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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跟着妈妈长大的，20多年从未看到过爸爸妈妈之间红过脸，吵过架，他们是模范夫妻。
“跟着妈妈长大的”，有什么了不起，还用着说？可是在战争年代“跟着妈妈长大的”孩子是少数，多数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寄养在老乡家里。哥哥海渊就是这样，他生在战争残酷的1942年初，刚过满月，连名字都没有起，妈妈将他放在老乡家，穿过封锁线，到后方山西兴县。可是在后方，日本侵略者每年至少也要“扫荡”两次。我出生前，爸爸从前线来信说：“咱们一家三口，在三个地方，革命还不知那天成功。这个孩子生下来，无论如何都要自己带。”就这样，妈妈把我留在身边。她谢绝组织的关照，经常背着我下乡深入群众。《晋绥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女同志向她学习。她常说，这两年的实际工作使她有很大提高。
抗战胜利了，妈妈带着我回到前方，回到爸爸的身边，后来也把哥哥接回来，一家人团聚了。虽说是这样，但仍是聚少离多，爸爸很少回家，回来也是行色匆匆。妈妈总也是忙，还经常不在机关。我和哥哥同村里的孩子一起玩，夏天下河捞石子，秋冬上山拾地耳（一种野菜），在场院看《白毛女》，逢年过节看宰猪杀羊。跌破了按一把黄土，黄昏时看见狼来了就狂奔回家，饿了就在机关的灶上吃饭（当时都是供给制），困了随便找个地方就能睡，草堆、办公室、老乡家。想妈妈了就走上十几里去找她，找不见再回来。
我们经常搬家，在一个地方很少能待上几个月。从山里搬到平川，从乡下搬到城里。那时没有幼儿园，哥哥刚能上学，妈妈给我也缝个书包跟他一起上学。我生性愚笨、好动，老念一年级。
爸爸有时间就看书、写字，他小时候只读过四年私塾，十几岁就到天津当学徒，全凭自学，能看报写信，当上了职员。1937年到延安陕北公学，参加共产党。毕业时主动要求到山西抗日前线，从干事、区长一直到地委的宣传部长。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组织派他和范若愚到北京大学讲哲学。在第一节课时，他自我介绍：“我连小学也没有上过，今天给大学生讲课。”他著书立学，写的《“矛盾论”浅说》《“实践论”解释》成为上世纪50年代的畅销书。后来，他改行搞法律，潜心研究刑法，发表文章，成为研究员，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1979年，有一位外地同志看到爸爸平反昭雪的消息，写了一首悼念的诗，说曾经读过他的书。前年我到河南碰到一位省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向我打听理论家李琪的下落。我又惊又喜，真没有想到爸爸去世30多年了还有人记得他。我忙说：“他是我的父亲。他只是理论工作者，不是理论家。”
爸爸常说：“现在你们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学习。”他给妹妹写下“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条幅贴在墙上。常常从书架抽出书，给我和哥哥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讲哲学、讲历史、讲古文，讲司马迁、项羽、李斯，讲历史兴衰、讲做人的道理。
他夸奖李斯的《谏逐客令》写得好，但是不要学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宰相位，支持宦官赵高篡改秦始皇令，杀扶苏，立胡亥为太子，助纣为虐。最后李斯还是被赵高所杀，临死前李斯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爸爸读到这里时说：“人要有原则，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更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人做了选择不要后悔，李斯临死说这个话，真没有出息！”“文革”骤起，因为对京剧改革有不同的意见，爸爸得罪了江青，５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写文章点名批判他，此后便受到围攻，有家不能回。可是他并没有屈服，以死抗争。他绝不后悔自己参加革命的选择，留下的遗书要我们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多少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爸爸给我们讲《李斯列传》的神态。爸爸宁折不弯的精神支撑我们奋进向前。
