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巷》使他一夜成名
　　1923年秋，18岁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两年后，进入法国教会在上海办的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法国神甫教的是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浪漫派的经典作品，但戴望舒有更强烈的追新倾向，喜好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的作品。他后来能成为那个时代把中国古典诗艺跟西方最新诗艺结合得最好的现代诗人之一，与他的这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他最早的译诗就是在震旦大学读书期间，将雨果的《良心》译成中文。之后戴望舒在施蛰存、杜衡创办的刊物《璎珞》上，发表了散文诗《凝泪出门》、《流浪人之夜歌》等，并翻译诗歌《瓦上长天》、《泪珠飘落萦心曲》。这两首诗的作者魏尔仑，是法国象征主义的主将之一。戴望舒用民间小曲的形式来译，但措词则像宋词小令，用的是文言文。
　　1929年4月，戴望舒编定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由他自己主持的水沫书店印行。这是他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他的诗从闻一多、徐志摩那儿获取的主要是外在韵律和格式，而从英法诗歌那儿汲取的主要是“忧郁的情调”。1928年8月，他作的格律诗《雨巷》在《小说月报》发表。诗中写道：“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叶圣陶在编发这首诗时，称许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由于叶圣陶的极力举荐，戴望舒一夜成名，并以“雨巷诗人”之名行世。朱自清也曾评定这首诗说，戴望舒“注重整齐的音律美，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
　　戴望舒靠《雨巷》成名，但他在诗坛的领袖地位则是《现代》杂志造就的，或者说是主编施蛰存的张扬与推动所致。在这个杂志里，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译作。
　　与众不同的留学生涯
　　戴望舒与施蛰存当年是一同考进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戴望舒迷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由于他的执著追求，1931年春夏之交，施绛年终于心有所动，决定与戴望舒订婚。但她提了一个条件：戴望舒要出国留学，取得洋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后，才跟他正式结婚。于是，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搭乘邮船从上海前往法国。那时走海路需要整整1个月。到巴黎后，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旁听，一面在一所语言学校学西班牙语。但他似乎对学位没多少兴趣，甚至没有读书计划。他在法国忙于写、译，这跟我行我素的诗人性格有很大关系。
　　作为戴望舒的挚友，施蛰存在国内身兼他的代理、亲友、财务总管等数职。他每月给施蛰存一定数量的文稿，施蛰存负责联系发表、出版事宜，并每月给他汇出一定的款项。但他的稿费根本不足以应付自己在巴黎的生活，因此施蛰存还得在国内为他筹钱，时时接济他。后来戴望舒进入费用比较低的里昂中法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史。但他在巴黎的“老毛病”又犯了，很少去教室听课，几乎用全部时间在搞翻译。戴望舒在法国不仅从事法译汉，还做汉译法的工作。当时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法语在法国是很难发表的，更不要说稿费了。他之所以做这项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与法国汉学家艾登伯的关系。艾登伯比他小4岁，非常同情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了能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他学习中文，并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艾田蒲”。艾登伯把戴望舒作为一个翻译家介绍给《新法兰西评论》和《欧罗巴》——这是为数极少的有可能给他稿费的杂志。戴望舒汉译法的作品有张天翼的短篇小说《仇恨》。他与艾登伯还合作翻译了施蛰存的《魔道》（法文译名为《吸血鬼》）等。1957年艾登伯曾应周恩来邀请，率法国汉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回去后写了颇有影响的《东行记》。
　　但是与法国相比，西班牙对戴望舒似乎更具有魅力。1933年8月，戴望舒从里昂乘火车去西班牙旅行。在那段时间，他除了游历，大部分时间是上图书馆、逛书店和书市。他购买了不少西班牙语的书籍，光是《堂·吉诃德》就买了好几个版本。他一直将翻译《堂·吉诃德》当做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回国后经胡适的介绍，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曾约其由原文直接翻译这部巨著。据施蛰存说：“这个翻译工作是做完了，但因为译稿按月寄去北京，经过战争，全稿至今不知下落。”叶灵凤也说过，戴望舒翻译此书不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但是10多年间，他一直在继续着这件工作。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只是一些片断，如《香港文学》1990年第7期登载过的戴望舒译稿《吉诃德爷传》。不管怎么样，中国读者没能看到戴望舒的全译本，这是极为可惜的。
