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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先生的演讲以及他这本书《政治秩序的起源》，实际上提到了几个关键问题，就是对中国模式的质疑。我想作一个回应。
第一个是问责制。福山先生介绍的主要是一种西方议会民主多党执政的政治问责制，我在西方生活了20多年，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样一种问责制很难真正地实现问责。坦率地讲，我觉得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前工业时代的产品，需要重大的政治改革，美国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亚于中国。三权分立仅仅是在政治范围内相互制约，解决不了美国社会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
我觉得需要一种新的制约与平衡，我把它叫做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模式下，福山教授也提到了，有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比方说军火集团，他们的利益几乎永远不会被侵犯——他们阻碍了美国进行很多必要的决策。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今天探索的问责制，范围比美国的问责制要广得多。比如说，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有发展经济、创造就业的使命，如果官员的任务完成不好的话是不能晋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美国在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为零，就业创造为零。我想，即使走遍中国这片土地，也找不到有这样纪录的地方。
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也是这样的。上海静安区的许多硬件指标、软件指标都超过了纽约曼哈顿区，但是2010年一场大火烧了一栋楼之后，我们实行了问责，二三十个官员和公司人员受到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处罚。我反过来想，2008年次贷危机导致美国普通百姓的财产平均损失了1/5到1/4，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承担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更麻烦的是，那些造成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还可以照样心安理得地拿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奖金。虽然美国老百姓愤怒，总统气愤，但他们是根据合同应该拿到的。
中国在推动法治建设，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余地，但我们自己传统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好的。比如说我们传统中有一个“天”的概念，这个“天”如果用今天的政治语言描述就是一个社会整体的核心利益和良心，这个是不能违背的。我们可能99.9%的事情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但我们一定要保留那块小小的空间，有一些涉及“天”的问题，涉及社会核心的利益和良心的重大事件，我们保留在法治范围内进行政治处理的权利，否则就是法条主义。法条主义可以害死人，所以中国在创新法律制度时，要取得这样一种平衡。
至于“坏皇帝”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解决了。退一万步讲，即使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好皇帝”和“坏皇帝”时代，我们还是有七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历史还要长，整个西方的近代史也就是两三百年，虽然当中经过许多的战争冲突和制度变迁，但也不能保证现代西方这个制度可以持续下去。
这个“坏皇帝”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想是通过我们的制度创新。第一，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不是世袭的，是靠政绩靠自己干出来的。第二，我们有非常严格的任期制，最高领导人也是两任。第三，现在是集体领导，意味着当中任何一个人如果观点明显地偏离共识的话是要被拉回来的。第四，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历史传统，就是选贤任能。现在中国最高的精英决策团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资历基本上是两任省部级的履历。中国一个省的规模相当于四到五个欧洲国家，治理好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个制度可能也有缺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大可能选出低能的领导，所以这是一整套体制。
我现在倒是担心另外一个问题——不是中国“坏皇帝”的问题，而是美国的“小布什”问题。美国体制再这样发展下去，我真是担心美国下一届的选举，选出的领导人可能还不如小布什。
中国人喜欢讲的一个概念，就是“势”，这个势一旦形成了很难阻挡。反过来讲一样，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一下子就转过去了，中国就转不过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惯性。我们的体制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种新的势头，这种大势很难阻挡，虽然会有逆流，会有相反方向的浪花，但改变不了这个“势”，这是文明大周期的大结构。很多西方学者，以及国内亲西方的自由派学者往往没有搞清楚这一点。他们预测中国崩溃的论调持续了20年。现在海外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但中国国内还有唱衰自己的人，不过我相信国内的“中国崩溃论”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
还有关于尊重个人价值的问题，我想在尊重个人价值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外国人没有太大差别。关键是我们有一种传统，叫做从整体出发，西方则是从个体出发的传统。邓小平的方法使得数亿的中国人已经脱贫，数亿的个人实现了更多的方方面面的价值——他可以上网，可以看彩色电视，可以开车在高速路上行走，可以在网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印度的特雷莎修女感动了无数个人，还拿到了诺贝尔奖，但印度总体的贫困状况没有什么改观，你在上海20年看到的贫穷加在一起，少于你在孟买一小时看到的贫穷，没法比。
对于中国模式下的决策过程，百姓如何参与的问题，实际上我希望福山教授有机会到中国做一些调研。我举个例子，比如中国现在以5年为周期的“五年规划”的决策的过程，是上上下下成千上万次的咨询，这种决策民主的质量西方没法比——我们是研究生水平，西方可能是本科生、初中生的水平——这是真正的决策民主。
至于中东出现的动乱，表面上看好像体现人们要自由，但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我去过开罗，20年前它跟上海的差距大概是5年，现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就业，不造反行吗？而且我自己对中东的了解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千万不要太高兴，这会给美国的利益带来很多问题。 （摘自《中国震撼》）
