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早已熟悉了24小时现代时间，其实这种计时方式的施行才不过短短一百年。而近代铁路，正是建立现代时间观念的起点。
如果哪天你忘带手表，在街上向路人问起现在的时间，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几点几分之类，绝对不会有人回答“日上竿头”“掌灯时分”“四更天”“鸡叫两遍了”这样文艺的答案——除非这位仁兄是从古代穿越来的。
我们早已熟悉了人手一只腕表、24小时制的现代时间，而实际上，这样精确统一的计时方式来到我们的生活中才不过短短一百多年。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我们的计时正像开篇所述，诗意而模糊。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让国人认识了“神奇的”钟表，从此“西洋自鸣钟”便在中国上层社会流行开来，但这时的座钟主要作为奢侈品和装饰品出现，下层民众固然还维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然时间，上层士大夫也并没有认真按照自鸣钟的“指示”生活，一切都还是那么缓慢而悠然。
真正把现代时间观念带入人民生活中的还是近代交通方式的变革。清末，在各地修建铁路的实践中，人们第一次知道了“时不我待”的直观意义。“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时间一到，火车立刻开车，人们必须按照列车时刻表准点乘车才不致延误。作为近代工业的产物，火车的运行完全依照西方精确的计时制度进行。中国传统的计时方式“看日头”“听打更”“听鸡叫”之类在“赶火车”这样事情上完全失灵，取而代之的便是火车站里那一口口不停走动的西洋自鸣钟，客观、冷峻而忠实地掌控着新的时间秘密。
铁路可以说是近代时间观念的起点，清末胶济铁路竣工后，胶济铁路管理部门给沿线各站人员每人发放瑞士腕表一只。这种表“性能极佳，不虑分秒之误”，而这批铁路员工也成为了中国最早拥有腕表的一批人。铁路修到哪里，现代时间观念就传播到哪里。晨4：59、上午10：15、午后3：24、夜12：10……这种精确到分的火车运行时刻划分改变了中国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很快在中国大地上推行。
新的时间观念打破了农业社会自有的生活节奏，很多人在不断的“赶火车”中抱怨新事物的不便，而知识分子们也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感受着心灵的阵痛。
匆匆匆！催催催！/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徐志摩坐在沪杭间的火车上，感慨着现代文明的速度与节奏。车窗外，是来不及仔细品味欣赏的风景，是被速度割裂成“一片”“一道”“几点”的大自然，更是千百年来人们本无需正视的时间。
民间的抱怨更有味道，“反正是个到，何必急急？坐了火车，一霎就赶了，到了又干什么呢？”在叶圣陶的笔下，坐惯船的人对火车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淡漠，“一包花生米，三个铜子白酒，得这么一点儿醉意。横下来呼呼一觉，待船家喊醒时，就跨上埠头，这岂不爽快而有味？”
然而，不管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现代时间已经慢慢而坚定地流淌了进来，成为近代社会不可逆的发展方向。最先适应和接受这种变化的，又是和铁路关系最密切的车站附近的老百姓们。
“张家阿妈，四点钟多哩，又好烧饭哩。”“烧哩烧哩，李家婆婆。”在地近火车站的嘉兴东门，不少居民都熟悉了火车的车次、时间，他们可以不看家里的钟，只根据火车上下来的旅客就知道是几点钟了。当邻居们之间说着上面那番对话的时候，往往是刚从杭州车上下来的旅客匆匆走过李家婆婆的门前。
从火车上下来的人不仅成为了百姓新的“计时标志”，更把火车旅行的奇妙见闻带给了封闭的乡村父老。很快，对新事物好奇的人纷纷小心翼翼地坐上了离家的火车，开始了通往外界广阔天地的旅程。而火车的方便快捷，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去”成为可能。以前体弱、幼小或年老的百姓往往不愿意进行长途旅行，即便身体健壮的年轻人也往往不愿意离开自己生活的小圈子，“民有至老不履城市者”。无锡礼社的变化可以说是现代交通对近代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一个缩影。在沪宁铁路通车以前，这里的“开明地主每年亦仅入城一次；农民更墨守乡土，终生未尝一睹都市文明者十之八九；其赴沪、宁、平、津各处者，更如凤毛麟角，全镇仅二、三人而已”。
在京汉铁路建成之前，从北京到汉口走驿道需要27天，铁路通车后，从北京至汉口乘火车只需要2天半；以前从苏州到上海“民船须四五日不等，风苟不顺，则尚不止此数”，沪宁铁路开通后，两地间“只需两个半钟点（如特别快车，只需两小时，当天可以来回）”；苏州至南京“往来轮船须二十四小时，民船须四五日，若火车仅三小时耳”等。正如康有为所说，铁路“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火车的快捷使人们的活动和交往变得自由和从容，正如一首诗中描述的那样“火车当日达吴淞，女伴遨游兴致浓。今日司空都见惯，沪宁来去也从容”。
旅行时间的缩短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更加接受和适应新的时间观念。清光绪年以后，上海“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定时刻，钟表始盛行”。经过一段时期，人们迅速适应了新的时间，他们会把自己原来的生活时间和现在戴了手表以后的时间做好调整。通过与人们生活联系十分密切的铁路时刻表，时间制度开始向基层渗透，向社会的角落里渗透。人们在日常生活不断重复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标准时间的认识，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近代时间观念的更新。
