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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生命教育增强了学生的生命保护意识，但这方面的教育并不成熟，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和工具化等倾向。大学生生命教育理应直面生命存在本身，在关照社会共在中强化生命责任意识，关照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 生命教育生存困顿生命安顿生命人文终极关怀
[中图分类号] G6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6-0078-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6015
现代社会中，现代性在人们的生命存在与发展中有物质充盈与精神匮乏的表现，人们在注重物质追求的过程中逐渐忘却了生命关怀，如此继续发展必将是一个人的生存遭遇困顿、生命无所安顿的时代！人们在科学崇拜、技术理性至上的世俗化、功利化追求中忘却了本真的存在，遗忘了真实的自我，迷失了精神家园。这可能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人难以逃脱的内在的“天命”（这里的“天命”一词系笔者援引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术语。海德格尔把“命运”一词用在作为个体的“缘在”身上，把共同体和民族的演绎称为“天命”）。但历史证明危机往往预示着新的机遇，预示着新的突变与发展。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毅然崛起而备受关注的，是一个饱含美好价值期待的实践活动。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应在物质化的生命体和精神化的德性追求中得到统一，应该是大学生摆脱生存困顿，呵护安身立命之所，使之在把握生活的艺术中能体验到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一、现代人的生存困顿
人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地遭遇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从而陷入因自身发展状况不完善或是与外界关系不协调等而带来的种种生存困境之中。当然这种生存困顿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也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其外在表现也错综复杂。但概而论之，现代人的生存困顿外在地表现为自然生命的冷酷性、社会生命的风险性和精神生命的荒芜性。
（一）自然生命的冷酷性
自然生命的冷酷性集中地表现在践踏自身生命、漠视他人生命和肆虐自然生命三个方面。
首先是践踏自身生命。其典型表现是自杀、吸毒、性放纵、玩死亡游戏等。有数据统计，自杀已经成为我国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基于国家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监测点（DSP）网络所给出的一项研究数据表明，我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身亡，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有150万人因家人或朋友自杀出现长期而严重的心理创伤，有16万小于18岁的孩子因父亲或者母亲自杀而变成单亲家庭。自杀在我国已经成为全人口第五位、15-34岁人口第一位的死亡原因[1]。据公共媒体的报道显示，我国青少年以及在校大学生的自杀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吸毒、性放纵现象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就非常普遍。其后，各国对学校的“生命教育”高度重视。肖川认为：“‘生命教育’一词原本是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作为应对吸毒、自杀、他杀、性危机等危害生命现象的策略而出现的，起初是死亡教育的形式。”[2]东南亚、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吸毒、性泛滥等危害生命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常普遍。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体验死亡游戏、青少年的网络游戏猝死等现象也常见于媒体报端。
其次是漠视他人生命。漠视他人生命除了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杀人现象以外，还特别表现在人的生命冷血、生存冷漠、缺乏应有的生命伦理和生命敬畏等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很多人为了迎合快速变化的生活节奏，追逐物质的现实价值，而无暇追溯过去，也不愿畅想未来，更没有关照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精神追求，使得一切都只是在永不停止的、快速的“流动”。加上现代信息化技术的推波助澜，人们在过往烟云般的生活中利用信息技术便捷地相互交往的同时，反而增加了人们的心理距离，也催生了现时代的“宅人”，使人们的生活 “原子化”。而原子化的生活模式在心灵上的反映就是冷漠、无情，缺乏对他人、社会应有的关怀，缺乏对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正义与秩序的关注。诸如“小悦悦”、“男童摔死女童”、“摔倒老人无人扶遭到多次碾压”等事件层出不穷，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最后是肆虐自然生命（指狭义上的与人共生的自然界中其它动植物的生命，即非人的生命体）。众所周知，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在日益恶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物种灭绝、温室效应、不可再生资源短缺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我们对自然生命毫无顾忌的肆虐、肆无忌惮的掠杀有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易经》的“生生之为易”和庄子的“齐物论”等所共同提倡的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之心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日渐边缘化。