爸爸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店，给我们买《中华活页文选》、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等。我们穿的衣服打着补丁，吃的粗茶淡饭，用的都是旧家具，只有书架是新的，都是爸爸妈妈买的，共有六七个。爸爸生活简朴，爱下围棋，很少喝酒，从不抽烟，每月工资留下二三十块钱的零用钱，其余都交给妈妈。他珍惜东西，屋里永远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他说：“物贵有用，人贵自知。物品就是让人用，不要损坏。”他鼓励我们读他书架上的书。哥哥更胆大，经常能找到一些内部书，他看完了自然给我看。爸爸有钱就买书，买字画，买《四库备要》（这部书“文革”中我放在二姨友荷家才保存下来），给妈妈买人物传记、“五四”时期、30年代作家的小说以及历史书籍，有时间他们便在一起交谈读书的内容和心得体会。也许是耳濡目染的原因，我们也喜欢上了读书、买书。我将零花钱基本都用来买书。到“文革”前孩子们的书已攒了一书架。哥哥和我上高中后，爸爸经常和我们谈论形势。为了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常常让我们先说，他再评论。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兄妹五人。“文革”时最小的妹妹海春只有小学五年级，三个妹妹都下乡插队，大家一直坚持自学，粉碎“四人帮”后海浪、海春考上研究生，海萍考上大学。我能坚持研究党史20多年不动摇，都是受爸爸妈妈的影响。
爸爸是做理论、宣传工作，妈妈是做实际执行工作，两人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1960年暑假，我一个人到四川看友莲姨姨，那是我16岁第一次出远门，的确有些胆怯。正好那天爸爸出差，我搭他的车去火车站。妈妈送我们下了楼，不停地叮嘱我，一连说了十几个“要注意”。等她说完了，爸爸淡淡地说：“行了，是要注意，不过，也不要过于紧张。”一句话，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
1936年妈妈在高小读书，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1939年她和堂姐李友莲一起参加革命，1940年初入党，做过县委妇救会主任、区委副书记、县委妇委书记。1949年到北京，一开始做人事工作，后来做林业工作，从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到局长，整个80年代全国各省的林业局长只有她一个女同志。由于林业工作的特殊性，妈妈经常骑自行车上山下乡。四十几岁时还一天走几十里的山路，爬上北京两千多米最高峰。
她回家总给我们讲，哪个山上种上了树变绿了，哪个工人当了劳模，又有多少新来的高中生上了业余大学。郊游时带我们上山看林子，那时西山的树还没有我高哩！她永远不服老，要和我、哥哥比赛骑自行车，看谁骑得快。她一出城就给我们讲，这片林子是什么时候栽的，发生过什么事，如数家珍。她和爸爸经常带三个妹妹到永定河畔种树，自带干粮和水，不给林场添麻烦。她心地善良，热心助人，就是在家也闲不住，常有新同志老战友找她排纷解忧。“文革”期间她只有十几元的生活费，还接济其他同志。她常常说：“有饭给饥人吃，有衣给寒人穿。”近年来，她资助失学儿童和造林近万元，哥哥、妹妹给她钱，她不要，动员我们捐献也有上万元。她热爱人民、热爱事业，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们，激励我们积极向上。
妈妈虽一直忙于工作，但将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尽管家里有阿姨，可一到星期天，便带领我们一起打扫卫生、做家务活，教我们织毛活、做针线。这点本领使我们受益无穷。爸爸去世后，五个孩子就靠妈妈100多元的工资还被造反派扣下一部份来生活。我们自己做棉衣，在妈妈的指挥下，姐妹四个流水做业，各司其职，家里就如同一个小作坊，其乐融融。
孩子们和妈妈有说不完的话。她常说：“一个女的一面锣，三个女的一台戏。”我们姐妹四个再加上嫂子吉玛，家里总是笑声朗朗。她累了躺在孩子的床上，三个妹妹围着她谈天说地。她要回去睡觉，三个妹妹喊：“一、二、三！”抬着她送到她和爸爸的房间。爸爸不解问她：“为什么孩子在你面前有说有笑，见了我就躲着？”妈妈说：“严父慈母，自古如此。”妈妈是家里的灵魂，决定家里的气氛，在这样氛围长大的孩子个个性格开朗、利群敬业、敢说敢笑、善良单纯、充满理想。
