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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因其先锋的写作态度而使其作品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自我”则是其创作的一个基本要素。本文通过对其作品中不同版本的“自我”的分析，对塑造“自我”的手法的探索，阐释杜拉斯作品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杜拉斯；自我；虚构；真实；叙述视角
杜拉斯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她创作了大量的小说、电影、戏剧作品，她以先锋的姿态进行创作，作品呈现出极端个性化的风貌，其作品的多种可阐释性令世界迷醉。个人经验性地书写是杜拉斯私人化写作的显著特征，她曾说她写作是写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自己，尽管她的有些作品极端淡化情节，甚至主人公没有姓名，但“自我”作为她私人化写作的一个元素，对我们理解其作品有很重要的提示意义。这种“自我”在作品中以多种方式出现，可以是第一人称“我”口中的“自我”，也可以是他者口中的那个“自我”。
一、不同版本的“自我”
在《广场》中，两个没有名字的主人公开始了对话。她说：“我向往的变化，作为开始，就是自主，能掌握、占有一些什么，哪怕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必须是属于我”“总有一天，我要醒过来，总有那么一天”“我决不这样安于现状”。作品中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而从自始至终的谈话中，作者向我们勾画了这样一位少女形象：渴望改变，渴望打破秩序，渴望自由，但在迈向行动的过程中却充满了迟疑，缺乏足够的勇气，有时会安于奴隶状态。“事情就如此这般安排就绪，后来，终于有一天，一切都已成为定局，哪怕仅仅想变一变，也会叫人大吃一惊。”杜拉斯第二个创作阶段的作品实际上支持了法国的女权主义，在与“父权中心”的对立中带有激进色彩。她根植于女性心灵，将长期生活在父权中心下的女性心灵的痛苦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内心涌动的激流正是杜拉斯所期盼并宣扬的，对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描述道出了杜拉斯自身的冲动。虽然杜拉斯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但她这种个人化的写作表明她抗拒女性长期以来的卑微命运。
《情人》是杜拉斯晚年时一部带有自传性、回忆录性质的作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写这种性质的作品，总是想通过创作来留给他人一个某种自我形象。童年的苦难经历使她心中留下了自卑的阴影，当自我出现不足与残缺时，便导向了自恋心理。她的《情人》开头便由一个男性的角度道出她的魅力，于是小说将记忆与想象相混合，营造出一个虚幻的“我”，作者借助中国情人的眼睛，认识了自我并强化了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他者眼中的我与第一人称口吻下的我，毫不掩饰地直面了少女时代的欲望冲动，对自己的装扮、个性、身体得到自恋式的满足。在这种坦率的写作中，作者将笔触大胆地伸向常人所不敢触及的地方，通过对心理世界的纯粹的勾画，拷问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以心理世界的非理性对现实世界的理性发出诘问。虽然作者说她并不在乎意义、含义，但这种先锋式的写作背后，对个体生命体验的重视却体现了她内心深处的人道主义情怀。
二、“自我”的创作手法
1.真实与虚构的混淆
传统的小说中，真实与虚构相对立而存在，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在文学四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作者远远高于读者，作品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区别，读者很容易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但二十世纪以来，作者与读者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随着语言意识的兴起，作品的阐释空间越来越大。杜拉斯的作品虽然具有自传性质，但我们却难以对其做考据式的分析。她尽可能地混淆真实与虚构，将现实与想象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唯一的事”[1]对杜拉斯来说，写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写作。以《情人》为例，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身处现实中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的回忆，这种回忆是片段的、零碎的，同时夹杂着作者此时此刻的心境，回忆本身就是有情境的。她希望自己是什么形象，或者说她希望留给世人什么样的形象，这种愿望便会无意识地篡改了现实，使作品中呈现出一个理想的“自我”。
谈到《情人》时，她说：“这个故事完全真实，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我想象出来的。”[2]她这种将真实与虚构相混淆的写作，使读者难以顺利地介入作品，但这也是其作品的魅力所在。一部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丰富的阐释空间，杜拉斯极具个人化色彩的写作方式，在为读者设置阅读障碍的同时，又引发人们更迫切地继续探索。作者看似毫不整理的语言，在絮絮叨叨之间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打破，在白日梦般的呓语中隐隐显出小说的真实性，而思绪的自由攀爬又用虚构将其遮掩。她大胆的实验勇气，将“自我”完美地呈现又隐藏在不同的版本中，让人们迷醉于她的创作里。
