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世，即便长寿，得享期颐甚至双甲，亦是有涯。故而寿长、寿短由不得人，而能否让有涯之生得享愉悦，这就取决于在一个人的有涯之生中其所为之事。这世间事，了犹未了，以人之有涯之生是做不完的。若以有益、无益来划分世间事，即有事功利益者与无事功利益者这两大类。前者不可或缺，若缺失，衣食住行、国计民生，皆无从附着。后者虽不关乎物质生活，却关乎人的精神世界。有言道，“出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精神生态的良好与否，取决于精神养分的质量。
　　认识到这一关系，并将其准确表述出来的话语有好些：
　　明末清初的文人、书画大家董其昌在其《容台集·诗集》卷四里，为《仿李营丘寒山图》所做的序中云：“余结念泉石，薄于宦情，则得画道之助。陶隐居云：‘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千古同情，惟予独信，非可向俗人道也。”
　　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词人项鸿祚，字莲生，又在其《忆云词》丙稿的自序中说道：“嗟乎！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时异景迁，结习不改。”在此，“悦”变更为“遣”。而这一变，并非小小一个字的事情，而是变了整句话的意思。如此一变，便将有意义、充满情趣的“有涯之生”，变成了极为消极的打发光阴。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因而，不是一个字的小事，也不能理解为项鸿祚疏忽所致的笔误。
　　其后，陈寅恪又引用项鸿祚改动后的这句话。当其构思二十余年、撰写十余年的《柳如是别传》告竣之时，先生感慨系之，为之特赋二律，诗前小序写道：“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看来，陈寅恪是认同这一说法的。其引用后的感慨“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显然是将此话作为“遣”其“有涯之生”的。而其所遣的有涯之生也仅有六年而已！
　　并且，以谙熟历史的陈寅恪先生而论，1963年他已经感觉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对此，他撰《柳如是别传》以遣有涯之生的心情越发强烈。他在书稿杀青前二年，给远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老友吴宓雨僧先生的诗中，便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著书唯剩颂红妆”，并为其注曰：诗题为《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全诗八句为：“五羊重见九回阳，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自注：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对他而论，这“有涯之生”没什么可以“悦”的。
　　因说法多样，且有些出入，对此，钱锺书先生作了专门梳理。他在其《管锥编》一书中考证如下：又按郑氏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见诸陶弘景《上梁武帝论书》，似误，卷四六《与梁武帝启》七首初无此也。两语历代称引，实出自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一节：“既而叹曰：‘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是以爱好愈笃，近于成癖。”陈师道《后山诗集》卷一二《题明发高轩过图》：“晚知书画真有益，却悔岁月来无多”，即反用张语；贾似道好收藏，名其堂曰“悦生”，《说郛》卷十二采贾氏杂记曰《悦生堂随钞》，取意亦本张语。然董其昌《容台集·诗集》卷四《仿李营丘寒山图·序》云：“余结念泉石，薄于宦情，则得画道之助。陶隐居云：‘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千古同情，惟予独信，非可向俗人道也”；早误主名。李葆恂《义州李氏丛刊七种》中《无益有益斋论书诗》自序，亦沿误以为陶氏语。郑氏传讹而坐实之。项鸿祚《忆云词》丙稿自序：“嗟乎！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时异景迁，结习不改。”
　　钱锺书先生不愧博览群书，能把这一纷繁杂芜的引与被引的关系爬梳得清清楚楚。此话的源头追溯到了唐人张彦远那里。但钱锺书未将张彦远的原文全引。于他而论，弄清了出处即可。倘要追究“无益之事”与“有涯之生”的关系，还得究其原意。张彦远是在收藏、鉴定、欣赏书画的实践中有感而发的：“余自弱年，鸠集遗失，鉴玩装理，昼夜精勤。每获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缀，竟日宝玩。可致者，必货敝衣、减粝食。妻子、僮仆切切嗤笑，或曰：‘终日为无益之事，竟何补哉！’既而叹曰：‘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是以爱好愈笃，近于成癖。每清晨闲景，竹窗松轩，以千乘为轻，以一瓢为倦。身外之累，且无长物，唯书与画，犹未忘情。既颓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观阅。”
