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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沂蒙老区有这样一位政协干部，他不恋权位，痴迷文史，在研究地方革命战争史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反映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绝密档案的蛛丝马迹。于是，他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自费进行了深入细致、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历时10余年，终于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细菌战的重重黑幕，石破天惊地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侵华日军在鲁西细菌战中屠杀中国平民42.7万的惨绝人寰的暴行，从而引发了国内外史学界的“九级地震”。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请看——
惊人选择，不恋权位迷文史
1985年4月的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一群洁白的鸽子在沂源县的一个小山村上空盘旋。
“你是不是得了神经病，你想想，放着好好的局长不当，偏要当什么党史委副主任！”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气愤地质问眼前的一个小伙子。
“爹、娘，党史委副主任和劳动局副局长的级别一样，你别听外人瞎说。”小伙子红着脸，有点心虚地为自己辩解。
“一样个屁，我早就打听过了，劳动局管着全县的工人招工、调动、工资调级，有职有权；党史委是清水衙门，冷板凳，谁都不愿去！”老人嘴角的胡子气得一抖一抖地动着。
什么原因让平日里和蔼可亲的双亲如此大动肝火呢？故事的原委还要从头说起。
1954年10月，崔维志出生在山东沂源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里。这里是革命老区，各种各样的战斗故事丰富多彩，因此，从童年到少年，崔维志几乎是用革命故事喂大的。1971年，崔维志参加工作，在公社粮站做了一名出纳员。由于他人品好，文字水平高，很快便入了党，并调到了县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由一名普通干部，当上了县劳动局副局长，成了全县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
由于行政工作的繁忙，崔维志终年无隙读书写文，这对痴迷文史的崔维志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经过无数次的彷徨犹豫，崔维志毅然做出了对他一生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离开劳动局到县党史委任职。当崔维志回到家中，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时，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崔维志主动要求调到党史委任副主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县委大院和下边乡镇。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对所有这些猜测和流言蜚语，崔维志总是一笑了之，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崔维志调入党史委后，在妻子的帮助下，仿佛雄鹰找到了搏击云天的长空，仿佛汹涌奔腾的岩浆终于找到了喷发口。在临沂工作不足20年的时间里，他主编、参编了10多部大型文史著作，并多次被省政协授予优秀文史干部，两次荣立三等功。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编著文稿9部，共计750余万字，其中《山东抗日战争纪实》、《山东解放战争纪实》和《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获全国近现代史科研成果一等奖。谷牧、迟浩田、张震、刘华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为其著作题词、题签。
惊天发现，揭开人类最大细菌战的黑幕
1993年6月的一天，崔维志和妻子为征集《山东抗日战争纪实》的文史资料来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当他们翻开国民政府尘封的案卷时，无意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日军曾于1943年秋在山东卫河流域实施过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中国人死亡甚重。”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涌上心头。崔维志激动地对妻子说：“这里面肯定有一个绝密的内幕和巨大的阴谋，我们要想办法揭开它。”
说干就干，夫妻二人迅速踏上了寻找这一重大档案的征途。但在近3年的时间里，虽然走访了很多档案馆，拜访了一大批抗日老前辈。却始终一无所获。