2.叙述视角的转换
叙述视角的不断转换也是作者塑造“自我”的一大手法。杜拉斯笔下的人物往往面目模糊，甚至没有确定的名字，自始至终只以代词“她”、“他”来称呼。《爱》是杜拉斯极端先锋的一部作品，作者首先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沙滩上的三个人物“他”、“他”、“她”做出勾画，这种旁观者的远景视角之后转为旅行者的视角，透过他的眼睛对墙角的女人做进一步的陈述。但作者始终游离于故事边缘，这种刻意保持距离的写法，让整个作品罩上一层哲理思索的意味。冷漠的笔触氤氲起冷漠的作品世界。“她”对爱情的绝望、对死亡的渴望的气息，通过文字散发蔓延。曾经饱受苦难的杜拉斯尝过太多的孤独与混乱，怀疑的精神与绝望的心理未曾不是她内心的写照。
《情人》开篇便以一位老年妇女回忆往事的口吻展开，但随即便进入了第三人称的叙述。“她戴了这样的帽子，那形象确乎暧昧不明，模棱两可。这顶帽子怎么会来到我的手里，我已经记不清”“戴上一顶男人戴的帽子，贫穷仍然把你紧紧捆住并没有放松，因为家里总需有钱收进，无论如何，没有钱是不行的。”“后来他出去搞钱，母亲不加干预。”这中间有第一人称“我”，“我”也就是“她”，叙述视角由第一人称的回忆转而为第二人称的描述，紧接着又出现第一人称的口吻。并且读者由远距离的聆听进入近距离的我你之间的交流。这种不断转换语气的手法破坏了小说一开始设置的回忆录性质的真实感觉，抹杀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并且，流动的叙述视角如同电影画面一样，将往事以纷繁杂沓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既符合回忆这一行为本身的特点和70多岁老人的状况，也给作品平添了许多魅力。《情人》中的“我”既是經历者又是讲述者，具有自由的身份转换。叙述视点不受限制让文本变化摇曳，怀旧的氛围、苍桑的声音、变换的画面，让小说充满虚实相生的美感。
杜拉斯的作品曾被划入法国新小说的行列，但她本人反对这种划分。她属于柳鸣九所说的“自我个性张扬的才人”，她把“自我个性、自我精神、自我状态张扬而毫无顾虑地升华为文学这样一个特色”[3]“自我”是她作品的灵魂，是承载其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彰显其独特艺术魅力的根基。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桂裕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杜拉斯传》，徐和瑾译，漓江出版社，1999.
[3]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五十年代—新寓言派）》，文匯出版社，2005，第8页.
作者简介
张国芬（1987.6～），女，山西运城人，武警工程大学基础部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助教，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基础部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
关键词：杜拉斯；自我；虚构；真实；叙述视角
杜拉斯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她创作了大量的小说、电影、戏剧作品，她以先锋的姿态进行创作，作品呈现出极端个性化的风貌，其作品的多种可阐释性令世界迷醉。个人经验性地书写是杜拉斯私人化写作的显著特征，她曾说她写作是写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自己，尽管她的有些作品极端淡化情节，甚至主人公没有姓名，但“自我”作为她私人化写作的一个元素，对我们理解其作品有很重要的提示意义。这种“自我”在作品中以多种方式出现，可以是第一人称“我”口中的“自我”，也可以是他者口中的那个“自我”。
一、不同版本的“自我”
在《广场》中，两个没有名字的主人公开始了对话。她说：“我向往的变化，作为开始，就是自主，能掌握、占有一些什么，哪怕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必须是属于我”“总有一天，我要醒过来，总有那么一天”“我决不这样安于现状”。作品中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而从自始至终的谈话中，作者向我们勾画了这样一位少女形象：渴望改变，渴望打破秩序，渴望自由，但在迈向行动的过程中却充满了迟疑，缺乏足够的勇气，有时会安于奴隶状态。“事情就如此这般安排就绪，后来，终于有一天，一切都已成为定局，哪怕仅仅想变一变，也会叫人大吃一惊。”杜拉斯第二个创作阶段的作品实际上支持了法国的女权主义，在与“父权中心”的对立中带有激进色彩。她根植于女性心灵，将长期生活在父权中心下的女性心灵的痛苦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内心涌动的激流正是杜拉斯所期盼并宣扬的，对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描述道出了杜拉斯自身的冲动。虽然杜拉斯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但她这种个人化的写作表明她抗拒女性长期以来的卑微命运。
《情人》是杜拉斯晚年时一部带有自传性、回忆录性质的作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写这种性质的作品，总是想通过创作来留给他人一个某种自我形象。童年的苦难经历使她心中留下了自卑的阴影，当自我出现不足与残缺时，便导向了自恋心理。她的《情人》开头便由一个男性的角度道出她的魅力，于是小说将记忆与想象相混合，营造出一个虚幻的“我”，作者借助中国情人的眼睛，认识了自我并强化了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他者眼中的我与第一人称口吻下的我，毫不掩饰地直面了少女时代的欲望冲动，对自己的装扮、个性、身体得到自恋式的满足。在这种坦率的写作中，作者将笔触大胆地伸向常人所不敢触及的地方，通过对心理世界的纯粹的勾画，拷问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以心理世界的非理性对现实世界的理性发出诘问。虽然作者说她并不在乎意义、含义，但这种先锋式的写作背后，对个体生命体验的重视却体现了她内心深处的人道主义情怀。
