工局所属的两个研究机构（一个是炮弹和引信研究室，一个是化工研究所），专门从事研制新产品以及提高炮弹和引信的产量。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和前线的需要，刘鼎亲自参加这些研究，不分白天黑夜，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并多次参加在河北省阜平县河西村（军工局机关所在地）旁的河滩地上进行的试验。


　　取得成效并带有发明创造性质的新型弹药有两类：
　　一类是弹头带一长杆，并装上一定数量黄色炸药包的迫击炮弹，多半是大口径的弹（如82毫米、120毫米、150毫米），虽然射程有所减少，但威力增加很大。另一类是黄色炸药包投掷器，投掷器的筒身系利用普通的氧气瓶，去掉头部，加装方向与俯仰机构改制而成；炮弹系利用大口径迫击炮弹，在前端加一带圆盘的长杆，在杆上穿上炸药包，一次可装炸药包约10公斤，其射程为100～200米，主要用于炸毁碉堡或城墙。
　　朱德对军工生产，特别是重武器炮火的制造非常关心。当技术人员研制出一种爆炸力强的新型炮弹，进行试验射击时，朱德总要亲自赶到靶场参观试射。他拿起炮弹向刘鼎询问炮弹的射程、爆炸力和准确性。当他看到试射的各种科目准确无误时，十分高兴，鼓励大家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正适合战争的需要，要尽快投入大量生产，准备打大仗。”随后，他命令军区把收存的迫击炮启封使用，同时命令炮兵加紧训练，把炮兵的建制尽快恢复起来。
　　7月23日，朱德给姚（依林）刘（再生）刘（鼎）三人写信，信中说：
　　晋察冀的兵工厂两三月来整理后大有进步，再加以二等军区兵工厂均统一指挥领导后，更加便利于大发展。我要求你们要争取时间尽先完成，又要能适用，取得各战地的赞美，那时自然不愁款项无着。但是你们计算不可过于太贵，应尽现有材料或征集民间铜铁等，尽量减底成本，发动工人为前线义务服务，如有急须昼夜开工等等，计划均由我们负责调济款项。又，明年一年计划分上半年、下半年能出多少产品，需要款多少亦请详细计划告诉之。总之，此地兵工事业应尽可能范围内来发展，扩充技师、工人、机器、原料来解决、来计算，就有统一兵工基础上本月底能生产多少出品。八月份，九、十、十一、十二月份每月增加数目字请详细列表告诉我，以便进行总的计划。过剩生产或各地要求的特别生产以确实可靠为准，任务能做到支援全国性的返（反）攻，（我）军所用以炮弹、特别是山野炮弹、炸药、棉药为重要，其次是迫击炮八二、五〇、六〇的为适用，其他是机枪弹，以上这些任务你们是否有可能做到。并（将）这一光荣任务给你们，望努力完成。你们如何计划做成应即速派人送来。今后望你们直接向我作负责的汇报，至少一月一次。
　　刘鼎按照朱总司令指示信的要求，抓紧迫击炮等武器弹药和炸药的制造。这年11月上旬，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石家庄战役，仅用7天时间全歼守敌2万余人，开创我军攻克大城市的范例。战斗中使用了大量炮弹和炸药。朱总司令在《攻克石门》一诗中写道：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
　　1947年12月20日至1948年1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华北各解放区兵工会议、交通会议。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和大别山刘邓部队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刘鼎作为晋察冀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这是根据地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央召开的兵工会议，会议总结了根据地兵工的历史经验，更重要的是部署了1948年，也就是大决战前的兵工生产任务。这次会议是根据地兵工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土飞机”无坚不摧显神威
　　1948年5月，华北解放区（包括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和冀热辽），除太原一座孤城外，已经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其下设公营企业部，主管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任命黄敬为部长，刘鼎为主管军工的副部长。
　　5月上旬的一天，刘鼎被朱总司令叫去，让他见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粟裕在城南庄会议上向中央提出华野主力暂不向江南出动，集中力量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这个重大的战略建议被中央采纳，朱总司令将随陈、粟千里奔赴濮阳，视察华野部队。行前，让刘鼎将兵工厂新生产的炮与炮弹尽可能多地给陈、粟带上。这些武器，在华东野战军不久后发起的豫东战役打大歼灭战中发挥了作用。
　　为了迎接解放战争决战时期的到来，刘鼎组织华北的7万兵工大军加紧军工生产，特别是攻坚炮火弹药的制造。1948年秋三大战役之前华北解放区各兵工厂造的各种炮弹，年产量已达几十万发以上。这为大决战提供了重要的军火保障。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由华北和东北军工送往前线的弹药约有1640万吨，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
　　根据攻坚战的需要，刘鼎领导兵工厂研制出大口径掷弹筒（也叫炸药抛射器）和粗膛迫击炮发射炸药包，在战场上大显威力。凌空爆炸，使方圆几十米内的敌军聋瞎丧生。战士们高兴地把这种武器赞喻为“土飞机”（像轰炸机从空中投炸弹），国民党军队甚至惊呼“共军有了原子弹”。蒋介石逃到台湾后还称他的失败是由于共军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军火。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共產党领导的军工事业发展得这样快，为埋葬蒋家王朝准备了充分的武器。
　　刘鼎带领技术人员，还试制成功日式炮弹引信，试制成功注装TNT炸药的七五山炮弹，投入批量生产，充分利用缴获的日军大炮，打击消灭敌军。并改革八二迫击炮弹，制造了信号弹、给友军传递信息的送信弹、散发宣传单的宣传弹。尤其是这个宣传弹，在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发挥了强大的政治思想攻势，发挥了动摇敌人军心，令敌人厌倦作战、不战自败的强大作用。


　　当时跟随刘 鼎工作的老兵工回忆说：“早在1947年初，刘鼎同志住阜平河西村军工局机关时就开始设想，用掷弹筒投掷炮弹的原理，设计一种‘炸药包抛射机’，把一二十公斤重的炸药包投掷一二百公尺远的距离，以摧毁敌人的碉堡、城墙。他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复杂的研究试验工作。他利用废旧氧气瓶作为‘炮筒’，自行设计炮筒的支架与摇架，又设计了一种长尾杆、带尾翅、挂发射药包的‘圆盘’炮弹。这套设计充分发挥了刘鼎同志的奇想。在河西村河滩上，经过二三十次反复试验、改进、再实验、再改进，‘炸药包投掷机’和‘圆盘药包弹’终于实验成功了。这种带长杆装炸药包的炮弹和大口径炸药包投掷机威力极大，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土飞机、土坦克（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75页）。这些新型武器和炮弹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解放太原的战斗中大显神威，使我军炮火压倒了国民党军队的火力，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1948年12月13日至194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第二次全国兵工会议（也称军工军械会议）。朱德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根据地兵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阐述了接管城市工业的政策和兵工部门今后的任务。第二次兵工会议，为兵器工业迎接全国解放，向现代化兵器工业过渡，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刘鼎代表华北区参加了会议。
　　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全国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1949年2月，刘鼎被派往北平负责接管重工业和兵器工业，在忙碌中迎接着新中国的诞生。
　　（作者简介：韩正坤，河北省军民融合促进会副秘书长；马知远，东北师范大学在校学生。本文得到刘鼎之子刘文山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诚挚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