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今年“两会”对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公布，标志着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改革，从原则设想到具体实现迈出了关键性一步。寄托着国人殷殷期待的大部门体制改革，是我国自1982年以来的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更显现出不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大部制改革是革除“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良方。2006年10月，新华网曾报道，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不少新变化，但是，一些行政部门仍存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不良倾向。而大部制改革，本身就肩负有打破旧有利益格局的使命，不仅将提高行政效率，也必将对破除官场不良风气，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在精简机构的同时，也要充分提高整合后的机构效率。中央在去年的十七大上就指出，要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
　　以医改方案为例。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朱庆生曾表示：“中国要进行医改，首先必须整合卫生行政管理资源，协调管理。”全国政协委员方廷玉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个医改方案，十四个部委一起讨论了一年，至今还不明确。什么原因?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和统筹，互相扯皮，各有各的部门利益。如果不成立一个权限高于各部委的领导小组，很难协调各方意见。”机构重叠，职能交叉，不仅协调困难，还会互相扯皮。
　　归根结底，无论是破除“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还是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其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其终极指向则是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大部制：量变了也要质变　　刘海明
　　
　　期待已久的“大部门体制”，在今年“两会上”终于开始了破冰之旅。尽管这个方案没有预期的那么彻底，但五个新的大部，足以显示中央的改革决心。
　　看待大部制改革和看戏一样，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有的人在计算着具体的数字，撤销了哪几个部委，新增了多少部委，最终还剩多少个部委；有的人在议论着调整后的五个大部到底合适不合适，等等，但这些显然是直观的评价。有的人则看到了深层的东西：“当前社会的热点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如住房、看病、交通、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直接跟新组建的几大部委密切相关。”
　　在我看来，大部制既是量变，也是质变。也许有人忌讳“质变”二字，其实这是一种误会。从微观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大部”的诞生，首先体现为量的变化，即几个部门合成了一个部门，但是，量的变化最终会导致质的变化，即从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开始，逐步实现改善政府部门工作效率、提高服务质量的目标。只有这样，大部制的改革，才算是有实质意义的。
　　不质变，量变也就失去了意义。然而，相对于行政命令式的数量精简，质变的难度更大。这是因为，如果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没有质的飞跃，治小部尚且如烹大菜，勉强为之，接手一个新的大部，更谈何容易?可见，大部制改革表面上带来的是管理机制的变化，实际上是对管理人员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这个素养，大部制也未必能让公众满意。
　　同时，大部的权力大了，还有一个与其它部委协调的问题。如果将国家比喻成一个人，每个部委就是这个躯体上的一个器官，其存在的意义在于服务一个目标，在于彼此之间的协调运行。只有大部内部和谐，部委之间有机统一，国家机器才能实现高效运转。
　　由此可见，大部制改革的方向没错，但不适宜一步到位。这不是保守，而是需要摸索经验。换言之，在近期内，摸索“大部制”管理的经验，试验追求“大部制”质的变化，比单纯的归并、削减部委的数量更紧迫，也更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