第一个是问责制。福山先生介绍的主要是一种西方议会民主多党执政的政治问责制，我在西方生活了20多年，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样一种问责制很难真正地实现问责。坦率地讲，我觉得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前工业时代的产品，需要重大的政治改革，美国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亚于中国。三权分立仅仅是在政治范围内相互制约，解决不了美国社会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
我觉得需要一种新的制约与平衡，我把它叫做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模式下，福山教授也提到了，有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比方说军火集团，他们的利益几乎永远不会被侵犯——他们阻碍了美国进行很多必要的决策。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今天探索的问责制，范围比美国的问责制要广得多。比如说，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有发展经济、创造就业的使命，如果官员的任务完成不好的话是不能晋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美国在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为零，就业创造为零。我想，即使走遍中国这片土地，也找不到有这样纪录的地方。
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也是这样的。上海静安区的许多硬件指标、软件指标都超过了纽约曼哈顿区，但是2010年一场大火烧了一栋楼之后，我们实行了问责，二三十个官员和公司人员受到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处罚。我反过来想，2008年次贷危机导致美国普通百姓的财产平均损失了1/5到1/4，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承担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更麻烦的是，那些造成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还可以照样心安理得地拿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奖金。虽然美国老百姓愤怒，总统气愤，但他们是根据合同应该拿到的。
中国在推动法治建设，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余地，但我们自己传统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好的。比如说我们传统中有一个“天”的概念，这个“天”如果用今天的政治语言描述就是一个社会整体的核心利益和良心，这个是不能违背的。我们可能99.9%的事情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但我们一定要保留那块小小的空间，有一些涉及“天”的问题，涉及社会核心的利益和良心的重大事件，我们保留在法治范围内进行政治处理的权利，否则就是法条主义。法条主义可以害死人，所以中国在创新法律制度时，要取得这样一种平衡。
至于“坏皇帝”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解决了。退一万步讲，即使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好皇帝”和“坏皇帝”时代，我们还是有七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历史还要长，整个西方的近代史也就是两三百年，虽然当中经过许多的战争冲突和制度变迁，但也不能保证现代西方这个制度可以持续下去。
这个“坏皇帝”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想是通过我们的制度创新。第一，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不是世袭的，是靠政绩靠自己干出来的。第二，我们有非常严格的任期制，最高领导人也是两任。第三，现在是集体领导，意味着当中任何一个人如果观点明显地偏离共识的话是要被拉回来的。第四，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历史传统，就是选贤任能。现在中国最高的精英决策团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资历基本上是两任省部级的履历。中国一个省的规模相当于四到五个欧洲国家，治理好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个制度可能也有缺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大可能选出低能的领导，所以这是一整套体制。
我现在倒是担心另外一个问题——不是中国“坏皇帝”的问题，而是美国的“小布什”问题。美国体制再这样发展下去，我真是担心美国下一届的选举，选出的领导人可能还不如小布什。
中国人喜欢讲的一个概念，就是“势”，这个势一旦形成了很难阻挡。反过来讲一样，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一下子就转过去了，中国就转不过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惯性。我们的体制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种新的势头，这种大势很难阻挡，虽然会有逆流，会有相反方向的浪花，但改变不了这个“势”，这是文明大周期的大结构。很多西方学者，以及国内亲西方的自由派学者往往没有搞清楚这一点。他们预测中国崩溃的论调持续了20年。现在海外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但中国国内还有唱衰自己的人，不过我相信国内的“中国崩溃论”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
还有关于尊重个人价值的问题，我想在尊重个人价值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外国人没有太大差别。关键是我们有一种传统，叫做从整体出发，西方则是从个体出发的传统。邓小平的方法使得数亿的中国人已经脱贫，数亿的个人实现了更多的方方面面的价值——他可以上网，可以看彩色电视，可以开车在高速路上行走，可以在网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印度的特雷莎修女感动了无数个人，还拿到了诺贝尔奖，但印度总体的贫困状况没有什么改观，你在上海20年看到的贫穷加在一起，少于你在孟买一小时看到的贫穷，没法比。
对于中国模式下的决策过程，百姓如何参与的问题，实际上我希望福山教授有机会到中国做一些调研。我举个例子，比如中国现在以5年为周期的“五年规划”的决策的过程，是上上下下成千上万次的咨询，这种决策民主的质量西方没法比——我们是研究生水平，西方可能是本科生、初中生的水平——这是真正的决策民主。
至于中东出现的动乱，表面上看好像体现人们要自由，但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我去过开罗，20年前它跟上海的差距大概是5年，现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就业，不造反行吗？而且我自己对中东的了解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千万不要太高兴，这会给美国的利益带来很多问题。 （摘自《中国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