爸爸、妈妈在各自的家庭都是老大，都有继母，他们的弟弟妹妹有的和哥哥、我一样大，有的甚至比我们还小。供给制时没有钱，爸爸到北京大学讲课后有了一点收入，每月按期给两边老家寄钱，十几年如一日，几十年如一日。赡养老人，供弟妹读书，关心他们的成长，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妈妈和友莲姨姨虽不是亲姐妹，可胜似亲姐妹，她对我们五个孩子的疼爱，平等相待。浓浓的亲情温暖着每一个人，家庭和睦、兄妹融洽、互相帮助、互相谦让，没有猜忌，更没有争吵。当“文革”爆发后，爸爸被迫害而死，妈妈不让回家，哥哥和我自然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文革”爆发后，爸爸首当其冲，妈妈受牵连，又是副局长，挨斗一百多次。她从不在我们面前叫苦，她说的最多的两句话是：“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事情总会搞清楚的。”“出了问题，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不然以后你怎么和人家共事。”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经常得到一些好心同志的帮助，妈妈说：“人家来看我们是情份，不来看我们是本份。”让我们永远记住别人的好处，从不苛求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平和的心态，永远自立自强。
十年的“文革”对妈妈打击最大，特别是爸爸突然的离世，使她身心受到极大创伤。粉碎“四人帮”后，她恢复了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同时，被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常委，积极提案受到表扬。离休后主持编写《北京林业志》、《北京林业画册》，是编志的积极分子，受到表扬。倡导、组织建设百望山绿色文化碑林，收集李大剑、瞿秋白等先烈的手迹刻碑，造纪念林。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纪念树植在纪念园的中心，表达她对老一代革命家的崇敬。后来，百望山成为宣传造林绿化、宣传老一代革命家的爱国主义基地，成为人们游玩、陶冶性情的好去处。
妈妈和爸爸共同生活了25年。在妈妈的坚持下，1975年为爸爸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1979年为爸爸举行了追悼会，彻底平反。在妈妈努力下，1985年出版了《李琪文集》。在爸爸去世35年之际，又出版回忆爸爸的文集。她还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他们在一起最后几个月的情景，情深意切，催人泪下。我不仅更加了解我父母的为人，而且通过他们了解经历过战争岁月那代人的情怀。
（责编任远）
“跟着妈妈长大的”，有什么了不起，还用着说？可是在战争年代“跟着妈妈长大的”孩子是少数，多数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寄养在老乡家里。哥哥海渊就是这样，他生在战争残酷的1942年初，刚过满月，连名字都没有起，妈妈将他放在老乡家，穿过封锁线，到后方山西兴县。可是在后方，日本侵略者每年至少也要“扫荡”两次。我出生前，爸爸从前线来信说：“咱们一家三口，在三个地方，革命还不知那天成功。这个孩子生下来，无论如何都要自己带。”就这样，妈妈把我留在身边。她谢绝组织的关照，经常背着我下乡深入群众。《晋绥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女同志向她学习。她常说，这两年的实际工作使她有很大提高。
抗战胜利了，妈妈带着我回到前方，回到爸爸的身边，后来也把哥哥接回来，一家人团聚了。虽说是这样，但仍是聚少离多，爸爸很少回家，回来也是行色匆匆。妈妈总也是忙，还经常不在机关。我和哥哥同村里的孩子一起玩，夏天下河捞石子，秋冬上山拾地耳（一种野菜），在场院看《白毛女》，逢年过节看宰猪杀羊。跌破了按一把黄土，黄昏时看见狼来了就狂奔回家，饿了就在机关的灶上吃饭（当时都是供给制），困了随便找个地方就能睡，草堆、办公室、老乡家。想妈妈了就走上十几里去找她，找不见再回来。
我们经常搬家，在一个地方很少能待上几个月。从山里搬到平川，从乡下搬到城里。那时没有幼儿园，哥哥刚能上学，妈妈给我也缝个书包跟他一起上学。我生性愚笨、好动，老念一年级。
爸爸有时间就看书、写字，他小时候只读过四年私塾，十几岁就到天津当学徒，全凭自学，能看报写信，当上了职员。1937年到延安陕北公学，参加共产党。毕业时主动要求到山西抗日前线，从干事、区长一直到地委的宣传部长。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组织派他和范若愚到北京大学讲哲学。在第一节课时，他自我介绍：“我连小学也没有上过，今天给大学生讲课。”他著书立学，写的《“矛盾论”浅说》《“实践论”解释》成为上世纪50年代的畅销书。后来，他改行搞法律，潜心研究刑法，发表文章，成为研究员，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1979年，有一位外地同志看到爸爸平反昭雪的消息，写了一首悼念的诗，说曾经读过他的书。前年我到河南碰到一位省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向我打听理论家李琪的下落。我又惊又喜，真没有想到爸爸去世30多年了还有人记得他。我忙说：“他是我的父亲。他只是理论工作者，不是理论家。”