（二）社会生命的风险性
社会生命的风险性集中表现为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的主体生命与人的理性格外受到重视，人的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19世纪中叶宗教权威的破产引发了向着松弛方向发展的心理转变。结果是文化——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化——承接了同魔鬼（指人的欲望）打交道的任务，可它不像宗教那样去驯服魔鬼，而是以世俗文化的姿态去拥抱、发掘、钻研它，逐渐视其为创造的源泉。”[4]人的欲望此刻已被用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工具。特别是当资本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时，人的欲望的经济工具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本能的欲望变成了膨胀无限的欲求。由此，“传统社会的禁欲主义转向了现代社会的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人的生命成为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实现的对象，或者说人的生命存续并非按人——一种超越于物质有限而进入精神无限的行为要求来进行，而是按现代文化即一种欲求文化来进行。刺激消费、超前开销、时尚时髦等无不体现着现代文化对人的生命存续的一种异化”[5]。现代人在追求物欲的同时忘却了自身的存在，被物欲所“促逼”。人们在片面化、单面化、原子化中一边是外在物质的“丰富、充盈与竞争”，一边是内在心灵的“空虚、焦虑与浮躁”。这些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关系日趋紧张，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正如贾英健所言：“人们在不同生活之间的‘比较’会引发心理失衡、行为失范，表现为人的信仰缺失、信念崩溃、精神空虚而诱发各种犯罪，以及由于人的社会流变性而造成的关系冷漠、人际交往约束力下降等，最后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带有物质利益的烙印，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浮躁、自我价值的迷失和‘符号消费’的社会角色认同。”[6] 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斯·贝克（Ulrich 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认为，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和自然的社会化发展，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以致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面临着不可抗拒的生存威胁，人类正悄悄地从工业社会进入风险社会，这种社会风险具有典型的社会性特征。因为与传统社会不同，人类在风险社会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并不是指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自然风险，而是由于科技发展所引起的生态危机、核威胁、温室效应等风险，这种风险是一种人为的社会风险。技术的高度化发展，一方面，会造成人类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并由此将人类生存拖入高度风险化的境地（吉登斯指出： “技术进步表现为积极力量，但它并不总是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风险问题紧密相关”[7]）；另一方面，解决对技术的高度依赖又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实现。然而，这又往往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风险[8]。
现代人的生存呈现出空间的风险性。网络空间的出现是人类生活的一大飞跃，但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人增加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从而给人的生存带来更多的风险。因为人们往往在面对电脑虚拟空间时容易忘却自我，人日渐成为技术规定的对象，电脑在人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驾驭着本该是属人的自由的本真生活。
（三）精神生命的荒芜性
现代人精神生命的荒芜性集中地体现为人们的物质享乐主义以及在对象化的自然认识与改造中忘却存在的价值与信仰追求。因为缺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所以导致了人们长期生活在虚幻缥缈的无根的世界中。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数字化、信息化的社会生活向人们展现了极具诱惑力的前景。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人们在走出泛政治化的社会模式，走向经济化社会之时，由于缺乏应有的文化传承和新的文化启蒙，在物质利益面前所表现的只是惊叹与迷失。人们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前提下，贪婪地追求着生理的低级需要，享受着由技术产品带来的瞬间满足、感官刺激和巅峰体验，自我放纵、游戏人生。“它（新技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无形中导致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和‘技术崇拜’，孕育着技术享乐主义价值观”[9]。在现代技术文明之中，人们的生活不断地浮躁化，在“投机取巧”中寻求低级需要的满足。这种享乐化衍生出极端的技术享乐主义，人们完全处于数字化的生存状态。在数字产品面前，鲜活、立体的人完全沦丧为被动的精神冷漠的行尸走肉，人的主体极度迷茫，找不到自己，在“流动”的变化和忙碌中被彻底淹没。