眼看调查进入了死胡同，正当崔维志一筹莫展时，妻子唐秀娥提醒他：“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为什么不到中央档案馆查查呢？”于是，夫妻二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中央档案馆。到中央档案馆后，夫妻俩便一头扎入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经过近半个月深入细致的查询，终于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中央档案馆的日军战俘交代材料中，发现了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崔维志又和妻子数十次深入当年受害区域进行调查取证。每一次调查，受害人和知情者那血泪斑斑的控诉使他俩泪流满面，痛彻心肠，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的千真万确。
透过石井四郎、林茂美、小岛隆男等战犯战俘的口供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一幅立体全景式的惨绝人寰的画面呈现在崔维志面前：1943年8月至11月，日本鬼子调集了四万兵力，对我鲁西、冀南等地区进行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我抗日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一次次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进入8月份以来，久旱逢雨的鲁西地区大雨倾盆，阴雨连绵，境内的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水位暴涨。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忽然有一天，四条河流同时决口，滔天的洪水仿佛像一群群脱缰的野马奔向周围的农田、村庄。卫河流域附近的临清、馆陶、武城、邱县等地960平方公里顿时被洪水团团围住，不久便变成了一片汪洋。更令人费解的是，洪水所到之处，瘟疫霍乱横行，得此病者上吐下泻，数小时便不治而亡。许多村庄一夜间便有成百上千人死亡，一时间鲁西、冀南区域内天昏地暗，饿殍千里，腐尸遍地，白骨挡路，鬼哭神愁……
这就是日军在山东鲁西发动的鲁西细菌战，代号为“十八秋鲁西作战”的悲惨画面。日军当年丧心病狂地用飞机将霍乱菌撒向卫河流域，然后决堤传播。由于这是日军高层的核心机密，知情者甚少，日军溃退后，又销赃灭迹，多年来一直淹没在史海中。后据日本军方秘密统计，该霍乱瘟疫仅鲁西、冀南24个县就有中国平民42.7万余人被屠杀，如果再加上其他地区的间接受害者，死亡人数不计其数。
面对这样的天文数字，面对40万同胞的血泪冤魂，崔维志愤怒了。他和妻子拿起笔，一边在全国一些报刊上揭露日军的滔天罪行，一边夜以继日地开始写此类专著，一边创办《细菌战调查与诉讼》刊物，并利用参加一些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不遗余力地揭露鲁西细菌战。
2002年10月，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崔维志与妻子的专著《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揭露了侵华日军在鲁西罄竹难书的罪行。
崔维志的惊天发现，轰动了沂蒙，轰动了齐鲁，轰动了神州大地。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改写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同时也改写了世界细菌战的历史，引发了史学界的“九级地震”。中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章伯锋教授称鲁西细菌战为“被隐瞒的篇章”，称崔维志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山东研究的拓荒者”。世界抗日战争史学维护联合会，曾授予他书有“民族的情感，历史的责任”的锦旗。
惊世代价，巨债缠身无怨无悔
从1993年到2004年，漫漫10余年的时光，3万6千多个日日夜夜，崔维志和妻子为了鲁西细菌战的研究，跑遍了江苏、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行程10万余公里，撰写调查资料200余万字，查阅各类档案20余万册，采访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受害区域的老人、知情者多达千人，出版有关著作和专著3部、100余万字，共计各类费用40余万元。因这项工作与崔维志的本职工作无关，所有费用几乎由崔维志一人承担，而且又面临妻子下岗，儿子读书，崔维志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至今还背负债务10万余元。
想起自己历经的苦难，崔维志这位山东大汉也禁不住英雄气短、泪光闪烁。为了节约生活费，他和妻子每次出发，都是带着煎饼和咸菜充饥；为了省下住宿费，他们住过浴池、地下室，有时在车站连椅上过夜。大热天，为了节约电费，他舍不得开电扇，在书桌前挥汗如雨的工作；晚上，为了省下买灭蚊药的钱，他将蚊帐罩在书桌上，脚泡在书桌下盛水的脸盆里，天长日久，脚都泡烂了；为了补充经费，他和妻子又将家里珍藏的邮票、电器、家具以及妻子过去的金银首饰全部卖了个精光。但与他需要的研究经费开支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为此，妻子瞒着他到既累又危险的装卸队干活，结果被反弹的钢筋击中头部摔成重伤住进了医院。更令他难过的是，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连学费都拖着交不上，最后哭着向年逾70岁的爷爷奶奶讨要。
从1999年2月出版《山东抗日战争纪实》到2004年7月再版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崔维志共投入出版费用达30万元之巨。这些经费，90%以上是借来的，亲朋好友们你500、他1000的为他凑钱，邻居竟然抵押房产，贷款5万元借给他出书。为了尽快还清这些欠款，崔维志每月1500多元的工资，只留下基本生活费，有时家中连几十元的零花钱都没有。而这些，崔维志从不向外人说。