如果哪天你忘带手表，在街上向路人问起现在的时间，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几点几分之类，绝对不会有人回答“日上竿头”“掌灯时分”“四更天”“鸡叫两遍了”这样文艺的答案——除非这位仁兄是从古代穿越来的。
我们早已熟悉了人手一只腕表、24小时制的现代时间，而实际上，这样精确统一的计时方式来到我们的生活中才不过短短一百多年。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我们的计时正像开篇所述，诗意而模糊。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让国人认识了“神奇的”钟表，从此“西洋自鸣钟”便在中国上层社会流行开来，但这时的座钟主要作为奢侈品和装饰品出现，下层民众固然还维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然时间，上层士大夫也并没有认真按照自鸣钟的“指示”生活，一切都还是那么缓慢而悠然。
真正把现代时间观念带入人民生活中的还是近代交通方式的变革。清末，在各地修建铁路的实践中，人们第一次知道了“时不我待”的直观意义。“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时间一到，火车立刻开车，人们必须按照列车时刻表准点乘车才不致延误。作为近代工业的产物，火车的运行完全依照西方精确的计时制度进行。中国传统的计时方式“看日头”“听打更”“听鸡叫”之类在“赶火车”这样事情上完全失灵，取而代之的便是火车站里那一口口不停走动的西洋自鸣钟，客观、冷峻而忠实地掌控着新的时间秘密。
铁路可以说是近代时间观念的起点，清末胶济铁路竣工后，胶济铁路管理部门给沿线各站人员每人发放瑞士腕表一只。这种表“性能极佳，不虑分秒之误”，而这批铁路员工也成为了中国最早拥有腕表的一批人。铁路修到哪里，现代时间观念就传播到哪里。晨4：59、上午10：15、午后3：24、夜12：10……这种精确到分的火车运行时刻划分改变了中国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很快在中国大地上推行。
新的时间观念打破了农业社会自有的生活节奏，很多人在不断的“赶火车”中抱怨新事物的不便，而知识分子们也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感受着心灵的阵痛。
匆匆匆！催催催！/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徐志摩坐在沪杭间的火车上，感慨着现代文明的速度与节奏。车窗外，是来不及仔细品味欣赏的风景，是被速度割裂成“一片”“一道”“几点”的大自然，更是千百年来人们本无需正视的时间。
民间的抱怨更有味道，“反正是个到，何必急急？坐了火车，一霎就赶了，到了又干什么呢？”在叶圣陶的笔下，坐惯船的人对火车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淡漠，“一包花生米，三个铜子白酒，得这么一点儿醉意。横下来呼呼一觉，待船家喊醒时，就跨上埠头，这岂不爽快而有味？”
然而，不管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现代时间已经慢慢而坚定地流淌了进来，成为近代社会不可逆的发展方向。最先适应和接受这种变化的，又是和铁路关系最密切的车站附近的老百姓们。
“张家阿妈，四点钟多哩，又好烧饭哩。”“烧哩烧哩，李家婆婆。”在地近火车站的嘉兴东门，不少居民都熟悉了火车的车次、时间，他们可以不看家里的钟，只根据火车上下来的旅客就知道是几点钟了。当邻居们之间说着上面那番对话的时候，往往是刚从杭州车上下来的旅客匆匆走过李家婆婆的门前。
从火车上下来的人不仅成为了百姓新的“计时标志”，更把火车旅行的奇妙见闻带给了封闭的乡村父老。很快，对新事物好奇的人纷纷小心翼翼地坐上了离家的火车，开始了通往外界广阔天地的旅程。而火车的方便快捷，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去”成为可能。以前体弱、幼小或年老的百姓往往不愿意进行长途旅行，即便身体健壮的年轻人也往往不愿意离开自己生活的小圈子，“民有至老不履城市者”。无锡礼社的变化可以说是现代交通对近代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一个缩影。在沪宁铁路通车以前，这里的“开明地主每年亦仅入城一次；农民更墨守乡土，终生未尝一睹都市文明者十之八九；其赴沪、宁、平、津各处者，更如凤毛麟角，全镇仅二、三人而已”。
在京汉铁路建成之前，从北京到汉口走驿道需要27天，铁路通车后，从北京至汉口乘火车只需要2天半；以前从苏州到上海“民船须四五日不等，风苟不顺，则尚不止此数”，沪宁铁路开通后，两地间“只需两个半钟点（如特别快车，只需两小时，当天可以来回）”；苏州至南京“往来轮船须二十四小时，民船须四五日，若火车仅三小时耳”等。正如康有为所说，铁路“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火车的快捷使人们的活动和交往变得自由和从容，正如一首诗中描述的那样“火车当日达吴淞，女伴遨游兴致浓。今日司空都见惯，沪宁来去也从容”。
旅行时间的缩短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更加接受和适应新的时间观念。清光绪年以后，上海“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定时刻，钟表始盛行”。经过一段时期，人们迅速适应了新的时间，他们会把自己原来的生活时间和现在戴了手表以后的时间做好调整。通过与人们生活联系十分密切的铁路时刻表，时间制度开始向基层渗透，向社会的角落里渗透。人们在日常生活不断重复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标准时间的认识，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近代时间观念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