现代社会的人们，为什么在享受充盈与丰满的物质产品时，精神却日趋匮乏与荒芜？这与现代科技发展、在对象化的认识与改造活动中所形成的独断理性主义密切相关。因为独断理性主义必然会躺在“进步”的温床上乐观地看待人与自然所发生的一切，也只能在理性的视阈内去看待一切，忘却理性之外的异质性和科学的多样性，对理性本身也缺乏多样性的运行方式。其结果就是人的价值的虚无化，除了“拜物教”以外别无信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更无从谈起。在时间的流变中，人仅仅在繁忙中应付着忙碌的生活。人类的火车头在充满理性的动力作用下，在荒芜的田野间疯狂地奔驰，具体驶向何方，却无人问津，或许就根本迷失了方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症结的典型表现就是“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和断裂。人们在关注事实、探究事实的过程中，忘却对价值的关怀。正如学者罗朝慧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追求生活世界的必然性、确定性、客观有效性知识的同时，本身却被科技文明所强化的行业分工和官僚层级结构而分裂了。人的行动、职责、任务与道德、情感、责任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而分崩离析，特别是人的行动，以共同体、组织乃至民族的使命、职责和权威为中介，与自己的行动后果分离开来，道德责任成了与一个人相隔遥远的、漂浮不定的东西，增加了社会的残酷与冷漠”[10]。也就是说，人们在强化追逐外在的物质与欲望中，弱化对内在价值性归旨的反思与提炼，导致真理与德行、价值与事实、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人们就是在“得过且过”中极力追求每一天的享受，致使个体成为无价值实体的“空壳”的存在，使饱满的人扁平化，人的精神荒芜化。
二、大学生生命教育的价值与困扰
现代人的这种生存困境，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愈发突出。一些有良知和责任感的思者和教育者，将问题解决的突破口聚焦于学校的生命教育，反思教育本身可能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不断付诸于实践。目前“技能型”的生命教育比较有成效，但匮于对生命存在本身，对何以安顿学生生命、构建精神家园的关注与思考。而这些对于现代人——尤其是对正处于身心成熟与发展特殊时期的大学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总的来看，当前大学生生命教育简单化、片面化和工具化倾向明显。
（一）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价值
大学生的生命教育问题不只是一个书斋推论式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生成式的历史实践问题。现代生命教育实质上就是在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问题的思考与应对的基础上展开的。因为现代生命问题就是在现代人的生活与现代文明相互作用中出现的，是人的意义缺失和无价值感问题。这也就是吉登斯所谓的“本体论焦虑”，丹尼尔·贝尔所谓的“信仰危机”，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遗忘”。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存在的遗忘主要表现为世界成为图像、人成为主体以及哲学成为人类学。世界的图像化导致了生存的无根化，人成为主体则导致了价值虚无化，哲学成为人类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集中表现。生存的无根化是指人类生存的整体感和完整感的丧失，整体碎片化。
大学生生命教育的价值诉求就是要回归教育的全面育人功能，在现代文明发展中把握人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直面人的生命本身，在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探究完满属人的生活。这种人的精神的栖居、生命的安顿又诉诸于教育的生命阐释和价值提升，在把握生命的多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中，以弘扬生命精神来不断发展生命。基于发展的现代性，检讨技术化、工具理性的大众文化趋势，整体地看待教育的生命意蕴，能够规避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狭隘化、功利化。 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开展，从教育实践的应然状态来看，存在过重的理性主义倾向，缺乏必要的人文教育与关怀。肖川等学者指出：生命教育应该能“让学生对生命的孕育、生命的发展有所认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有所感悟，生成正确的生命观，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彰显生命的智慧，安顿生命的精神家园。”[11]从而增强社会责任感，更好弘扬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学生在对生存意义的追寻中养成健全人格，在全面发展中涵养饱满的属人生活意识，在实践中通过手与脑创造社会财富而不疲惫，精神上有所追求而不局囿于一物。总之，能让现代人安身立命，诗意栖居，才是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重中之重。
（二）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困扰
立足现代文化的大学生生命教育，是对当前社会存在的虚无化和反生命化生活倾向的反叛。当然，生命教育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哲思，因为如果大学生生命教育仍然局限于现代性的生命观，那么将永远是“戴着镣铐跳舞”。在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实践中，要避免形式化、实体化（舍勒在对现代生命观的批判中指出，现代生命观有四个重要特征：每一个生命整体都是部分之和；从“工具”的图像来考察“器官”；将所有“发展和生长现象”还原为“维持”的趋势；生命的实体化）和游离化等不良倾向。
首先，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存在形式化的倾向。生命教育的形式化是对生命教育过于简单化理解的根本表现。近些年来，我国生命教育迅猛发展，其根源在于日益严重的自杀、伤害他人以及对异类生命的伤害、校园意外事故的频繁发生。但是，“生命教育通常被等同于安全教育、健康教育、禁毒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青春期教育、环境教育等”[12]，把生命教育简单地认为是应对校园突发事件和社会危机事件的临时举措。学生除了学到些保全自然生命的基本工具性操作以外，别无其它。显然这是缺乏对生命教育的全面理解，只是停留于生命教育的工具性层面，没有深入到生命教育的本体层面，其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其次，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存在实体化倾向。生命教育的实体化是由于对生命个体的功利化追求，从而导致对生命的“异化”现象。这样的结果使人日趋“扁平化”，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受现代科技和信息化发展的影响，生命教育只注重对人生存技能的培养，不断满足人的多种外在需求与欲望，过于张扬知识的社会价值和工具价值，漠视对人的内在价值的追求。致使在现行的教育中，“知识本身成为目的，它控制了学生的肉体和精神，本应是关注人的教育过程却真实地成为了人存在的异化力量”[13]。
