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已暴露出了其弊端，社会主义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中国的传播也到了一定的高峰。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宋教仁，在努力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理论制度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思想也进行了研究，以期能创立一种更能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的社会制度。
【关键词】社会主义 宋教仁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1-0040-01
宋教仁，字遯初（亦作纯初），号渔父，自小就喜欢读书，遇到问题也喜欢思考，穷源究委，从而养成了良好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为以后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周围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影响，宋教仁具有典型的湖南人的性格。质朴笃实、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刚劲尚气。使得宋教仁在日后的革命活动中以爱国、救国为己任，又具有很强的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也由于，他的才思敏捷、接受新思想的极强能力使得他成为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首要的理论宣传家和实践家。
二十世纪初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巨大垄断组织和金融寡头的不断出现并在社会和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社会上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这样，资本主义在其初始阶段提倡的“自由、平等”的口号表现出了它的虚假性，资本主义的一些理论制度也表现出了其弊端和落后性。而“社会主义”在一些方面体现了资产阶级理论不具有的先进性，在这样的条件下，身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宋教仁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作了大量的研究。希望以期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建立一种更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制度。宋教仁对当时从欧洲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接触也正是基于吸收各种思想以完善他的建国方略的考虑和他的接受新思想能力的体现。
宋教仁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及进行研究当是在1904年华兴会武昌起义失败宋教仁逃亡日本之后。宋教仁对社会主义的接触和认识可以从他自己所写的《我的历史》。
宋教仁在《我的历史》中首次出现与社会主义有关的内容为：“（1905年）一月十五日阴……，阅报知俄国革命党大起，全国各等社会皆动云，噫，返视吾国之民气则何如矣！”这是宋教仁在知道别国的革命情况之后感叹本国的革命运动。1906年，宋教仁始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宫崎民藏结识，“（1906年）一月一日晴……，巳正，遂偕至宫崎滔天家贺年，晤得滔天兄宫崎民藏，日本之社会主义者也，谈良久，未初回。”宋教仁刚与社会主义者接触就谈了四个多小时，如果宋没有很大的兴趣，没有极强的想知道的想法，是不可能谈论这么久的。
同一时期，宋教仁接受与宣传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自称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对当时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与制度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主张建立一个政治上有自由、经济上无剥削、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土地公有的理想社会也即社会主义社会，并设想通过“平均地权”来在中国实现这种社会主义。宋教仁接受了孙中山的这种社会主义思想，并重点宣传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要是主张核定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增价归公，以避免革命后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不至落到地主富豪手中，避免“贫富悬隔”与“豪强兼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宋教仁在《民立报》上撰文宣传与阐释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这一主张：“我国将来之土地政策宜亟师社会主义之意，禁豪强兼并，设增价税，以保护多数国民之利益，使一国经济平均发达。”对于土地增价税政策，他明确解释道：“即以土地价格为标准之单税论，谓土地不由自己之勤劳，仅以社会经济上之变化而自然增加价格者，则依其价格加税。”这种社会主义思想后被称之为“主观社会主义”。
最能体现宋教仁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和理解的还是宋1911年8月13—14日写的《社会主义商榷》。文章在一开始称赞了社会主义者“近来国人往往唱社会主义，以为讲公理，好人道，进世界以太平，登群生于安乐，皆赖于兹。善哉，仁人之用心也。”接着，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派别，“社会主义之发生，盖原于社会组织之弊。自欧西各国物质文明进步，产业制度生大变革，经济组织成不平等之现象，贫富悬隔，苦乐不均，于是向来所有平等自由之思想，益激急增盛，乃唱为改革社会一切组织之说，而欲造成其所谓理想社会。”“一无治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各国之无政府党皆属此派；一共产主义，……各国之共产党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皆属此派；一社会民主主义，……各国之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皆属此派；一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亦名讲坛社会主义，……各国之政府及政治家之主张社会政策者皆属此派。”