　　可见，当张彦远沉浸在自己鉴赏古书画的乐趣中时，他是曲高和寡的孤独者，自然也就得不到理解，甚至于“妻子、僮仆切切嗤笑”。这是典型的“无益之事”。而正是这样乐此不疲地为“无益之事”，不仅“悦”了自己的“有涯之生”，还为后世留下两部著作：《历代名画记》和《法书要录》。
　　张彦远乃世代书香、仕宦之家。其高祖张嘉贞开元年间官至中书令时，就已开始收藏书画；大历年间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的曾祖张延赏又承此雅好，收藏书画精品众多，且极善书法，以致其书为一时人称“妙合钟（繇）张（怀瓘）”；其祖父张弘靖，累官至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太子太师。张彦远同样善书法，其书体三变，为时人称颂，他同样喜藏书画名品，轴帙满架。从其高祖、曾祖、祖父三代皆位极人臣，官至宰相，故有“三相张氏”之美称。但因其祖父张弘靖得罪宦官魏弘简，致使被诬，家中收藏之诸多神品真迹被迫上缴朝廷。至其父张文规，官秩未及宰相，但仍为高官（殿中侍御史）。更重要的是，其对书画之酷爱未曾稍减。而且，他还将对书画的这份挚爱及对书画的鉴赏经验，竭尽其能地传给其子张彦远，使之“少耽墨妙，备尽楷模，彦远自幼及长，习熟知见”。待张彦远成人，初为左补阙，至大中初年，迁任尚书祠部员外郎。咸通三年，升任舒州刺史。乾符初年奉调回京任大理卿。张彦远官位不及先祖，但其祖上凡五代人收藏之书画，以及自己竭盡全力收集的精品，使之在盛唐之际，所见藏品之多、之精，可谓一时无两。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一“无益之事”的底蕴、涵养、识见、洞明、鉴赏，其精妙、超卓也日臻无人之境。 　　自先秦以来学林就有六艺之说，从此有了书画之专论，以至于张彦远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之父”。
　　他提出品鉴、赏识书画之“五等”分类及标准体系，以“自然、神、妙、精、谨细”为五等，“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贯众妙。其间诠量，可有数百等，孰能周尽”。
　　他又提出了“书、画异名同体说”，“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书；三、篆书；四、佐书；五、缪篆；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像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因“书画同源”与“书画同法”，故而“识书人多识画”，“工画者多善书”也。
　　此外，他还张扬书画教化之功。“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唯其“发于天然”，所以，上品之上者，自然者；所以，能“图画者，所以鉴戒贤愚，怡悦性情。若非穷玄妙于意表，安能合神变乎天机？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适，纵烟霞而独往。各有画序，意远迹高，不知画者，难可与论”。
　　能把这“无益之事”做到这个份上，何愁不悦“有涯之生”？
　　管子治国，重经世济民，其所谓的“功”、“益”，都是实实在在的关乎国计民生之事，而张彦远恰好不为的就是这样“益”。
　　上述的所有说法俱在文献中。却鲜有关注器物的。
　　笔者藏有一方青白玉印，见此印，先映入眼帘便是印纽。此印之纽，初看易呼之为“螭”，以螭为纽常见。但此纽之兽不同于螭。螭，龙之九子之一，头上无角。此兽头上是独角，此其一。此兽后翘而前踞，附身而下，正好口中衔上一硕大灵芝，此状为螭之所无。此其二。此瑞兽当为商山四皓之首东园公胯下坐骑白泽。白泽乃神话传说中的神兽，能知天下鬼怪之形貌，故而又晓驱鬼除怪之术。为此，很早即为驱鬼之瑞祥神兽。其为东园公坐骑，是因其嘴中所衔之如意状灵芝，此灵芝即为紫芝。商山四皓自秦汉以来，便为隐士高人之象征，备享文人崇奉。
　　徐坚用张彦远此话，稍有变动：“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其边款又题“徐坚山水轴，丙戌年六月、日”，丙戌年即为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其尺寸为六点三厘米见方，高为六点八厘米。
　　如此尺寸，堪称大印。结合其尺寸来看，如此大的印，显然是钤于大幅山水中轴画之上的。而大幅山水中轴通常悬挂于堂屋正中最为醒目之处。故须用大印鲜章与之相配。用此印文，一来表其心志，即是此画之所以作，非为功利、收益，乃为“悦”己之“有涯之生”；二来可提醒鉴赏者，观此画当思此语之出处，继而生发张彦远书画分五等，上等为神品的联想。
　　徐坚，清康雍乾之际人，字孝先，号友竹，又字观园，吴县光福人。少家贫而志于学，凡诗文、书画、摹印皆成气候。早年从舅黄孝锡（备成）等人学篆刻，得以窥所珍藏之法书、名画、古印章，并以之为本，肆力临摹秦汉古印达数千纽，于是，神追秦汉，篆艺大进。印谱有《西京职官印录》、《友竹印稿》等。
　　徐坚之印亦可旁证钱锺书之语：“郑氏传讹而坐实之。”
　　由此可知，在中国文人，尤其是书画家中，一脉相承的“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則安能悦有涯之生”，如何自唐以降，渐成一种境界。
　　有涯之生焉能不悦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