爸爸常说：“现在你们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学习。”他给妹妹写下“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条幅贴在墙上。常常从书架抽出书，给我和哥哥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讲哲学、讲历史、讲古文，讲司马迁、项羽、李斯，讲历史兴衰、讲做人的道理。
他夸奖李斯的《谏逐客令》写得好，但是不要学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宰相位，支持宦官赵高篡改秦始皇令，杀扶苏，立胡亥为太子，助纣为虐。最后李斯还是被赵高所杀，临死前李斯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爸爸读到这里时说：“人要有原则，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更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人做了选择不要后悔，李斯临死说这个话，真没有出息！”“文革”骤起，因为对京剧改革有不同的意见，爸爸得罪了江青，５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写文章点名批判他，此后便受到围攻，有家不能回。可是他并没有屈服，以死抗争。他绝不后悔自己参加革命的选择，留下的遗书要我们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多少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爸爸给我们讲《李斯列传》的神态。爸爸宁折不弯的精神支撑我们奋进向前。
爸爸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店，给我们买《中华活页文选》、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等。我们穿的衣服打着补丁，吃的粗茶淡饭，用的都是旧家具，只有书架是新的，都是爸爸妈妈买的，共有六七个。爸爸生活简朴，爱下围棋，很少喝酒，从不抽烟，每月工资留下二三十块钱的零用钱，其余都交给妈妈。他珍惜东西，屋里永远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他说：“物贵有用，人贵自知。物品就是让人用，不要损坏。”他鼓励我们读他书架上的书。哥哥更胆大，经常能找到一些内部书，他看完了自然给我看。爸爸有钱就买书，买字画，买《四库备要》（这部书“文革”中我放在二姨友荷家才保存下来），给妈妈买人物传记、“五四”时期、30年代作家的小说以及历史书籍，有时间他们便在一起交谈读书的内容和心得体会。也许是耳濡目染的原因，我们也喜欢上了读书、买书。我将零花钱基本都用来买书。到“文革”前孩子们的书已攒了一书架。哥哥和我上高中后，爸爸经常和我们谈论形势。为了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常常让我们先说，他再评论。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兄妹五人。“文革”时最小的妹妹海春只有小学五年级，三个妹妹都下乡插队，大家一直坚持自学，粉碎“四人帮”后海浪、海春考上研究生，海萍考上大学。我能坚持研究党史20多年不动摇，都是受爸爸妈妈的影响。
爸爸是做理论、宣传工作，妈妈是做实际执行工作，两人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1960年暑假，我一个人到四川看友莲姨姨，那是我16岁第一次出远门，的确有些胆怯。正好那天爸爸出差，我搭他的车去火车站。妈妈送我们下了楼，不停地叮嘱我，一连说了十几个“要注意”。等她说完了，爸爸淡淡地说：“行了，是要注意，不过，也不要过于紧张。”一句话，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
1936年妈妈在高小读书，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1939年她和堂姐李友莲一起参加革命，1940年初入党，做过县委妇救会主任、区委副书记、县委妇委书记。1949年到北京，一开始做人事工作，后来做林业工作，从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到局长，整个80年代全国各省的林业局长只有她一个女同志。由于林业工作的特殊性，妈妈经常骑自行车上山下乡。四十几岁时还一天走几十里的山路，爬上北京两千多米最高峰。