最后，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存在游离化倾向。受教育工具主义的影响，现代生命教育偏重学生社会生存等技能型的外在目的的追求，缺乏对生命的“统揽”，这是大学生生命教育游离化的典型表现。在这种困境下，生命教育只会注重培养学生“何以为生”之技能的“小聪明”，而忽视引导学生“为何而生”的大智慧。导致生命的存在与生活分离，人们因缺失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而了无精神信仰。正如胡塞尔所言：“当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时，现代人也就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真正的人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14]
三、走向生命安顿的生命教育
“健康”一词在西方的传统思想诠释中，是指“肉体上不痛苦，心灵上不纷扰”，这也是今天生命教育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当然，对于生活在现代性中的人来说，除此之外还应不断提高生活智慧，在立足于现实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符合自身本真存在的生命信仰，在追求社会生存公平和生活正义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幸福人生。所以，引导现代人走向生命安顿的精神栖居之所，是当下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根本要义。
（一）生命教育要直面存在本身
由于教育是属人的教育，面对的每个教育个体都是精神饱满的存在，所以本真的教育本应富有生命气息，“生命”是教育的应有之义。而“生命教育”的专属性提法，恰是由于现代人的生命质量出现了问题。现代人的生命在现代性发展中受到一种“摆置”。现代文明发展中的人们对生命、生活的看法已越出传统的轨道，而不仅仅是扬弃与反叛，而是彻头彻尾的“对存在的遗忘”！所以，大学生生命教育不仅应是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反思，更应是对大学生生活实际的生命关照，从实践中解决大学生的生命问题——切切实实回到“存在”本身。
人是一种具有多维度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是一种在世界中的存在。“此在在其存在中能领悟与世界的因缘关系。此在只有在对与世界的因缘关系的先行领悟中才发现他的本质居于何处”[15]。而“存在的遗忘”恰恰就是对这种因缘关系的剥夺。此在有意地与世界割离，在这过程中此在沦为数字化、表面化、原子化的存在者，显然这样的存在者是缺乏生命意蕴的。直面存在本身的生命教育就是面向“此在”的教育，就是关乎作为人的存在者在世界中与他者因缘关系的存在的教育，也就是面向人的“在此存在”的人的生存样态与生命情境的教育。由于生命本身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所以直面存在的生命教育是与在学生生命交融中让学生体悟到“活在当下”、“向死而生”的生命情怀，感悟生命存在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聚于“当下”之“一体”的时间性，从而激发起高度的生命自觉。
（二）生命教育要关照社会共在
生命存在是一个“生命共在”的自然生命存在系统。作为生命存在的人，既是与他人的共在，也是与其它非人生命体的共在，是“存在的看护者”（海德格尔语）。所以，大学生的生命教育不仅是为了学生的个体生命的健硕，还应培养学生呵护自然生命、敬畏自然生命的意识，形成高度的生态伦理自觉，创造清新自然、温文尔雅、充满人文气息和生态关怀的生活环境。
扩展学生的德性、提升生命质量和生活品味与舒展学生个性一样，也是生命教育的应有之义。因为就人的“社会共在”而言，人总是社会性存在的，存在于具有社会规范性的“生命共同体”之中，而人的本真的存在蕴涵着对“善”和“美”的追求。所以，培养学生同情之心、关爱之心、宽容、尊重和欣赏等社会生命意识，对即将全面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具有饱满的社会生命意识的人，才具有感恩意识，懂得感恩才会珍爱和奉献。社会生命饱含社会责任与社会正义，人的生命存在是“在世中”与他者生命的融合。追求生命安顿的生活态势不是使“生命沉沦”，而是要在自由的空间进行积极主动地“决断”，这就要求在生命过程中对社会责任有所担当。社会正义强调对存在于社会活动中的每个在者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意义的关注，因为生命个体关系是一种因缘性的生命融合，而不是对象性的物质化的计算关系。所以，关照社会共在的生命教育，本质上是使学生在欣赏和热爱自己和他者生命过程中，自觉形成具有社会关怀和正义关怀的高度人文意识。 （三）生命教育要引导精神追求
现代化过程中的大学生生命教育，归根到底是要回到对学生精神追求的主轴上来。这既是生命教育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点。启迪和引导大学生之精神生命，应使他们的生命不仅充满着生存的智慧，更充满生活的激情。丹尼尔·贝尔在对后工业社会的分析中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16]，人应该要有信仰的，无信仰就会无所畏惧、无所顾忌，无法形成明确的是非观和生命观，也就会迷失自我。解决了现代人的信仰问题，也就可以摆脱现代人的种种生存困境。生活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的人们，只有形成对生命终极关怀的信仰，才能构筑在现代社会中安身立命之所，使因穷尽追逐物质的精神与灵魂从漂浮中返归大地，回归属人的精神家园。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要在对生命形成基本的认识之后，关怀自身与他人的生命价值，努力实现生命理想，不断实现生命意义。