经费的紧缺，并没有动摇崔维志的信心，反而激起了他顽强拼搏的斗志。目前，他和妻子对鲁西细菌战正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为受害者下一步进行民间诉讼与索赔提供更多更为有力的证据。他曾说道：“个人的那点债务和民族的尊严比起来，太无足轻重了，只要能够为维护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我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
惊人选择，不恋权位迷文史
1985年4月的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一群洁白的鸽子在沂源县的一个小山村上空盘旋。
“你是不是得了神经病，你想想，放着好好的局长不当，偏要当什么党史委副主任！”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气愤地质问眼前的一个小伙子。
“爹、娘，党史委副主任和劳动局副局长的级别一样，你别听外人瞎说。”小伙子红着脸，有点心虚地为自己辩解。
“一样个屁，我早就打听过了，劳动局管着全县的工人招工、调动、工资调级，有职有权；党史委是清水衙门，冷板凳，谁都不愿去！”老人嘴角的胡子气得一抖一抖地动着。
什么原因让平日里和蔼可亲的双亲如此大动肝火呢？故事的原委还要从头说起。
1954年10月，崔维志出生在山东沂源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里。这里是革命老区，各种各样的战斗故事丰富多彩，因此，从童年到少年，崔维志几乎是用革命故事喂大的。1971年，崔维志参加工作，在公社粮站做了一名出纳员。由于他人品好，文字水平高，很快便入了党，并调到了县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由一名普通干部，当上了县劳动局副局长，成了全县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
由于行政工作的繁忙，崔维志终年无隙读书写文，这对痴迷文史的崔维志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经过无数次的彷徨犹豫，崔维志毅然做出了对他一生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离开劳动局到县党史委任职。当崔维志回到家中，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时，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崔维志主动要求调到党史委任副主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县委大院和下边乡镇。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对所有这些猜测和流言蜚语，崔维志总是一笑了之，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崔维志调入党史委后，在妻子的帮助下，仿佛雄鹰找到了搏击云天的长空，仿佛汹涌奔腾的岩浆终于找到了喷发口。在临沂工作不足20年的时间里，他主编、参编了10多部大型文史著作，并多次被省政协授予优秀文史干部，两次荣立三等功。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编著文稿9部，共计750余万字，其中《山东抗日战争纪实》、《山东解放战争纪实》和《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获全国近现代史科研成果一等奖。谷牧、迟浩田、张震、刘华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为其著作题词、题签。
惊天发现，揭开人类最大细菌战的黑幕
1993年6月的一天，崔维志和妻子为征集《山东抗日战争纪实》的文史资料来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当他们翻开国民政府尘封的案卷时，无意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日军曾于1943年秋在山东卫河流域实施过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中国人死亡甚重。”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涌上心头。崔维志激动地对妻子说：“这里面肯定有一个绝密的内幕和巨大的阴谋，我们要想办法揭开它。”
说干就干，夫妻二人迅速踏上了寻找这一重大档案的征途。但在近3年的时间里，虽然走访了很多档案馆，拜访了一大批抗日老前辈。却始终一无所获。
眼看调查进入了死胡同，正当崔维志一筹莫展时，妻子唐秀娥提醒他：“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为什么不到中央档案馆查查呢？”于是，夫妻二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中央档案馆。到中央档案馆后，夫妻俩便一头扎入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经过近半个月深入细致的查询，终于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中央档案馆的日军战俘交代材料中，发现了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崔维志又和妻子数十次深入当年受害区域进行调查取证。每一次调查，受害人和知情者那血泪斑斑的控诉使他俩泪流满面，痛彻心肠，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的千真万确。