她回家总给我们讲，哪个山上种上了树变绿了，哪个工人当了劳模，又有多少新来的高中生上了业余大学。郊游时带我们上山看林子，那时西山的树还没有我高哩！她永远不服老，要和我、哥哥比赛骑自行车，看谁骑得快。她一出城就给我们讲，这片林子是什么时候栽的，发生过什么事，如数家珍。她和爸爸经常带三个妹妹到永定河畔种树，自带干粮和水，不给林场添麻烦。她心地善良，热心助人，就是在家也闲不住，常有新同志老战友找她排纷解忧。“文革”期间她只有十几元的生活费，还接济其他同志。她常常说：“有饭给饥人吃，有衣给寒人穿。”近年来，她资助失学儿童和造林近万元，哥哥、妹妹给她钱，她不要，动员我们捐献也有上万元。她热爱人民、热爱事业，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们，激励我们积极向上。
妈妈虽一直忙于工作，但将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尽管家里有阿姨，可一到星期天，便带领我们一起打扫卫生、做家务活，教我们织毛活、做针线。这点本领使我们受益无穷。爸爸去世后，五个孩子就靠妈妈100多元的工资还被造反派扣下一部份来生活。我们自己做棉衣，在妈妈的指挥下，姐妹四个流水做业，各司其职，家里就如同一个小作坊，其乐融融。
孩子们和妈妈有说不完的话。她常说：“一个女的一面锣，三个女的一台戏。”我们姐妹四个再加上嫂子吉玛，家里总是笑声朗朗。她累了躺在孩子的床上，三个妹妹围着她谈天说地。她要回去睡觉，三个妹妹喊：“一、二、三！”抬着她送到她和爸爸的房间。爸爸不解问她：“为什么孩子在你面前有说有笑，见了我就躲着？”妈妈说：“严父慈母，自古如此。”妈妈是家里的灵魂，决定家里的气氛，在这样氛围长大的孩子个个性格开朗、利群敬业、敢说敢笑、善良单纯、充满理想。
爸爸、妈妈在各自的家庭都是老大，都有继母，他们的弟弟妹妹有的和哥哥、我一样大，有的甚至比我们还小。供给制时没有钱，爸爸到北京大学讲课后有了一点收入，每月按期给两边老家寄钱，十几年如一日，几十年如一日。赡养老人，供弟妹读书，关心他们的成长，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妈妈和友莲姨姨虽不是亲姐妹，可胜似亲姐妹，她对我们五个孩子的疼爱，平等相待。浓浓的亲情温暖着每一个人，家庭和睦、兄妹融洽、互相帮助、互相谦让，没有猜忌，更没有争吵。当“文革”爆发后，爸爸被迫害而死，妈妈不让回家，哥哥和我自然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文革”爆发后，爸爸首当其冲，妈妈受牵连，又是副局长，挨斗一百多次。她从不在我们面前叫苦，她说的最多的两句话是：“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事情总会搞清楚的。”“出了问题，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不然以后你怎么和人家共事。”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经常得到一些好心同志的帮助，妈妈说：“人家来看我们是情份，不来看我们是本份。”让我们永远记住别人的好处，从不苛求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平和的心态，永远自立自强。
十年的“文革”对妈妈打击最大，特别是爸爸突然的离世，使她身心受到极大创伤。粉碎“四人帮”后，她恢复了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同时，被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常委，积极提案受到表扬。离休后主持编写《北京林业志》、《北京林业画册》，是编志的积极分子，受到表扬。倡导、组织建设百望山绿色文化碑林，收集李大剑、瞿秋白等先烈的手迹刻碑，造纪念林。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纪念树植在纪念园的中心，表达她对老一代革命家的崇敬。后来，百望山成为宣传造林绿化、宣传老一代革命家的爱国主义基地，成为人们游玩、陶冶性情的好去处。
妈妈和爸爸共同生活了25年。在妈妈的坚持下，1975年为爸爸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1979年为爸爸举行了追悼会，彻底平反。在妈妈努力下，1985年出版了《李琪文集》。在爸爸去世35年之际，又出版回忆爸爸的文集。她还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他们在一起最后几个月的情景，情深意切，催人泪下。我不仅更加了解我父母的为人，而且通过他们了解经历过战争岁月那代人的情怀。
（责编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