当然，大学生安身立命的有机化生命教育还需要从生命教育的情景渲染、教师队伍建设、生命教育的综合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系统化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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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高伟生存论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22
[关键词] 生命教育生存困顿生命安顿生命人文终极关怀
[中图分类号] G6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6-0078-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6015
现代社会中，现代性在人们的生命存在与发展中有物质充盈与精神匮乏的表现，人们在注重物质追求的过程中逐渐忘却了生命关怀，如此继续发展必将是一个人的生存遭遇困顿、生命无所安顿的时代！人们在科学崇拜、技术理性至上的世俗化、功利化追求中忘却了本真的存在，遗忘了真实的自我，迷失了精神家园。这可能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人难以逃脱的内在的“天命”（这里的“天命”一词系笔者援引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术语。海德格尔把“命运”一词用在作为个体的“缘在”身上，把共同体和民族的演绎称为“天命”）。但历史证明危机往往预示着新的机遇，预示着新的突变与发展。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毅然崛起而备受关注的，是一个饱含美好价值期待的实践活动。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应在物质化的生命体和精神化的德性追求中得到统一，应该是大学生摆脱生存困顿，呵护安身立命之所，使之在把握生活的艺术中能体验到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一、现代人的生存困顿
人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地遭遇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从而陷入因自身发展状况不完善或是与外界关系不协调等而带来的种种生存困境之中。当然这种生存困顿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也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其外在表现也错综复杂。但概而论之，现代人的生存困顿外在地表现为自然生命的冷酷性、社会生命的风险性和精神生命的荒芜性。
（一）自然生命的冷酷性
自然生命的冷酷性集中地表现在践踏自身生命、漠视他人生命和肆虐自然生命三个方面。
首先是践踏自身生命。其典型表现是自杀、吸毒、性放纵、玩死亡游戏等。有数据统计，自杀已经成为我国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基于国家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监测点（DSP）网络所给出的一项研究数据表明，我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身亡，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有150万人因家人或朋友自杀出现长期而严重的心理创伤，有16万小于18岁的孩子因父亲或者母亲自杀而变成单亲家庭。自杀在我国已经成为全人口第五位、15-34岁人口第一位的死亡原因[1]。据公共媒体的报道显示，我国青少年以及在校大学生的自杀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吸毒、性放纵现象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就非常普遍。其后，各国对学校的“生命教育”高度重视。肖川认为：“‘生命教育’一词原本是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作为应对吸毒、自杀、他杀、性危机等危害生命现象的策略而出现的，起初是死亡教育的形式。”[2]东南亚、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吸毒、性泛滥等危害生命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常普遍。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体验死亡游戏、青少年的网络游戏猝死等现象也常见于媒体报端。
其次是漠视他人生命。漠视他人生命除了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杀人现象以外，还特别表现在人的生命冷血、生存冷漠、缺乏应有的生命伦理和生命敬畏等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很多人为了迎合快速变化的生活节奏，追逐物质的现实价值，而无暇追溯过去，也不愿畅想未来，更没有关照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精神追求，使得一切都只是在永不停止的、快速的“流动”。加上现代信息化技术的推波助澜，人们在过往烟云般的生活中利用信息技术便捷地相互交往的同时，反而增加了人们的心理距离，也催生了现时代的“宅人”，使人们的生活 “原子化”。而原子化的生活模式在心灵上的反映就是冷漠、无情，缺乏对他人、社会应有的关怀，缺乏对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正义与秩序的关注。诸如“小悦悦”、“男童摔死女童”、“摔倒老人无人扶遭到多次碾压”等事件层出不穷，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最后是肆虐自然生命（指狭义上的与人共生的自然界中其它动植物的生命，即非人的生命体）。众所周知，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在日益恶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物种灭绝、温室效应、不可再生资源短缺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我们对自然生命毫无顾忌的肆虐、肆无忌惮的掠杀有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易经》的“生生之为易”和庄子的“齐物论”等所共同提倡的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之心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日渐边缘化。
（二）社会生命的风险性