透过石井四郎、林茂美、小岛隆男等战犯战俘的口供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一幅立体全景式的惨绝人寰的画面呈现在崔维志面前：1943年8月至11月，日本鬼子调集了四万兵力，对我鲁西、冀南等地区进行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我抗日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一次次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进入8月份以来，久旱逢雨的鲁西地区大雨倾盆，阴雨连绵，境内的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水位暴涨。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忽然有一天，四条河流同时决口，滔天的洪水仿佛像一群群脱缰的野马奔向周围的农田、村庄。卫河流域附近的临清、馆陶、武城、邱县等地960平方公里顿时被洪水团团围住，不久便变成了一片汪洋。更令人费解的是，洪水所到之处，瘟疫霍乱横行，得此病者上吐下泻，数小时便不治而亡。许多村庄一夜间便有成百上千人死亡，一时间鲁西、冀南区域内天昏地暗，饿殍千里，腐尸遍地，白骨挡路，鬼哭神愁……
这就是日军在山东鲁西发动的鲁西细菌战，代号为“十八秋鲁西作战”的悲惨画面。日军当年丧心病狂地用飞机将霍乱菌撒向卫河流域，然后决堤传播。由于这是日军高层的核心机密，知情者甚少，日军溃退后，又销赃灭迹，多年来一直淹没在史海中。后据日本军方秘密统计，该霍乱瘟疫仅鲁西、冀南24个县就有中国平民42.7万余人被屠杀，如果再加上其他地区的间接受害者，死亡人数不计其数。
面对这样的天文数字，面对40万同胞的血泪冤魂，崔维志愤怒了。他和妻子拿起笔，一边在全国一些报刊上揭露日军的滔天罪行，一边夜以继日地开始写此类专著，一边创办《细菌战调查与诉讼》刊物，并利用参加一些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不遗余力地揭露鲁西细菌战。
2002年10月，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崔维志与妻子的专著《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揭露了侵华日军在鲁西罄竹难书的罪行。
崔维志的惊天发现，轰动了沂蒙，轰动了齐鲁，轰动了神州大地。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改写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同时也改写了世界细菌战的历史，引发了史学界的“九级地震”。中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章伯锋教授称鲁西细菌战为“被隐瞒的篇章”，称崔维志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山东研究的拓荒者”。世界抗日战争史学维护联合会，曾授予他书有“民族的情感，历史的责任”的锦旗。
惊世代价，巨债缠身无怨无悔
从1993年到2004年，漫漫10余年的时光，3万6千多个日日夜夜，崔维志和妻子为了鲁西细菌战的研究，跑遍了江苏、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行程10万余公里，撰写调查资料200余万字，查阅各类档案20余万册，采访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受害区域的老人、知情者多达千人，出版有关著作和专著3部、100余万字，共计各类费用40余万元。因这项工作与崔维志的本职工作无关，所有费用几乎由崔维志一人承担，而且又面临妻子下岗，儿子读书，崔维志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至今还背负债务10万余元。
想起自己历经的苦难，崔维志这位山东大汉也禁不住英雄气短、泪光闪烁。为了节约生活费，他和妻子每次出发，都是带着煎饼和咸菜充饥；为了省下住宿费，他们住过浴池、地下室，有时在车站连椅上过夜。大热天，为了节约电费，他舍不得开电扇，在书桌前挥汗如雨的工作；晚上，为了省下买灭蚊药的钱，他将蚊帐罩在书桌上，脚泡在书桌下盛水的脸盆里，天长日久，脚都泡烂了；为了补充经费，他和妻子又将家里珍藏的邮票、电器、家具以及妻子过去的金银首饰全部卖了个精光。但与他需要的研究经费开支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为此，妻子瞒着他到既累又危险的装卸队干活，结果被反弹的钢筋击中头部摔成重伤住进了医院。更令他难过的是，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连学费都拖着交不上，最后哭着向年逾70岁的爷爷奶奶讨要。
从1999年2月出版《山东抗日战争纪实》到2004年7月再版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崔维志共投入出版费用达30万元之巨。这些经费，90%以上是借来的，亲朋好友们你500、他1000的为他凑钱，邻居竟然抵押房产，贷款5万元借给他出书。为了尽快还清这些欠款，崔维志每月1500多元的工资，只留下基本生活费，有时家中连几十元的零花钱都没有。而这些，崔维志从不向外人说。
经费的紧缺，并没有动摇崔维志的信心，反而激起了他顽强拼搏的斗志。目前，他和妻子对鲁西细菌战正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为受害者下一步进行民间诉讼与索赔提供更多更为有力的证据。他曾说道：“个人的那点债务和民族的尊严比起来，太无足轻重了，只要能够为维护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我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