从这可以看出，宋教仁对社会主义已经十分了解，对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各种派别已经把握的十分清楚。接下来，宋教仁分析了这四种社会主义派别的性质，“以吾人之意衡之，窃谓苟不主张真正之社会主义则已，果主张真正之社会主义而欲实行之者，则非力持无治主义或共产主义不为功，而社会民主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皆非所宜尊崇者也。……社会民主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则不然，前者……毋宁谓为社会的国家主义；后者……只宜称为社会的政策。……故欲行真正之社会主义，此二派之说，实无可主张之理由，如必主张者，则必其无行真正社会主义之见地与决心，且未尝以社会主义揭橥于世而后可者，此亦理论所不得不然者矣。”在这里，宋教仁已经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排除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外，甚至把国家社会主义斥之为“社会的政策”而不是什么“主義”。
再就是，宋教仁对是否马上实行及什么时候实行社会主义表达了看法，宋教仁认为“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其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其结果恶。”要想在中国社会行真正社会主义得到良结果，则中国社会“跻于行此二主义之现状与程度，政治或不足以维持安宁，增进幸福，财产或不足于满足国民生活，国家之内部外部忧患丛生，人民之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颓落备至，社会经济之生产分配耗竭凌乱，莫可名状。”反之，则会得到恶结果。而且会“画虎不成，反至类犬。”宋教仁在对待实行社会主义的态度上是十分小心的。因为，一种主义一旦实行则会十分的影响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当时的中国是否能够实行社会主义还是有待商榷的。但就文中看来，宋教仁是不同意马上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所以，宋教仁在文章的结尾，委婉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夫吾人非反对社会主义者，吾人惟以为凡唱一主义，不可不精审其主义自身之性质与作用，并斟酌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以推定其将来所受之结果，夫如是乃可以坐言而起行。”宋教仁还是认可社会主义，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说到要实行社会主义，宋教仁是反对的，时机未到。宋教仁的这种认识在当时来说是符合当时的中国的社会现状的。
参考文献：
[1]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7—728页
[2]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9页
[3]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2页
[4]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7—291页
作者简介：
刘爱华（1980年-），男，湖南省祁阳县人，中学一级教师，学士，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和史学。
【关键词】社会主义 宋教仁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1-0040-01
宋教仁，字遯初（亦作纯初），号渔父，自小就喜欢读书，遇到问题也喜欢思考，穷源究委，从而养成了良好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为以后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周围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影响，宋教仁具有典型的湖南人的性格。质朴笃实、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刚劲尚气。使得宋教仁在日后的革命活动中以爱国、救国为己任，又具有很强的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也由于，他的才思敏捷、接受新思想的极强能力使得他成为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首要的理论宣传家和实践家。
二十世纪初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巨大垄断组织和金融寡头的不断出现并在社会和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社会上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这样，资本主义在其初始阶段提倡的“自由、平等”的口号表现出了它的虚假性，资本主义的一些理论制度也表现出了其弊端和落后性。而“社会主义”在一些方面体现了资产阶级理论不具有的先进性，在这样的条件下，身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宋教仁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作了大量的研究。希望以期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建立一种更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制度。宋教仁对当时从欧洲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接触也正是基于吸收各种思想以完善他的建国方略的考虑和他的接受新思想能力的体现。
宋教仁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及进行研究当是在1904年华兴会武昌起义失败宋教仁逃亡日本之后。宋教仁对社会主义的接触和认识可以从他自己所写的《我的历史》。
宋教仁在《我的历史》中首次出现与社会主义有关的内容为：“（1905年）一月十五日阴……，阅报知俄国革命党大起，全国各等社会皆动云，噫，返视吾国之民气则何如矣！”这是宋教仁在知道别国的革命情况之后感叹本国的革命运动。1906年，宋教仁始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宫崎民藏结识，“（1906年）一月一日晴……，巳正，遂偕至宫崎滔天家贺年，晤得滔天兄宫崎民藏，日本之社会主义者也，谈良久，未初回。”宋教仁刚与社会主义者接触就谈了四个多小时，如果宋没有很大的兴趣，没有极强的想知道的想法，是不可能谈论这么久的。