社会生命的风险性集中表现为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的主体生命与人的理性格外受到重视，人的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19世纪中叶宗教权威的破产引发了向着松弛方向发展的心理转变。结果是文化——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化——承接了同魔鬼（指人的欲望）打交道的任务，可它不像宗教那样去驯服魔鬼，而是以世俗文化的姿态去拥抱、发掘、钻研它，逐渐视其为创造的源泉。”[4]人的欲望此刻已被用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工具。特别是当资本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时，人的欲望的经济工具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本能的欲望变成了膨胀无限的欲求。由此，“传统社会的禁欲主义转向了现代社会的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人的生命成为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实现的对象，或者说人的生命存续并非按人——一种超越于物质有限而进入精神无限的行为要求来进行，而是按现代文化即一种欲求文化来进行。刺激消费、超前开销、时尚时髦等无不体现着现代文化对人的生命存续的一种异化”[5]。现代人在追求物欲的同时忘却了自身的存在，被物欲所“促逼”。人们在片面化、单面化、原子化中一边是外在物质的“丰富、充盈与竞争”，一边是内在心灵的“空虚、焦虑与浮躁”。这些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关系日趋紧张，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正如贾英健所言：“人们在不同生活之间的‘比较’会引发心理失衡、行为失范，表现为人的信仰缺失、信念崩溃、精神空虚而诱发各种犯罪，以及由于人的社会流变性而造成的关系冷漠、人际交往约束力下降等，最后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带有物质利益的烙印，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浮躁、自我价值的迷失和‘符号消费’的社会角色认同。”[6] 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斯·贝克（Ulrich 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认为，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和自然的社会化发展，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以致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面临着不可抗拒的生存威胁，人类正悄悄地从工业社会进入风险社会，这种社会风险具有典型的社会性特征。因为与传统社会不同，人类在风险社会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并不是指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自然风险，而是由于科技发展所引起的生态危机、核威胁、温室效应等风险，这种风险是一种人为的社会风险。技术的高度化发展，一方面，会造成人类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并由此将人类生存拖入高度风险化的境地（吉登斯指出： “技术进步表现为积极力量，但它并不总是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风险问题紧密相关”[7]）；另一方面，解决对技术的高度依赖又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实现。然而，这又往往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风险[8]。
现代人的生存呈现出空间的风险性。网络空间的出现是人类生活的一大飞跃，但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人增加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从而给人的生存带来更多的风险。因为人们往往在面对电脑虚拟空间时容易忘却自我，人日渐成为技术规定的对象，电脑在人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驾驭着本该是属人的自由的本真生活。
（三）精神生命的荒芜性
现代人精神生命的荒芜性集中地体现为人们的物质享乐主义以及在对象化的自然认识与改造中忘却存在的价值与信仰追求。因为缺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所以导致了人们长期生活在虚幻缥缈的无根的世界中。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数字化、信息化的社会生活向人们展现了极具诱惑力的前景。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人们在走出泛政治化的社会模式，走向经济化社会之时，由于缺乏应有的文化传承和新的文化启蒙，在物质利益面前所表现的只是惊叹与迷失。人们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前提下，贪婪地追求着生理的低级需要，享受着由技术产品带来的瞬间满足、感官刺激和巅峰体验，自我放纵、游戏人生。“它（新技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无形中导致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和‘技术崇拜’，孕育着技术享乐主义价值观”[9]。在现代技术文明之中，人们的生活不断地浮躁化，在“投机取巧”中寻求低级需要的满足。这种享乐化衍生出极端的技术享乐主义，人们完全处于数字化的生存状态。在数字产品面前，鲜活、立体的人完全沦丧为被动的精神冷漠的行尸走肉，人的主体极度迷茫，找不到自己，在“流动”的变化和忙碌中被彻底淹没。