二、“自我”的创作手法
1.真实与虚构的混淆
传统的小说中，真实与虚构相对立而存在，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在文学四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作者远远高于读者，作品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区别，读者很容易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但二十世纪以来，作者与读者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随着语言意识的兴起，作品的阐释空间越来越大。杜拉斯的作品虽然具有自传性质，但我们却难以对其做考据式的分析。她尽可能地混淆真实与虚构，将现实与想象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唯一的事”[1]对杜拉斯来说，写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写作。以《情人》为例，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身处现实中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的回忆，这种回忆是片段的、零碎的，同时夹杂着作者此时此刻的心境，回忆本身就是有情境的。她希望自己是什么形象，或者说她希望留给世人什么样的形象，这种愿望便会无意识地篡改了现实，使作品中呈现出一个理想的“自我”。
谈到《情人》时，她说：“这个故事完全真实，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我想象出来的。”[2]她这种将真实与虚构相混淆的写作，使读者难以顺利地介入作品，但这也是其作品的魅力所在。一部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丰富的阐释空间，杜拉斯极具个人化色彩的写作方式，在为读者设置阅读障碍的同时，又引发人们更迫切地继续探索。作者看似毫不整理的语言，在絮絮叨叨之间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打破，在白日梦般的呓语中隐隐显出小说的真实性，而思绪的自由攀爬又用虚构将其遮掩。她大胆的实验勇气，将“自我”完美地呈现又隐藏在不同的版本中，让人们迷醉于她的创作里。
2.叙述视角的转换
叙述视角的不断转换也是作者塑造“自我”的一大手法。杜拉斯笔下的人物往往面目模糊，甚至没有确定的名字，自始至终只以代词“她”、“他”来称呼。《爱》是杜拉斯极端先锋的一部作品，作者首先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沙滩上的三个人物“他”、“他”、“她”做出勾画，这种旁观者的远景视角之后转为旅行者的视角，透过他的眼睛对墙角的女人做进一步的陈述。但作者始终游离于故事边缘，这种刻意保持距离的写法，让整个作品罩上一层哲理思索的意味。冷漠的笔触氤氲起冷漠的作品世界。“她”对爱情的绝望、对死亡的渴望的气息，通过文字散发蔓延。曾经饱受苦难的杜拉斯尝过太多的孤独与混乱，怀疑的精神与绝望的心理未曾不是她内心的写照。
《情人》开篇便以一位老年妇女回忆往事的口吻展开，但随即便进入了第三人称的叙述。“她戴了这样的帽子，那形象确乎暧昧不明，模棱两可。这顶帽子怎么会来到我的手里，我已经记不清”“戴上一顶男人戴的帽子，贫穷仍然把你紧紧捆住并没有放松，因为家里总需有钱收进，无论如何，没有钱是不行的。”“后来他出去搞钱，母亲不加干预。”这中间有第一人称“我”，“我”也就是“她”，叙述视角由第一人称的回忆转而为第二人称的描述，紧接着又出现第一人称的口吻。并且读者由远距离的聆听进入近距离的我你之间的交流。这种不断转换语气的手法破坏了小说一开始设置的回忆录性质的真实感觉，抹杀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并且，流动的叙述视角如同电影画面一样，将往事以纷繁杂沓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既符合回忆这一行为本身的特点和70多岁老人的状况，也给作品平添了许多魅力。《情人》中的“我”既是經历者又是讲述者，具有自由的身份转换。叙述视点不受限制让文本变化摇曳，怀旧的氛围、苍桑的声音、变换的画面，让小说充满虚实相生的美感。
杜拉斯的作品曾被划入法国新小说的行列，但她本人反对这种划分。她属于柳鸣九所说的“自我个性张扬的才人”，她把“自我个性、自我精神、自我状态张扬而毫无顾虑地升华为文学这样一个特色”[3]“自我”是她作品的灵魂，是承载其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彰显其独特艺术魅力的根基。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桂裕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杜拉斯传》，徐和瑾译，漓江出版社，1999.
[3]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五十年代—新寓言派）》，文匯出版社，2005，第8页.
作者简介
张国芬（1987.6～），女，山西运城人，武警工程大学基础部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助教，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基础部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