同一时期，宋教仁接受与宣传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自称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对当时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与制度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主张建立一个政治上有自由、经济上无剥削、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土地公有的理想社会也即社会主义社会，并设想通过“平均地权”来在中国实现这种社会主义。宋教仁接受了孙中山的这种社会主义思想，并重点宣传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要是主张核定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增价归公，以避免革命后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不至落到地主富豪手中，避免“贫富悬隔”与“豪强兼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宋教仁在《民立报》上撰文宣传与阐释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这一主张：“我国将来之土地政策宜亟师社会主义之意，禁豪强兼并，设增价税，以保护多数国民之利益，使一国经济平均发达。”对于土地增价税政策，他明确解释道：“即以土地价格为标准之单税论，谓土地不由自己之勤劳，仅以社会经济上之变化而自然增加价格者，则依其价格加税。”这种社会主义思想后被称之为“主观社会主义”。
最能体现宋教仁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和理解的还是宋1911年8月13—14日写的《社会主义商榷》。文章在一开始称赞了社会主义者“近来国人往往唱社会主义，以为讲公理，好人道，进世界以太平，登群生于安乐，皆赖于兹。善哉，仁人之用心也。”接着，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派别，“社会主义之发生，盖原于社会组织之弊。自欧西各国物质文明进步，产业制度生大变革，经济组织成不平等之现象，贫富悬隔，苦乐不均，于是向来所有平等自由之思想，益激急增盛，乃唱为改革社会一切组织之说，而欲造成其所谓理想社会。”“一无治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各国之无政府党皆属此派；一共产主义，……各国之共产党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皆属此派；一社会民主主义，……各国之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皆属此派；一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亦名讲坛社会主义，……各国之政府及政治家之主张社会政策者皆属此派。”从这可以看出，宋教仁对社会主义已经十分了解，对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各种派别已经把握的十分清楚。接下来，宋教仁分析了这四种社会主义派别的性质，“以吾人之意衡之，窃谓苟不主张真正之社会主义则已，果主张真正之社会主义而欲实行之者，则非力持无治主义或共产主义不为功，而社会民主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皆非所宜尊崇者也。……社会民主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则不然，前者……毋宁谓为社会的国家主义；后者……只宜称为社会的政策。……故欲行真正之社会主义，此二派之说，实无可主张之理由，如必主张者，则必其无行真正社会主义之见地与决心，且未尝以社会主义揭橥于世而后可者，此亦理论所不得不然者矣。”在这里，宋教仁已经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排除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外，甚至把国家社会主义斥之为“社会的政策”而不是什么“主義”。
再就是，宋教仁对是否马上实行及什么时候实行社会主义表达了看法，宋教仁认为“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其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其结果恶。”要想在中国社会行真正社会主义得到良结果，则中国社会“跻于行此二主义之现状与程度，政治或不足以维持安宁，增进幸福，财产或不足于满足国民生活，国家之内部外部忧患丛生，人民之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颓落备至，社会经济之生产分配耗竭凌乱，莫可名状。”反之，则会得到恶结果。而且会“画虎不成，反至类犬。”宋教仁在对待实行社会主义的态度上是十分小心的。因为，一种主义一旦实行则会十分的影响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当时的中国是否能够实行社会主义还是有待商榷的。但就文中看来，宋教仁是不同意马上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所以，宋教仁在文章的结尾，委婉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夫吾人非反对社会主义者，吾人惟以为凡唱一主义，不可不精审其主义自身之性质与作用，并斟酌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以推定其将来所受之结果，夫如是乃可以坐言而起行。”宋教仁还是认可社会主义，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说到要实行社会主义，宋教仁是反对的，时机未到。宋教仁的这种认识在当时来说是符合当时的中国的社会现状的。
参考文献：
[1]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7—728页
[2]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9页
[3]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2页
[4]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7—291页
作者简介：
刘爱华（1980年-），男，湖南省祁阳县人，中学一级教师，学士，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和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