现代社会的人们，为什么在享受充盈与丰满的物质产品时，精神却日趋匮乏与荒芜？这与现代科技发展、在对象化的认识与改造活动中所形成的独断理性主义密切相关。因为独断理性主义必然会躺在“进步”的温床上乐观地看待人与自然所发生的一切，也只能在理性的视阈内去看待一切，忘却理性之外的异质性和科学的多样性，对理性本身也缺乏多样性的运行方式。其结果就是人的价值的虚无化，除了“拜物教”以外别无信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更无从谈起。在时间的流变中，人仅仅在繁忙中应付着忙碌的生活。人类的火车头在充满理性的动力作用下，在荒芜的田野间疯狂地奔驰，具体驶向何方，却无人问津，或许就根本迷失了方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症结的典型表现就是“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和断裂。人们在关注事实、探究事实的过程中，忘却对价值的关怀。正如学者罗朝慧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追求生活世界的必然性、确定性、客观有效性知识的同时，本身却被科技文明所强化的行业分工和官僚层级结构而分裂了。人的行动、职责、任务与道德、情感、责任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而分崩离析，特别是人的行动，以共同体、组织乃至民族的使命、职责和权威为中介，与自己的行动后果分离开来，道德责任成了与一个人相隔遥远的、漂浮不定的东西，增加了社会的残酷与冷漠”[10]。也就是说，人们在强化追逐外在的物质与欲望中，弱化对内在价值性归旨的反思与提炼，导致真理与德行、价值与事实、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人们就是在“得过且过”中极力追求每一天的享受，致使个体成为无价值实体的“空壳”的存在，使饱满的人扁平化，人的精神荒芜化。
二、大学生生命教育的价值与困扰
现代人的这种生存困境，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愈发突出。一些有良知和责任感的思者和教育者，将问题解决的突破口聚焦于学校的生命教育，反思教育本身可能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不断付诸于实践。目前“技能型”的生命教育比较有成效，但匮于对生命存在本身，对何以安顿学生生命、构建精神家园的关注与思考。而这些对于现代人——尤其是对正处于身心成熟与发展特殊时期的大学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总的来看，当前大学生生命教育简单化、片面化和工具化倾向明显。
（一）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价值
大学生的生命教育问题不只是一个书斋推论式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生成式的历史实践问题。现代生命教育实质上就是在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问题的思考与应对的基础上展开的。因为现代生命问题就是在现代人的生活与现代文明相互作用中出现的，是人的意义缺失和无价值感问题。这也就是吉登斯所谓的“本体论焦虑”，丹尼尔·贝尔所谓的“信仰危机”，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遗忘”。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存在的遗忘主要表现为世界成为图像、人成为主体以及哲学成为人类学。世界的图像化导致了生存的无根化，人成为主体则导致了价值虚无化，哲学成为人类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集中表现。生存的无根化是指人类生存的整体感和完整感的丧失，整体碎片化。
大学生生命教育的价值诉求就是要回归教育的全面育人功能，在现代文明发展中把握人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直面人的生命本身，在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探究完满属人的生活。这种人的精神的栖居、生命的安顿又诉诸于教育的生命阐释和价值提升，在把握生命的多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中，以弘扬生命精神来不断发展生命。基于发展的现代性，检讨技术化、工具理性的大众文化趋势，整体地看待教育的生命意蕴，能够规避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狭隘化、功利化。 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开展，从教育实践的应然状态来看，存在过重的理性主义倾向，缺乏必要的人文教育与关怀。肖川等学者指出：生命教育应该能“让学生对生命的孕育、生命的发展有所认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有所感悟，生成正确的生命观，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彰显生命的智慧，安顿生命的精神家园。”[11]从而增强社会责任感，更好弘扬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学生在对生存意义的追寻中养成健全人格，在全面发展中涵养饱满的属人生活意识，在实践中通过手与脑创造社会财富而不疲惫，精神上有所追求而不局囿于一物。总之，能让现代人安身立命，诗意栖居，才是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重中之重。
（二）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困扰
立足现代文化的大学生生命教育，是对当前社会存在的虚无化和反生命化生活倾向的反叛。当然，生命教育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哲思，因为如果大学生生命教育仍然局限于现代性的生命观，那么将永远是“戴着镣铐跳舞”。在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实践中，要避免形式化、实体化（舍勒在对现代生命观的批判中指出，现代生命观有四个重要特征：每一个生命整体都是部分之和；从“工具”的图像来考察“器官”；将所有“发展和生长现象”还原为“维持”的趋势；生命的实体化）和游离化等不良倾向。
首先，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存在形式化的倾向。生命教育的形式化是对生命教育过于简单化理解的根本表现。近些年来，我国生命教育迅猛发展，其根源在于日益严重的自杀、伤害他人以及对异类生命的伤害、校园意外事故的频繁发生。但是，“生命教育通常被等同于安全教育、健康教育、禁毒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青春期教育、环境教育等”[12]，把生命教育简单地认为是应对校园突发事件和社会危机事件的临时举措。学生除了学到些保全自然生命的基本工具性操作以外，别无其它。显然这是缺乏对生命教育的全面理解，只是停留于生命教育的工具性层面，没有深入到生命教育的本体层面，其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其次，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存在实体化倾向。生命教育的实体化是由于对生命个体的功利化追求，从而导致对生命的“异化”现象。这样的结果使人日趋“扁平化”，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受现代科技和信息化发展的影响，生命教育只注重对人生存技能的培养，不断满足人的多种外在需求与欲望，过于张扬知识的社会价值和工具价值，漠视对人的内在价值的追求。致使在现行的教育中，“知识本身成为目的，它控制了学生的肉体和精神，本应是关注人的教育过程却真实地成为了人存在的异化力量”[13]。