　　10月下旬，戴望舒由西班牙回到法国。但他没能继续待下去——里昂大学把他开除了。有人说，被开除的原因并不是他的旷课离校。1934年春季，巴黎以及法国若干大城市爆发群众游行，反对法国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他去参加了。在西班牙旅游时，他又参加了西班牙进步群众的反法西斯游行。西班牙警方通知了法国警方，于是学校将他开除，并遣送回国。
　　创作与翻译的黄金时期
　　戴望舒回到上海，才知施绛年已另有所爱。于是两人登报解除婚约。此时戴望舒暂时住在挚友刘呐鸥的公寓里。同住的还有穆时英、杜衡等。穆时英见戴望舒一直未能摆脱失恋的阴影，就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他。穆丽娟刚18岁，从上海南洋女中毕业。也许因为哥哥的关系，她也喜欢文学，对文学上颇有成就的戴望舒仰慕不已。戴望舒请穆丽娟帮他抄写文稿，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便于1936年6月举行婚礼。婚后戴望舒除了写作和翻译，还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去向俄罗斯神甫学习俄语。不久他就开始翻译普希金、叶赛宁等俄罗斯诗人的作品。
　　1935年10月，由戴望舒主编、脉望社出版的《现代诗风》问世。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三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号称“文坛三剑客”。由于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质量，第一期《现代诗风》1000册很快就卖完了。可是戴望舒没有趁着这股热劲继续编第二期，他有了新的构想，要和“北方诗派”携手合作，出《新诗》月刊了。30年代初的诗歌界存在着南北对峙问题，北方诗派包括“新月派”和“后期新月派”，代表诗人有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曹葆华等。南、北之分并不只是地域不同，而是由作品的“精神”来加以区别的。戴望舒弃《现代诗风》而创《新诗》，就是想要实现他那“南北大团结”的构想。
　　1936年10月，《新诗》创刊号诞生。这是戴望舒为中国诗歌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他为之花费了巨大心血。《新诗》社址就设在上海亨利路永利村30号他自己家里，经费也主要来自他个人的腰包。他出了100元，徐迟和纪弦各拿出50元，《新诗》的编委是一个豪华的阵容，他们是：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徐迟和纪弦虽然是出资者，却没有列入编委之列，只是跑前跑后，做诸如校对、印刷、联络等编务工作。《新诗》1937年7月停刊，一共出了10期。在《新诗》上发表作品和译品的有八九十人，“新月”、“后新月”和“现代”济济一堂。
　　戴望舒本来是同情左翼思潮的，但他从不随声附和多数人的说法，宁愿背负骂名，也要坚持自己的见解。就在左翼文艺大张旗鼓争辩“国防文学”的时候，他因为对“国防诗歌”的不满，从维护诗歌艺术品位出发，不惜站到了与左翼对立的位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国防诗歌的褊狭、粗糙，认为那些国防诗歌论者“不了解艺术之崇高，不知道人性的深邃”，而有些作品“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韵脚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词而已”。因此他还译了许多高质量的西班牙抗战谣曲来给中国的诗人们作参照。
　　戴望舒与左翼诗人分道扬镳后，基本上采取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唯一的例外是艾青。艾青是主张诗歌大众化、为国家民族尽责并反映时事的，但他的诗歌修养却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象征主义。不过艾青只把象征主义看成艺术的表现手法，仅借用了它的“器用”层面上的意义，所以没被称作“象征派”诗人。而戴望舒把象征主义看成了诗歌的本质和全部。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两位大诗人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戴望舒应邀参加首届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胡乔木点名调任他为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的法文科科长。但他很快就病倒了。1950年2月28日，他在给自己打针时因用药过量，不幸逝世，年仅45岁。
　　（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真相：文人名士的那些事儿》 主编：江涌本文作者：北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