最后，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存在游离化倾向。受教育工具主义的影响，现代生命教育偏重学生社会生存等技能型的外在目的的追求，缺乏对生命的“统揽”，这是大学生生命教育游离化的典型表现。在这种困境下，生命教育只会注重培养学生“何以为生”之技能的“小聪明”，而忽视引导学生“为何而生”的大智慧。导致生命的存在与生活分离，人们因缺失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而了无精神信仰。正如胡塞尔所言：“当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时，现代人也就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真正的人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14]
三、走向生命安顿的生命教育
“健康”一词在西方的传统思想诠释中，是指“肉体上不痛苦，心灵上不纷扰”，这也是今天生命教育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当然，对于生活在现代性中的人来说，除此之外还应不断提高生活智慧，在立足于现实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符合自身本真存在的生命信仰，在追求社会生存公平和生活正义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幸福人生。所以，引导现代人走向生命安顿的精神栖居之所，是当下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根本要义。
（一）生命教育要直面存在本身
由于教育是属人的教育，面对的每个教育个体都是精神饱满的存在，所以本真的教育本应富有生命气息，“生命”是教育的应有之义。而“生命教育”的专属性提法，恰是由于现代人的生命质量出现了问题。现代人的生命在现代性发展中受到一种“摆置”。现代文明发展中的人们对生命、生活的看法已越出传统的轨道，而不仅仅是扬弃与反叛，而是彻头彻尾的“对存在的遗忘”！所以，大学生生命教育不仅应是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反思，更应是对大学生生活实际的生命关照，从实践中解决大学生的生命问题——切切实实回到“存在”本身。
人是一种具有多维度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是一种在世界中的存在。“此在在其存在中能领悟与世界的因缘关系。此在只有在对与世界的因缘关系的先行领悟中才发现他的本质居于何处”[15]。而“存在的遗忘”恰恰就是对这种因缘关系的剥夺。此在有意地与世界割离，在这过程中此在沦为数字化、表面化、原子化的存在者，显然这样的存在者是缺乏生命意蕴的。直面存在本身的生命教育就是面向“此在”的教育，就是关乎作为人的存在者在世界中与他者因缘关系的存在的教育，也就是面向人的“在此存在”的人的生存样态与生命情境的教育。由于生命本身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所以直面存在的生命教育是与在学生生命交融中让学生体悟到“活在当下”、“向死而生”的生命情怀，感悟生命存在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聚于“当下”之“一体”的时间性，从而激发起高度的生命自觉。
（二）生命教育要关照社会共在
生命存在是一个“生命共在”的自然生命存在系统。作为生命存在的人，既是与他人的共在，也是与其它非人生命体的共在，是“存在的看护者”（海德格尔语）。所以，大学生的生命教育不仅是为了学生的个体生命的健硕，还应培养学生呵护自然生命、敬畏自然生命的意识，形成高度的生态伦理自觉，创造清新自然、温文尔雅、充满人文气息和生态关怀的生活环境。
扩展学生的德性、提升生命质量和生活品味与舒展学生个性一样，也是生命教育的应有之义。因为就人的“社会共在”而言，人总是社会性存在的，存在于具有社会规范性的“生命共同体”之中，而人的本真的存在蕴涵着对“善”和“美”的追求。所以，培养学生同情之心、关爱之心、宽容、尊重和欣赏等社会生命意识，对即将全面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具有饱满的社会生命意识的人，才具有感恩意识，懂得感恩才会珍爱和奉献。社会生命饱含社会责任与社会正义，人的生命存在是“在世中”与他者生命的融合。追求生命安顿的生活态势不是使“生命沉沦”，而是要在自由的空间进行积极主动地“决断”，这就要求在生命过程中对社会责任有所担当。社会正义强调对存在于社会活动中的每个在者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意义的关注，因为生命个体关系是一种因缘性的生命融合，而不是对象性的物质化的计算关系。所以，关照社会共在的生命教育，本质上是使学生在欣赏和热爱自己和他者生命过程中，自觉形成具有社会关怀和正义关怀的高度人文意识。 （三）生命教育要引导精神追求
现代化过程中的大学生生命教育，归根到底是要回到对学生精神追求的主轴上来。这既是生命教育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点。启迪和引导大学生之精神生命，应使他们的生命不仅充满着生存的智慧，更充满生活的激情。丹尼尔·贝尔在对后工业社会的分析中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16]，人应该要有信仰的，无信仰就会无所畏惧、无所顾忌，无法形成明确的是非观和生命观，也就会迷失自我。解决了现代人的信仰问题，也就可以摆脱现代人的种种生存困境。生活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的人们，只有形成对生命终极关怀的信仰，才能构筑在现代社会中安身立命之所，使因穷尽追逐物质的精神与灵魂从漂浮中返归大地，回归属人的精神家园。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要在对生命形成基本的认识之后，关怀自身与他人的生命价值，努力实现生命理想，不断实现生命意义。
当然，大学生安身立命的有机化生命教育还需要从生命教育的情景渲染、教师队伍建设、生命教育的综合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系统化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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